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现代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国论文,现代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01)05-05-07
以白话新诗出现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现代诗歌，即将走完她诞生后的第一个世纪之旅。号称 “国刊”的《诗刊》曾在它的读者中做了一次广泛涉及诗歌现状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项“ 你 最有印象的现当代诗人”。据该刊公布的调查结果看，名列当今读者“最有印象”中的前五 十名“现当代诗人”，绝大多数健在并活跃在当代诗坛上，属于现代文学史的已故作家仅八 人，按得票数的排名是：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李季、田间、何其芳、鲁迅、闻一多。 这八人中，除鲁迅外，均是以诗歌创作或相关创作与研究终其一生并建树卓越的新诗大家， 理应“榜上有名”；而鲁迅，一般来说，并不以诗歌特别是“新诗”为专长。他本人曾多次 声明：“（新诗）我自己实在不会做”，“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实在不能说什么”，甚 至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 也”（鲁迅《致窦隐夫》，1934）。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自谦的“非诗人”在他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年轻的中国新诗的爱好 者们（《诗刊》是一本以新诗为主体、新诗读者占大多数的刊物，调查对象亦应如此）仍然将 他列在“最有印象的现当代诗人”之中，让“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同新诗、同现代中国 诗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诗歌的光荣。其理 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这项来自广大读者群中的“选择”绝非偶然，它既反映了一定程度的 民意，更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历史发展进程（包括当代诗坛现状）中内涵的某种必然性、规律 性的东西。研究并揭示它，仍是现代诗学的任务，也是当代鲁迅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上是笔者在闻听《诗刊》调查结果后的一点直觉印象与强烈观感，而要认真地面对“鲁 迅与中国现代诗歌”这样的重大论题，那接踵而来的压力，却是笔者自己腹中的“空空如也 ”了。好在鲁迅著作并非“天书”，读过且至今仍印象深刻的还不在少数。虽然系统和深入 的探讨非我所能或有待时日，但约略地提出某些方面的事实与观点以引起关注与议论，也许 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才不揣冒昧地勉力为之，就教于方家和 读 者。
新诗草创期的播火者
无论就创作个性，还是本人的气质而言，鲁迅都有非常“诗人”的一面。这是为他的全部 作品和许多同时代人的回忆所证明了的。他同诗歌的“缘份”之深，始自他学生时代的旧体 诗 习作。从写于1900年的《别诸弟三首》到1903年的名作《自题小像》，一位自称“戛剑生” 的新锐精进的青年爱国诗人的形象，已跃然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华夏诗坛上。而对我们 三千年民族诗史也走到历史转折关口的泱泱诗国来说，时代与命运究竟能让他担负起一个什 么样的角色来呢？像黄遵宪(1848-1905)那样被论者喻为但丁式的“属于旧世纪的最后一个诗 人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个诗人”，鲁迅的年龄和阅履历似乎都还不够：他仅仅是赶上了戊戌维 新那辈人所经历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神州陆沉与时代骤变的尾声，接上了《人境庐诗草》作 者所倡导的却未能真正实现的“诗界革命”的余绪。而像胡适(1891-1961)、郭沫若(1892-1 978)那样的现代白话新诗的开山者与奠基人，比他们年长十岁左右的鲁迅在1919年中国现代 历史揭开新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又早过了与新诗创作密切相关的“青 春期”，进入了更为成熟和相对冷静的中年。这个新的“时间差”，也许只有利于他承担起 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现代杂文和散文的拓荒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旗手的使命—— 对任何一个作家和中国这样历史文化传统极具丰厚、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以上承担已经是 非常艰巨和非常难得的了，因此再“要求”鲁迅在中国现代汉语言文学中充当普希金在俄国 文学中曾充当过的那种“全能角色”，显然是不现实的。
