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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近期访问了作为中国期货市场理论的奠基人，组织设计了我国期货市场的总体方案；期货市场最早的设计者之一，组织参与了中国期货交易所的创建工作；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金鹏期货董事长常清教授。回顾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及困扰期货市场深层次的问题，常清教授感慨良多。
期货市场恢复性增长
记者：您曾按照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制度模板，根据国际惯例设计了中国期货市场，可是与国情不相适应，到底是哪些不同导致国际通用规则在国内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
常清：最初我们考察期货市场时，得出的结论是，期货市场是一个纯粹自由竞争的市场，它不能有垄断，也不能有市场外的势力干预，否则它的价格就不是真正的价格了，所以我们完全学习芝加哥交易所，借鉴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做法来设计中国期货交易所的体制以及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试点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比如说公开叫价制，一个买者面对众多的卖者喊价，或者一个卖者面对众多的买者喊价，这才是公开竞争，在芝加哥交易所大家都习以为常，中国却不习惯。所以后来我们的思路就转变为重点要尊重期货市场发展的规律性，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一步一步推进。
但即使这样，期货市场还是出了很多事情，受到许多人的指责。比如苏州红小豆事件，上海夹板事件，天津红小豆事件，海南橡胶事件，等等。这些事件是怎么出来的呢?现在看来，问题主要出在期货交易所的管理者身上。
当时期货交易所的管理者基本上都是从物资部门、粮食部门过去的，他们习惯于对价格进行调控，使之符合国家宏观意图。这就出现了一对矛盾，交易所管理者在制订期货交易、交割规则的时候，往往把国家的调控意图加上了，很多条文都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比如在期货价格高的时候通过改变交割、交易规则不让价格上涨，这就直接导致期货事件频发。这背后反映的是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我们计划经济和纯市场经济的思维碰撞。
出了事件之后，一定会有人告状，大家发现在市场上赔钱，可以通过告状来干预价格变化减少亏损甚至赚钱，于是告状逐渐成为一种风气，到后来越告级别越高，直至最高领导开始过问，认为期货市场价格暴涨暴跌，无序运行，要治理整顿。于是出台相关的政策。
治理整顿完全是用一种计划经济的想法和思维来管住市场，它主要目的一是期货市场不乱，二是管住价格，使期货价格不能够离国家的目标太远。当时我们很多品种，如玉米、钢材、大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品种，期货价格高出现货价格很多，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太一致，就被关掉了。
理论界对期货交易也缺乏研究。当时理论界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期货市场过度投机导致了价格上涨。实际上，期货价格反映的是供求关系变化，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期，市场价格该涨一定要涨，并不因为国家出了政策而停滞，即使把期货品种关掉，只不过一个明着涨，一个暗着涨而已。
记者：当时理论界有一种错误的理论，认为期货市场过度投机导致价格上涨，这种认识是否也对期货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制约?
常清：是的。我们最初构建中国期货市场的时候，一个绕不过去的最大问题是界定什么是投机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建立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时争议最大的问题。国家工商总局有一个投机倒把罪，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所有参加期货交易的人都要治罪。当时我们和国家工商总局谈的时候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投机区分为法律允许的投机和法律不允许的投机：按照国家法规来进行期货交易的，就是法律保护的投机，不能治投机倒把罪；不按照这个规矩办，就是违法的。国家工商总局最后接受了这个说法。用投资学来概括投机和投资在理论上是没有明显分界线的，所谓的投机，只不过是一种预期需求或预期供给的投资活动而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与中国改革30年走过的路程一样，也是一个思想逐渐转变、开放的过程。
记者：我国期货市场经常受“政策利空”的干扰，这直接影响商品期货价格，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独特的价格因素，您怎么看?
常清：中国市场有个特点，强调稳定第一，发展第二，只要不出风险，就可以慢慢发展，所谓的风险常常指价格变动剧烈。而期货市场就是产生价格的，近期定价远期发现价格，它根据供求和各种因素，价格不断波动，因为不波动就没市场了。由于我们的政府有着无限责任，上级领导可以向监管部门提出很多做不到的要求，例如涨价是否合理等，这些非经济因素就是大家常说的“政策利空”。
从2001年之后，期货市场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我国商品期货交易过程中没有发生政府干预价格的事件，期货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期货交易所也只关注风险管理工作。所谓风险管理工作，就是如果期货价格变动比较大，确保杜绝出现一些风险事件。所以，2003年到2006年即使期货市场价格发生过去大家都不敢想象的大幅波动，中国的期货市场运行也非常正常。
记者：期货市场监管者是不是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转变?
