列宁后期思想的政治性质及发展中的一贯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后期论文,性质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的后期思想，指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关于俄国经济政治建设的思想。所谓列宁后期思想的政治性质，指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这一思想，给它一个政治上的定性。所谓发展中的一贯性，指十月革命以后这一思想的发展自始至终具有同样的性质。上述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有待于学术界深入地研讨。笔者愿以此文抛砖引玉。
一、列宁后期思想是具有政治平稳性取向的思想
从列宁后期思想发展的过程看，趋于成熟的思想是1921年以后即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他的思想。所以分析和评价列宁的后期思想，应该由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入手。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列宁的后期思想，可以得出结论，它是具有政治平稳性取向的思想。这个结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求证：
第一，列宁主张改变粮食政策，意图在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改善工农关系，达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发展。在国内战争时期，国家被迫实行余粮收集制，强制性地收走了农民的全部余粮，甚至收走了农民一部分生活必需的粮食。这种政策遭到了农民的反对，特别是战争结束初期这种政策遭到了农民的反对。1921年春，苏俄农村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反苏维埃政权的事件，并且发生了颇具影响的喀琅施塔得叛乱。这说明，工农联盟面临着破裂的危险，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的不稳定因素将发展起来。列宁认识到，改变粮食政策，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在这年3月俄共（布）十大上的报告中， 列宁指出：“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50页。）。接着他说，农民由于极度的贫困，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治立场上的动摇，即开始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了资产阶级方面。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改变粮食政策和改善农民的条件是一个“政治问题”，说明他已经从国家的政治大局即政治平稳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了。同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书中， 在回答国家为什么要改变粮食政策和改善农民条件的问题时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方法。”（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207页。）在这里，他把改变粮食政策和改善农民的条件看成为党和无产阶级“指导政治”的重要活动，说明他是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大局即有利于政治平稳性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第二，列宁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是不能“堵塞”，二是需要引导，说明他追求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性。当时，国家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在实行实物税以后，又实行了贸易自由，即允许农民自由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并购买自己必需的工业品。同时，国家还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决定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由于采取这些措施，资本主义的因素产生和发展起来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的意见之一是不能堵塞。在《论粮食税》一书中，他在论及有自由贸易必然有资本主义发展时说：“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210页。）列宁认为，说这是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根本行不通；说这是自杀，是因为这样做的政党必然要遭到失败。同年11月，他在有关文章中又指出：苏俄正在实行“改良主义”的办法，“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注：《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245页。）在列宁看来，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堵塞，不摧毁，就不会造成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波折，不会出现国家政治生活的动荡。另一方面，他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引导，即主张将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在《论粮食税》中，他在论及无产阶级执政党不能干蠢事和不能自杀后接着说：“或者是……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211页。）在该书的结尾，他在论及国家应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进行监督时说：“我们要通过实行这样的监督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232页。）他的这一主张的实质，在于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施加影响，消除资本主义弊端，尽可能多地发挥积极的作用，避免苏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曲折。列宁关于不能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和关于必须将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思想，都在于追求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性。
第三，列宁主张缩小“肃反委员会”的权力，目的是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性。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鉴于国内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列宁领导建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各级地方肃反委员会。这一时期以及以后的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通过肃反委员会严厉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然而列宁看到，如果这个权力运用不当，就会造成冤、假、错案，造成对人民群众正当权利和人身自由的侵害。所以，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即提出缩小肃反委员会的权力，加强正常的法制建设。1921年12月1日， 他在起草的《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中提出：“缩小权限”。“逮捕权再缩小一些。”（注：《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293页。）在这一时期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在报告中指出：“必须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规定它的职能和权限，……我们的政权愈趋向巩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就愈要缩小那些对阴谋者的袭击给予回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注：《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353页。）根据列宁的这个建议，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改组肃反委员会组织的决议，苏俄的这一肃反组织从此不复存在。显然，列宁这一思想的根本意义在于，结束非常时期的肃反运动，避免对人民群众正当权利的侵害，促进国家政治生活平稳性的发展。
