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外交转型：嵌于全球关系网络的中国崛起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外交论文,中国崛起论文,资本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6.4.003 曹德军：“社会资本与外交转型：嵌于全球关系网络的中国崛起之路”，《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4期，第23～32页。 CAO Dejun,“Social Capital and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Rise Embedded in the Global Network Society”,Pacific Journal,Vol.24,No.4,2016,pp.23～32.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6)04～0023～10 修订日期：2016-01-20。 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关系更加分散、流动、多变。当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的界限交叠模糊，新型的“网格状世界”逐步浮现，①中国外交变革便亟需新思路与新范式。②所谓新范式，就是学会用关系性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去审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与器物层面的实力逻辑不同，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外交塑造，主张通过多元外交网络“管道”将自身影响力传递到全球各地。依靠这种软性的关系治理，中国崛起将有机地根植于国际社会的土壤之中。 一、关系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外交转型 外交天然具备“关系性网络”属性。自15世纪起，外交常驻使节制度催生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大使馆、领事馆与无数附属机构，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结构成一张复杂的外交网络。就大国而言，海外利益的全球延伸必将依赖战略网络的支撑。也正是这些联结紧密、规模庞杂的外交网络为大国崛起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例如，19世纪的大英帝国依靠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体系、东印度公司商贸网络、海外军事基地支撑起“日不落帝国”的辉煌；20世纪的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部署也与联盟体系盘根错节。甚至美国著名学者就曾明确表示，在全球化时代保持美国的“网络中心度”是关乎美国未来全球地位的“大战略”。③因此，构筑起立体式的网状化外交格局，将足以延缓其实力衰退进程。④ 立足21世纪，中国的崛起进程就是一段不断融入世界、与外部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1971年，当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仅为64个，还不到当时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一半。⑤而今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已达到172个，中国外交部管理着一个由261个驻外使领馆组成的全球网络。⑥也有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人数首次破亿，达到1.17亿人次。与之对应的是，中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数量持续大幅攀升。⑦此外，文化交流、城市外交与经济贸易网络也不断扩展；奉行不结盟政策的中国已在全球范围内与39个国家和5个地区组织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由无数关系和节点交织而成的外交关系网络，构成中国崛起的场域。 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外交网络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性功能，即培育与传输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与合法性。正如美国学者戴维·诺克(David Knoke)指出，权力不仅是个体或者群体的特征，更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实存或者潜在的互动关系模式。⑧权力反映的是利益背后隐藏着的关系结构，本质上是“一束关系”。⑨由外部联系的规模与质量来表示，关系联结的密度、强度、联结的方式和联结对象都决定了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流向。中国曾经被排斥在国际秩序的决策之外，与国际秩序的联系常常比较被动。纵观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理念主义—物质主义—关系主义”的发展脉络(见表1)。
第一阶段从1949到1978年，国家物质较为匮乏，中国优先强调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物质层面的实力失衡。这一阶段最典型的是毛泽东的一系列“纸老虎”论，比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核武器也是‘纸老虎’”等言论体现了主观精神的重要性。第二阶段从1979至2008年，邓小平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外交开始全面转向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提出“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邓小平以实用主义与物质导向的实践哲学，开启新的外交思维。⑩第三阶段以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北京奥运会为起点，在物质实力充分发展后，中国开始认真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更加关注自身与外部的命运关联。习近平主席以“结伴不结盟”、“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网络”、“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新型大国关系”等话语，凸显出中国积极编织“命运共同体”网络的外交导向。这种非物质因素的回归，更加强调平等互动、友善互惠，是对全球化关联性的积极回应。 二、社会资本的外交塑造效应 从关系主义视角来看，中国塑造世界的最好方式不是器物层面的实力对比，而是通过无数外交网络“管道”将自身影响力传递到全球各地。这种软性的关系治理主张超越线性思维，以多维连带的逻辑将国家利益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衔接起来。“自强”不光是器物层面的发展壮大，不光有GDP等数量指标或更加精准的武器系统，还应包含观念层面和关系层面的适应性变革。