常清：对。治理整顿实际上是用计划经济手段管理期货交易这种纯市场经济，结果就是期货成交量急剧下降，市场慢慢萎缩。这就提出一个课题，要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究竟政府管什么，市场做什么。政府不能到市场里去起作用，那就代替市场了。同样，市场管不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公共事业，包括公共产品供给等等，就由政府来做。如果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交叉，结果肯定是一团糟。
现在我们的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素质比较高，他们能够研究世界期货发展的规律和方向，金融监管水平提高非常快，这对中国期货市场来说是个福音。
股指期货尽早推出
记者：人们一直希望，在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后股指期货应该尽快上市，但从2006年到2007年，股指期货一直是雾里看花，千呼万唤不出来。一种担心是股指期货推出来很可能加剧股市的波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常清：从欧美发达市场看，股指期货的推出长期看并不会加剧股票现货的波动，甚至有助于稳定股市，减缓价格波动是股指期货的功能之一。股指期货推出后，股市只会更加理性，更加健康。
股市的走势与当时环境相关，包括现在的经济增长、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股改成功、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等等。中国股市推出股指期货走势有两种可能，一是在股市调整结束的时候推出股指期货，股指一定是往上涨，二是如果股指处于高位推出，往回跌也正常。但一个最基本判断是中国的股市目前仍是大牛市，最多短期有调整的要求。
记者：没有金融期货品种等衍生工具出台，中国资本市场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关于股指期货，政府最常用说法是条件成熟时推出，您认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算是成熟呢?
常清：股指期货推出不存在时机选择问题，在技术层面上准备充分后，任何时候推出都是好的时机。从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十几年的实践来看，商品期货推出就不存在最好时机的问题。
我们在设计中国期货市场之初，碰到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商品什么时候挂牌。实际上，我们有的品种是在涨的时候推出，有的时候在跌的时候推出，期货品种上市后并没有对现货市场价格助涨助跌。比如玉米、燃料油是在现货低位时推出的，棉花、白糖和菜子油是在现货高位时推出的。
期货市场上市品种只是反映对未来的预期，也就是价格发现，市场各个参与者、套期保值者和投资者根据对现货和未来价格的判断做出买入和卖出的决策，形成公平合理的价格。
美国一位经济学家通过对洋葱交易历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发现，没有上期货之前价格波动更剧烈。为什么呢?因为有了期货之后，天天都有信息，使得这种大幅的波动变成经常性的小幅波动。
所以股指期货什么时候推出都是正常的，现在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比如金融交易、结算会员的申请和审批、期货公司交易系统的升级等技术上的准备。管理层说的条件成熟，更多的可能是希望社会各界对股指期货达成共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
企业应运用期货市场提高竞争力
记者：期货一直被认为是高风险行业，中国期货市场也曾出现过大的投机事件，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不应参与投机性太强的衍生品市场，这样只会“弱了国家，赚了个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常清：我不这样认为。期货市场是一个风险管理的市场，企业可以通过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来管理因市场价格波动所面临的风险，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企业面对的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学会价格风险管理保护自己至关重要，就像游泳，人家都在用期货套期保值这个游泳衣，我们如果不会用很容易就会被“淹死”。
从2002年开始的新经济周期，各种原材料价格大幅的波动，已经给我们企业家上了一课。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许多企业陆续进入期货市场。
不久前，国资委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远离期货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大型国有企业不参与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管理风险，实在令人费解。
当然，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不到位，官僚化体制是无法驾驭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的，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架构不能够承担管理风险的任务，往往达不到套期保值效果。另外，在我国期货市场试点的初期，确实有这么一种现象：许多国有企业打着保值的旗号进入期货市场恶炒，赚了钱归个人或小集体所有，亏了钱由企业来承担。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正确看待当前国内外市场格局的深刻变化，充分认识到全面风险管理是企业必不可少的业务，计划经济的思维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市场形势。
中国要争夺国际定价权
记者：有一种法称现在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就涨，卖什么什么就跌”，中国企业也频频遭到国际对冲基金的“狩猎”，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常清：这就是没有定价权的最大弊端。
我们期货市场在亚洲是办得比较早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那个时候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包括东南亚的国家都没有期货市场。1993年中国开始有期货交易，接下来的几年里发展迅速，到1996年中国的期货市场已经为世界所瞩目。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定价功能，因为定价权益在欧美的市场手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期货市场应该在世界价格体系当中有一席之地。
1996年我提出中国期货市场应该逐渐成为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但后来的治理整顿使中国期货市场几乎走向消亡。我们的期货市场一直没有融入到国际定价的体系中去。这轮新经济周期我们就吃了大亏。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需要大量能源、原材料以支持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因素”成为世界贸易金融领域中影响价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企业的供求关系往往被国际市场过分夸大了，于是就演变成我们“买什么什么就涨，卖什么什么就跌”。有人说，这是国际基金在“炒作”或者“狩猎”中国，但我更觉得，这种“炒作”未必是国际基金特意为之的，只是他们对中国的需求的判断角度与我们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国内视角，人家是国际视角，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定价权在他们手中，所以我们只能被动接受。
价格是国民财富分配的重要环节。如果一直这样“高买低卖”，那么，加工越多国民财富流失得就越多，这种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是更多的往外输出财富而不是获得财富，别人只要通过价格变动就可以轻易地拿走我们辛苦创造的财富。市场经济是财富经济，对于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定价权这方面的重要性其实比建多少工厂、上多少项目重要得多。
记者：您曾经说过：中国面临新的世界大战，这也是高端金融资本统治中低端工业资本和贸易资本的定价权之争。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话语权较弱是否与没有定价权有关?