第四，列宁主张执政党的团结和统一，着眼点也在于巩固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性。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内一直有派别活动。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内仍然存在着“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工人真理集团”等派别。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党的十大上，亲自起草并领导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他在起草的决议草案中指出：“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83页。）他的这一主张，着眼点在于使执政党达到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消除内部的争论和分裂的苗头，消除或减少执政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列宁在逝世前夕，就加强党中央的团结和稳定，留下了重要的意见。当时，党的一位重要的领导人掌握着极大的权力，但是他对同志态度粗暴，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是一个问题。党的另一个重要的领导人过分自信，不善于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针对此，列宁指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页。）他建议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 从而增强党中央自身的力量，以中央委员会自身很强的力量克服分裂行为，保持党的稳定性。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 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8页。）在这里，列宁要求保持党中央的稳定性，防止分裂，着眼点也在于消除党内的不稳定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保持党组织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性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性。
第五，列宁主张改革国家机关和反对官僚主义，意图在于消除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发展。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国家机关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列宁为此提出，必须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1921年10月，他在有关文章里提出，做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和贪污受贿，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如果不打倒这个敌人，共产党就不能够有效地领导国家。这里，他实际上是强调必须对国家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进行斗争。次年3 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14页。）他在逝世前夕有关文章里再次说：“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现在，全部工作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41页。）他主张改革国家机关和反对官僚主义，意图在于使国家机关树立良好的形象，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以利于它加强同群众之间的联系，消除矛盾，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发展。
第六，列宁主张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目的在于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实现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平稳性。1922年下半年，即列宁病重的时候，俄共（布）讨论和决定了建立“苏联”的问题。根据党中央的意见，由当时的四个民族国家即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等平等地组成苏联。可是当时党和国家负责民族事务工作的某个领导人却表现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以俄罗斯为主体、其他国家参加俄罗斯的方法来建议苏联，并称这种方法为所谓“自治化”。针对上述情况，列宁逝世前夕就正确解决民族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整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49页。）在他看来，这样的做法不能够实现自治，不能够保证其他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即它不能够保护俄罗斯境内的异族人不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侵害。他批评苏维埃政权机关中有些人的思想“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 第350页。）。列宁认为，因为历史的原因， 因为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大民族在处理同小民族的关系时，“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52页。）这里的思想，就是关于大民族对小民族“让步”的思想。他说，小民族对于破坏民族之间的平等极为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53页。）按照列宁的思想，俄罗斯民族如果处理好了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能够同其他民族协调一致地发展，整个国家的发展就能够保持政治上的平稳性。
综上所述，列宁的后期思想具有政治平稳性的取向，或者说具有追求国家政治生活平稳发展的政治性质。
二、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思想的性质相同于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地认为，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国内战争时期的思想是“激进的”思想，直到新经济政策初期他的思想才发生转变，从而提出了“渐进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笔者以为，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思想，具有与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相同的政治性质，即同样具有政治平稳性的取向。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即1917年10月至1918年夏，列宁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进行“计算和监督”。所谓计算和监督，是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或国家机关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帐目进行计算。在1917年《四月提纲》中，列宁在论及下一阶段革命的任务时就已提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注：《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16页。）十月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随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正式的《工人监督条例》，展开了工人监督的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思想。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在实施计算和监督的过程中不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1917年5月，孟什维克斯柯别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 为了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必须把有产阶级的税率提高到利润的100%， 即“剥光”资本家。列宁在批评这种“高调”和“空话”时说：“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注：《列宁全集》，第30卷，中文第2版，第108页。）这里的意思包括，无产阶级不准备立即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对工人的剥削。同年9月， 列宁在文章中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指出：“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的办法来代替没收。”（注：《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301页。）同年11月5日， 即起义胜利后不久，列宁在《告人民书》中谈到苏维埃政权当时的措施时说：“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把以前所规定的捐税全部征收上来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注：《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第62页。）即政府不打算剥夺资本家的财产。
毋庸讳言，从十月起义胜利至1918年春，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国有化的工作。这是否意味着列宁形成了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一个理由是，列宁领导国有化，不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因为在实施计算和监督的过程中，有些企业主拒不接受计算和监督，从事种种破坏生产的活动，力图从生产上搞垮苏维埃政权。为了打击这些企业主的破坏活动，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新政权不得不对这些企业采取了国有化措施（注：参见拙文：《对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国有化思想的探察——“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传统认识质疑》，《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5年第6期。）。另一个理由是，1918年春即国有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 列宁提出必须停止国有化，把计算和监督的工作重新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他所说的：“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计算和监督。”“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注：《列宁全集》，第34卷，中文第2版，第158页。）“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注：《列宁全集》，第34卷，中文第2版，第158页。）众所周知，1918年春，苏俄进行了转变工作重心的尝试，即把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向生产与管理的尝试。根据列宁的思想，这一转变的内容包括使国有化的工作转向计算和监督的工作。
