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改”时期的香港经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前景论文,时期论文,经济论文,后政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15)03-0054-11 如果说，2014年爆发的“占中运动”，是香港内部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那么，近日香港反对派否决政改方案，则是继占中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政治对抗。“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将持续受到激烈的政治纷争的困扰；面对较大调整压力的房地产业将左右香港的内需走向；进入新平庸状况的全球经济也难以给香港带来更强大的外需增长动力。本文将在分析影响未来香港经济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的基础上，对“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前景作出估计，同时提出扭转香港经济走势和改善民生的若干思路和建议，以供参考。 一、三因素影响经济前景 “后政改”时期，有三大因素对香港经济发展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政治纷争、地产调整和外需不振。它们将阻碍香港内外需求的改善，致使香港经济前景难以乐观。 (一)政治纷争更加激烈 “占中运动”是香港社会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较量转向全面、非理性、不合作的政治对抗的分水岭。“后政改”时期，其后续影响将加快发酵，政治纷争和不合作运动将趋向常态化，特区政府管治困难也将常态化，这是“后政改”时期区别于以前的一个显著特点。具体而言： 第一，鉴于近期以来占中势力与反占中力量、支持政改力量和反对政改势力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分裂情况迅速恶化，令双方在政经议题上妥协让步的空间缩小。政改方案被否决使香港失去一次借政制向前迈进去化解分歧的大好机会，未来香港化解政治矛盾难度将加大，对立和抗争将此起彼伏，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显现。 第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地产经济的逐步形成，香港贫富分化情况日趋严重，雇员报酬占GDP比重从上世纪末的55.6％降至2013年的50.8％，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451升至2011年的0.537，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贫富差距最大的经济体之一①，致使低收入人群不断壮大，中产阶层日益缩小，富者则愈来愈富。贫富对立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社会大众和大资本的对立，香港社会弥漫着仇富的气氛；另一方面，香港特殊的房地产模式把民众人为地分为有房族和无房族两大阵营，拥有自置住房和不拥有自置住房的家庭差不多各占一半，加剧了社会分化。“后政改”时期贫富分化和对立将难以迅速改变，任何经济和社会政策都可能引起争议，政府施政将遇到更多阻扰。 第三，今次占中和反政改运动一开始，年轻一代就成为主力，除了受到反对派价值观的深度影响及缺乏国民教育之外，也与年轻一代面对住房、就业和收入等巨大压力有很大关系。从1985～2014年的三十年间，香港私人住宅售价狂涨13.9倍，但人均名义GDP只上升5.4倍，房价升幅比收入快1.5倍以上(详见图1)，加上高楼价、高租金影响科技创新和创意产业，减少了年轻一代发挥才智和就业选择的机会。年轻人把这些不公平归咎于现时政治制度，希望通过自由选举推出一位可以代表他们的行政长官，以维护自身利益及寻找出路。年轻人代表着香港的未来，跨代矛盾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尤为深远。目前跨代矛盾已给香港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最近驱逐内地游客和“反水货客”等行动，就是部分年轻人的“杰作”。估计这种情况将不断发生，甚至可能扩散到其他领域。这是“后政改”时期香港必须面对的问题。
图1 人均GDP和私人住宅价格累计升幅(％) 数据来源：香港统计处和差饷物业估价署。 综合而言，若与2003年SARS疫情造成的影响比较，占中和政改争拗不仅对香港经济产生了短期影响，还将对“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发展形成掣肘：(1)使本地财团及海外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心受到冲击。香港财团可能减少在本地的投资，扩大对海外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的资产布局；海外跨国企业尤其是内地企业也会因为政治纷争加剧而降低在港长期发展的信心。(2)加深了香港社会分化，并且会直接反映到立法层面。未来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将更加紧张，增加特区政府的施政难度。据政府公布的资料，上一个立法年度政府原计划向立法会提交总额约430亿元的新工程项目，但立法会批准的项目涉及金额仅36亿元。这个立法年度政府预计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的项目80多个，总额约为710亿元，若有关拨款申请受阻，基建支出将大幅减少，进而影响公共部门投资增长。