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图书馆实践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图书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整个革命生涯和图书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图书馆在周恩来青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中，对他接触进步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而周恩来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的图书馆活动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善于利用图书馆获取知识，扩大眼界。他在沈阳上小学时，学校里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周恩来常到图书馆去翻阅报纸杂志，表现出对新知识的兴趣与追求。1913年秋，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该校图书馆的藏书比较丰富。他在这里接触到不少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著作与报刊，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这对青年周恩来接受民主进步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1957年周恩来在天津接见外宾时曾回忆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留学。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周恩来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些马恩著作潜心研读，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与信仰。1920年1月，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3月，他在巴黎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不久，与赵世炎等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他不仅从图书馆借来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而且还自己创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流动性图书室，亲自搜集马克思主义读物和报刊资料，并自己动手作图书登记工作。小图书室对旅欧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到很好的作用。
1924年，周恩来根据党的指示回国。长期以来，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肩负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对党的图书馆事业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利用他在国统区工作的方便条件，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图书馆搜集、募捐到一批又一批的图书报刊，有力地保证了这些图书馆的书刊来源。
1938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获悉我国第一部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即将出版，当即预订了精、平装本各10套。书购齐送到延安后，分配给鲁迅图书馆、鲁艺图书馆等单位。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毛泽东捐款300元给女大购买图书。周恩来闻讯后，也由邓颖超捐了款，并表示将捐赠一批图书。
周恩来到延安一些单位视察时，总是关心地了解图书馆的情况。1940年春，他到中山图书馆时，工作人员提出请他在重庆代购一些图书，他当即应诺。几天后又专门写信表示：“你们要我出去后买些书，一定办。”1940年8月，他由周杨陪同参加了鲁艺图书馆，关心地问到图书馆共有多少藏书。工作人员回答：只有万把册书。周恩来说：“太少了啊，要想办法去外面（指国统区）充实些来。”后来，中山图书馆、鲁艺图书馆都陆续收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代为收集、购买的图书。鲁艺图书馆得到的是一批周恩来专门收集的文艺图书，中央医院收到一些最新出版的医学杂志。周恩来还向大后方各界及国际和平组织为延安募捐图书。1942年冬，重庆中华书局一次就向中山图书馆捐赠图书140余种。（注：1942年12月2日《解放日报》。）1944年1月，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通过周恩来向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交的报告中说：“各种医药书籍杂志，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一种工具。”在周恩来的关心与争取下，国际和平组织和友好人士多次向延安捐赠了医学书刊。
周恩来自己每次从国统区回延安时，总要带一些最新出版的图书杂志。中央医院图书馆和有关医务人员就经常得到周恩来亲自带回延安的最新医学杂志。有一次他从重庆回延安时，专门选带了200来本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和40多幅自然常识的挂图，送给刚成立不久的延安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图书馆。
周恩来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书馆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学院刚筹备成立时，他就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搜集了一批英文理工科教材送回延安。1940年6至7月，在他直接领导下的重庆《新华日报》连续26期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刊登了征求图书仪器的启事。1942年，周恩来写信给在桂林的司徒慧敏先生，嘱其在桂林、柳州以及广东曲江一带大量收购科技书刊。因为当时有大批文化人士在向大后方转移时在这些地区滞留，靠变卖衣物、书籍度日。司徒慧敏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最初收购的主要是数理化教材和工业、医药技术方面的参考书。后来又接到指示说，范围应当尽量宽广，包括植物、矿物、天文、地理等各个领域的中外文科技图书。1943年3月，司徒慧敏把征购到的图书运到重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如何保证这些图书安全运回延安作了周密的安排。1944年6月，周恩来又通过董必武指示司徒慧敏在湘桂一带继续收购自然科学书籍，使自然科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得到不断充实。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图书馆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939年初，西迁到昆明的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致函周恩来，请求陕甘宁边区有关方面帮助提供抗战史料。1939年3月16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复函袁同礼，告知他周恩来已因公赴前方，信函当转交，并已嘱延安方面搜集抗战文献直寄昆明。1939年7月17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再次致函北平图书馆馆长，告知“周恩来副部长交下书籍数十本，特函附上并附书单一纸”。（注：1981年第3期《图书馆学通讯》。）周恩来交下的赠书单上，开列了马列著作和抗日图书25种，报纸2种。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至今仍在北京图书馆保存，成为陕甘宁边区和北平图书馆友好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同时也反映了周恩来重视革命文献传播与关心图书馆建设的远见卓识。
二、周恩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基本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在一系列的报告、批示和谈话中，对我国图书馆的性质、地位、作用、基本任务及办馆方向都作过精辟的论述，对许多图书馆建设的重大问题有过明确的指示。这些论述与指示，体现了周恩来对于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基本思想，为我们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基础。
1.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地位与作用
1958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家邓衍林时指出：“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党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周总理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次重要指示》，1978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这一表述，准确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性质。他把图书馆建设看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体现我国文化形象的高度，肯定了图书馆的重要地位。1955年春，他在视察云南大学时，发现该校图书馆馆舍窄小，就说：“应该有个好的图书馆，能够代表新中国发展的气派和新中国边疆的文化。”（注：辛柯：《信任、鼓励和鞭策——忆周总理对图书馆工作的关怀和教诲》，1978年4月17日《光明日报》。）他在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舍时也说过：“北大要有一个象样的图书馆，这是我们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标志。”