综上所述，列宁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计算和监督，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前提下，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制约资本家的活动，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显然，这一措施不是立刻直接消灭资本主义的措施，同“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相比较，它比较容易为资本家所接受。由此，在实施这一措施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震动必然比较轻。换言之，在实施这一措施的过程中，比较容易保持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生活发展的平稳性。所以说，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同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一样，是具有政治平稳性取向的思想。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多次明确地提出，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即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的思想具有与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相同的性质。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在论及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时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之后——例如在1918年初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做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第一件事和刚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初期，我们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所说的，要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所做的要小心谨慎得多。”（注：《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181页。）这里的意思是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即从起义胜利到1918年夏，自己的思想以及党的思想同国内战争时期关于非常措施的思想比较，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比后者“要小心谨慎得多”。所谓“小心谨慎得多”，指实行“非剥夺剥夺者”的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比推行战时非常措施稳妥得多。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在论及国内战争时期自己关于非常措施的构想时还说：“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最低阶段也是不可能的。从1917年产生接受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注：《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182—183页。）在这里， 他一是强调自己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思想同国内战争时期关于非常措施的思想是不同的，二是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认为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最低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要经过“计算和监督”的过渡。可见，在列宁的思想上，“计算和监督”是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过渡性措施，即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是长期性的、渐进的措施。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在论及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时说：“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点可以查证，只要把我们党1921年春的决定同我上面提到的1918年4月的决定对照一下就行了。”（注： 《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184页。）意思是说，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回到1918年春的政策水平上去，意味着战略却要退到1918年春的“阵地”上去。
1917年10月，列宁看到了一份私营的《广告小报》，引起了对1917年底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联想。他在当时举行的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件事，并指出：“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注：《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222页。）以上这一段话，最清楚地表明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思想。他主张采用“渐进的办法”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这种办法的内容是保留私有制，即保留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保留私人报刊，将这些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他的这一思想，也就是“计算和监督”的思想。
在上述会议上的报告中，列宁还说：1917年国家关于垄断广告的法令“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注：《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224页。）。意思是说，当时所实行的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是最能适应当时条件的措施，是渐进的措施，是不作大的破坏的措施。
以上援引的列宁的论述说明，在列宁自己看来，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的思想不同于国内战争时期他关于非常措施的思想，而相同于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因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主张采用“渐进的”办法过渡，主张“保留私有制”，主张对社会经济关系“不作大的破坏”，这同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主张是一样的。既然列宁自己作了这样的肯定，那末应该确认，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的思想具有与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同样的政治性质，即它是具有政治平稳性取向的思想。
三、从多方面看列宁国内战争时期的思想
评价列宁的后期思想，还必须正确地认识国内战争时期列宁的思想，看它这一时期的思想是否具有与上述思想相同的性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的思想，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有由战时经济政治非常状态而产生的思想，即关于战时非常措施的思想，有由俄国的基本条件而产生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等等。正确地认识列宁国内战争时期的思想，必须从多个方面分别来研究他的思想。
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战时非常措施，如实行余粮收集制、劳动义务制、供给制、普遍的国有化、禁止自由贸易等等。他关于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和怎样采取这些措施的思想，是由战时经济政治非常状态而产生的思想。正确地认识列宁这方面的思想，必须掌握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战时非常措施是迫不得已的、临时性的办法，不是适应苏维埃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任务而必须采取的政策。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列宁在回顾战时非常措施有关问题时说：“在战争时期，……我们已处在被包围的要塞中，不实行余粮收集制，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141页。）“除了实行无偿的……余粮收集制，别无他法。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别的出路。”（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142页。）还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208页。）这里他已经明确地指出，战时非常措施是临时性的办法，不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即它不是苏维埃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所必要的政策。他还说道：“并不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种经济体制，有了一种经济方面的施政计划，而这个计划是我们在可以对这种或那种经济体制进行选择的情况下采取的。不是这样。”（注：《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142页。）意思是说，战时非常措施不是在正常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措施，不是根据正常的经济体制的要求而产生的政策，不是有计划地、可选择地实施的政策。既然列宁认为非常措施是临时性的办法，不是苏维埃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所必要的政策，那么就不能把他关于非常措施的思想看成为正常的经济建设的思想。既然列宁关于非常措施的思想不是正常的经济建设思想，那末就不能在他的战时非常措施思想与新经济政策思想之间找必然的联系，如同不能在汽车与电冰箱之间找必然联系一样。
