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形象刻划技法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技法论文,人物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史记》的研究从未间断，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本文却别辟蹊径，以翔实、丰富的事例，较全面地分析了《史记》在历史人物形象刻划方面的技巧、方法：选择典型事件，通过行动表现人物；设制巧妙的对比，突出人物特点：提炼声口毕肖的对话语言，显现人物形象；浓墨描绘场面，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凸现人物；穿插逼真的细节描写，于细微处表现人物的形和神。本文丰富了历代研究者对《史记》文学成就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司马迁；《史记》；人物形象；技法。
成书于两千年前，总结了中华民族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共三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而且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里面的传记文学，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史记》无愧于鲁迅先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高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成就，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古典小说、白话小说、散文的创作，甚至还影响到我们今天当代文学的创作。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而它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十二世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三大部分里。《史记》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反映了中华民族自传说始至汉代止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反映了战国时代到汉代那纷纭复杂、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它刻划了上自统治者，下至社会中下层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把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和作者的受憎感情二者水乳交融般结合了起来；它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散文艺术描写的各种技巧、方法；它有完整、严谨而又独具匠心的艺术结构；它成功地把文学的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对话语言熔为一炉，互为补充；……。
在《史记》诸多的文学成就中，我认为《史记》最突出的、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最为巨大的，是它塑造、刻划人物形象的技巧和方法。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提供了汉武帝以前三千多年历史中一幅五色斑澜的人物形象画廊，其中有帝王将相，有一般平民；有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学者，也有刺客、游侠、倡优、占卜的人；有农民起义的领袖，也有失败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在刻划这些人物形象时，采用的是多种文学技巧，使用的是不同的文学手段，运用多方面、全方位的方式进行。可以说，后世小说中所形成的多方面、全方位地刻划人物形象的传统，是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刻划人物形象的技巧、方法，如果进行具体分析、归类的话，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选择典型事件，通过行动表现人物
《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它的写作必须忠实于历史的事实，它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它所叙写的故事情节，都是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即使没有文献记载的部分，司马迁也是根据流传的传记记录下来的。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史记》的写作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他在写作过程中忠于史实，“不虚美，不隐恶”。《史记》作为历史著作的这种“实录”特点，就决定了它不能象后来的小说创作那样虚构情节、虚构人物。这就是说，《史记》的写作，特别是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刻划上，要比可以虚构情节、人物的小说难度更大。