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1]2003年在《净明道的道德培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净明道是由东晋以来的许逊信仰通过融合儒佛思想而兴起于南宋、金、元时期的一个道派。元初，隐居南昌西山的儒士刘玉改革净明道，倡导忠孝立本以正心、惩忿窒欲以明理、真践实履以修行、忠孝净明致真人，名重一时，对后世影响颇深。 净明道是儒道融合的典型的伦理型宗教，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培育思想。 在道德教育方面：净明道以“一物不欺，一体皆爱”的忠孝立本主张为道德教育的主旨，并运用身教重于言教、以神道设教、养生促育德等道德教育方法向道众们施教。 在道德修养方面：刘玉等人主张德心和德行兼修。尤务真践实履，倡导“惩忿窒欲，明理不昧”、“恶念萌初，和根划却”等道德修养方法。 净明道的道德培育思想自始至终都十分注重顺性而教，把个体对身体健康的关怀、对生命无限性的向往以及主体精神的提升结合起来，以促进个体对于道德规范的真践实履，最后达到“忠孝自得，方寸净明”的道德理想境界。 净明道的道德培育思想中虽然夹杂着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糟粕，但对其进行去粗取精的淘洗，其中蕴含的思想精华仍可对今天的道德教育工作提供启示。
吕锡琛[2]2003年在《论净明道吸纳儒家伦理的方式及其意义》文中研究说明净明道在吸纳儒家伦理的过程中,不仅扩充了忠孝道德的内涵,而且将忠孝道德与长寿、成仙的人生理想相联系,有利于激发主体内在的道德需要;将忠孝道德与炼形、救度法术相融会,有助于激发人们被压抑的主体精神和责任感;将心性道德修养与祈福去祸的愿望相结合,可促进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这些融会儒道伦理文化的方式对建设现代伦理文化和今天的道德培育工作均有一定启示。
郭武[3]2005年在《净明道的道德观及其哲学基础——兼谈道教“出世”与“入世”之圆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元净明道的道德主张多具有入世色彩,且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影响,不过,净明道的学说却与儒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将入世行为与宗教修炼融为一体的特征。这种圆融“出世”与“入世”的学说之思想基础,乃存在于传统的道教哲学之中。
吕锡琛[4]2005年在《论净明道对儒家忠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净明道在儒家忠孝思想演化为片面的道德义务的历史背景下,继承并扩充了忠孝道德的内涵,追求“一物不欺”的“大忠”和“一体皆爱”的“大孝”,体现出一种无差等的尊重和关爱;将忠孝道德与道教“净明成仙”的心性修炼之道和得道成仙的人生理想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激发主体内在的道德需要,形成忠孝之德的精神信念支持,产生践履忠孝之行的道德内驱力。这种将社会伦理要求向道德主体内心世界辐射和渗透的道德培育模式对当代道德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梁超伟, 熊国宝[5]2014年在《挖掘道教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以净明道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和挖掘净明道"净明"的内涵,继承和弘扬"净明"精神,创新和整理其"忠孝"伦理文化,对树立社会正气、涵养净化人心,建设中华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必定能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添砖加瓦。
郭招丽[6]2009年在《净明道文化的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净明道,全称“净明忠孝道”,是指源于晋代许逊信仰,于宋元间在江西南昌西山兴起的一个道教派别,系由灵宝派分衍而成;该派尊许逊为始祖。净明道形成于南宋初的何真公,至元时又经历过刘玉的改革和创新,遂传衍开来。该派极其倡导“忠孝”思想,以“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八宝垂训”为其主要宗旨。而万寿宫作为后人祀奉许真君的道观,始见于晋代时期,至今有1600多年的历史。净明道发源于南昌地区,后来随着江西人外迁和江西商人外出行商,把净明道信仰带到世界各地。净明道信仰流传甚广,江西省内外甚至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建有万寿宫。万寿宫是净明道信仰的载体、万寿宫是净明道信仰文化的标志。饱经历史之久,万寿宫与商业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李娟[7]2004年在《浅议净明道真践实履的道德修养方法》文中研究指明净明道主张德心和德行兼修,倡导"惩忿窒欲,明理不昧""恶念萌初,和根划却"等道德修养方法,尤其注重顺应人性、顺应自然,把个体对身体健康的关怀、对生命无限性的向往以及主体精神的提升与个体对于道德规范的真践实履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度人度己、内外兼修。这种道德修养方法是对传统的闭门修养方式的超越,它对今天的道德培育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季庆阳[8]2011年在《唐代孝文化研究》文中提出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唐代是中国孝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孝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唐代社会状况入手,全方位、多视角地对唐代孝文化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认识,有益于深化对唐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解决当前社会道德缺失、家庭矛盾突显、代际关系紧张、养老问题突出等社会现实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唐代的孝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着重探讨了唐代孝文化发达的原因,唐代孝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唐代孝文化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各部分要点如下：第一章主要是对学术史的回顾。