然而，鲁迅毕竟是伟大的时代先驱和杰出的思想界斗士，他从旧体诗文出发并受到民族民 主革命和世界文学潮流猛烈冲荡的早期文学创作实践，在二十世纪初年刚刚萌芽，几乎处于 “单枪匹马”之势，即显示出了锐不可当的思想锋芒和深刻、巨大的影响力，对多年后才登 场 的白话诗以及其后展开的中国新诗史，同样起到了催生、促进与鼓舞的作用。这方面的主要 贡献，便是他写于1907年、发表于1908年《河南》杂志、1927年又被作者收入他的第一部杂 文集《坟》中的长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出于26岁仍在日本求学的青年鲁迅之手，是他在内外刺激下决心弃医从文 ，转向提倡文艺运动改变国民精神，呼朋唤友筹办《新生》杂志时期而写的启蒙文论。3万 多字的长文中，着重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一批十 九世纪欧洲革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他们虽“种族有殊，外缘多别”，但在鲁迅眼中却是“ 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 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对于这样一派为世俗所不容、为反动势力所仇 视的“摩罗”（恶魔）诗人，鲁迅却亲之、敬之，热情地介绍其生平事迹，高度评价他们作为 “国民诗人”、“报复诗人”、“爱国诗人”和“精神界之战士”在文学和历史上的丰功伟 绩；更把期待和热烈的目光，投向当时已陷入“秋肃”、“枯槁”、“寂寞”和“旁皇”的 中国思想界、文化界：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美善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 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而在所有能激发“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的文艺形式中，鲁迅特别看重诗歌撼动 人心的力量：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 ，其声沏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 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
《摩罗诗力说》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评介十九世纪西方进步浪漫主义诗人 的专著，也是一部集中、鲜明地体现了鲁迅早期爱国、民主、进步倾向的美学理论力作。像 他 后来所做的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偷运军火”的许多工作一样，这篇视野开阔、气魄宏 大、议论风生、不同凡响的“诗与诗人论”，同内外矛盾日益尖锐的中国社会现实紧密联 系，深刻地反映出先进的知识者渴望变革“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理想要求，为即将到来的席 卷 神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吹响了“中国革命破晓时期刚健雄伟的号角”（赵瑞蕻 语）。它的出现，比胡适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早整整十年，和同一 个时期鲁迅所写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重要文章一起，如爝火不熄，星斗阑干 ，在东方微明的地平线上，烛照着一代新诗人的崛起之路，迎来了白话诗开篇的新世纪。
应该说明的是，《摩罗诗力说》并未涉及诗歌语言形式的革新问题，它本身的文字仍沿用 着“旧瓶装新酒”。鲁迅曾在1927年所写杂文集《坟》的《题记》中交代：当时的他受到《 民报》影响“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而“编辑先生又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 稿费便愈多”，所以更助长了该文的“生涩”与“生凑”。虽说这里不无自谦的成分，但艰 深、繁难的文言有碍于这篇重要文献的广泛流传，恐怕也是事实。这也从客观上“印证”了 诗体革新的必须和紧迫；而就“诗歌精神”而言，《摩罗诗力说》的确是鲁迅以“解放了的 普鲁米修士”的姿态，高擎于世纪之初苍茫大地上的一支“诗国炬火”。它所期冀的“起其 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诗歌“雄声”，即使在新诗问世近一个世纪的今天，也具 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赤忱无畏的诗坛园丁
从“五四”前后白话新诗文体的滥觞，到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鲁迅与诗歌的 关系，已不再止于旧体诗写作和为新诗催生的“思想发动”；他本人从1918年开始也有了新 诗 创作，但用他的话来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 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从这里可 以看到，作为新文学巨匠的鲁迅是十分关心“新诗”这一新生文体的出现的，虽然1919年以 后，他没有再作严格意义上的新诗（散文诗除外），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新诗发展壮大的 艰难行程，同许多新诗人接触交往，以自己崇高的威望、精湛的学识和真挚的友谊，关爱着 诗坛新人，呵护着诗歌新苗，同时也跟从诗坛内外刮起的不利于诗歌健康发展的歪风邪气乃 至“腥风血雨”进行顽强的斗争，留下了中国现代诗史上一行行忠诚无畏的足迹。