(3)对香港和内地互信基础及深化合作意愿也有负面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巩固及发展均有赖于内地的持续支持，两地互信及合作基础极为重要。如果两地互信进一步受到削弱，那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旅游和零售外，贸易、运输、商业、会展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也会蒙上阴影。 (二)楼价面对调整压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世界经济向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为主体的知识经济迅速转型时，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导向，一向顺势而行的香港却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炒作地产催谷泡沫的不归路，一系列矛盾和难题便因“运”而生。确切地说，香港经济社会层面的深层次矛盾，是以地产泡沫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及政策不能适应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香港民众对优质生活的需求。这一深层次矛盾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其他与政治、民生和两地合作相关的矛盾就难以得到化解。 就内部而言，香港以高楼价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及政策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其实早已浮出台面，近些年来不断趋于激化，突出表现在经济结构出现“三化”现象，即泡沫化、空心化和劣质化。具体来看： 第一，经济结构泡沫化是核心问题，根源在于高楼价政策。高楼价政策其实早在香港工业化时期即已实行。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由于对土地供应实行限制，高楼价政策得到强化，从此香港真正进入地产主导经济运作的年代，泡沫化经济结构逐步形成：(1)地产炒作凌驾于正常生产活动之上，地产升值收益远高于生产收入，资产泡沫游戏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2)地产泡沫带动通胀急升骤降，成为决定香港经济总量的主要因素。如1988～1997年香港名义GDP总量劲升近两倍，人均GDP由1万美元急增至2.7万美元，其中有2/3是由通胀带动的；1998～2003年名义GDP总量减少8.5％，主要是同期地产泡沫破灭并出现通缩的结果。2004～2014年名义GDP总量再增加78.7％，逾三成是通胀因素。但由于多年来以减少房地产供应来维持高楼价，使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创造的增加值②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28％降至目前的不足18％，拖低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1.4个百分点。(3)地产泡沫带动租金急升，使企业经营成本大增，导致经营环境不断恶化，也阻止外部竞争者加入，形成市场垄断局面。 经济泡沫化并非香港独有现象，但在作为发达经济体的香港，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波动幅度之大，驾驭能力之强，则是举世罕见的。它使香港经济陷入由资产泡沫主导的经济周期循环之中而难以自拔。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历过一个半大周期的循环波动，目前已达到第二个上升周期的顶峰，泡沫化程度也再创历史新高，私人住宅楼价比1997年高峰期还要高出69％，已到了危险地步。虽然由于美国加息步伐放缓使楼价仍居高不下，但美国下半年加息以及未来数年利率逐步正常化是大概率事件，香港地产泡沫再次破灭将不可避免。设如楼市泡沫爆破，香港经济将进入第二大周期的向下循环，届时内部投资和消费将不断萎缩，财政赤字和通货收缩将重现，负资产和破产案例将大增，失业率也将掉头回升。这是“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将面对的一大风险，其影响力甚至大于政治纷争。 第二，经济结构空心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香港把工业转移出去，本地则乐于依照“前店后厂”分工模式发展支持服务，并没有积极打造品牌和运用科技创新推动转型。即使后来由于珠三角生产服务的兴起使本地加工贸易链条出现断裂，香港也只是采取离岸贸易形式竭力维持传统加工贸易服务，把世界第一货柜港的地位拱手相让。与此同时，由于地产泡沫不断抬高生产成本、资本热衷于追逐资产收益以及政府缺少科技和产业政策，在欧美和其它三小龙蓬勃发展的信息科技等新兴产业，在香港难以立足。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的结果，是经济结构存在极大脆弱性，不利于长远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使本地大量的理工科和文化创意人才无法发挥应有作用，造成人力资源严重浪费。 第三，经济结构劣质化是香港经济未能跟随世界潮流转向知识经济的恶果。一方面表现在传统优势产业因未能转型升级，增值能力不断下降。如香港进出口贸易在上世纪80年代从本地出口转向转口贸易，本世纪再转向离岸贸易，由于缺少品牌和科技创新，不但贸易增速逐年放缓，连带毛利率不断下降，转口毛利率从早期的22％降至目前不足16％，离岸贸易的毛利率更只有6％左右。