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曾对唐代的孝道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过研究,并产出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或论唐代孝道,或论唐代孝治,或论唐代的忠孝关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启发。但总的看来,成果数量不多,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对唐代孝文化的认识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加大唐代孝文化研究的力度。第二章探讨唐代孝文化的渊源。唐代孝文化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西周的“尊祖敬宗”即带有浓厚的孝文化的色彩。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立了一整套孝文化的理论。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孝道政治化和神学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孝亲先于忠君、生孝重于死孝等孝道观。所有这些,都成为唐代孝文化发展的基础。第叁章具体研究唐代政治与孝文化的关系。唐代继承“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将孝纳入唐代文教体制当中,推行崇圣尊儒的政策,在政治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提倡孝道的教化作用。这种情况在唐代的教育制度、选官用人制度、褒奖孝行政策、尊老养老政策、礼仪制度、法律制度中都有充分的表现。说明孝文化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第四章研究唐代经济与孝文化的关系。在唐代,孝文化不仅保障了小农家庭的团结与社会的稳定,而且在促进农业技术的传播和劳动力的生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唐代推行孝道实践的经济政策,孝文化与唐代家庭财产的管理,以及孝文化与唐代财政的关系来看,孝文化与唐代经济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关系有利于孝文化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则是一把双刃剑,祭祀、丧葬等方面的过度开支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第五章研究唐代文化与孝文化的关系。孝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渗透到唐代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料显示孝文化与唐代宗教、文学、史学、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书法等)、医学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孝文化促进了唐代各个文化因子的发展,而各种文化因素的创新反过来又丰富了唐代孝文化的内容。第六章研究唐代社会与孝文化的关系。唐代孝文化深入到唐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唐人的衣食住行、家庭生活、节日习俗以及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唐代社会呈现出许多体现孝文化的风尚。注重厚葬、行第和谱牒就是这种风尚的体现。第七章研究唐代的孝道观和孝文化的特征。唐人遵行了儒家孝道伦理的基本内涵,但不同阶层对孝道理解存在差异。出于皇权统治的需要,唐代帝王要求官僚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做到忠孝统一、忠先于孝。而士大夫往往强调忠孝不可兼得,普通民众则以“善事父母”做为行孝的准则。从大量资料来看,唐代孝文化具有继承性、创新性、开放性、包容性、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征。这些特点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总的来讲是由唐朝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八章论述唐代孝文化的地位及影响。唐代孝文化是中国中古盛世孝文化的代表,它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又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唐人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引领,对唐代政治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指导,以及对唐代社会秩序的维护。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孝文化对同时代的新罗和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唐代的孝文化又被宋代所继承,成为宋代及其以后各代孝文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孝文化在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首次对唐代孝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唐代孝文化的特征首次进行了概括,并分析了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对孝文化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并对唐代孝文化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分析,从而对深化唐代孝文化的研究作出了新努力。在孝文化的研究方法上,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领域全方位对孝文化进行探讨,并选取一个时代进行具体分析,开拓了孝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总之,本文对唐代孝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可供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士参考。