(11)在这种视角下，“联结”本身被视为一种与国家实力同等重要的外交资源，这些资源即是一种社会资本，不同于文化资本与物质资本。(12)。 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成为一门新兴的分析范式，其创始者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持久性的、机制化的关系网络以及里面蕴藏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13)随着全球化相互依赖的增强，国际关系学者也逐渐开始借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与分析逻辑。正如迈克尔恩·考克斯(Michaelene Cox)所编著的《社会资本与和平建立：以信任与社会网络解决冲突》，邀请了12位学者针对社会资本与和平建立、国内冲突爆发与解决的关系展开讨论，将社会资本视为塑造国际秩序的独立变量。(14)从整体上看，“国际社会资本”概念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首先，国家间社会资本是嵌在外交关系中的无形资产。从来源上看，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任何行动者只能通过关系网络才能拥有、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国际社会资本内生于国际互动，一个国家要拥有社会资本，必须与他国建立联系。这种联系着的关系是一种“长手臂”，可以攫取潜在的资本。社会学家林南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获得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为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15)这里的定义存在三个关键词：①资源，即一种对他人而言是有价值的东西；②嵌于关系结构，即行为体要想获得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资源(自己能力之外的资源)，就必须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③目的性行动，即社会资本的获取与建立是功利性质的，并非完全出于利他动机。社会资本理论强调自身利益与他者利益之间的“共享”、互促。 其次，良好的外交关系既可以传递信息，也可以传递信任。美国政治学家普特南(Robert D.Putnam)区分了“桥梁”网络(bridging networks)和“联系”网络(bonding networks)，他认为前者是渠道开放的，异质群体之间能够建立联系；而后者却排斥外来者，则会形成内聚力较强的认同圈子。(16)一方面，弱关系有助于异质性信息的交换，特别是那些处于两个网络之间的信息“桥”，只与少数节点发生联系，从整体上来看好像网络结构在这里出现了洞穴。“结构洞”有助于异质性信息的交换(17)。当前中国处于世界网络的“结构洞”位置，具备联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中间人优势，发挥传递信息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交往时间长、感情强度高、亲密程度高且互惠的“强关系”可以孕育彼此信任，构成资源共享的共同体社区。例如，一个人在生活中可以“通过朋友关系，借车搬家”，而在外交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外交伙伴，借力办事”，前提是具备良好的关系，这些关系蕴含了社会资本。 第三，社会资本具有外溢效应，是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一般是指私人用品(private goods)，而社会资本所指代的资源是指在一个共同网络中不存在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共享资源，可以包括互信、信任、合作、互惠规范等。在当前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历史认同与地域归属感正处于培育的过程中，发展相对比较缓慢，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18)当然，一旦东亚地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达到良性状态，区域内的外交网络关系就可以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发挥区域一体化的“加速器”作用。社会资本孕育的互惠规则和规范具备外溢和扩散效应，长期积累有助于催生集体认同。(19)简言之，社会资本对外交的积极意义，体现在供给信息、信任与公共产品三个方面。社会资本关注“关系性权力”与资源摄取能力，不仅涉及外交的物质性资源，也以信息、互惠、承诺、制度等非物质形式与外部联结。由此，关注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互动联结密度、强度、方式，都将有助于测量那些内嵌于关系网络中的外交资源。 三、实证测量：嵌于东亚社会的中国外交 外交网络之于社会资本，正如血管之于血液，形式之于内容。具有防守性的儒家文化使得中国更容易和平合作，也更能接受关系主义的社会资本逻辑。(20)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中国外交秉持‘关系本位’的逻辑，维持‘关系’本身成为重要的国家利益……只要合作进程得以维护，即便不能产生即时的预期效果，互动关系也不至于恶化到不可逆转的地步”。(21)中国儒家这种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强调宽容与忍让，通过化冲突为和谐、化干戈为玉帛以实现整体秩序。在这种思想的潜移默化下，中国外交哲学也更加注重长远关系。(22)当互动双方被锁定在一种关系中，为了维持长期关系，在危机面前中国宁愿克制对短期最大效用的追求，避免苛刻的交易，目的在于维持积极关系，为应对不确定的环境留下空间。 国家间的社会资本可以按“内容”与“层次”两个维度的差异，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首先，在“内容”方面，存在结构社会资本(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与认知社会资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两种形态。(23)前者是指一些相对较为客观、外显的国际结构，包括网络、社团、制度与具体的规则等，例如双方交流管道、共识协议、互访团体和合作机制都属于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后者则指一些较为主观、抽象的元素，包括共享规范、观念价值、互惠信任等，建立在主观认知基础之上。其次，在层次方面可以分为微观与宏观两类。在个体微观层次中，外交行为以国家为中心，由单元民族国家向外构成水平网络，例如外交关系的质量、他国的看法与好感度等都是以个体层次为观察单元的。在宏观层次上，特指基于区域文化、互动传统与集体行为的宏观因素。根据这两个维度的划分，中国外交的社会资本包含：多边制度参与、双边关系质量、全球/区域理念匹配度与形象认知(见表2)。