反观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口额尚不如香港，后来由于经济成功转型，2014年出口额高达5,731亿美元，比香港整整多出一千亿美元，而且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要高得多。另一方面表现在近年快速发展的产业大都是低增值的产业，如旅游业，但由于旅游业基本上是旺丁不旺财的低增值行业，劳动生产率尚不到进出口贸易业的一半，甚至比全港平均还要低31％，无形中降低了整体经济素质。新世纪以来香港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仅提升2.5％左右，远低于八九十年代的水平，这就是经济结构劣质化的综合反映。 经济泡沫化、空心化和劣质化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除了上述提到的加剧经济循环波动、拖慢经济增长、带来较高通胀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贫困蔓延外，还造成就业结构的低质化和不稳定。一方面，就业低质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如图2所示，2000～2013年间香港共新增51.7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收入水平较低的旅游业就增加15.4万个，占比24.6％，而收入水平最高的金融业仅增加6.3万人，占比12.1％，收入水平较高的进出口贸易业也只增加1.25万人。另一方面，劳动就业与通胀和内需密切相关，而通胀和内需变动又主要由楼价高低决定，如1990～1997年私人住宅楼价狂升3倍，带动通胀每年上升8.8％，内需十分兴旺，失业率平均只有2.2％；1998～2003年私人住宅价格大跌2/3，造成长达68个月的通缩，内需极为疲弱，失业率急升至8.7％。2012年初以来香港经济一直呈现低增长，但失业率仍维持在接近全民就业水平，主因是楼价不断创出新高带动通胀和内需。可以说，目前香港所谓的全民就业，是建立在超高楼价基础上的。但超高楼价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旦出现调整，全民就业状态就会被打破，就业市场可能延续大起大落走势，反过来必会影响经济稳定。 (三)外需不足暂难改观 “后政改”时期的香港经济走势，还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发展变化。总体而言，当前全球疲弱且不均衡的经济复苏，将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外需不足的大环境难以改变，但也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特点： 第一，全球经济和贸易将持续处在脆弱复苏当中。在许多经济体，全球金融海啸和欧元危机的遗留影响依然存在，包括公共、企业或家庭在内的高水平债务和薄弱的银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制约着支出和增长。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资本积累下降以及生产率增长减缓，导致全球潜在产出增速不断放慢。当然也要看到，随着欧元区摆脱经济衰退，加上并未如市场担心的进入通缩，全球宏观经济风险也已有所下降。但地缘政治风险反而上升，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仍处在动荡之中，南海局势也有所升温，加上希腊爆发新的债务危机，从而可能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制约。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上升3.5％，略高于去年的3.3％，2016年提升至3.8％，仍达不到正常时期的4％～5％增长水平；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不振，WTO已经两次下调今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预测至3.3％，明年则为4％③，略高于过去三年平均的2.4％，但仍然大大低于1990～2008年正常增长时期的平均6％，外部需求缺少大幅改善的动力。
图2 2000～2013年各行业新增就业占比(％) 第二，西方市场环境总体欠佳，美国是唯一亮点。从周期看，低经济增长、低消费需求、低通胀水平，将是西方经济较长期的趋势，即IMF总裁拉加德所说的新平庸状态④。美国经济在2010～2014年年均上升2.2％，大大低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高涨期年均增长水平，但未来仍将是发达经济体中的亮点：近期消费者信心指数维持在高位：失业率降至5.3％的金融海啸后低位；新能源、互联网、生物医药等新产业正在崛起，显示经济复苏步伐将有所加快。欧元区虽已摆脱衰退，但一般预期其未来经济增长将长期徘徊在1％～2％的低水平。 第三，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根据IMF的预测，今明两年发达经济体GDP均将上升2.4％，仍低于新兴经济体的4.3％和4.7％，但两者的增长比率将从欧债危机时的4.3倍，降至今明两年的1.8倍和2.0倍，说明全球经济动力将较为均衡，香港外部需求将趋向多元化。在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经济已失去动力，但印度增长速度可望加快，巴西经济也将有所反弹，新兴市场对香港外需仍可带来轻微改善。 第四，中国内地将加强稳增长、调结构的力度。去年在外需不足、投资增长下滑以及加快淘汰过剩产能的多重压力下，内地全年GDP增速降至7.4％的24年低位。