常清：是的。例如我国钢铁企业一年一度的铁矿石进口谈判，假如我们有了钢材期货，并形成市场化的期货价格，那么我们进口铁矿石定价的时候，就可以按照中国的期货价格加上一定的百分比和加工费来谈就行了。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依据，所以就很被动。现在世界上有色金属的贸易，大家都是根据伦敦的价格再加上一个百分比和加工费来谈它矿石的价格，这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惯例。
价格定价权的争夺，已经成为经济的一个制高点。我在2004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大战》，核心就是说明未来资产的价格变动调节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假如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话语权，没有影响力，被边缘化，那么有可能中国的实体经济越发展，财富的流失越严重，现在这种苗头已经比较明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尽早解决，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全世界经济发展了，全世界都富裕了，最后发现是中国人买单。
记者：现在我们谈话语权的问题其实是不是已经有点亡羊补牢的味道了?
常清：我们确实耽误了整整十年。假如十年前就用这种精神指导、发展期货市场的话，那包括现在的铁矿石谈判，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要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到定价权的重要作用，这也将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问题。中国的改革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那么我们的体制选择也要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服务，这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背离这个目标的体制都应该被抛弃。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金融战败》，是日本人的反思之作。作者认为在加工制造业上日本已经打败了美国，但由于金融业发展滞后，最终还是被美国打败了，金融业控制着国际价值链条的制高点，所以日本认为自己败在金融。日本总结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很强的借鉴。
体制问题严重制约中国期货行业发展
记者：目前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期货市场是官办体制，这是转轨时期的特点，您觉得这种官办体制是否还适用于现在的市场形势?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对交易所的会员制和公司制进行改制?
常清：美国的期货市场是1848年芝加哥82家商人为了交易方便，大家制定一些自我约束的规则，共同遵守而发展起来的，它源于自律。中国的期货市场从一开始发展就是政府主导的，借鉴国外形式，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起来的，有别于国外。
最早设计交易所的时候，大家的意见很明确：期货交易所就是一个会员制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这个机构主要是为会员服务。之所以不盈利，就是说交易所每年有预算，若盈利就分给会员；若亏损，会员通过交会费再补充资金。
在期货市场治理整顿期间，国家将15家交易所合并为3家，取消的12家交易所资产实际上都是期货公司原始出资形成的积累，但都划归国家所有，与期货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保留的三家交易所也将所有的增值部分划出，成立了集团公司，与期货公司的原始出资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情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更糟了。期货交易所的法人、总经理、副总经理这些干部原来是由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现在都由中国证监会直接任命了，会员制的交易所实际成为中国证监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交易所每年决定收入、预算和会员没有任何关系，都由中国证监会来决定交易所资金的用向。
在期货市场治理整顿时期，应该说这些措施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只有用政府的信誉和权威才能保证期货市场正常运行，保护投资者权宜，树立期货市场信誉。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和成熟，期货交易所的体制改革应该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期货市场才能真正转轨到纯市场经济上，期货市场的功能和作用才能最大地释放出来。
记者：这几年中国期货市场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期货公司普遍经营业务狭窄，主要是靠手续费收入来维持，业务创新能力差，品种单一，财务压力较大，应怎样扭转这种局面?
常清：中国期货业是和证券业有所不同，期货公司大部分是民营的，期货公司从建设到现在，没有国家投资，为国家贡献却很大。
现在的三家期货交易所为国民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管理风险的服务，期货交易所的注册资本全部由期货公司等额出资，交易所的再投资机构，最终股东也是期货经纪公司。但实际上期货公司仅有出资的义务，却没有获取投资回报的权力。
期货市场利益分配结果也对期货公司很不公平。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期货交易所暴利，而作为企业的期货经纪公司却亏损、微利，他们的收入主要还是靠收取交易手续费，承担的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比如我们结算是会员制，而交易则是编码制，这样客户爆仓的风险只会发生在经纪公司一级，而不会蔓延至交易所。
期货公司要走出困境，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放开管制。比如现在对期货公司有一个注册资本的限制，目的是期货公司实力增强抵御市场风险，其实没有必要，没有这个限制之前，期货公司不是从那么多风险中过来了吗?
