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是否正在把古巴推向市场》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巴论文,经济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巴是西半球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苏联解体后遇到的严重困难，古巴进行了一些改革。这种改革将使古巴走向何方？著名的古巴问题专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卡梅洛·梅萨—拉戈在其新著《经济改革是否正在把古巴推向市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梅萨—拉戈教授在本书中论述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古巴经济危机的影响及重新进入世界市场的难度
80年代末以前，古巴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严重依赖于对外贸易。(2)对外经济关系仅限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3)大量接受苏联的援助；1960-1990年期间的经济援助总额达650亿美元，此外还有130-1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古巴的能源需求中90%来自苏联。(4)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对古巴进行投资；古巴既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也不是美洲开发银行这个西半球上最重要的经济机构的会员。(5)与美国没有经济关系，因为美国一直对这个加勒比岛国进行经济制裁。
由于上述特性，苏联和经互会的解体使古巴的经济困难愈益严重。首先，至1992年，俄罗斯已基本上停止向古巴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约600个工程项目被迫于中途停顿。其次，古巴不得不向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支付大笔债务的本金和利息。许多东欧国家甚至把达成一个偿债协定作为与古巴恢复贸易往来的条件。第三，古巴向俄罗斯出口的蔗糖从1989年的400万吨减少到1993年的150万吨；与此同时，俄罗斯提供的能源也急剧减少。第四，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商船不愿为古巴对外贸易提供运输服务，除非古巴为这种服务支付硬通货。
上述困难使古巴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据1993年年中估计，货币流通领域中多余的货币流量高达90亿比索，约占社会总产值的51-80%。比索的黑市汇率直线上升，从1993年年中的1美元兑换65比索扩大到1994年5月的100比索（官方汇率为1美元：1比索）。国内投资总额相当于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9年的17%下跌到1993年的5-7%。由于缺少能源、化肥和农药，甘蔗产量急剧减少。1992-1993年的产量只有420万吨，为30年来的最低点。在1989-1993年期间，外贸总额缩小了75%。许多重要生产投入（如化肥、农药、机械设备和配件）的进口大幅度减少。据估计，这一切困难使得古巴的社会总产值在1989-1993年期间下降了29-58%。如将比索的贬值这一因素考虑在内，那么社会总产值的下降幅度会更大。
严重的经济困难阻碍了社会发展进程。由于缺少食品，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不良影响。教育用品的匮乏则打击了教育事业。1994年5月，最低月工资在黑市上仅相当于2美元。
二、古巴的对外经济战略
为了对付危机，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1.寻求新的贸易伙伴。2.扩大出口多样化。3.努力吸引外国投资。4.开发旅游业。5.寻求新的能源供应渠道。
但是，上述措施收效甚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硬通货严重匮乏。其次，向大部分贸易伙伴（尤其是拉美国家）出口的产品缺乏互补性。第三，基础设施落后，行政手续繁冗，从而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第四，旅游业服务质量低劣。
三、古巴的国内经济改革
古巴经济具有两元性：其对外部门已被大大开放，并享有不断增加的自主性，因而愈来愈受到市场经济力量的影响。与此相反，其对内部门则仍然是高度集体化，并且继续受中央的严格管制，因而与市场力量格格不入。这种两元性不仅在对外和对内两个部门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关系，而且还使主张实行适度市场化的改革者与墨守陈规的正统论者处于对立状态。尽管如此，市场力量仍在悄悄地发展，从而使非正规私人经济不断扩大。面对现实，古巴政府只能不情愿地取消一些不利于市场机制运转的法律规定，但依然对市场化进程加以严格而过度的控制。
促使古巴对内经济部门进行改革的主要因素是始于1990年的“食品计划”未能奏效。该计划试图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哈瓦那省和圣地亚哥省的主要城市应做到绿叶蔬菜和薯类食物自给自足，并向其他地区提供一部分剩余。二是扩大出口农产品（糖和柑桔）的产量和主要食品（大米、牛肉、奶制品、蛋和鱼）的供应量。
然而，由于以下几个因素，“食品计划”的绝大部分目标均未实现：1.政府难以为该计划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投入。因此，许多水利建设项目只得半途而废。此外，由于缺乏硬通货，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配件的进口量锐减，生产能力得不到挖掘。2.农产品的储藏、运输和分发渠道等环节缺乏协调。3.1992年和1993年两次遭受风暴灾害，估计受灾损失达10亿比索。4.劳动生产率低下。据古巴经济研究所估计，在劳动营地中，每生产价值1比索的农产品，其隐蔽成本高达11比索。
“食品计划”的失败终于迫使古巴政府于1993年夏采取了三个主要改革措施：