为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中央政府采取加强基建投资、扩大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加快新型城镇化和自贸区建设、鼓励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以及降准降息等措施去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诸多结构性变化，如三产比重超过二产使服务业成为经济主体、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使城乡结构发生巨变、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新增长动力等等，都将影响其未来经济表现。估计今年内地消费将保持稳定，投资增速将继续下滑，全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7％左右，未来五年将为6％～7％。虽然进入新常态的内地经济依然是香港经济的支撑，但十多年来加入WTO和开放自由行带动香港商品贸易和服务输出高速增长的盛况已难以复制，香港未来需要配合内地战略转型的新需求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二、低增长将是新常态 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报告指香港综合经济竞争力已被深圳超越⑤。是否如此暂且不表，但近年香港经济增长乏力则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香港经济增长2.5％，低于2013年3.1％。特区政府预测今年增速是1％～3％，市场一般预测是2.5％左右，也低于2013年(见图3)，更低于其他三小龙的水平(见图4)。另外，特区政府预计2016～2019年经济趋势增长率为3.5％，低于过去十年平均增速，显示香港经济动力减弱是一个长期性问题。原因除了有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等外围因素，关键是自身的结构性缺陷。 从根本上讲，香港经济表现欠佳主要是多年来未能跟上全球知识经济发展潮流，始终沉醉在高楼价带来的虚假繁荣当中，导致整体竞争能力出现下降。以同为都会城市的新加坡为例，过去20年香港经济年均增幅只有3.4％，反观新加坡却高达5％以上。两地人均GDP在20年前相差不大，但2014年新加坡高达5.5万美元，香港则不足4万美元。即便是在被称为购物天堂的香港旅游领域，在全球旅游竞争力的最新排名也不如新加坡。与此同时，韩国不但在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方面走在全球前列，而且经济增长和出口表现也力压香港，甚至内地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也正在迎头赶上。香港正面对着前有强敌、后有追兵、自身后劲乏力的困境，若不采取措施加快发展，香港的国际地位就无法长期保持，对国家就无力做更多贡献，也就难以维持长期繁荣和稳定。
图3 香港GDP增速(％) 数据来源：香港统计处。
图4 其他三小龙2013～2015年GDP增速(％) 数据来源：新台韩统计部门。 进言之，“后政改”时期香港可能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一方面，政治纷争使特区政府管治更加困难，各项基建和民生工程难免一再延误，内部消费和投资将受到重创。同时持续高烧不退的香港房地产市道可能进入调整期，对内部消费和投资将带来更大冲击，因为长期以来香港内部消费和投资完全受制于房地产价格波动。以占GDP约2/3的私人消费为例，过去三十年每年实质上升4.5％，与GDP平均增速不相上下。但在1985～1997年楼价上升期，私人消费开支年均实质增长6.6％，大大快过GDP升幅(5.8％)，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在1998～2003年楼价大跌期间。私人消费开支年均下降0.3％，低于同期GDP升幅(1.5％)，是经济增长的负累。2004～2014年楼价又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私人消费开支年均实质增长率又回升至4.8％，高于同期GDP升幅(4.3％)。尤其是最近三年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香港外部需求急速放缓，然而香港私人消费开支每年仍实质增长3.8％，支撑香港经济维持年均2.5％的增速。未来如果楼价大幅向下调整，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将会大幅放慢，必然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另一方面，外部需求相对过去三年虽会略有改善，但全球低速复苏的新平庸状态难以改观，甚至在全球经济金融持续严重失衡情况下，未来不排除再次出现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一相对不利的内外环境下，如果香港不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深层次问题，而只是被动地应对政经危机及接受市场波动调整结果，那么“后政改”时期的香港经济就难以看好，低增长将成为新常态，未来十年平均增速将只有2％～3％。这是“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的基本前景，也是消极放任下的发展趋势。 同时也要看到，香港经济在受到内外部因素制约的同时，也拥有不少有利条件和发展机会。从内部看，香港财政状况良好，房屋和基建投资需求巨大。至2014年度，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盈余8,196亿港元，预计至2019年度将增至9,488亿港元。过去几年政府每个财政年度的公共工程投资约700亿港元，处于历史高水平。