但司马迁克服了这一难关，他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利用文学手段，对收集到的事实材料进行精心的取舍剪裁，选取典型事件，通过直接对人物在事件中的行动来表现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使人物雕塑般鲜明地直立起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项羽本纪》和《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项羽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他是楚国贵族的后代，在秦末风起云涌、诸侯并起的战争风火之中，他勇敢善战，叱咤风云，推翻了暴秦的统治，成了令天下诸侯低首称臣的霸主。但是，他却在后来与刘邦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失败了。项羽的一生经历了由成功到失败，从兴盛到衰弱的过程，项羽的性格也从在战场上的当机立断转变为在政治斗争舞台上的忧柔寡断。要表现出时空跨度如此之大，性格变化如此复杂的项羽形象，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却独具匠心，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从项羽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中，选取了三个既能够显示项羽一生由盛而衰的转折过程，又能够充分表现项羽性格变化的典型的重大历史事件：“钜鹿之战”、“鸿门之会”、“垓下之围”，通过对这三个典型事件的叙写，通过对项羽在这三段故事中的各种行动的直接描绘，成功地刻划出了历史上项羽这一传颂千古的英雄形象。
“钜鹿之战”是灭亡秦国，奠定项羽霸业的关键性重大战役。秦将章邯在大破楚军，杀了项羽叔父项梁之后，命令王离、涉间以数万人的兵力包围赵城钜鹿，有势不可挡之态，钜鹿危在旦夕。当时，各路诸侯都驰兵救赵，但最后却都望而不进。楚怀王也命宋义、项羽率军救赵。项羽在宋义怯懦不前、坚持观望的关键时刻，于“晨朝上将军宋义”时，当机立断，“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然后“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粮三日，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归。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文章通过对项羽在钜鹿之战中的直接描绘和从诸将侧面的烘托，项羽那勇猛决断、叱咤风云、威震天下诸侯的英雄形象若然纸上，真切感人。
“鸿门之会”是楚汉相争的一项尖锐斗争，也是项羽由胜逐步转败的关键环节。鸿门之会前，项羽闻沛公欲王关中，勃然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粗犷直率、性如烈焰的性格如在眼前。鸿门之会过程中，与刘邦一见面，项羽就心无防线地直言：“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把透露消息给他的曹无伤和盘托出，显示出政治斗争上的幼稚。当“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暗示其杀了刘邦时，他却“默默不应。”这一描写，既表现了项羽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英雄本色，也揭示了这项羽在政治斗争方面“妇人之仁”的寡断特点。正是由于项羽这一性格转变上的弱点，使刘邦能从“鸿门之会”上从容溜走，脱身而去。项羽的这一“放虎归山”，就确定了他最后失败的悲剧结局。鸿门之会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在这里，项羽残暴的一面，“霸天下而臣诸侯”后的窄小心胸，都一并得到了流露。“鸿门之会”的叙写，充分体现了项羽性格的转变及其复杂性。
“垓下之围”是项羽一生中的最后一战，也是项羽的最后失败。项羽被“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于垓下，面临四面楚歌之时，尚“自为诗曰：‘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一描写，项羽慷慨悲歌、愤激悲壮的特点跃然而出。最后，项羽在绝境中的一场“快战”，“溃围、斩将、刈旗”的三胜汉军的描绘，特别是乌江自刎的一幕描写，更充分地表现了项羽的威武神勇、激越壮烈的特点。
《廉颇蔺相如列传》对蔺相如这一形象的刻划，司马迁也是从历史上蔺相如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撷取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三个典型事件，通过对蔺相如在这三个事件中的一举一动的直接描绘，使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蔺相如形象站立在了读者面前。
完璧归赵是大家熟悉的传奇性的故事。赵惠文王时，强大霸道的秦国假称要以十五城作交换条件想用欺诈的手段夺取赵国的珍宝和氏璧。面对强秦的要挟，弱小的赵国该采取如何的策略，赵王和众大臣苦苦相商而不得其策。正在越王左右为难、举旗不定之时，蔺相如直陈利害，作出了“宁许以负秦曲”的对策，并且自告奋勇持璧出使秦国，保证“城不入，臣请完譬归赵”。蔺相如当机立断，善于谋略，胆识过人的特点，不言而自出。到了秦廷之上，蔺相如首先有礼貌地奉璧给秦王，但当观察到“秦王无意偿赵城”时，他又胸有成竹、不动声色地施用巧计夺回和氏璧；为了防止秦王在朝廷之上强行夺璧，他又“持璧睨柱，欲以击柱”，威胁秦王，从而折服了强秦，最后终于“归璧于赵”。这一场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描绘，直接表现了蔺相如不畏强暴、足智多谋、智勇双全的性格特点。