限于手边的资料，这里只举两例。一例是1922年鲁迅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杂文《反对‘ 含泪’的批评家》，为当时刚刚起步的青年诗人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受到批评指责而作 。汪诗中的爱情描写“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被“神经过敏的道德家”视为不净，以致为 “悲哀的青年”而溢出“不可思议的眼泪”；鲁迅针对这种固守“授受不亲”封建伦理的思 想论调，讥刺道：“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 ，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有力地支持和鼓励了健康、活泼的新诗创作，成为这次 新诗坛上有关“文艺与道德”问题论争中的著名论断，汪静之也由此成长为五四以后最优秀 的 爱情诗人之一。
再一例，便是人所共知的鲁迅与左联五烈士的交往。1931年早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 海龙华的五位青年作家中，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新诗坛上的佼佼者。三人中，鲁迅与柔 石交谊最深，对后者创作上的指导、帮助也最大，并为营救这批年轻战友甘冒生命危险作出 多方努力；而对殷夫这位仅见过三次面的、才华卓绝的红色歌手，身为左联核心的鲁迅也给 予了特别的关怀和高度的评价。他曾将自己保存了三十年的“正当我热爱裴多菲的时候，特 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裴多菲诗文集》赠送给这位“同我那时一样热爱裴多菲的 诗的青年”（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而当殷夫的友人在烈士死后拟将其遗稿《孩儿塔》 出版时，鲁迅又满怀热情地为之作序，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在鲁迅全部著作中也十分独 特的“新诗专论”。其中有关殷夫诗歌地位和价值的论述，已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呼唤未来、 传布春温、别开生面的“经典性预言”：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短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 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是 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做比方，因为这诗属 于别一世界。
鲁迅在反革命围剿的白色恐怖中，满怀悲愤与激情为中国新诗坛上的殉难者所写下的这些 掷地有声的话语，同样适合于后来人对于这位伟大的文化革命主将有关无产阶级诗歌真知灼 见的“再评价”——它直接承继着这位新文化旗手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表现出来的对于 “刚健不挠”的“先觉之声”的寻求与期待；经过“五四”风云和其后革命斗争年代的洗礼 ，在一茬茬新生代诗人的创作和热血的映照下，内涵更加坚实与丰沛，愈益显示出它那与“ 未来”同在的强劲生命力，因为它“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短长”，它“属于别 一个世界”。我们完全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引言中的每一个字，都被镌刻上了新 中国大厦奠基者们的不朽丰碑：这是中国新文学和革命诗歌的光荣，也是历史对于鲁迅这位 忠贞不贰的诗坛园丁的崇高褒奖。
不朽的诗作与诗论
从数量上看，诗歌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新诗如果不包括《我的失恋》这 样“拟古的新打油诗”、《南京民谣》、《好东西歌》等歌谣体的话，只有1918至1919年写 下的六首；旧体诗，约六十首。但从体裁上看，鲁迅诗歌形式多样，在新诗草创的最初十几 年里，他同样“尝试”了白话诗、散文诗、歌谣体等多种诗体实验，并以他不同凡响的新旧 诗作，在五四以来的文坛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鲁迅的诗歌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的，我想就“体裁创新”而言，当推他的以 《野草》为代表的散文诗创作。说来难得的是，为这位现代散文大师和杰出诗人所奠定的五 四新文学中第一块“散文诗创作”的基石，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散文诗领域中，迄今 仍是尚无人能够逾越的高峰——无论就题材面的宽广、思想内涵的丰富深刻，还是语言和表 现技巧的精湛、变化，《野草》充分地展示了鲁迅作为思想家、语言艺术巨匠和我们民族最 优秀的代言人所具有的非凡诗才；也似乎只有在这“诗与散文”的结合部上，鲁迅禀赋中那 一份渗透着思辨力、洞察力和感染力的“诗人才情”才能得到最完美、最纯粹的发挥，给中 国 文学留下了诸如《秋夜》、《雪》、《过客》、《这样的战士》和《立论》等这样一批形式 多样、美不胜收的传世精品。仅此一项，鲁迅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贡献与启示，就是“一 般 的诗人”难以企及的了。
