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革新与中国改革进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越南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越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先后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了一项以变革旧的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伟大事业，越南称之为革新，中国称之为改革。在改革前两国都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同为落后的农业国。两国的改革经历了相似的三个阶段，即摸索起步，全面展开和深化改革的三个阶段。两国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策略。由农村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推广。而不像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搞激进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两国的改革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实践证明，这种方法适合中越两国的国情。不过，中国和越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它们的改革仍有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图对两国的改革进程及在各阶段的成败得失作一比较和总结。
一、起步阶段
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告一段落，约5年，为改革的起步阶段； 至于越南革新的起始时间存在着争论。一种看法认为始于1986年，其标志是当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另一看法则认为是始于1981年，其标志是越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100 号指示的下达。两种看法都有其道理，前一看法强调改革的全面展开，后一看法则强调改革行动的开始。本文采纳后一种意见。理由是越南从下达100 号指示开始，实际上已有意识地开始了对旧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且同时开始了其它领域的改革实践。只不过“革新”一词尚未被人们采用罢了。因此，从1981年1月越共中央100号指示下达至1986年12月越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越南革新的起步阶段。
任何改革，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要获得成功，都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要获得群众的支持，正确选择改革的突破点十分重要。两国的改革均始于农业。原因在于两国的农民是旧的经济体制下受害最深、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改革的愿望最为迫切。早在改革前，两国的部分农民已开始了自发的行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安徽、四川的农民已悄悄试行分田到户；在越南，也是农民自己先干起来。中越两国政府分别在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了农业生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 在全国广大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据1984年底的统计，中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96%实行了包产到户。（注：《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1978—1994年）：《中国的道路》第28页。）在越南，1980年夏天在海防郊区试行家庭生产承包制。1981年1月， 越共中央100号法令明确推行生产承包责任制。越共中央100号指示把水稻生产的过程分为8个环节，其中三个环节即插秧，施肥，收割由社员承包，另外5个环节即整地，种子，肥料， 排灌和防治病虫害等仍由合作社统一管理。承包者完成承包额后，多余的粮食归自己支配。这种制度又称为“三、五承包制”。由于进行了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和越南的农业生产都获得了迅速发展。1984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突破4000亿公斤，比改革前增长1／3以上。1979—1984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9%，其增长速度十分惊人。越南1981年的粮食产量为1500 万吨，1985年上升到1820万吨，年均增长5%；人均粮食占有量由1980年的268斤提高到1985年的304斤。
除了在农村进行改革，两国还在城市各领域展开改革。在中国，城市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改革拉开序幕的。“先后选择不同类型的工商企业和不同性质的大中小城市，开展不同方案的试点，不断总结，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过河，把改革遍及到生产、流通、分配和积累、消费等各个环节”。（注：刘国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第670—671页。）在越南，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从1981年开始”。（注：专访：“越南目前尚未建成社会主义”（访越南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武大略博士），副院长黎文桑博士，载《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9—10月。）在这个阶段， 两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是在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内尝试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内生产任务的前提下，还可制定企业自己的生产销售计划。中国已开始利改税的初步改革，越南则扩大企业利润的留成。在这个阶段，两国也开始了价格改革，都采取渐进的“双轨制”。在中国，当时大部分商品价格仍由国家统管，但从80年代初开始分三批放开小商品价格，其做法是先调后放，调放结合，使之逐步与市场价格挂钩。在1984年以前以调为主，兼及放开价格。（注：《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1978—1994 年）：《中国的道路》第126页。）在越南，对生活必需品由国家统管， 对居民凭票定量供应；对生活非必需品则实行指导价格，同时放开自由市场。1981年越共颁布了“26号决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私人经商。两国都希望从双轨制逐步过渡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体制。但越南在进行了几年的渐进式改革后，在这个问题上急于求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1985年9月对价格、工资、货币实行“同步改革”： 大幅度提高商品价格，使之接近市场价格；取消凭票供应制度，把实物补贴改为工资补贴，大幅度提高工资；废除旧币，发行新币，对越币大幅度贬值。然而，由于其它配套措施跟不上，越南在价格改革上闯关失败，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越南政府不得不于同年年底停止这项改革。但这种失败不是毫无价值的，它为越南在下一阶段成功地进行价格改革提供了经验教训。
