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3－0129－05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唯物史观的创立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使唯物主义哲学以至整个哲学的主题、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研究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伦理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性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马克思伦理思想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逻辑进程的分析，应该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其伦理思想理论转型的内在关系，以此厘清马克思伦理思想发展历程的逻辑关系。从文本解读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出发，试图从理论形态、伦理语境、人道主义的价值诠释三个方面的比较，探讨唯物史观的创立所体现的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三大理论转型。
一、理论形态：从个体主义向制度主义转型
从理论形态上看，近代伦理本质上是个体主义伦理。由形而上学设定的人性和个体本体化构成了近代伦理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哲学基础，这一哲学根基首先被费尔巴哈改变，而马克思则从人的实践出发，将费尔巴哈非历史的、直观的“生活”哲学范式改造为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范式。这种转变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就是：善、正义、公平和公正等伦理价值都具有历史性，不存在超越一切历史条件的永恒的善、正义、公平和公正。从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看，在早期，他立足于人道主义立场，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揭露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本质和人权的伪善，要求消灭“现代生活中的非人性”即“货币制度”。在其唯物史观创立和形成的过程中，其伦理思想呈现出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个体伦理转向对制度伦理的探寻，理论视角特别关注人类普遍的福利和自由，认为自由是人所固有的，国家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如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基于抽象完整的人的立场，批判了现实的异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即人回归于自身本质的“真正人道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确立了从实践出发批判旧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立场；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对“现实的个人”、“活动”和“现实生活条件”的整体性思考中，马克思建构起其理论体系包括其伦理维度的价值根基。
因此，唯物史观形成后，在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体系中，“现实的个人”和其历史性的社会生存特性取代了本体化了的“个体”和永恒人性。马克思唯物史观非常鲜明地强调：“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23这种特定生存处境中的“个人”如何展现他们的现实生活，就成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问题框架。因而，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核心只能是如何从现实生活结构中寻找消灭工人受剥削、受奴役的非人道生存状态，消灭现实生活的种种异化和伪善假象，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现实路径。同时马克思强调“人”的发展的历史生成性，并以此来分析社会伦理趋向。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内存在否定性必然促成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成，当人们通过“真实的集体”而自觉驾驭自身的一切社会生存条件，社会生活“排除了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时，个人才能从社会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利益和尊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的联合体”才真正是个体完美的生活形式，因为它是个体自主的联合，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此时，社会已经在集体与个体之间建立起和谐、自由的伦理关系，所谓“共同利益”也只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是为每一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所提供的现实可能。因此，共产主义并非消灭了个性，而是使其真正获得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唯物史观把“人”置于现实生活的具体处境中，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以诠释和解决现实生存图景中的种种不和谐现象。立足于实践就是立足于人生存的历史性，立足于特定历史处境中的人的现实生成性。正是将人的异化生活状态置于历史性的动态语境中，置于人生存的时间性结构中，置于人的实践性生成图景中来考察，现存压迫性的物化生活结构、异化与人的解放和自主发展的历史性关系才能被科学地诠释。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77马克思颠覆了奠基于资产阶级私人利益之上的旧伦理学的社会基础，而把伦理学置于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并内在地指向了人类普遍利益。因此，马克思诉诸无产阶级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
通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从早期伦理思想中对个体的道德关注转向了对阶级和制度的道德关注，把伦理的主体和客体从个人转变为阶级和社会制度，把纯粹的个体性道德价值转变为阶级的和制度的道德价值，从而把对资产者个人的“道德原谅”转变为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批判。与此相适应，无产阶级的道德意识也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的道德关注，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关注重点是“制度伦理”，是关于制度的价值评价与道德批判的伦理。唯物史观的创立，也就找到了制度伦理的现实的基础。唯物史观认为，评价社会制度的现实的基础，是人们当时所处的现实的生存条件。现实的生存条件是当时满足人们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只有把当时满足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作为对社会制度进行道德评价的现实的基础，才真正找到了伦理学的最原始的根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个人的享乐同阶级关系以及产生这些关系的、这些个人所处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的联系，迄今为止还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内容相矛盾的享乐形式的局限性，任何一种享乐哲学同呈现于它之前的享乐形式的联系，这种不加区别地面向一切个人的哲学的虚伪性——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只有在可能对现存制度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产生了共产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时候，才被揭露。这就对任何一种道德，无论是禁欲主义的道德或者享乐道德，宣判死刑。”[1]490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唯物史观的实践性语境中，马克思改变了近世伦理对“平等”、“公正”的形式诉求，并要求对社会一切权力结构本身进行平等、正义的实质性改造。马克思承认，在“资本”的话语权下，剥削是“公平”的、权利是“平等”的，形式上它们都没什么不合理性。因此，无产阶级斗争如果诉诸这种话语权下的平等、正义等伦理原则，就只能是虚伪而空洞的道德说教。然而，一旦跳出“资本”的权力结构，而从社会生活整体中、从无产阶级生活实践上来看，在资产阶级政治、法律上所实现的形式的平等与公正背后，却是实际生活结构本身所表现的极端不平等、不公正。马克思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平等、公正的要求，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颠覆现存社会一切“权力—制度”结构，消灭阶级，通过“自由人联合体”把社会全部生产力的总和以及一切社会权力置于自身控制之下，对社会制度本身进行公正而合乎人性的安排，这才是实现人类平等、公正与和谐之本。
