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在天涯》的精神气度和文化品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曾在论文,气度论文,天涯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阎真的长篇《曾在天涯》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责编称为“中国大陆留学文学第二代作品”。所谓“留学文学”，近年来文坛上类似的提法还有“新移民文学”、“海外文学”等。准确地说，海外文学（主要指小说）最早出现在《小说界》上，该刊于80年代后期专门开辟了一个“留学生文学”专栏。但真正使海外文学异军突起并在读者市场迅速走红却始自《十月》，由《十月》刊载的《北京人在纽约》（以下简称《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以下简称《曼》）等被视为海外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称《曾在天涯》（以下简称《曾》）是类似题材作品的“第二代”。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怎么看这“第二代”，所谓“第二代”当然是针对上述“第一代”作品而言。因此，“第二代”应该是一个新创作界碑，一种新质的呈现。
众所周知，在90年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的走红有诸多的因素，既可能是作品本身的原因，也可以是作品以外的原因，或者是两者在某种层面上的契合。由此来观照《北》、《曼》等“第一代”作品，它们之所以叫响并畅销，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而主要是外部原因，所谓“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功夫”首先体现在这些作品迎合了特定的社会心里氛围。由于它们大多是“纪实性”作品，因而圆了不少向往“世界大串连”和“洋插队”的人的“出国梦”。反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看世界，没有如火如荼的出国潮，没有那种别求新路于异邦的渴望，没有西方世界陌生神秘、扑朔迷离生活的诱惑和刺激，上述作品的兴起就失去了历史的可能性，更无所谓异军突起了。另外，题材的猎奇性和题目的新闻性也是这些作品颇受大众读者青睐的原因。“商业化”和“传媒化”当然能确凿无误地把文学作品推出去，但能否保证作品的艺术审美品质呢？上述作品的流行和畅销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它们所具有的现时性商业效应。但“实用”毕竟是有限而短暂的，尤其是对艺术来说更是如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的问世将海外文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种精神气度和艺术品味的质的飞跃。这部小说对时空的敏锐意识，对生存意义的终极追问，对个体有限性的悲剧性体验，对世纪之末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角色焦虑等话题的有深度的表现，使它在精神气度和文化品味这个至关重要的价值标度上，超越了“俗文学”的话语场。小说的意义在于，它使90年代的海外文学作为一个题材领域，在纯文学的话语场中站住了脚跟，有了与其他题材领域作品进行平等对话的内在能量。
以《北》和《曼》为代表的那些作品自叙体居多，纪实是它们的主体风格，大多采用白描手法，平铺直叙，素材繁、情节多、细节密、容量大，善于把作为大众传媒手段的“纪实”变为诉说个人遭遇的方式。问题在于，“纪实”也应该讲究叙述、结构、意蕴等文学本位的因素，也需要作为艺术本性所有的虚构和想象，尤其是应给人们留下审美品味的余地。否则，就只能充当一次性消费的快餐式读物。而上述作品最为致命的艺术缺欠正是如此。过分强调“纪实”导致想象和虚构能力钝化，导致艺术创造力的匮乏。这种作品只能读其事而不能品其文。
《曾》则不然。它以深切的体验、真挚的情怀、独到的理趣、丰厚的意蕴、隽永的韵味而体现出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和作品的严谨耐读的审美品质。而这一切又都是借助于一种高超的抒情化叙事手法来完成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用主义已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东方化的抒情传统在实用理性的横扫下已所剩无几。因此，《曾》那种久违了的抒情风范使人如沐春风，如品甘霖。在纯文学的意义上就小说文本而言，完全可以将整部小说当作一首恢宏的心灵奏鸣曲来欣赏。其“引子”部分即是一首精美的抒情序曲，由此而下，抒情品性自始至终充盈贯注，作品在悲郁哀婉的抒情旋律中带出人物灵魂的伤痛和种种儿女情态。除了主要表现作者对生活、对人生、对世事人情富有哲理性品味和诗性解悟外，一些诗化语言也不时像沙金一样闪烁夺目，让人玩味不止。
与此相关的是《曾》所显现出的娴熟的叙述技巧与高明的叙述策略。与一般作品不同，《曾》的叙述话语大都是由人物的对话和内心独语来承担的，从而构成以对人物的心灵透视为核心的情态化叙述模式，使整个作品的叙述气韵生动，颇具张力。