其次，是鲁迅的旧体诗创作。鲁迅自1912年作《哀范君三章》后，几乎近二十年没有做旧 体诗，这恐怕跟五四前后那很长一段时日内，进步的新文学家都为白话诗鸣锣开道有很大关 系。因此到1931年柔石等人牺牲消息传来的那个早春寒夜，当鲁迅“在悲愤中沉静下去，积 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的时候，旧体诗又时时出现在这位新文学旗手的笔下了。现存鲁迅 旧体诗作绝大部分（约五分之四）均为1931至1935几年间所作。它们和作者同一个期的杂文创 作一样，是那个时代左翼文艺运动遭受残酷迫害、革命进步力量拼死抗争的纪录、见证和有 力补充；独立支撑于白色恐怖下“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和“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同样构成了鲁迅诗歌的主要内涵和战斗特色。与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文字相比，旧体诗中 的鲁迅更凝炼、更含蓄，更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和传统文化底蕴，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名句，如“我以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敢遣春温上笔端 ”等等，都成为深受读者喜爱和世代相传的座右铭。
再次，是鲁迅创作的新体诗。这部分作品中，抒情诗数量很少，但别致、新奇，有的充满 大胆的想象（如《梦》中的“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 了前梦……”），有的富有思辨和哲理（如《人与时》中有关现在、将来和从前的论辩）；最 有特色的是他沿用打油诗、民谣体，针对文坛或社会现实而又有所革新的讽刺诗，如前面已 提 到的《南京民谣》、《好东西歌》，还有《公民科歌》、《“言词争执”歌》等。在这些多 数同样问世于三十年代初的“小品诗”里，鲁迅那支辛辣、犀利、深刻的战斗之笔，借诙谐 、生动的民歌风，剥开了反动政客、军阀屠夫等讽刺对象的层层外衣，活画出他们的丑恶嘴 脸和凶残本质，以短小精粹、易读易背的诗句，鼓舞人心，克敌制胜，亦可谓我国现代讽刺 诗的开山之作。
除了以上诗作，鲁迅贡献于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宝库的还有他的理论见解。虽说自早年的《 摩 罗诗力说》以后，鲁迅再没有发表过系统研究和探讨诗歌的理论文章，但从他许多涉及到诗 歌创作问题的杂文、书信和谈话中，这位文化革命主将和新文学奠基人的诗歌美学思想，还 是得以片断零散地保存下来。搜集、整理和阐发这些“诗学谈片”，应该是对鲁迅学研究深 广的专门家的课题，这里只能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资料，择其主要内容，作一点粗浅的分 类和概述。
关于诗歌创作的起源。鲁迅写于1934年的《门外文谈》中有过一段精彩的文字，论述诗歌 产生于原始人类的劳动和宗教活动：“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从单纯 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氏族 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他 还 生动形象地将先民在集体扛木头时喊出的第一声号子，称之为“杭育杭育派”的创作。由此 出发，鲁迅在论及文艺创作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时，总是强调文艺家应熟悉和了解他所要表现 的社会生活，应到生活的“漩涡”中去，才能写出“真切、深刻”的作品来；对于“不识字 的诗人”所创作出来的“民谣、山歌、渔歌等”，鲁迅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们“刚健 、清新”，“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他还进一步论证“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 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植根于 唯物史观和重视人民创造力的诗歌起源说，奠定了鲁迅诗美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与形形色色 的唯心论、天才论划清了界限。
关于诗歌的抒情性。早在1926年撰写《汉文学史纲要》的开篇明义中，鲁迅就说过：“诗 人感物，发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随讫”；1925年的杂文《诗歌之敌》针对“前辈老先生 ，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的文坛怪现状，不无讥诮地议论道： “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却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 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这些都是阐发 诗歌主情、移情说的例子。但在《两地书》中与许广平谈到创作者“感情正烈的时候”，鲁 迅却曾有过“不宜做诗”的警示，理由是因某事触发而产生的一时之“激烈”中匆忙做诗， 会招致“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的不良后果，因为“诗歌较有永久性……情随事迁 ，即味如嚼蜡”。这种“多情反被无情恼”的创作难题，是每一个诗人都有可能遇到的，也 是许多新诗中的常见病。鲁迅第一次从“诗美”的认识高度上，阐释含蓄与直露的分野，强 调诗歌抒情中把握审美距离的分寸感和必要性。这实质上就是强调诗歌有别于“一般”和“ 简单化”的艺术本质，诗人必须完成诗歌创作所要求的意象化和情境美的酝酿、开掘、冷凝 或升华过程，而不能满足于“锋利肃杀”的痛快、流于表面的激昂与浮泛的渲泄。