初步估算，未来包括机场第三跑道在内的基建投资需求超过两万亿港元，可持续拉动内需。从外部看，内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民币国际化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都会给香港带来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善用“一国两制”和自身独特优势，充分发掘和释放内部潜力，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深层次矛盾，推动香港朝着发展知识经济、全面改善民生的方向转型发展，就有机会扭转低迷不振局面，经济竞争力得到重塑，未来十年GDP增长率可回升至4％或以上。这是“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的另一种前景，也是积极应对下的发展趋势。 三、对策和行动 要实现较好的经济发展前景，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同时采取行动。其中内部行动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内部需求能否迅速得到扩张，也关系到能否抓住外围机遇。内部行动立足于推动制度创新，外部行动重在深化区域合作。当前关键是要在保护居权、激励创新、扶持青年、深化合作四个方面下大工夫，争取化解阻碍香港发展的结构性难题。这四个方面的思路和行动，虽然有些内容超过经济范畴，但又是经济发展所必须，因而需要齐头并进，逐项展开。 (一)保护居权，转变房地产发展模式 如前所述，房屋是解决香港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关键。当前香港房屋政策深陷两难困局：一方面，房价升幅长期快于家庭收入，早已抛离绝大多数普通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购买能力，市民居住条件之恶劣早已为人诟病，在可见将来仍是改善无期，社会怨气与日俱增；但另一方面，高楼价已成为内部消费投资、财政收入和劳动就业的最大支撑，是逾百万家庭主要身家之所系，楼价大跌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特区政府多次出招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效果始终不彰；社会各界也提出不少解决办法，但大多停留在修修补补的政策层面上，并非治本良方。只有用长远的战略眼光，采用新思维和新策略，才能寻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本文在综合考虑香港房屋政策面对的两难格局以及市民、发展商和政府等诸方面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一项新设想——“新居屋计划”，主要方向是严格划分两个市场，把推行公营房屋和私人房屋“双轨制”作为长远发展策略。核心内容是以新居屋作为未来公营房屋建设重点，以满足逾一百万户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的住屋需要；大前提是新居屋价格必须与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的收入相对应，以便更公平地协助他们置业。换句话说，“新居屋计划”主要是从现有情况出发，从增量调整的角度，以和风细雨和循序渐进方式去修正房地产发展路向，为根治香港房屋顽症打开一个可行的快捷方式，促进房地产市场长远健康发展、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平衡财富分配以及为年轻一代提供出路，使香港真正成为一个市民安居乐业和体验公平正义的好地方。 必须指出，“新居屋计划”并非单纯的复建居屋，而是要在现有居屋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广泛拓展居屋的功能和应用范围，赋予新居屋在解决香港居住问题中特殊使命和主导角色，力争通过10～20年的努力，使新居屋逐步成为香港大多数普通市民家庭住房的主体。过去特区政府曾进行资助市民置业的公众咨询，发现多数市民希望复建居屋，可见此举有很强的民意支持⑥。此外，大多数立法会议员也呼吁扩大居屋措施。施政报告提出政府房屋政策的基本理念是“协助基层上楼、协助中产置业”，这是一个好政策，若能乘势推出具长远发展策略、兼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平的“新居屋计划”，相信会是一项顺应民心的德政，最能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 (二)激励创新，调整提升经济结构 激励创新是优化香港经济结构的根本之道。这也是香港的最弱之处。2014年施政报告提出要善用、巩固及提升现有优势，加强与境内外全方位合作，将各个产业做多做大做强的政策主张及其十多项具体措施，其中不乏一些新亮点。但总体而言，发展路向偏于保守，未能抓住本质要害，政策力度也嫌不足，且多数政策仍在研究阶段，暂无定论。未来只有看准世界发展大势，全力推动和激励经济创新，才能解决困扰香港多年的结构性问题。 香港推动创新的关键是要发展知识经济，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和创意浪潮，带动全球经济向知识经济全面转型。制造业的高科技化、创新产业的迅速崛起以及知识服务的快速发展，成为这一场新产业革命的三大共同特征。知识作为一种主导要素，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高科技发展战略，建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并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人才培育，希望掌握知识经济的主导权。