3.1 宏观结构性社会资本 据上述四种类型，我们将从实证角度对嵌于东亚地区的中国外交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以此作为外交投入的参考。为了让测量更具科学性，我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对“关系”、“社会资本”进行实证测量。(24) 首先，以社会网络分析法测量外交关系的数量与质量。作为一种独特的关系量化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将社会资本看成是行动者的结构位置，一般可以通过“中心度”(centrality)进行量化。(25)“中心度”表示直接关系的关系数量。如果一个国家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则意味着它的对外联系很密集，且联结密集就隐含着一种权力优势——直达性权力。当然，在国际关系中并不是绝对的只看关系数量，还要看关系的质量。除了“度数中心度”(对外联系多，意味着“直达性权力”)，还需要“中间中心性度”(扮演两个网络的中间人角色，意味着“居间性权力”)、“接近中心性度”(靠近权力中心，意味着“通达性权力”)来刻画。这三个指标是评估国家的全球网络地位的常用方法。(26)经过对中国的这三种中心度指标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 从联系的数量来看，中国外交联系的“中心度”度数为0.936，仅次于法国、英国与美国，表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极为广泛和密切。在经济领域，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只在第7位，甚至落后于欧盟国家。在安全领域中，美国置身于59个同盟中，参与784次交易。而中国与之差距很大，直达权力数值仅为0.245，排第62名，说明中国的全球安全联系比较薄弱。总体来看，美国的直达性权力为第1名，中国居第7名。
图1 中国在全球网络中的权力指标 (数据来源：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40～64页。) “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是一种不受他人控制的独立能力，国家在交易的过程中较少依赖于他人。据统计，在拥有最大通达性权力的大国名单中，中国整体表现排第7位。在外交领域中国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保持0.981的“接近中心性”；在经济领域中国的通达权力名列第2，仅次于美国；在安全网络中，中国的通达权力值仅为0.007，排名第33位。 “中间中心性”(between ness centrality)测量的是行动者多大程度上处于两个不同节点交通联络的中间，起着架桥的作用。对外交关系而言，它是测量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国际关系网络中其他国家的“中间”，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中间人”的位置去控制、影响他国。当前，最具有居间外交关系权力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英国，中国居第3位；在经济领域中，法国和德国居于世界经济的“中间人”位置，中国则排名第9；在安全领域内，美国的居间权力高居榜首，而中国居间安全权力的得分仅为0.561，排名第29位。综合来看，中国虽然在外交领域的居间权力位居前三强，但由于在安全方面落后，最后排第10名。(27) 此外，在对国际机制的参与率方面，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参与率显著上升。图2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水平统计，主要包括参与跨地区政府间组织的数量情况。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逐步参与国际机制。特别是1986年前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水平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8)另外，在主权制度、自由贸易、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民族自决与人权方面等国际准则的问题上，中国比过去更遵守现存的国际社会准则。
图2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水平 (数据来源：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uide to Global Civil Society Networks(2009/2010),Vol.5,Munchen:DeGruyter.Saur,2009,pp.57～60.) 3.2 宏观(区域)认知性社会资本 从地区层次上看，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议程创设能力相对强于全球层次。通过积极参与“10+3”、“10+1”等合作机制，创建上海合作组织，主动探索国家间关系新准则，中国在促成东亚共享规范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2003年中国首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由此带动了周边众多国家如日本、印度、韩国、巴基斯坦、俄罗斯、新西兰、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纷纷加入，这种示范带动效应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各项原则和行为规范被共享为共同价值，成为东亚和平、睦邻的宪章。(29) 从认识角度上看，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对中国崛起的宏观认知存在不同解读。根据2008年东亚软实力调查数据，80％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将成为东亚的领导，高于其他任何一个被调查的国家。(30)大部分被调查的亚洲国家都认同中国未来在亚洲的领导地位(除了印度尼西亚)。其中，有78％的韩国公众认同中国未来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并且有2l％的公众对此结果“感到舒服”。有71％的越南公众认为中国会成为亚洲未来的领导，并且有56％的公众对此“感到舒服”。从对冲逻辑来看，由于中国崛起带来区域秩序不确定性的增加，两面下注与多重对冲构成东亚大多数国家的普遍选项。根据对华实力差距、对华威胁认知这两个变量，我们可以将东亚国家的对华社会资本分布置于一个矩阵之中，即日本与印度是实力与中国差距相对不大，而且威胁认知较高的国家；而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属于实力较强，但是对华威胁认知相对温和的国家；威胁认知与实力都很低的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菲律宾则较为特殊，属于实力较弱但是对华威胁认知强烈的东亚国家。(31) 3.3 微观结构性社会资本 微观结构指涉双边关系质量。中国的周边环境严峻而复杂，陆地相邻的14个国家中，3个正式拥有核武器(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一个(朝鲜)正在试图突破“核门槛”。1949年以来，中国曾先后经历1950～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1965～1973年抗美援越战争、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1974年中越(南越)西沙之战、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六次大的战争，战场几乎都发生在周边地区。在与邻国冲突的较长历史中，中国外交决策者的脑海中构成一幅动态的敌友关系图谱。