关于诗歌的形式美。鲁迅的看法是“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 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就不能 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因此，他希望“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 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诗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 不 容易的”（鲁迅《致窦隐夫》1934）；又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 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致蔡斐君》1935）。作为白 话文运动的积极提倡和成功实践者，作为新诗坛上最早一批尝试者之一，鲁迅对新诗在形式 上的这些要求既符合文学革命和“诗体解放”的大方向，也切合和有利于改进白话诗实验阶 段业已出现的自由化中“散漫无序”的现状，为新诗艺术形式的进一步探索和新格律诗体的 创立，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有必要指出的是，为新诗“开山”的第一代新文学大家们， 从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深厚学养出发，几乎都对新体“自由诗”提出了“形式制约” 的建议，有的从理论上分析归纳，如朱自清，有的不仅有理论创造，更身体力行，如闻一多 。但在后来新诗发展的很长一段路程上，“恶性西化”、“滥自由化”的负面影响时有出现 ，有时还相当“孟浪”，严肃认真的诗体探索者的呼声和足迹，倒往往为其“狂潮”所遮蔽 。这方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新诗作者的相对年轻、缺少文学底蕴、某些“浅尝躁进的作者 ，将自由诗当成了逃避锻炼、免除苦修的遁词”（余光中语）这样的内因，也不能忽视。因此 ，在世纪性的回眸与总结得失之际，重温新诗起步时大师们的叮咛与嘱咐，像以上鲁迅关于 新诗形式美的真知灼见，作为中国新诗艺术跨世纪的参考，实在不是多余的。
其它，如诗与口号（文学与宣传）、继承借鉴和创新发展的关系、关于创作“灵感”等问题 ，鲁迅也多有论及，这里且不作详述。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包括鲁迅诗歌理论和创作活动在内的近现代诗史已经 证明：五四白话新诗的出现，开创了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诗歌的新纪元，为青年鲁迅所期待 、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和“美伟刚健”之声已崛起和震响在新生的中国诗坛上，但将旧 体诗“挤出”人们的头脑和完全取代它在抒情文学中的地位，却似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 五四以后，传统诗歌的旧形式仍然可以为新诗人所用。新诗与旧诗，像一条大河的“两岸” 仍并行不悖地伸延在现代诗歌形式的范畴中，它们相互对应，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促进，形 成了自由与格律、突破与守衡、发展与继承“共存、共荣”的诗坛新格局。而鲁迅自己也正 是在这个现代中国诗歌的新格局中，以其不同凡响的多样化的新旧诗作和高屋建瓴、把握历 史走向的进步诗观，为二十世纪中华诗歌的革新与发展、为诗人队伍的成长与壮大、为中国 现代诗学的形成与创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正像本文引言中所说 的，人们至今仍将“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同新诗、同现代中国诗歌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光荣，更是中国诗歌的光荣。因为“诗人者，撄人心者也”，纵 观百年华夏诗史和先生的毕生行状，他正是这样一位“其声沏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 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的真诗人与先驱者。
说明：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发表著名诗人、诗评家冯亦同 先生的这篇论文，纪念伟大的鲁迅先生——20世纪的文学巨匠。
收稿日期：2001-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