内地更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和结构调整重心加以推动，目标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未来30年知识型经济将成为全国经济活动的核心和动力。但内地要成功转变为知识型经济，需要在知识服务方面取得突破。服务业高度发展的香港，正好可以配合这一发展大势。 但也要看到，香港能否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关键是还要有自己的定位和策略。香港发展知识型经济，虽然错过了一些时日，但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人才汇聚和现代服务等优势，仍有很大的发挥空间。香港应把发展知识型服务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并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和亚太区的知识型经济服务中心，一方面为国家知识型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成为珠三角知识型经济的领导者。而要实现这一新的目标定位，政府的功能和角色至关重要，特区政府要明确制定未来向知识型经济服务中心发展的总体蓝图，尽快凝聚社会共识和支持，进一步加强教育和人才培养，更好地吸引全球最顶尖人才汇聚香港，不断加大对知识服务研发的投入，同时选定现代物流、创新金融、健康服务、创意设计、专业服务、检测论证、仲裁服务、引进平台等重点产业作为未来的主攻方向，为本地经济更好发展奠下稳固的根基。 激励创新的关键举措，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特区政府应在现有“创新及科技基金”的基础上，设立新的更大规模的“创新、创意和创业基金”(即三创基金)，适当放宽资金使用和成果商品化的限制，同时借鉴韩国和新加坡等地的经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开支，争取到2025年把香港研发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0.73％提高到1.5％以上。 (三)扶助青年，释放创新创业能量 年轻一代是香港的希望，扶持青年是香港走向未来的根本之道。当前香港年轻一代面对巨大压力，主要表现在高学历找不到好工作，有工作却拿低薪水，有收入但买不起小屋，想结婚生仔常望洋兴叹。根据政府统计数字，香港目前年龄在15～24岁的就业人员，持有大学学历的比重高达30.2％，比全部就业人口高出许多，但这一年龄段的平均失业率是香港整体失业率的三倍。由于香港产业结构变化不大，缺少科技创意等新经济增长点，无法提供更多适合年轻人的工作岗位，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正在逐渐加大。可以说，香港年轻一代似乎是发达经济体中比较无奈及看不到希望的一群，这对未来香港社会稳定将带来不利影响。 鉴此，特区政府有必要制定并推行扶持青年的特殊政策，为年轻一代提供出路：(1)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等产业，更好地满足本地年轻一代的发展需要。建议特区政府每年拨款一百亿元注入“三创基金”，支持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发展，为年轻一代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同时协助香港经济向高增值的知识经济转型。(2)尽快推出如上所述的“新居屋计划”，以可承担的合理价格向年轻一代提供住所，解除年轻一代的后顾之忧。(3)研究推出鼓励青年婚育的政策，尤其是要考虑为婚育提供更多补贴和税务减免，减轻其经济负担。当然，扶持青年的政策措施还很多，关键是要对症下药，帮到实处，使年轻一代看到曙光，为他们带来实现香港梦的希望! (四)深化合作，增强外部增长动力 在外部行动上，香港应更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要推动香港与内地和东盟在更高层次上加强合作，调动境内外一切资源，进一步扩大合作成果。具体而言： 一是全面参与国家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把国家未来发展需要与香港优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香港能在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中更好发挥作用，巩固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地位，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一个有效促进投资的平台，调整对内地投资结构，在配合内地实现发展战略的同时，把香港打造成为世界级的国际投资及服务基地；(2)积极推动港企扩大内销，利用分销功能扩大对内地出口以及协助内地加强市场监管等，协助内地扩大内需；(3)借助内地金融管制放松、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跨境融资需求、资产管理、证券市场互联互通等大好时机，把香港发展成为亚洲领先的世界级资本市场和财富管理中心，巩固和发展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地位；(4)利用高度成熟和国际化的知识型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更好地拓展海外市场和开发海外资源。 