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旧伦理的理念与现实之间所形成的社会批判张力，实质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延存提供弹性改良空间。因此，在“资本”统治下，激进的“人道”话语似乎始终能够存在于现存奴役性的“权力—制度”架构之中。但在马克思那里，现实与形而上学基础的重构改变了伦理学的社会功能。具有与统治权力“共谋”嫌疑的旧伦理话语被颠倒地置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之上，其抽象的、形式化的批判功能则被置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实质性批判功能的建构，即对社会“权力—制度”结构的颠覆与社会化重构的革命诉求。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90马克思肯定近代伦理精神中的“自由、平等、公正、幸福”等作为现代性的价值基础的地位。但在新的哲学和阶级基础上，马克思改变了这些话语的言说语境，而将其置于实践的、历史的、现实的语境之中，把资产阶级在政治、法律形式上所实现的自由、平等精神扩展到社会生活“权力—制度”的深层结构中，从而使伦理学的社会效力从形式转向实质，构造出“能动的、能创造世界的”革命伦理学[3]90。同时唯物史观把人类的生存价值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终极尺度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133－134按照这种理解，每一种社会制度，在它刚刚产生的一段时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这种进步意义主要是指：这种制度能够满足人类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的生存需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在当时是具有伦理的正当性的。但是，随着生产条件即人的生存条件的变化，这种本来能够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社会制度就失去了对人的生存价值，因而这种制度就会变成不合理的和不正当的了。因此，按照马克思的伦理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具有永恒的伦理价值，它们都经过了一个从合理走向不合理、并被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历史过程。
二、伦理语境：从“知识论”向“生存论”转型
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在探究存在的过程中，形而上学把“寻求最高原因”与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认为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澄明知识的前提，从而把哲学思考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知识论上去了。知识论因此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唯一存在方式。换言之，形而上学的创建必然导致知识论哲学的形成。知识论原则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根基，甚至贯彻到西方传统哲学最遥远的边缘，始终主导着唯物史观产生之前的全部西方哲学史。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这种知识论哲学日益显露出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时代呼唤着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唯物史观因此应运而生。马克思超越了对人的直观性与抽象性的理解，而将活动性、现实性与历史性作为主体的基本规定性。实践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实现，生活的生成是主体的本质力量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展开的创造性活动，而“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之前的许多思想家都曾对人的思考耗尽心思却如堕烟海，找不到关于人的问题的真谛。从唯物史观创立的既成事实看，其关键因素是他们没有找到理解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未能发现二者的交叉点，未能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来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这就要求我们摒弃对世界的旁观者立场，认识到世界乃是属人的世界，实践是人独特的存在方式，历史是通过主体的活动而生成的，是主体的自我成长史，是主体自身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力量不断丰富、提升与显现的历史。
唯物史观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它所实现的“生存论转向”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又一发展方向。历史规律的维度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维度，是唯物史观内在蕴含的两个维度，其中历史规律的维度不是抽象虚幻的，而是蕴含在人的创造性的历史活动维度之中的。唯物史观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变革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这一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使马克思的伦理语境发生了“生存论转向”，即使使其伦理思想关注的焦点从超验世界转向“感性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寻求最高原因”转向探究人的实践活动。对于唯物史观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样，唯物史观便终结了“形而上学”，使西方哲学从知识论形态转向生存论形态，从而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当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深刻阐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等问题之后，对客观历史规律的揭示就是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自然过程了。唯物史观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的，而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显了存在的根本特征——历史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唯物史观是生存论的本体论。这样，唯物史观不仅实现了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即从抽象的“求知”转向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探索，而且实现了哲学使命的根本转换，即从注重用抽象的知识解释世界转换到注重用现实的实践改变世界。