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邻国而言，中国崛起令它们喜忧参半。这种矛盾心态，用一位新加坡高级官员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恐惧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来自华盛顿，另一个来自北京，叫我们在一场冲突中选择站在谁一边。”(32)整体而言，中美日三强在东亚竞争激烈、结构性矛盾突出，小国与中等强国则选择频繁对冲。 对于双边关系质量的测量，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标准。本文根据清华大学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大致描述中国与主要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水平。冷战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整体上获得了较好发展(见图3)。当然，只有中巴关系自1965年开始就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中国与越南、印度等国的关系都是在冷战后才得到改善；此外，韩国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也都在冷战结束后与中国实现了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33)为了便于操作，本文将外交关系层级的间隔分值设定为3。在赋值方面，0代表对抗关系，3代表紧张关系，6代表不和，9代表一般，12代表关系良好，15代表友好，18代表命运共同体关系。据此，我们做了外交关系层级的分值基准表，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与亚太主要国家的关系演变 (数据来源：中美、中日关系的数据来自阎学通等著：《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69页；中韩、中越、中印、中巴、中澳关系的数据来自阎学通、齐皓、吴文兵、[韩]姜宅九著：《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3.4 微观认知性社会资本 首先，在微观层次的认知性社会资本方面，价值观认同是一个重要指标。关于东亚国家(地区)是否认同中国模式与价值观的问题，有学者基于“亚洲晴雨表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s)2010～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东亚哪些国家(地区)支持和认可中国模式。(34)通过分析东亚12个区域(包括中国大陆)的人民对于中国模式的支持度，可以发现：在东亚12个区域中，选择支持“中国模式”的占被采访者总人数的12.2％。最支持中国模式的是越南，约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也许是因为越南于20世纪80年代就模仿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越南政体与中国极为相似。仅次于越南的是香港和泰国，而日本、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蒙古等区域，对中国模式不太感兴趣。总体看来，与国有特殊历史渊源的国家(地区)更倾向于支持中国模式。 其次，国家领导人互访是国家关系友好程度的表征之一，一般在双边关系恶化或危机之时国家领导人互访的可能性很低。根据外交等级重要性、领导人互访、民众相互认知、经贸关系、冲突的烈度等维度，我们可以综合建立一个测算微观社会资本的模型。如表3所示，根据赋值，可以发现中—韩、中国—东盟、中—俄具备较为充足的微观社会资本方面，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借用的三大战略支点。
从关系角度讲，将国家嵌入国际关系网络中进行考察，是适应全球化复合相互依赖的需要。中国能否顺利崛起，不仅取决于权力平衡、软实力投射，而且取决于关系扩展与资源汲取的外交能力。中共十八大会议之后，中国其实已经开始积极编织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多边主义舞台上的关联，在外交中植入“关系”要素。例如，仅2013年一年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就访问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欧洲，会见300多位外国政要，接待了6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与外界签署了近800份合作协议。(36)这展示了奋发有为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更注重走出去互动，更强调网络式布局。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把中国的周边外交新理念浓缩为“亲、诚、惠、容”四字箴言，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网络新格局，从多层次、立体化、跨时空的关系性视角对中国周边局势做出了基本判断。(37) 四、政策启示：投资国际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手段之间未能形成最优化对接，中国外交资源管理存在碎片化，因此，中国外交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需要差序的存在，最终得出实现外交目标的资源调用的立体结构图。(38)按照微观—中观—宏观层次设计，我们需要思考培育中国国际社会资本的具体路径。 首先，在微观层次上，善用社会资本培育双边信任。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某人或某种制度的可靠性、诚实性、公平性等的坚定信心。国际信任既包含理性利益交换，也涉及情感期望的满足，中国需要以更大的耐心与周边国家、与主要大国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崛起，必须用国际担当与感召力获得国际话语权。例如在经济方面，分享发展经验促进红利外溢，减少替代性竞争，加强相互依赖与分工。在安全议程上，以“创造性介入”的手法与意识，达到共享安全。(39)在全球治理模式上，整体为重，兼顾特殊，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国际环境。(40)当然必须强调，“创造性介入”要考虑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差异。在很多东亚人的传统文化中，权力必须是正义、权威的象征。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影响东亚国家政治信任的重要变量，也是东亚社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中国在介入东亚地区事务时，需要学会与当地权威力量合作，特别是尊重当地传统的价值观。在西方社会中，民主导向的合法性以理性法律和制度为基础。而欧美文化认为，民主以人人平等为理念基础，它为每个公民提供了表达政治观点、实现政治权利和选择利益代理人的平等机会。因此，西方世界的介入要尊重个体意愿，讲好普通人的故事，特别注意用民主的方式增加合法性。 其次，在中观层次上，以社会资本促进区域性“共享规范”的形成。作为互惠规范的社会资本，既隐含对现存正式制度的默认和接受，更是对传统、习俗、非正式规则等非制度化“规范”的守护和遵行，可以为区域治理机制的构建提供有力的社会秩序保障。