二是配合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香港既是亚太区的金融、商贸、物流、投资管理和专业服务中心，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在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充当协助推动和支持角色，并由此获得更大商机和发展良机。未来可采取如下行动：(1)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管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被列为“一带一路”建设重点，目前不少基建项目已率先启动，另有大批项目正在谋划当中，这将带动沿线基建投资强劲增长，并产生大量投融资机会。西方学者预测，新丝路规划仅基础设施方面就需要超过20万亿美元，因而如何融资就成为关键。香港应鼓励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贷款和发行基建债券等方式向丝路基建和资源开发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香港企业利用国家正在大力推广的PPP模式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和建设，未来还可吸引较为成熟的项目在香港上市和资本运作，为香港资本市场提供新机会。(2)为中资企业在丝路沿线投资基建项目提供协助。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中资企业借船出海，以香港为跳板到丝路国家投资，香港可为这些中资企业提供项目贷款、过桥贷款、发债融资、顾问咨询、项目管理和专业服务等，令“走出去”企业的业务发展更加顺畅；香港企业也可和中企合作一起到丝路沿线投资，各自发挥优势以提升投资项目的成功率。(3)尽快加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中央政府应支持香港早日加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并推动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在香港设立营运中心，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尤其在融资和资产管理方面的优势，支持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营运。(4)大力拓展伊斯兰金融。“一带一路”涉及广大伊斯兰地区，如何妥善处理伊斯兰金融问题至关重要。香港早在2008年就提出发展伊斯兰金融，并且投入资源去研究发展伊斯兰金融问题，尤其是所涉及的法律及税务问题，积累了一定人才、市场网络及风险管理经验。2014年特区政府成功发行首笔10亿美元的伊斯兰债券，投资者反应热烈，反映香港相关的法律框架广为国际投资者接受。未来香港应加大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务的力度，为国家建设“一带一路”提供专业支持。 三是用新思维完善CEPA。CEPA签署迄今已超过十年，但总体效果却未如预期。为拓展CEPA的实际效用，需要进行功能创新，努力恢复其作为RTA的基本属性，并采取如下行动：(1)深挖CEPA项下“跨境提供”⑦的服务功能。CEPA采用“商业存在”方式，较少涉及“跨境提供”方式，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完善CEPA应先从建立“跨境提供”的形式入手，力争取得突破。可考虑采取循序渐进方式，对部分较易掌控的服务领域，开放由香港本地合资格服务提供商直接向内地(全国或特定区域)提供服务，如商业仲裁、人民币贷款、检测和认证、创意设计等。(2)拓展零关税的区域合作范围。为扩大CEPA零关税的政策效果，可考虑在CEPA补充协议八允许香港生产企业把原产于内地的原料和组合零件计算在“从价百分比”内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原产于台湾的原料、组合零件和设备折旧也计入“从价百分比”内，以鼓励香港利用内地和台湾的综合优势发展本地制造业，使CEPA零关税安排更符合RTA的要求。(3)针对目前落实CEPA时存在大门开、小门不开的问题，应充分发挥“一国”优势，未来香港在与国家商务部商谈CEPA补充协议时，应同时制定落实有关条款的时间表。 四是加快推进香港—东盟自贸区建设。当前香港—东盟自贸区(HAFTA)正在加快推进当中，到2016年有机会正式建立并开始运作，这将为香港的特独优势和市场力量提供更大发挥空间。未来我们应采取如下行动：(1)准确瞄准东盟市场潜力。东盟是近些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未来增长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HIS环球透视公司发表报告指出未来二十年东盟将成为亚洲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到2030年将成为仅次于美国、欧盟和中国之后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HAFTA应尽力融入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准确把握其发展潜力，为香港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2)配合东盟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东盟很早就明确提出东亚合作要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合作目标，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已形成五个“10+1”区域合作机制，“10+3”(东盟+中日韩)基本框架也已成为亚太地区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多边合作平台。