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等，离开它们各自的时代都是无法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唯物史观的产生就是19世纪中期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后果、法国政治革命及其后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意义，这三者都是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引起的规模巨大、具有现代形式的社会矛盾，是推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因，构成唯物史观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可见，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2。然而，形而上学或知识论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如前所述，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本体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抽象的存在、抽象化的本体，从这种抽象的存在和本体出发，人们无法认识和把握现实；形而上学向人们展示的是抽象的真与善，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的同时，又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生存的困境。作为知识论形态的哲学，形而上学只能“解释世界”，至多是以肯定的方式感受并描述现存世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开始就“反对一切形而上学”，主张哲学从知识论转向生存论，关注“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唯物史观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询问、追问存在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以，“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2]73。而从有生命的个人出发，“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78－79。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把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看做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看做是一切活动和知识的前提，并认为这是“首先应当确定的前提”。这样，马克思便从根基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在这里如何使人由感性的存在向社会性的存在复归，就成为了马克思伦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既然在以往社会历史形态的发展中，人呈现为一种非社会性的、异化的存在，那么就应当寻找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使人回归为人自身。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表述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5]81显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真正占有了自己的本质，才真正实现了自由人的联合。在批判旧社会、探寻新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认识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5]82这种革命运动的最终指向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一伦理理想至今仍未成为现实，但由于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所以它毕竟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往全人类解放这一终极人类目标的现实途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换言之，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实践构成了人的生存方式。具体地说，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同时，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而实现对自然的占有，“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5]75。也就是说，人通过实践创造了人的存在，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或历史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正因为实践构成了人的生存方式，所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建构和改变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必然造成人的生存状态的全面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因此，“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即唯物史观就是从人的生存方式—实践出发，通过对现存世界异化状态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和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并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有个性的个体的存在，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的生存的终极状态。这样，唯物史观就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三、价值目标：人道主义价值诠释的实践模式转型
关心人、尊重人、肯定和弘扬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倡导保护个人的权利，要求重视人的价值，主张实现人的平等和自由，是整个西方伦理学追寻的价值目标。虽然自近代以来的西方人道主义，以不同方式阐释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追问人的生命意义，体现着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终极关怀的价值追求。然而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纯粹的抽象人道主义批判，并不能真正实现人道主义理想。于是揭露、批判抽象人道主义的虚妄性，探寻彻底实现人道主义的现实途径，就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原初动机和最高目的。“重视人，关心人的前途和命运，关注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一切为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价值目标的根本内容。”[6]对人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对人类解放的人道主义追求，作为价值诉求一直伴随并引领着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探索。马克思正是在扬弃传统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以“改变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而创立唯物史观的。因此，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一方面构筑了唯物史观的创生环境，成为唯物史观的生成性要素；另一方面作为非实体性要素渗透于唯物史观，成为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不是神、人性主宰和复归的历史，而是现实的生产实践史和生活发展史，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着他们的生活，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32人们一切的意识和观念无非是现实的人们生活过程的反映而已。所以，对于人道主义理论家们所主张的公正、平等、自由、人性等观念，必须在每一历史时代具体的人们的实践过程、生活过程和交往过程中来得到真正的实现。而对于现实的社会发展来说，由于人类历史至今还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还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剥削世界的历史，抽象的人道主义理论只能倒向抽象的精神辩证法革命，因此，现实的革命就仍然是实现现实的人道主义的最根本的途径。