作为金融服务业，期货公司不需要很多注册资本，它需要的是人才，是可以提供更多服务的环境。现在有关部门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原来困扰期货公司发展的一些难题正慢慢得以解决。像原来税务机关对期货公司收取的手续费双重征税的问题，现在通过期货公司和交易所手续费的划分得到了解决；期货公司已经定性为金融机构，虽然还不能开展具体的金融业务，等等。但从总体趋势上看，政府对期货公司的放开管制的步伐还应该加快。
记者：这两年有一个现象，许多证券公司纷纷出资收购或控股期货公司，以期在股指期货推出后大显身手，期货公司的生存环境好像更加恶化了，期货业是不是有被证券业兼并的危险?
常清：这不可能。我给你举个例子，美国有混业经营，但是也有专门的期货服务公司，而且都是跨国公司，它成长得非常好。日本也是这样。1987年我到日本学习证券，当时日本前十家证券公司规模很大，但到今天就剩下野村证券一家了，许多证券公司都被期货公司吃掉了，为什么呢?日本期货业从1993年开始自由化，政府放松了管制，日本的期货公司发展得非常快，当证券公司走下坡路时，许多期货公司开始收购证券公司，逐渐形成了以期货公司为主体，加上证券代理公司这样的运行模式。
中国的期货公司是民营的，产权很明晰，体制上是先进的。经过这些年的摸爬滚打，尤其是经过期货业治理整顿后的低迷，他们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国有证券公司所无法比拟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体制对它的约束。随着体制不断改进，法规不断完善，管制慢慢松开，中国期货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家都想象不到的空前繁荣。作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我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充满信心。
私募基金促进期货市场成熟
记者：期货市场缺乏机构投资者也一直是业界关心的话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常清：我们曾专门研究怎么积极利用外汇储备。我们的研究思路非常明确，作为加工工业大国，新成立的机构主要目标一定要去获取能源原材料，要关注资源。再有就是这个机构一定要市场化运作，它的管理者由官、学、商中的精英组成。官员中应是对资源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长期从事储备管理工作的官员。学者应该是理论结合实际，对市场有着深刻理解并有丰富的实物操作经验的学者。“商”是指资深的市场人士，不仅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一定的理论素养。
之所以有这样的设想，主要是因为看到之前国家物资储备局频频错误操作，损失惨重。比如，2005年铜的价格上涨到每吨35000元左右时，国家物资储备局担心物资中断，就开始不断向市场抛售国储铜。进入2006年，当铜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尤其是每天每吨以2000元的价格暴涨时，国家物资储备局却不再向市场供给库存铜了，保持沉默。
再比如，2003年上半年的时候，橡胶价格每吨上涨到13000～14000元，国家物资储备局把库存的橡胶分批抛向市场以平抑物价。2005年秋季之后，橡胶因为短缺而价格大涨，最高价格涨到每吨23000元左右，这时候我们既没有国家库存也没有社会库存，导致了很多企业的供给中断。
出现这种与市场运动相反的调节行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国家储备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与市场经济运行格格不入。储备的决策体系是非市场化的，国家储备在吞吐调节时并没有科学研究市场走势，没有按照商品价格的周期规律来进行市场调节。
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依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新近成立的中投公司，第一次投资就选择了美国黑石公司，结果几个月就亏了近十亿美元，走的还是国家物资储备局的老路。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缺乏真正机构投资者的最大原因。
记者：新加坡淡马锡式的机构运作模式是不是不适合中国?
常清：美国今天是世界上当之无愧最强大的这个国家，但美国找不出来一个强有力的美国国家投资公司。我研究过淡马锡以及世界上很多类似的投资公司，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虽然是由政府出资的，但是按照私人公司模式来运行的，也就是说它是市场化的，不是官办的。我们学习人家，只是学了个形式，没学到实质内容。
记者：那么如何培养机构投资者呢?私募基金是不是一个方向?
常清：随着新一轮经济周期到来，现在期货市场上私募基金开始出现，私募基金慢慢成为预期定价、发现价格的主导。因为私募基金是纯市场化运作的，它既不是国有也非官办，没有依靠，所以我个人认为它是最有前途的金融机构，因为体制决定了它有竞争力。从美国来看，真正的大金融机构都是基金。
中国期货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培养出一些专业投资者，这些专业投资者都具有国际战略眼光，成立私募基金的条件逐渐成熟起来，这是期货市场发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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