实际上，由对话和独语构成长篇小说文本的叙述话语是一种较大的创作冒险。《曾》的作者作了一次成功的冒险，作品将可写性与可读性较为圆满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迫使你不可能跳读式地浏阅，而必须将人物的对话与独语一阅眼底（这些对话独语大多具有睿智性的光彩），否则，你将不可能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对小说文本的“情态化”叙述进入真正的阅读状态；另一方面，这种不是一意依凭故事化情节而靠对话和独语推动叙述发展的小说文本，又并没有使人感受到任何阅读的障碍和思维的阻隔，或者说保证了文本的可读性因素，不仅能读“事”还能品“文”。
更重要的是，“第一代”类似题材作品在其主题意旨和精神蕴涵上传达出的是这样一种声音：不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意蕴，而执著地以纪实的方式来反映生活现象的新奇感和传奇性，个人主体性从文学性精神允诺中悄悄退出。作家们沉缅于、津津乐道于经验性的世俗存在，一时间有的夸耀自己在西方社会的成功，有的炫耀自己娶了一个外国老婆，也有的哀伤自己在西方社会的惨败从而现身说法劝诫同胞。因此在这些小说中，很难看到对生命本体的深刻体验以及对人生价值的终极追问。而《曾》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创作价值指标上具有了新的气质，远远超出了在这之前的类似题材作品，为人们提供了20世纪最后一代中国文人在特定的历史处境和社会变动中某种很有现实性的人生标本。
正如在一次有关笔谈会上人们所说的，《曾》在主人公高力伟的心灵视域与生存空间这两个基本层面上，表现了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种种矛盾冲突和纠葛：进入并成为历史角色的愿望与意识到的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对传统文化的情感性依恋与对现代文明的理性向往；生存现实的沉重压力与对这种压力的形而上抵抗；对生存意义的悲观性透视与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一往无前的追索，等等。这些矛盾冲突几乎囊括了世纪之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主题。精神上的多重内涵与普遍意义是这个人物乃至这部小说的艺术力量之所在，从而也使这部小说具备了与古今中外各种根本性的精神命题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作品因此也超出了题材的限定，以精神上的现实性与普遍性切入了当代思潮的主流。
当人们以艺术审美尺度去审视、去比照，结论很明显：较之以前的海外题材作品，《曾》才是一部反映和表现有关留学生涯和海外生活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它不着眼于“热闹一时知”，而立意于“文章千古事”，它的出现，改变了近年来的类似题材作品文学含量少而非文学比重超量的状况。
二
如果换一条思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审度，涉及到的将是《曾》在本世纪题材相似而又具有真正的艺术审美意义的那一类作品中的价值定位问题。
略为梳理一下这股创作潮流便可发现，本世纪初即由郁达夫的《沉沦》开了一个好头，它是留学生出身的作家描写海外留学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作品中那个孤绝遗世的精神流浪儿（零余者），是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独有的、具有某种“类型性”意义的人物形象。这种“类型性”形象从《沉沦》起始，到本世纪中期台湾作家於梨华、白先勇小说中的“无根的一根”（以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为代表），其精神血脉一直延续到世纪之末《曾》中的高力伟。换言之，这种“类型性”人物形象一直存活并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始终。可以说，正是这种“类型性”人物才真正决定了该类作品不同凡响的思想内涵、审美底蕴和艺术生命力。
很明显，无论是《沉沦》，还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或者是《曾在天涯》，都反映了非英雄化的知识分子在家园与出海、现实需求与精神向往，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冲突、撞击中所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和心态。这些作品精神内涵所覆盖的都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与心灵的共同话题。不过，作为社会的良知和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注重将物质生存的目的归之于精神上的高质量存在——一种对社会历史的哲学性关注，一种对世界的精神性的价值给定，一种对“人”的意义的本体性体验和终极性关怀。