中国还开始对宏观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拨改贷”；在财税制度方面，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金融方面，重组银行体制，把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区分开来。而越南，基本没有实始宏观管理方面的改革，只限于微观方面的改革。
中国在开始改革的同时，实行了对外开放。先是创办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经济特区，接着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来发展经济。而越南由于入侵柬埔寨，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制裁。尚谈不上对外开放。
总的来说，在起步阶段，中国和越南的改革都首先在农业方面取得突破，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两国也开始进行城市改革的探索，越南急于突破而在价格改革方面遭到失败，中国则走比较稳妥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暂时未遇到大的挫折。
二、全面展开阶段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全面铺开，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同时多层次对外开放。从1984年到1991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
而1986年至1991年则是越南革新的全面展开阶段。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会上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决定把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它标志着越南革新全面展开。
在这个阶段，两国的改革工作全面铺开。在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新的进展，土地承包办法进一步得到完善，明确土地承包期限为15年；作为新生事物的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在改革中实现了两大突破，（注：李京文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第5页。）这就是突破了农业种植业的传统农业格局，发展“大农业”，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突破了农业的传统经济格局，实现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除发展农业外，还大力发展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乡镇企业是中国的一大创举。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采用农业生产的承包制。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已有78%实行了承包制。（注：《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1978—1994 年）：《中国的道路》第31页。）价格改革方面，从1985年起实行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并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和价格；1986年、1987年放开十几种重要工业消费品价格。在越南，越共六大提出发展粮食、日用品和出口产品的三大任务，并把粮食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农业改革取得新突破。80年代初期的农业改革促进了越南农业的发展，但仍存在问题。农民未拥有土地支配权，其积极性未能充分发挥；同时，“三、五承包制”的有关规定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各方面的职责不分明。这些都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导致1987年粮食减产。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地实行彻底承包，不再划分三个环节和五个环节。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事实胜于雄辩。越南领导层终于作出了深化农业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4月， 越共颁布了改进农业生产承包制的“10号决议”，确定土地承包期为10—15年；给予农民各个生产环节的自主权；农民与国家签订粮食收购合同，完成合同任务后可自由出售剩余的农产品；承包定额5年。“10 号决议”基本理顺了国家、集体和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与此同时，越南继续进行价格改革。由1985年价格改革引发的通货膨胀来势凶猛，曾高达三位数，1986年为774.7%，1987年为330%，1988年为393.7%。 越南政府通过放开价格，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实行贸易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等一系列措施，最终降服了通货膨胀这只猛虎。越南是在1989年初全面放开物价的，除邮电费，运输费，电费等仍由国家控制外，其余基本上实行市场价格。从1989年起物价开始回落，降到两位数，90年代初基本稳定下来，制服通货膨胀，成功进行物价改革是越南革新事业继农业改革之后又一新的重大突破，并大大推动越南农业的发展。“粮食市场全面开放较早，这是越南改革的一个特点”，（注：梁志明，“越南农业改革的历史进程”，载《国际政治研究》1996年第2期。）粮食市场和价格的开放，使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越南的粮食生产在1989年实现历史性的突破，除了自给外，还开始出口大米，出口额逐年上升，位居世界大米出口国之前列。大米成了越南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之一。这个阶段越南对国有企业继续进行扩大自主权的改革，不过仍无大的进展，企业并无真正的自主权。
在这一阶段，中国已形成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局面，由沿海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推进，并建立了海南省经济特区。而越南也开始踏上对外开放之路。1988年颁布《外国在越南投资法》，正式揭开了对外开放的一页。