东盟和中国正在激活CAFTA升级版谈判，极力促成“10+6”(东盟+中、日、韩、澳、纽、印)尽早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香港应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并在其中发挥自己作为区域商贸金融中心的作用。(3)强化香港作为区域转口贸易中心的功能。目前东盟是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地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9.9％，仅次于中国内地。香港和东盟签订自贸协议，应让CAFTA及其他多个“10+1”缔约方经香港转口到对方境内的货物也可享受关税优惠待遇，此举将十分有利于香港转口贸易。(4)进一步发挥香港作为区域服务中心的独特优势。目前东盟是香港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占香港服务贸易总额超过8％。双方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应有助于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区域服务中心的功能。(5)更好地提升香港作为国际投资管理中心的作用。HAFTA应在开放、促进和保护投资方面迈出一步，促使东盟向香港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未来八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将达到一千亿美元以上，香港应能为这些巨额投资提供人才和管理服务，同时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作为投资平台，增加对东盟的投资活动。 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多年已然，于今为烈，根源在长期高地价和不作为，核心是经济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结果是实际创富能力持续下降和民生困顿，经济增长动力受到削弱。“后政改”时期特区政府应把化解矛盾、振兴经济、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大胆进行结构调整，下决心转变地产发展模式，竭力推动香港迈向知识型经济，把经济蛋糕不断做大，同时让各阶层民众分享发展成果。 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香港。香港始终是一个经济城市，多数民众都把经济和民生放在第一位，香港应尽快修正制度缺失，尽最大可能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努力提升经济增速和质量，使未来十年GDP增长率达到4％或以上。苟如此，“后政改”时期的香港经济就有机会更上一个新台阶，也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繁荣和稳定。 注释： ①2012年6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最新的收入分布，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37，创40年来最高纪录，较新加坡和OECD成员国严重。 ②房地产及相关行业主要包括房地产投资发展、房屋建筑以及房屋服务消费(即香港GDP统计中的楼宇业权)等领域，在1997年约占GDP的28％，实际上是香港最大的经济部门；目前美国则占三成左右，是制造业的2.5倍，金融业的4倍。 ③参见2015年4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文版)第3页，http://www.imf.org/external/ns/loe/cs.aspx? id=91，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7月10日。WTO发表的预测，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5-04/6194635.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7月10日。 ④IMF总裁拉加德在2014年IMF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上表示，需要通过大胆的政策来避免全球经济增长陷入“新的平庸状态”(new mediocre)。 ⑤2015年5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显示，在2014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深圳首次超越香港，跃居榜首，香港屈居第二。http://news.sohu.com/20150517/n413190735.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7月9日。 ⑥2010年5～9月，运输及房屋局就资助市民自置居所事宜进行公众咨询，其后发表咨询报告指发表意见者大多赞成市民自置居所。 ⑦所谓的“跨境提供”(Cross-border Supply)，是指从一个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的过程；它是WTO《服务贸易总协议》确立的四种服务贸易方式中的第一种方式，是典型的跨国界贸易型服务，也是最便捷和最经济的一种贸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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