问题还在于，仅仅是这样还不能体现这种“类型性”人物与众不同的价值品性与精神气质，他们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品格，是因为漂泊和流浪是其生存形式和精神形式的基本特征。作为形体和精神的双重流浪者，他们不仅远离祖国和家人，身处异邦，而且特定的生活道路和生存环境改变了他们，使他们既不容于异国，又很难与祖国完全认同，于是精神无所皈依，心灵漂泊不定。《沉沦》中的主人公因此蹈水自尽，《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哀叹着自己是“无根的一代”，而《曾》中的高力伟则自称是“一个逃兵”。在这里，“逃兵”有其特指的内涵：即怎样逃出世纪之末在市场经济这只巨掌操纵下实用主义的粗鄙化原则肆意漫衍和人欲喧嚣的时代困境，怎样脱却知识分子“话语权力”旁落和“精英”地位偏移的历史窘状，怎样摆脱对传统的历史角色的情感性坚守与对现代个性身份的理性调整之间所形成的文化迷惘。应该说，高力伟在生活的残酷的重压下更关注心灵生活的质量。这显然是个现代化命题，现代化命题并不是物质和占有的感觉能完全涵盖的，心灵生活的质量更应该是现代化的本体论命题。当高力伟不能在异域找到心灵生活质量的感觉时，他没有步世纪初那些“零余者”的后尘——在绝望中寻求彼岸的永恒归宿，也不像“无根的一代”在西方世界中肩负着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回忆，成为精神上无奈的放逐者，而是从“精神流放地”的发达的北美社会回到“发展中的”祖国。
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从“类型性”人物身上所体味到的浓郁的悲剧情调和抹不去的感伤气息。《沉沦》中的悲剧情调和感伤气息源于觉醒之后的痛苦、困惑乃至绝望。《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虽然似乎已在西方社会插下了一足，但在其灵魂深处“无根”的寂寞和“寻根”的迷惘始终延绵不断、不绝如缕。或许是世纪末的出海者们因饱览了20世纪的苦难，咀嚼了世纪的无限苍凉之故，《曾》中透露出的悲剧情调和感伤气息已通过了理性的沉淀，因而使作品具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和本质透视，对人类生存的形而上意义以及终极价值的沉重思考和理智探究。事实上，小说文本的完成过程始终被人类生存窘态这一哲学命题所覆盖，作者也一再显示出对人类窘态的悲剧性意味所具有的特有艺术敏感和创作激情。高力伟因此慨叹：“过去的日子，眼下的日子，未来的日子，都是生活着的日子，如此而已。在时间的后面，是一片浩渺的空空荡荡。”这是意识到人类更深层次的生存本相的刻骨悲凉，是饱览了本世纪的苦难而对历史作了诗性解悟所引发的沉重悲怆，是对世界未来意义的深切怀疑。
在这里，历史又一次体现了其不可抗拒的意志：从世纪初先驱者们对20世纪充满改天换地的朝气，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到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抛掉“光荣与梦想”，品尝世纪的无尽沧桑，禁受世纪之交社会痛苦蜕变的无情洗礼。或许可以将其认定为“世纪末情绪”，但恰恰是《曾》式的悲怀和感伤，才能使人对这个世纪的喧哗和躁动有刻骨铭心的体认，使中国的“世纪末情绪”具备了成熟的理性品格。“对最后意义的追问总是被证明了没有最后的意义。”可以断言，高力伟的这种“追问”注定不会获得最后的答案，但这不啻是一个有着无穷诱惑性和无限扩张力的世纪性命题。
在小说的“尾声”中，高力伟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以洞达者的无奈与心平气和看待平庸的生命进程。我在心中告诉自己这是面对人生发出的诚实声音”，“平庸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生活，平庸的生命也是真正有意义的生命”。正由于这样，高力伟从“平庸”中向人们展示了生命的本真形态，并凭着自己的生存体验和感性直觉解悟了人生的真理所在。形而上的生命追求与形而下的生存进取，对生存意义的悲观性透视与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一往无前的求索，都在拂之不去的悲剧情调和感伤气息中溶于一体。
在世纪之末出现的大量海外题材小说中，真正能够以精神的分量和艺术的力度与世纪之初和五六十年代类似题材作品相衔接的，就是《曾在天涯》。主人公高力伟多方面的精神内涵，在形而下的生存挣扎和形而上的生命追问的结合上达到了有机的统一。他集传统中国文人温情主义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于一身，在精神血缘上与《沉沦》的主人公，与“无根的一代”是一个家族的人。这在世纪之末众多的同类人物形象中，是最富于知识分子色彩的一个，可看成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标本。总之，从《曾在天涯》在特定创作座标系中的地位来看，它上接《沉沦》，中联“无根的一代”，将本世纪海外题材小说向前推进了实质性的一步。
收稿日期：1997—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