1.允许古巴居民拥有硬通货。在此以前，古巴居民必须将其获得的外汇收入如数上交，以很低的兑换率换取比索。如一位画家因在国外举办画展而获得了10.4万美元，但他将此款上交后仅得到4.2万比索（在黑市上仅值700美元）。为了逃避政府的规定，古巴人常通过外国游客在专供外国人消费的商店内购物，或直接到黑市上进行交易，从而使黑市生意急剧膨胀。
在改革中，政府允许10种类型的古巴人可以合法地拥有外汇，他们可在指定商店用外汇购物。此外，为了鼓励外汇进入本国，政府还放宽了境外古巴人回国探亲的规定，并允许他们向其亲属不受限制地赠送外汇。
2.允许一部分人从事个体经济。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下述几种人可以从事个体经济：(1)国营部门中遵守劳动纪律的工作人员。但他们不能放弃原有工作，只能在工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2)因国营企业裁员而失去工作后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劳动力。(3)退休人员、残疾人和家庭妇女。以下几种人不得从事个体经济：(1)政府领导人和高层管理人员；(2)大学毕业生；(3)重新在国有企业中获得就业机会的原失业者；(4)违反劳动纪律的人员；(5)劳动力缺乏的地区的人员；(6)文教卫生系统中的工作人员。
个体经营者必须做到：(1)不得取代国营部门中的生产活动；(2)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注册；(3)购买营业执照；(4)不得雇佣劳动力。自谋职业者的商品和劳务可以自定的价格出售，但不能超过国家制订的标准。国家常派员检查其盈利情况、价格和产品质量。
3.将国营农场改变成合作社。具体做法是：合作社成员与国家根据有关规定达成建社协议；国家控制合作社的生产活动，并有权解散违反规定的任何合作社；合作社可无限期拥有土地的使用权（非所有权），不支付租金；合作社必须把产品出售给国家，价格由国家确定。为了购买国营农场原有的设施或化肥和农药等投入，合作社可向国家申请贷款。合作社用出售农产品的所得向其成员支付工资、偿还贷款和交纳税金。余下的利润由合作社自由支配。根据规定，合作社还应该开设一个银行帐户，建立正规的帐目，并接受国家的审计。
据估计，至1993年11月，所有国营甘蔗农场已被转化为合作社，但在种植其他农作物的国营农场，合作化进程则十分缓慢。至1993年年底，只有1/4的非甘蔗农场实现了合作社化。
除合作社化以外，政府还在这一次农业改革中允许一部分人（主要是退休者和无法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人）拥有一定量的未被纳入国营农场或合作社的小片国有土地。其产品主要供家庭使用，但土地的使用状况仍须受到国家控制。
除上述三大改革措施以外，古巴政府还就如何改革财政金融和价格体系进行探讨。在1994年1-3月期间，国营企业中约有300万工人召开了8000次不同规模的会议，讨论政府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提出的多种改革方案。
四、古巴经济能否成为市场经济？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古巴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在古巴沿着这个方向走了多远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尚未达成共识。但也有人认为，古巴正在试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非通过体制上和制度上的变革来取代社会主义。
本书作者认为，大多数赞同经济改革的古巴社会科学家和干部并不想使古巴经济成为市场经济，而是希望通过实施一些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手段来实现经济复苏和捍卫革命取得的主要成就。例如，有些古巴学者认为，现存的体制可通过把国家和私人经济成分结合起来的办法加以变革。也有些古巴人认为，目前古巴进行的经济改革并没有采用事先确定或照搬他人的模式，而是走适合古巴国情的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样的道路既不是指国家拥有所有生产资料，也不是指实现私有制，而是中间道路。换言之，古巴应实行混合经济。古巴的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则指出，古巴所做的一切并不是重新塑造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根据目前的条件作出调整；国家所有制将永远占主导地位，国民经济仍将是中央计划经济。卡斯特罗曾于1993年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说：“我藐视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糟粕，是非正义的，是异化的；……那种认为资本主义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想法是一个愚蠢而荒谬的梦想。……似乎我们害怕高呼这样的口号：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我越了解资本主义，我就越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使社会主义变得更有效率，而不是破坏它。”卡斯特罗还多次重申其政府不会犯上那种曾使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错误。
那么中国采用的成功的改革模式是否适合于古巴？有些古巴学者和领导人相信中国改革模式的某种变体能帮助古巴渡过危机。但是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有条件的。而古巴则不具备这些前提和条件。例如，香港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投资，并发挥了贸易中转地的作用。拥有许多古巴人的迈阿密却不是这样。美国与中国有着很好的贸易关系（包括最惠国待遇）；美国的公司在中国投资；而且中国是许多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机构的成员。但美国对古巴却实施着经济制裁。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已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成功地改革了农业部门，而且中国农民可自由地生产和出售自己的产品。但古巴不仅公开反对所有制改革，而且不愿意重新开放农民自由市场，尽管这种市场在80年代初合法化以后曾收到较好的效果[①]。1992年，卡斯特罗曾说过：古巴与中国之间有着很多差别，因此中国的模式很难适用于古巴。但他表示，古巴正在探索中国模式的哪些方面是能借鉴的。他还指出，热带国家缺乏亚洲国家拥有的那种工作传统。古巴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也曾说过：古巴不能机械地照搬中国和越南的模式。古巴尤其不能学习中国的农业改革。