综上所述，在这个阶段，越南农业生产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成为大米出口国，并在价格改革方面获得成功，但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无大的进展；中国在这个阶段，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但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却有所忽视，导致一些地方缺粮，国有企业改革在形式推进较快，但实质上并无多大的起色。而且中国还遭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挫折，80年代末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从1988年第四季度起，中国实施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三、深化改革阶段
中国的深化改革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及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而越南深化改革时期始于1991年越共七大。
中国的改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遇到了一些挫折，一些人感到彷徨，甚至出现了姓“社”和姓“资”的争论。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开始南巡，在南巡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市场经济的新观点，如“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看准了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等等。还提出了判断改革是非的三条标准。（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根据这些观点，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改革的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此前的改革是打破旧的体制的束缚，那么，现在则“进入制度创新的历史阶段”。（注：李铁映1994年12月20日在全国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改革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中国体制改革年鉴》。）进入深化改革时期，中国的农业承包制进一步完善。199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在原定15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到期后，将土地的承包期再延长30年；乡镇企业继续发展，1994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0%，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40%，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运动支柱。价格改革取得胜利。1991—1993年放开工业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1992年起分期分地区放开粮食价格。至1994年底，在全部商品价格中，国家定价部分已由改革前的95%以上，下降到不足20%。在国内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为40%以下，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占了60%以上。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1992年，上海和深圳的股票市场开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则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集团化和股份化。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越南在1991年后进入革新的新时期。在新的阶段，越南依然认为农业在其改革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和起着重要的作用，故毫不放松对农业发展的关注。对土地制度进一步完善。1993年7 月通过新的《土地法》，给予农户长期使用国有土地的自主权，视种植作物的品种而定，短的20年，长的可达50年。在使用期间可享有转让、交换、租赁、继承和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的权利，但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90年代越南农业连年丰收，粮食产量逐年递增，连年出口大米。越南已成为继美国、泰国之后的第三大大米出口国。与此同时，越南认真抓好其它经济作物生产。咖啡种植不断增长，现在越南已成为亚洲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和世界上第五大咖啡出口国。越南也利用沿海滩涂发展水产养殖业。水产品也成了越南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之一。但越南也开始认识到他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即第二、三产业底子十分薄弱。因此他现在也开始抓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1993年6 月越共七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越南开始学习中国发展乡镇企业，同时挖掘、恢复传统手工业。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首先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经过淘汰、合并，国有企业数目减少了一半，现在约有6300家。在此基础上推行股份化试点改革，但进展缓慢。越南的股份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认识上存在差异，一些人担心会削弱国有经济基础，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2.一部分人还存在吃大锅饭思想，尤其是国营企业的主管单位和有关领导，不愿意改变现状去承担风险。3.许多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股票无人买。4.银行存款利率高于企业资本盈利率，居民宁可存钱也不买股票。（注：专访：“越南目前尚未建成社会主义”（访越南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武大略博士），副院长黎文桑博士，载《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9—10月。） 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越南政府于1996年就股份化问题作出新的决定，把股份化改革由原来的亏损企业扩大到效益好的企业，并由原来的自愿原则改为强制执行，即由上级领导机构决定对哪些企业进行股份化。