分析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对人道主义问题的批判和变革之路，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并非与人道主义的一切内容都发生了严格意义上的断裂，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敌视人”的哲学，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最为关注人的生存与价值、尊严和自由，最为关注人性、人道的哲学。不过，与历史上所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家们只是在意识和精神领域的角度来抽象地谈论人的尊严、价值和人性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必须要在现实的历史关系、实践关系、生活过程中来切实地实现人道主义主张的伦理、公正和自由。唯物史观创立前，由于看不到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找不到造成资本主义非人道社会现实的根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批判由于其唯心史观的理论基础，而流于单纯的伦理道德谴责。与现实社会的实际接触，使马克思认识到，立足于观念、思想、意志等意识领域内的抽象人道主义批判，丝毫不触动现实社会制度，不可能根本改变非人道的现实状况而彻底实现人道主义。为此，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针对其唯心史观的哲学基础进行批判。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现实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揭示其客观规律，分析造成非人道现实的根源，从而创立唯物史观的。在唯物史观看来，人道主义者的正义、平等、公正和人道等原则和观念在道义上是有很重要的指引作用，但是，如果人道主义者以为用这些观念就可以说明什么是人道的话，那还是太抽象了，因为，只靠一些道德说教和伦理规范来解释历史、解决社会历史政治问题，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也说道：“正义”、“人道”等范畴和伦理规范这些字眼在历史实际中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不能证明和说明历史与政治问题。普遍性的正义、平等和自由等观念在道义和思想上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在具体的现实社会中，这种普遍性的正义等就会变成具体的正义观、平等观和自由观。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产生反映这个社会基础的观念的意识形式，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的价值被异化的事实，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可以通过异化的扬弃与自我扬弃得以解决，但不是借助于观念的自省。马克思无意于做一个书斋里的哲学家，而是始终心系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寻求实现人道主义的现实途径。因此，唯物史观一经形成，马克思就立即将其应用于现实批判和革命实践。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唯物史观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7]32可见，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并不是纯粹为了寻找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是首先作为哲学家为了成就理论体系而著书立说，而是对抽象人道主义进行揭露和彻底批判的客观要求，是探索实现人道主义现实途径的现实需要，是以人道主义为价值诉求并服从、服务于人道主义理想总目标的。
马克思以历史解释人和人的本质的形成和发展，又以人的实践活动解释历史发展，从而使人道主义和历史观都获得了新的内涵。这一观点揭示了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指出历史不过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是人的活动的过程，人与历史是相互生成的。“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活动。”[8]17根据这种客观历史规律性，就能恰当地确定什么是“应有的东西”，并为科学地分析“应有的东西和现有的东西”的矛盾提供合理的参照系数。在这个参照系数中，马克思一方面以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他又不否定这个终极目标的每一具体实现形式的历史价值。可以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坐标具有绝对和相对的双重意义：人本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绝对价值；为实现这个绝对价值而无法超越的具体历史形式，则具有相对价值。因此，唯物史观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质就体现在：历史的发展就是人道主义的逐渐实现。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和社会，整个世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人化自然”和历史的进步都彰显了人的主体地位，高扬了人的能动创造性，充分体现了推崇科学理性的人道主义本质精神。其二，承认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就是对追求现世生活的意义和享受尘世的人生快乐，要求满足人的利益和欲望的肯定，这从根本上也是符合人道主义基本精神的。其三，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活动的展开，人的本质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人道主义将逐渐实现。这表明，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更迭和历史的发展看作人的不断完善过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共时性的有机的‘内’‘外’统一关系问题，即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内在精神实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外在理论表现”。[9]
在唯物史观的批判下，先验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已经被改造为具体、现实、革命与富有实践性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与共产主义运动直接相联系，提出人道主义实现的现实诉求。在论述“共产主义”时，马克思就直接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解答。”[5]81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与“社会的”和“人性”、“人道主义”、“共产主义”、“自然主义”等等相提并论，认为它们之间的内在意义和关系是一致的。而且，人性向社会的复归，正是人的本质和人道主义观念的显现。并且，这些显现和实现，只能在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的共产主社会中才能实现，表征出马克思浓厚的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在其哲学观念中理想化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马克思希冀无产阶级来实现这种“人道”的观念和思想。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充分发展，仅凭人道主义的爱和正义的说教是不可能实现人的完全回复的，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唯物史观认为，必须通过世俗生活中的无产者联合实现对社会生产力的共同占有，建立结束“人类史前史”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那时“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10]67这种“人道”的目标就是人人自由和平等。此时，人们才能够“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11]927安排自己的生活，真正的革命的现实的人道才能付诸实际。
收稿日期：20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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