孙文起[9]2017年在《宋代传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所论"宋代传记",是指两宋时期创作的,以"传"为名的人物纪事或拟人纪事作品,主要包括单独刊行的"类传"以及文人别集中的"传体文"。宋代传记是中国古代传记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宋代散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宋代传记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梳理传记文体的发展演变,探索宋代传记主要类型,总结宋代传记的文学价值和文体特征,对宋代传记中的大家、名作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全文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第一章《宋前传记发展述略》。本章从文体功能的角度追溯传记的起源,展现"传述"理念下写人艺术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第二章《宋代传记的发展历程》。诗文革新、民族危机以及理学思想,是影响宋代传记发展的主要因素,本章旨在梳理宋代传记演变脉络,对宋代传记创作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宋代各类传记各有渊源与发展线索,本文第叁章《宋代传记的类型与主题》选择"名臣传""武将传" "僧传"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名臣传"寄托了士大夫对贤臣政治的期待;"武将传"为主战派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僧传"在宋代的变化,体现了佛教面对新形势的适应与调整。第四章《宋代传记的文体学考察》旨在探讨宋代传记的文体划分与文体功能,理清传记与其它文体的关系,总结宋代传记的艺术特色。"传记"类名开始在宋代目录着录中独立出现,然而,宋代多数目录着作又将杂记、杂事收入"传记"。相比之下,宋代文章选本对文集传记的题材类型、文体性质的认识更成熟。"传体文"是宋代传记的主体,传体文与墓志、行状、传奇有着相似的文体特征,却又有不同的文体功能。宋代传记的基本功能是"与史互补","议论"是宋代传记的时代特征,特定的传记功能观构成了宋人对传记"得体"的认识。宋代传记的艺术性也值得关注:叙事有轻重,人物形象更突出;作者的"显"与"隐"丰富了传记的文学表达;作者的"情"与"志"拓展了传记的精神世界;诗歌或诗评为纪实的文字增添了文学色彩。下篇为宋代传记专题研究,共七章。分别选取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胡寅、朱熹、杨万里、陆游等八位作家。这八位作家的传记思想和传记创作各有特色,譬如,欧阳修传记的"简而有法",曾巩传记的"平正中和",司马光传记的史学考辨,苏轼传记的奇伟诙谐,在上述诗文大家的努力下,文集传记"史"的一面没有丢失,"文"的一面却在增强。南宋传记也颇有可说。胡寅、朱熹的传记经世致用,皆有为而作,体现了传记的现实意义;杨万里、陆游的传记在关注现实的前提下,更注意传记的艺术性,丰富了传记的文学价值。在宋人的观念中,传记已具备"文"与"史"的双重性质。"与史互补"的功能价值以及"经世致用"的创作理念,赋予传记当代史的意义。文集传记的高度繁荣,是宋代传记的主要特色。士大夫在坚持纪事信实的前提下,以文章的眼光看待传记。文章的载道功能、文章的致用价值、文章的叙事方式,很自然地体现在传记中。宋代传记发展与诗文创作的整体趋势息息相关,欧阳修、曾巩、苏轼、苏辙等文章大家的文学观念,影响着传记创作。宋代传记是中国传记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丰富了传记的史学价值,拓展了传记的文学内涵,为后世传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朱镜静[10]2007年在《南宋道教管理思想及宫观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南宋成为宫观及道冠职官体制最复杂、最完整时期,宫观管理思想及相关的制度建设观念及实践结果,无论在制度形态上的完备细密,还是实践操作中的明确严厉,皆对后世道教产生深刻影响。本文拟就道教的道官制度和道教宫观的组织管理、宫观的组织层级以及道士的等级、宫观经济活动中所反映的阶级关系等方面,深入论述道教管理制度和管理思想的重大问题,同时也将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宫观制度的关系、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宫观发展的关系、道士个体与道院的关系、道院与社会的关系等纳入研究视野。本论文从哲学角度出发,从南宋政府管理思想和道教内部制度两方面展开研究,探究道教制度转变和管理思想变化的关系。道教发展大势在南宋发生重要转折,从以往一向重视“道法”转向精“炼养”等方面。相应地表现在制度建设方面,无论教内外,都更加严格、严密、细致、具体。宋室南渡后从制度上对道观管理政策进行调整,力度颇大。宫观是道教存在标志和根本活动据点,其地理分布和创建的数量、创(修)建制度、道官管理、俗官参与管理制度、相应的道教思想上的发展和修炼制度上的转变等,是认识道教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视点。
参考文献：
[1]. 净明道的道德培育思想研究[D]. 李娟. 中南大学. 2003
[2]. 论净明道吸纳儒家伦理的方式及其意义[J]. 吕锡琛. 世界宗教研究. 2003
[3]. 净明道的道德观及其哲学基础——兼谈道教“出世”与“入世”之圆融[J]. 郭武.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4]. 论净明道对儒家忠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J]. 吕锡琛. 株洲工学院学报. 2005
[5]. 挖掘道教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以净明道为例[J]. 梁超伟, 熊国宝. 中国宗教. 2014
[6]. 净明道文化的探讨[D]. 郭招丽. 南昌大学. 2009
[7]. 浅议净明道真践实履的道德修养方法[J]. 李娟.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8]. 唐代孝文化研究[D]. 季庆阳.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9]. 宋代传记研究[D]. 孙文起. 南京大学. 2017
[10]. 南宋道教管理思想及宫观制度研究[D]. 朱镜静. 杭州师范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