渑池之会是蔺相如又一次与秦王展开面对面斗争的传奇故事。渑池会上，秦王侮辱赵王，强令赵王鼓瑟，并使秦御史将此事书入史册；蔺相如针锋相对，以同归于尽威胁秦王，要秦王为赵王击缻，顶住了秦王的淫威，最后使秦王“终不能加胜于赵”。渑池之会的描写，使蔺相如的爱国主义思想、超人的勇敢等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将相交欢，是对蔺相如另一方面品质的揭示。蔺相如虽不是战场上冲锋陷阵、力敌万夫的英雄，但他却屡次有功于国，因而得到了重用，被“拜为上卿”。蔺相如的升迁，引起了同辈廉颇的嫉妒，廉颇要羞辱他，而他却“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为了国家的安全而处处对廉颇让步终于感化了廉颇。将相交欢的叙写，蔺相如博大的胸襟、宽阔的胸怀、公而忘私的品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染了历代的读者。
《史记》中善于撷取典型事件，通过行动叙写来表现人物形象的精彩篇章还很多，如《魏公子列传》中，以礼遇侯赢为典型例子表现魏公子“仁而下士”的为人性格，而以窃符救赵的重大事件来突出魏公子及其门客的英雄气概和侠义节操；《张释之列传》主要选取张释之生平中的五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进行叙写，通过对张释之处理这五件事的描写，表现了张释之不避权贵、秉公执法等的特点；等等。这许多篇章所表现的人物形象都是司马迁巧于剪裁、善于选材、精心制作的结果，千百年来为广大读者所传诵。
二、设制巧妙的对比，突出人物特点
对比是写作中一种常见的写作技法。最早大量运用对比技法于写作之中的，应该首推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对比手法，数量之多，方式之广，设制之巧，作用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司马迁之后，对比技法就成为了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大传统特点，对后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记》运用对比技法，最具特色的是它巧妙设制对比，通过对比刻划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特点。司马迁这种对比方式的运用，既保证了历史的真实，突出了“实录”的精神，又使历史人物的形象血肉丰满，鲜明突出。《刺客列传》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专门表现刺客形象的《刺客列传》，叙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刺客的故事，刻划了五个刺客的形象。而此传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是战国时期一位大义大勇的侠客。荆轲的义、勇性格，主要是通过他入秦刺秦王的传奇故事表现出来。为了充分突出荆轲的义、勇性格，司马迁在叙写荆轲刺秦王的传奇故事的过程中，巧妙地设制了四组人物对比。
首先是荆轲本人行刺秦王前后的对比。行刺秦王前，司马迁极力铺叙荆轲的“儒弱”：“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与鲁勾践博，“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在一般事情上显得如此儒弱、胆小、毫无勇士之胆识、智勇的荆轲，在对待刺杀秦国君王一事上，却一反常态。当田光把已向太子丹推荐他出使秦国刺杀秦王的消息转告他时，作为与燕国毫无相干的卫国人荆轲，明知身入不测之秦是件极其艰难、危险的使命，但他毫不犹豫，“谨奉教”，只三个字就一口应承了下来；到了秦廷之上，面对戒备森严的秦王君臣、卫士，荆轲谈笑自若，从容追杀秦王；当事败身受八创之时，荆轲仍然倚柱而笑，视死如归。这是何等的勇士之勇敢，义士之胆识。司马迁设制的这鲜明的前后对比，使荆轲不计小事得失的大丈夫精神和不畏强暴、锄强扶弱、抱负远大、足智多谋、勇于牺牲的侠义性格跃然纸上。
其次是荆轲与太子丹的对比。关于荆轲与太子丹的对比，司马迁从两个方面进行设制。一是对待“亡之燕”的秦将樊於期。荆轲为了刺杀秦王、铲除强秦的大事成功，想用樊於期的头和督亢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而太子丹却从私人感情出发，不忍杀樊於期，认为“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一副妇人的仁慈心肠。荆轲得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向樊於期陈述以将军首级除去强秦，为将军报仇，为燕等国解除危险的利害，使樊於期欣然自刎，献出首级。而太子闻知，却“伏尸而哭，极哀。”这一对比，通过燕太子丹对事情的失于谋划、拘于私情，更反衬出荆轲的抱负之大、谋略之深、性格之沉，充分表现了荆轲的“智”。二是关于刺杀秦王的出发时间。在一切俱备之后，“荆轲有所待，欲与俱”，为了万无一失，他在朋友未到之时，尚未出发；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急急催促荆轲出发，并要先派秦舞阳前往。对此，“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侧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一催一待的对比，表现了燕太子丹报仇心切的急噪粗疏、头脑简单，突出了荆轲的遇事冷静、考虑周全、三思而行的深沉多谋。荆轲的“智”又再次得到了体现。