作者认为，近年来古巴采取的以及将要出台的改革措施能改善其经济状况。但是，这些半生不熟、半心半意的措施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1)非正规部门迅速扩大，大有超出国营经济部门的势头。该部门正在汲取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从而阻碍了国营部门的正常发展。(2)由于一部分人拥有自己的收入来源，贫富差距将不断扩大。因此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立也将更激化。(3)比索的价值持续下跌，经济美元化日益严重，从而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实施。
总之，尽管本书没有明确而直截了当地回答古巴是否会走向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作为美国学术界著名的古巴问题专家，本书作者以其独特的眼光审视古巴的改革进程。本书资料翔实而新颖，分析透彻而详尽。然而，作者的有些观点却是难以令人苟同的。
第一，中国改革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本书作者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不适合于古巴，是因为中国有香港作为其出口贸易的中转地，而且还与美国保持着较好的经济关系；古巴却没有这些有利条件。这一论点是片面的，因为它在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时忽视了内部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奉行了正确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且，这些政策是以“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为基础的。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即使外部条件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任何国家都不能照搬他国的模式。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包括古巴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中国在其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的不少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例如，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其他经济成份为辅的原则，大胆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而有效地弥补了公有制经济中的不足之处。又如，中国积极地介入世界市场，以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不失时机地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先进技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资本积累率低的缺陷。再如，中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同时大力发展乡镇工业，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其他领域中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二，如何认识古巴经济改革的不良影响？作者在肯定古巴经济改革带来的积极效果之后，指出了这些改革政策导致的不良影响。但是，作者将少数人偷窃或破坏公共财产、不信任政府以及士气低落等归咎于改革却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这些现象与其说是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改革力度不够或改革缺乏配套措施的表现。此外，作者将古巴国营农场的生产下降和合作社的产量上升说成是“国家向全体人民提供食品的能力下降”的原因，也是令人费解和欠妥的。如果合作社产量的上升能弥补国营农场产量的下降，那么古巴的食品供应不可能得不到好转。
还应指出，作者在书中描绘的是一幅较为悲观的图画。毫无疑问，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尤其是苏联瓦解后，古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古巴却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换言之，古巴并没有象不少西方人士所预料的那样走向消亡。对于这一点，本书作者似乎没有加以积极而有力的肯定。
尽管本书有上述不足之处，然而我们在通读全书后不难得到以下三点有益的启示：首先，改革必须以多方面的共识和政策的连贯性为基础。古巴的领导层在改革的规模和速度等方面曾出现分歧，而政策有时摇摆不定。其次，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而且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时间也是大有讲究的。古巴在生产萎缩和商品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开放美元市场，不能说是一个良策。第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对立。因此，如果经济改革真能使古巴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那么古巴的社会主义事业（或许）能够恢复生机。
（1995年2月稿）
注释：
①古巴政府于1986年关闭了所有农民自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