在过去60年多年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曾为区域发展贡献过自己的区域规范。例如，1953中国倡导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又成为“万隆精神”的重要内容。2003年中国首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由此带动周边一系列国家纷纷加入，这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各项原则和行为规范成为周边各国所接受的共同价值。2010年上海世博会促成国际社会将2014年以后每年的10月31日命名为“世界城市日”。如今的上海合作组织、丝路基金、亚洲投资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也都集中体现了中国新安全观及“和谐亚洲”的理念，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41)着眼未来发展，中国更应致力于成为全球知识领袖，搭建价值观框架，以此培育共同体意识。(42) 第三，占据国际关系网络优势位置，发挥比较优势。由于国际社会资本的大小与国家成员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国家要扩大社会资本，在合理利用“现有位置”外，还需努力获得较为理想的“自致位置”。未来，中国需更积极地参加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提高关系型国际社会资本。国际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信息流动与反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通过加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或民间的国际组织，中国的国际身份与他国有了更多交集，显著提高了国际社会网络的关系质量，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关系网中的地位。嵌于关系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尽管不属于自己，但是可以动用“关系”进行获取，为我所用。一方面，中国拥有丰富的海外华侨华人资源，特别是环“中国海”周边的东南亚地区，是海外社会资本的富集地，需要重点开发。另一方面，中国和绝大多数中等国家要积极建立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或友好合作关系，例如按照“中国+中等强国+X”模式所构建的中国—伊朗全面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既相互分离、又彼此衔接的体系化、网络化多边谱系。(43)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以柔克刚，以过程取代结果，以关系培育认同。这种风格在当前利益全球化的时代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从全球主义出发，我们不仅要创造性“介入”，还应创造性“扎根”，把中国利益镶嵌在国际利益的土壤之中。(44)为此，培育社会资本与国际信任是“创造性”外交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Colin Wight,Agents,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s as Ont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96～299；[美]安妮—玛丽·斯劳特著，任晓译：《世界新秩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秦亚青著：《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Brian Hocking,et al.,Futures for Diplomacy:Integrativ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2,p.9. ③Robert J.Art,et al.,America's Path: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2；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40～64页。 ④Anne-Marie Slaughter,“America's Edge: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Foreign Affairs,Vol.88,2009,pp.94～113. ⑤吴建民：“中国，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心”，载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著：《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09》，红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⑥外交部网站，网址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 ⑦“中国驻外机构受理领事保护案件攀升”，《中国新闻网》，2015年7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7～01/7377237.shtml。 ⑧David Knoke,Political Network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7. ⑨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1页。 ⑩赵可金：“中国地位与世界角色：探索新外交哲学”，《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4期，第54页。 (11)王逸舟著：《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12)关于三种“资本”的区别，请参考[法]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燕继荣著：《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5页。 (13)P.Bourdieu,“The Foums of Capital”,in Fichardson JG,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Greenword,1986,pp.241～258. (14)Michaelene Cox,Social Capital and Peace-Building:Creating and Resolving Conflict with Trust and Social Networks,Routledge,2009. (15)[美]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页。 (16)Robert D.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7)Ronald Burt,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8)崔万田：“社会资本与区域合作的关系——以欧盟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为例”，《当代亚太》，2007年第5期，第39～46页；崔万田：“区域经济发展绩效：一个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6期，第48～54页。 (19)Ranjay Gulati,Managing Network Resources:Alliances,Affiliations,and Other Relational Asse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3. (20)冯惠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32页。 (21)秦亚青著：《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22)Wang Yiwei,“Relational Dimensions of a Chinese Model of Public Diplomacy”,in R.S.Zaharna,Amelia Arsenault,Ali Fisher,Relational,Networked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to Public Diplomacy:The Connective Mindshift,Routledge,2013. (23)Elonor Ostrom and T.K.Ahn,eds.,Foundations of Social Capital,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2003,pp.xvi-xxiv. (24)SNA的基本思想是：任何个体(节点)都与外界有一定的“社会联结”，镶嵌于一个由多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多重、复杂、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之中，个体的行为受到这种“关系”或“联结”的影响与作用。参见[美]约翰·斯科特著，刘军译：《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第2版)，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25)社会科学主要有三种数据类型，即“属性数据”(attribute data)、“关系数据”(relational data)和观念数据(ideational data)，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分析方法。其中，关系数据不能还原单个社会行动者的属性，至少要涉及两个行动者。与关系数据对应的是“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 (26)“直达性权力”、“居间性权力”与“通达性权力”的演算方法，参见曹德军、陈金丽：“国际政治的关系网络理论：一项新的分析框架”，《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 (27)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40～64页。 (28)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加入了10％～20％有资格加入的国际军控条约。至90年代中期，中国已加入80％的此类条约。这些数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参与国际组织的态度。[美]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26～67页。 (29)韦红：“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资本评估及相关思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37～842页。 (30)Bouton Marshall,Steven Kull,Benjamin Page and Gregory Holyk,“Soft Power in Asia Survey”,in Ann Arbor,2008 Codebook,MI: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2010,p.15. (31)王栋课题组：“中国崛起与亚太国家对冲行为研究”，载《2012～2013战略纵横研究报告汇编》，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3年版，第70～123页。 (32)[美]戴维·兰普顿著：《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33)阎学通、齐皓、吴文兵、[韩]姜宅九著：《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3页。 (34)Bridget Welsh and Alex Chang,“Choosing China:Public Perceptions of‘China as a Model' International Images of a Rising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4,No.93,2015,pp.442～456. (35)这里中国与东盟的互访次数为每年的平均次数。需要说明的是，东盟在冷战后进行了三次扩大：第一次是1995年7月越南加入；第二次是1997年7月，老挝和缅甸加入东盟；第三次是1999年东盟接纳柬埔寨，使其成为第十个成员国家。但是由于本文为了粗略刻画双边互动关系，并没有考虑东盟扩大对中国—东盟互访的具体影响。数据参考王莉欢：“冷战后中、日与东盟的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34～64页。 (36)“王毅总结今年中国外交成果展望明年外交工作”，中国网，2013年12月19日，http：//news.china.com.cn/2013～12/19/content_30937823.htm。 (37)杨鲁慧：“和平崛起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和新格局”，《理论探讨》，2014年第6期，第5～10页。 (38)舒梦：“中国外交资源的差序式管理探析”，《国际展望》，2014年第5期。 (39)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40)马旭红、郝建：“国家间社会资本增强与国际话语权提升”，《人民论坛》，2014年第32期。 (41)韦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变化与地区社会资本创建”，《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5期。 (42)Thomas George Weiss,Thinking about Global Governance:Why People and Ideas Matter,Routledge,2011,p.43. (43)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 (44)王逸舟、曹德军：“铁肩担道义：中国参与联合国治理的新路径、新愿景”，载中国联合国协会主编：《联合国70年：成就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475～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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