再次是荆轲与秦舞阳的对比。秦舞阳是燕国勇士，“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被燕太子丹令为荆轲刺秦王的副手。而就是这所谓的“勇士”，刚到秦廷前的台阶，就被吓得“色变振恐”，神态失常。而荆轲却随机应变，谈笑自如，镇定自若地“顾笑舞阳”，朝前代舞阳向秦王道歉，请求宽容，从而消除了秦国群臣的怀疑。荆轲与秦舞阳在秦廷之上表现的对比，突出了荆轲机智多谋，胆识过人。在这里，荆轲的“智”和“勇”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第四是荆轲与秦王、群臣的对比。在秦廷之上，荆轲消除了秦国君臣的怀疑后，“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当是时，荆轲“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当秦王“自引而起”逃避时，“荆轲逐秦王”。荆轲身受八创，自知事不就时，仍然“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在强敌面前荆轲是何等的凛然无畏，视死如归。相反，秦王在荆轲持匕首刺过去时，惶急得连剑都拔不出来，只得“环柱而走”；群臣们更是“皆愕”，“尽失其度。”正当“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时，群臣慌乱之中高呼“王负剑”，秦王这才惊醒过来，把剑推到背上，“遂拔以击荆轲”，群臣们也才“既前杀轲”。秦王和群臣是何等的紧张慌乱，狼狈不堪，丧魂失魄。这里通过凛然无畏、视死如归的荆轲与紧张慌乱、狼狈不堪的秦王、群臣的对比，充分表现了荆轲的沉着、勇敢，进一步体现了荆轲的“勇”。
司马迁通过四组对比的巧妙设制，充分突出了荆轲这一侠客的义、智、勇三个方面的特点。
《史记》在运用对比刻划人物形象方面，除了直接设制人物之间的对比外，还有精彩的细节描写对比的设制，通过细小动作、微眉神态、细枝末叶的对比描写，使人物的神态呼之欲出。如《项羽本记》，在叙写到鸿门之会上刘邦悄悄溜走，项王尚蒙在鼓里，“张良入谢”，给项王、范增送上白璧、玉斗时，就有这样的细节描写：“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同是接受礼物然后放下的动作，但项羽的“置之坐上”与范增的“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表现了范增的激愤、率直、嫉恶如仇，更突出了项羽对人的“恭敬慈爱”、政治上的粗于谋略，缺乏远见卓识，只是匹夫之勇的特点。
精妙的细节描写对比，在刻划人物形象方面，有时能获得类似重要情节叙写的同样效果，甚至可以起到某些重要情节所起不到的作用。如，《魏公子列传》中所设制的细节描写对比，在刻划人物方面，就具有与重要情节叙写类似的艺术效果。《魏公子列传》一开头，在交代了魏公子为人仁而下士，方圆数千里的门客争而往归之，诸侯以此而不敢加兵谋魏之后，接着就叙写了这样一件事：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项，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北境举烽火传报，魏王释博的紧张、恐慌，乃至后来的大惊，与魏公子复博如故的胸有成竹，镇定自若，以及最终的如实告之，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两厢对比，魏王的信息闭塞，庸俗无知，乃至后来的妒贤嫉能，都得到了初步的表现，更为主要的是突出了魏公子的信息灵通，谋略深沉，镇定自若，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魏公子门客的巨大作用。这一细节描写对比，收到了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远非一般情节叙写所能比。
《史记》巧妙设制对比刻划人物形象的方法，还有运用环境气氛与人物行动进行对比的方式，如《刺客列传》中对荆轲入秦时易水送别的苍凉气氛与荆轲入秦的义无反顾行动的对比。也有采用两军双方兵力、阵势、各种环境条件的对比来刻划双方将领性格特点的方式，如《李将军列传》中李广将军治军的简易、军队宿营的逸乐与程不识治军的烦扰、军队宿营亦不得休息的对比，《淮阴侯列传》中井陉口之战中汉军与赵军在兵力、粮饷、士气等方面的对比，都能充分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三、提炼声口毕肖的对话语言，显现人物形象
对话语言的描绘，是人物形象刻划的主要方法之一。鲁迅在《看书琐记》中，谈到人物描写时曾说；“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鲁迅在这里强调了成功的人物对话，能使读者从对话的语气、声音中获得人物模样。司马迁深谙人物对话语言的作用，因此，他在《史记》中特别讲究人物对话语言的提炼，创造性地运用人物对话语言，从而收到了既增强《史记》作为历史的真实性，又形象鲜明地刻划出人物性格的效果。《李将军列传》和《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人物对话语言，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李广是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他不仅自己武艺高强，善射，而且有作为将领的过人的“智”和“勇”。《李将军列传》在表现李广这些特点时，除了善于选择典型事件，直接通过李广的行动来表现外，经过司马迁认真加工、提炼的李广简短对话语言，也是李广形象得以表现所必不可少的。《李将军列传》在叙写李广百骑巧退敌数千的故事中，只写了李广五句话，但李将军形象却已形神并出。中贵人数十骑纵马奔驰，遇敌三人，中贵人被敌所伤，“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后来李广亲率百骑追杀敌三人，发现这三人果然是匈奴射雕者。李广未见敌人，而判断却如此之准确，真不愧为料敌如神的将军。