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来的是社会保障问题。中国和越南原来都实行铁饭碗、大锅饭的制度，职工无失业之虞，其医疗等福利费用都由国家和企业包了下来。而一旦进行改革，失业问题产生，职工的福利保障也成了问题。中国和越南都在探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方向都是发展社会保险事业。中国为职工们设了各种保险项目，包括退休，医疗保险等。在越南，无论工人是自动离职还是被辞退，除因违反劳动纪律被开除者外，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社会保障。其基本方法为：企业按照工龄和基本工资的一定比例为每个职工向保险公司交纳社会保险费，使每个职工都可以得到一种社会保险凭证，并以此向保险公司领取退休金，报销医疗费。此外，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国家、地方财政也提供一定数额的补贴，所有这些资金都集中于保险公司，任它调剂使用，按规定向企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注：专访：“越南目前尚未建成社会主义”（访越南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武大略博士），副院长黎文桑博士，载《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9—10月。）不过越南目前这种保险制度并不起作用。 举个例来说，职工到医院看病，若以保险卡记账，医生通常不欢迎，随便应付了事。病人为了能治好病，只好自掏腰包。可以说，社会保障事业在中国和越南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越南的金融体制改革比中国要慢，1988年6月开始改革。1990 年颁布《银行法》，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外贸银行四种专业银行为支柱的国家银行体系。1992年开始实行把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职能分开的制度，中央银行担当宏观指导的角色，不再从事经营性业务。同时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允许开办合营、私营银行，准许外国银行在越南开办分行或办事处。实行国家管理下的自由汇率政策，所有的银行均可经营外汇。另外，在河内与胡志明市建立外汇交易中心。1992年开始实行汇率并轨，允许有管理的外汇买卖，企业可到外汇市场或银行购买所需的外汇。越南现在正筹建证券市场。
在对外开放方面，两国都加强了对外资的引导与管理。中国和越南在开放初期均注重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但进入深化时期，两国都认识到加强管理，加快改革才是根本的出路。李铁映说：“靠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总是有限度的。要真正实现对外开放，根本的还是通过改革，建立起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体制”。（注：李铁映1994年12月20日在全国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改革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中国体制改革年鉴》。）越南从1994年开始加强对外资投资的管理。如简化投资手续，从1995年1月1日起对外资投资项目的审批时间从3个月缩短到45 —65天；降低土地费用，对投资于发电厂，通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外资项目可以由国家合作投资委员会负责办理全部有关手续。此外加强对外资投资的管理。1994年3月，越南国家合作投资委员会规定， 投资项目在批准后6个月内必须付诸实施，否则将被取消。 在管理机构方面，原由国家合作与投资委员会管理。1995年国会同意把国家合作与投资委员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合并为“越南计划投资部”，统一管理国内外投资事宜。越南逐步重视对外资的引导，外资产业，地区分布渐趋合理。
总结中越十多二十年来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两国的改革同始于农业，但在改革全面展开后，中国更注重城市改革；越南则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同时发展工商业。而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注意了综合发展，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对粮食生产抓得不够，对中国来说，这是观念问题，观念上不重视，导致90年代以来粮食产量徘徊不前。越南则注重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而在综合发展方面抓得不够，对越南而言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越南开始抓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在改革过程中，中国改革所涉及的面比越南广，宏观把握能力较越南强；越南在某些领域的改革深度已经超过中国，但面不够广。
两国在改革中正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难与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问题，地区经济平衡发展问题等。中越两国的国有企业效益差，然而改革难度大，在改革中都遇到了企业负债重和职工社会保障等共同的问题；农业方面，中越两国的农业生产总的来说仍是传统单一的耕作制，不够多样化，效益较低，农民难以脱贫。两国都面临着加快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艰巨任务。中越两国在改革过程中，地区发展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加剧。在中国是东富西贫；在越南是南有北穷。1979—1991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2%，内地为8.3%，其中中部地区为8.3%，西部地区为8.8%。（注：李京文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走向21 世纪的中国经济》.第14页。）越南最富裕和最落后地区人均产值相差达10倍。 南部经济较发达，胡志明市的人均产值达1000美元；而北部、中部，尤其是山区还很落后，最穷的地区还不到100美元。而且， 中越两国的经济虽然获得高速发展，但两国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定，都是由于投资资金和劳动力增加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因此，中国和越南的改革事业可谓任重而道远。
然而，从发展趋向看，两国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改革是遵循客观规律去进行的，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最重要的是两国的人民和领导者都希望并且有信心继续推进国家的改革事业。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中越两国的改革事业必将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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