在国内战争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列宁，就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这种探索以俄国的基本条件为出发点，其结论必然符合俄国的实际。由此，产生了这一时期他关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科学思想。
1918年底，列宁在一系列文章和报告中提出，俄国由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状况出发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11月上旬，他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下子就把数量很多的小农户变成大农庄是办不到的。要在短期内一下子把一直分散经营的农业变成公共经济，使之具有全国性大生产的形式，由全体劳动人民普遍地同等地履行劳动义务，同等地公平地享用劳动产品，——要一下子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可能的。”（注：《列宁全集》，第35卷，中文第2版，第170页。）这里所谓“短期内一下子”是不可能的，指必然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缓慢的过渡阶段。12月中旬，他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指公有制—引者注）的过渡，显然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深深知道，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注：《列宁全集》，第35卷，中文第2版，第352页。）在这里，他不仅清楚地说这种过渡“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明确地提出，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不可能实现这种过渡。1919年10月，列宁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这里，他在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实现社会主义要求消灭阶级，要求消除工农差别，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长期的、逐步的、渐进的过渡，绝对不可以采取急躁轻率的态度。这就是他所说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注：《列宁全集》，第37卷，中文第2版，第273页。）1920年4月上旬，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 在讲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时说：“这个任务单凭热忱、自我牺牲精神和英勇精神是不能完成的！在这种我们俄国人做起来比谁都差的组织工作中，……图快是什么也做不成的。”（注：《列宁全集》，第38卷，中文第2 版，第316页。）
可见，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在论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自始至终强调不能急躁轻率地行事，不能图快，不能企图一下子解决问题，要求进行长时期的、渐进的过渡。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他关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是适合俄国实际的“渐进过渡”的思想。这一思想具有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同样的性质，即它是具有政治平稳性取向的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还就无产阶级的政治策略提出了许多具有政治平稳性取向的科学的思想观点：
其一，关于无产阶级同中农联盟的思想。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斗争中，中农的政治态度动摇不定，俄共（布）实行了中立中农的政策。1918年6月，为了推动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 俄共（布）在农村组建了贫苦农民委员会。由于地方工作人员工作中的偏差，参加该委员会的仅仅是小部分贫农，而且它在活动中还攻击中农。这样，国内战争爆发后，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够得到中农的支持。1918年11月，列宁发现了这一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同中农联盟的思想。11月20日，列宁在有关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农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党和无产阶级当前应该善于团结中农，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尚在动摇之中。11月27日，他在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无产阶级应该对中农和大农分别实行不同的政策，对待中农决不能实行任何暴力措施。
其二，关于促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的思想。在当时的俄国，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队伍，这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他们的政治立场动摇于布尔什维克与资产阶级之间。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他们因不赞成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与政策，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倒向了资产阶级的营垒。然而，到1918年11月，由于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部分人，开始了政治立场的转变。1918年11月中旬，原社会革命党人皮季里姆·索罗金在德国的报刊上发表公开信，对过去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作了一定的反省。不久《真理报》转载了这封信。列宁通过对这件事情的分析，认为皮季里姆·索罗金的政治立场已经发生了转变，并且预见到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立场将发生转变，要求无产阶级善于看到这种转变。他说：“皮季里姆·索罗金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种不可避免的转变的表现。谁不善于看到和利用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蹩脚的社会主义者。”（注：《列宁全集》，第35卷，中文第2版，第188页。）他所谓“看到和利用这一点”，指发现、促成和推动他们转变，团结他们，共同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其三，关于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机构的思想。国内战争爆发后，国家需要有组织分配和消费的机构。列宁提出，必须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机构——合作社。旧俄国就有的这种合作社，是参与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社会组织。它是资产者建立起来并由他们领导的。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它组织分配和消费，说：“必须利用现成的机构，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注：《列宁全集》，第35卷，中文第2版，第416页。）
上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策略的思想观点，其精神实质在于，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必须团结其他阶级与阶层的人们，包括曾经反对过无产阶级路线和政策的人们。显然，这些思想观点具有政治平稳性的取向。这说明，列宁国内战争时期的思想里，有多方面的内容具有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相同的性质。
关于国内战争时期列宁的思想，从社会主义理论自身的规定性看，占主导地位的内容是从俄国的基本条件出发产生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以及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策略的思想观点，而不是关于非常措施的思想。如果确认这个事实的话，那末列宁后期思想的上述政治性质原则是一贯的，即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思想自始至终具有政治平稳性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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