而当李广百骑往返时，突遇匈奴数千骑，敌“皆惊，上山陈。”李广百骑也“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知己知彼，分析利害，表现了李广将军的“智”。然后“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既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当机立断，迷惑敌人，表现了李广将军胆识过人的“勇”。最后，匈奴“终怪之，不敢击，”半夜果然“引兵而去。”从遇敌到退敌的整个过程中，司马迁只描绘了李广五句简短的话语，但透过这五句话，一个料敌如神、坚决果断、智勇双全的将军形象已树立在我们面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大段的对话语言占了很大的篇幅。文章中重点刻划的蔺相如大智大勇、智勇兼备和公而忘私的特点，很大部分是以对话语言表现出来，这自不必多说，而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文章中花的笔墨较少的廉颇形象，其主要是依赖于对话语言来表现出性格的。文章在叙述渑池之会、将相交欢两个典型情节的过程中，只描绘了廉颇的三次对话。第一次，在赵王与蔺相如赴渑池之会时，“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廉颇的诀别话语，表现了他不仅是一位能打善战的将军，而且还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大将。他考虑到赵王此行所需的时间、可能出现的情况，更考虑到强秦的虎狼之心、赵王赴会的凶多吉少，因此，他作了最坏的打算，做好了与强秦继续斗争下去的妥善安排。第二次，在渑池之会后，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带兵冲锋陷阵、策马千里的将军是何等的直率，但又是如此的自高自大，心胸狭窄。司马迁设制的这一情节，提炼的这段对话，于情于理，都是真实可信的。第三次，当廉颇得知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对他处处极力退让时，他马上“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在这里，廉颇热爱祖国，知过就改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也再次突出了他坦诚直率的性格。司马迁通过这三次对话语言的安排，廉颇坦诚、直率、粗中有细、知错就改的可爱形象之呼之欲出了。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简短的人物对话语言，揭示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例如，《项羽本记》一开头，在交代了项羽籍贯、家世等情况后，写道：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项羽的两句富于个性而又口语化的对话语言，看似平凡，但却无一字不令人称奇。项羽少年时的豪放不羁和要“这万人敌”的与众不同，发展到后来要取秦始皇而代之，其理想由盲目、模糊到鲜明，揭示出他抱负的远大，也为后文写他叱咤风云、令天下诸侯称臣埋下了伏笔。
再如，《陈涉世家》开头对少时陈涉的对话语言的描绘：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轰耕垄上所发的“苟富贵，无相忘”，似乎可笑，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比喻却实在使人不得不感叹。而这正是陈涉与一般庸者的不同。一位农民起义英雄深藏于心底的抱负，通过两句话明显地流露了出来。
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善于直接运用人物对话语言刻划人物性格特点之外，还善于通过从旁人的对话语言中，间接地表现人物形象，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性更强，感染力更大。必须指出的是，司马迁运用旁人的对话语言间接刻划人物形象的方式，都是建立在直接描写的基础上，与直接描写结合进行的。《淮阴侯列传》中就有两处典型的例子。
一处是，萧何追韩信回来后，汉王刘邦大骂萧何，萧何从容地对汉王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从萧何的话中，我们初步了解了韩信这个非凡的将才，他那非凡的韬略、盖世的武功，直接关系到以后谁霸天下。这一间接描写，为文章后面直接描绘韩信用兵妙算如神、变化莫测、兵锋所向无不披靡打下了埋伏。另一处是，在韩信率兵灭魏破代下赵收燕平齐，乘胜前进之时，项王恐惧，使盱眙人武涉游说于齐王韩信，说：“……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信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武涉历数汉王刘邦的话语，活画出了刘邦不仁不义、背信弃义的奸诈形象，补充了文章中直接描写的不足。
司马迁在《史记》中，善于提炼人物对话语言，通过个性化、口语化对话语言的运用，刻划了一大批活生生的正面、反面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在人物语言运用方面的这一创造、发展，对后世的历史写作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浓墨描绘场面，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凸现人物
场面描写，是文学创作中发展故事、塑造人物、表现主题必不可少的手段。司马迁在《史记》中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等古代著作场面描写的传统，运用多种表达手法，描绘关系纷繁复杂、矛盾冲突激烈的场面，把人物置于直接的各种矛盾之中，使人物形象在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广阔生活画面中表现在读者面前。如《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将军智勇双全的刻划，司马迁在直接描绘李将军言行的基础上，描绘了这样一场战争的画面：
后三岁（即公元前一二○年——作者注），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蹇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志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
司马迁在这里给读者展开了一幅兵力对比悬殊的激战场面。在这场面中，有叙述，有描写，有对比，有烘托；有被包围的万分危急，有解围的轻松氛围；有士兵群相的叙写，有李广及李广儿子的典型描绘。这一场面表现了匈奴的凶狠，汉军的惊恐，李广儿子的勇敢，更突出了李广将军的临危冷静、知己知彼、有智有勇、胆略过人的特点。
在《史记》中，类似的战争场面描写不少，如前面提到的《项羽本记》中“钜鹿之战”的场面、“垓下之围”项羽三胜汉军的“快战”场面，等等。这些战争场面的描写，在人物性格特点的刻划上，都具有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
《史记》中典型的场面描写还有：《刺客列传》中笼罩着悲壮气氛的“易水送别”场面和“秦廷上荆轲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暗藏杀机的“秦廷夺璧”场面和充满挑衅气焰的“渑池宴会”的场面；《项羽本记》中明枪暗箭、杀气腾腾的“鸿门之宴”场面；……。所有这些场面描写，都能在尽可能广阔的生活空间里，在更为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揭示出人物各自的性格特点，获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效果。
五、穿插逼真的细节描写，于细微处表现人物的形和神
细节描写，就是对事件、人物、景物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细枝末节的描绘。逼真、传神的细节描写，能刻划人物形象的鲜明个性，增强文章的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正如鲁迅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中说的那样：“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鲁迅在这里强调了细节描写的巨大作用。司马迁深知细节描写在历史写作和在历史人物形象刻划方面的个中三味，所以他在《史记》中很讲究细节的提炼和穿插使用，使历史人物形神并出，形象鲜明突出。如《陈涉世家》，司马迁在大笔叙写陈胜、吴广率领农民起义这一重大事件前，首先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陈胜、吴广策动起义过程中的两件细小的事情：一是鱼腹置书。陈胜、吴广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博取众人的拥戴，“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一是篝火孤鸣。陈胜“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孤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司马迁穿插这两个细节描写，看似细微、琐碎，其实作用巨大，它使我们看到了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如何利用人们迷信思想耍奸使滑的常人面目，使陈胜这一历史人物形象更加血肉丰满，真实感更强。
《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在描绘李广将军神勇的特点时，所穿插的细节描写更为著名，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广出猎，见草中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三刀两斧，寥寥几笔，李广将军善射、神勇的特点就呼之而出了。这一细节描写，文字简炼，篇幅短小，但却与那些直接描写李广将军驰骋战场、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情节，具有同样的艺术效果。
以上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刻划历史人物形象的主要方法和技巧。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技法的运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互为补充的。《史记》中任何一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刻划，都是多种技法综合运用的结果。《史记》刻划人物形象的这种种技法，不仅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写作和文学创作，就是直到今天也还是我们在写作中刻划人物形象极好的借鉴。
*收稿日期：1996-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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