对于图书馆的作用，周恩来把图书馆看成是对发展科学研究“具有首要意义”的重要条件。1956年，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它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6页。）报告指出：“许多拥有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够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周恩来对这种轻视图书资料工作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有些工作人员不愿意为这些‘小事情’麻烦，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小事情’，我们应该迅速地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1页。）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如此强调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得以发展的有力保证。
2.关于图书馆的基本任务。
周恩来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出发，规定了图书馆的基本任务。1958年，他在和邓衍林的谈话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的图书馆事业，要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图书馆要在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中起尖兵作用，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注：《周总理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次重要指示》，1978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1956年秋，他在视察云南省图书馆时召集的两次座谈会上，也曾强调指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图书馆要及时准备充足的粮草，为科研提供资料。”（注：何善祥：《周恩来与图书馆》，1991年第1期《图书馆界》。）1971年，周恩来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图书馆担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重要任务。要加强对图书馆的领导，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注：辛柯：《信任、鼓励和鞭策——忆周总理对图书馆工作的关怀和教诲》，1978年4月17日《光明日报》。）这些论述，全面概括了我国图书馆的基本任务，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关于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与办馆道路
周恩来在强调图书馆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同时，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要加强工厂、农村等基层图书馆，以及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图书馆的建设。1958年秋，他对邓衍林谈到：“发展图书馆事业，不要光着眼于城市，还要深入农村和工厂。”“每一个县区，要做到村村有书，社社有馆。”他指出：“工人、社员都很忙，要送书到田间、车间，背着书箱，休息时在大树底下宣传图书。坐等读者，不能说是为人民服务。”（注：《周总理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次重要指示》，1978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在谈到如何发展基层图书馆时，他强调办好基层图书馆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集体力量，要从读者中培养积极分子，逐步使他们成为基层图书馆的骨干。他还根据云南少数民族多的特点，提出要加强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图书馆的建设，“为边疆的研究提供条件”，“积极利用地方文献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何善祥：《周恩来与图书馆》，1991年第1期《图书馆界》。）周恩来的这些指示，对促进我国基层图书馆、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图书馆的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图书馆指明了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办馆方向和依靠群众力量办馆的正确道路。
4.关于图书馆的服务工作
周恩来对图书馆如何搞好具体的服务工作，提出过一系列真知灼见。他曾指出：“图书馆的工作不光是收藏图书，主要是把图书广泛地流通起来。”“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有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要做到‘古为今用’”。对于国内外最新出版的科技资料，他提出“要编印国内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资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资料和文献，一索即得。”他强调指出：“这项繁重的资料整理工作，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当务之急。”（注：何善祥：《周恩来与图书馆》，1991年第1期《图书馆界》。）周恩来关于图书馆藏书应以流通为主、历史文献应古为今用，以及如何整理开发国内外文献资源等有关思想，对图书馆坚持正确的服务方向，充分利用馆藏文献资源，增强社会的服务效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周恩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建设实践中的重大贡献
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许多重要会议的召开、重大政策的出台、宏观规划与方案的制定，以及一些重点馆舍工程项目的筹划，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与辛劳。他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对我国文化典籍的保护
从建国前后到“文革”期间的许多关键时刻，周恩来一次次作出及时的指示和采取果断的措施，保护了一些重要的图书馆和大批珍贵文献免遭破坏。
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前夕，周恩来指示部队一定要注意保护宁波天一阁和吴兴嘉业堂的馆舍与藏书，使这两处古老的私人图书馆和大量珍贵古籍得以完好保存。1950年5月，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为防止我国珍贵历史文献流出国外起到重要作用。1965年，他得知香港一位藏书家要出卖一批珍贵的善本古籍，有的外国人正准备收购，便立即责成文化部派专人前往洽谈，使这批珍贵的宋、元刻本和古代石刻拓本回到祖国怀抱。这批文献购回后，经周恩来亲自一一检视，指示交北京图书馆珍藏。1967年5月，针对“文革”中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在周恩来的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使许多珍贵的文献免遭损失。1975年冬，周恩来通过国务院向国家文物局下达了编写《全国善本书目录》的指示。完成此项任务，对发掘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和加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批准呈缴本制度与《全国图书协调方案》
1955年4月，在周恩来的批准下，文化部颁发了《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规定凡公开出版的图书杂志，“均应在出版后三日内由出版者按照规定缴送样本”，包括给主管部门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国立北京图书馆等共6份。这一规定，首次确立了我国的出版物呈缴本制度，保证了国家图书馆和科学中心图书馆藏书的完备性。
1957年9月6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查批准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并决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小组，负责全国图书资料的规划与协调。不久即按《方案》规定在北京、上海建立了全国性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其它9个城市成立地区性中心图书馆委员会。这一重大举措，使我国文献资源的整体建设和各图书馆间的业务协作与协调走上了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
3.重视外国书刊的引进与国际图书交流
1956年1月，周恩来指示：“要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和“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6页。）同年9月，他又提出要“进一步地密切国际间科学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注：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1963年1月29日，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再次讲到订购外国书刊的问题，强调“必要的图书资料还是要订”。（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5页。）1973年到1975年间，周恩来3次对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作出指示。他对该公司一份关于引进和利用外国书刊资料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并亲自修改了文字内容，连标点符号也一一订正。他提出：进口外国图书资料，一定要充分估计到我国三大革命运动中各方面的实际需要，以有利于研究国际问题为原则。要充分利用外国一切有参考价值的东西，真正作到“洋为中用”。这些指示为我国图书进口业务指明了方向，使书刊引进工作不断加强，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未中断。
周恩来在关于引进外国书刊的同时，也注意把反映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图书提供给国外的图书馆。1957年他访问印度时，发现泰戈尔国际大学图书馆中的中文图书很少，就表示给予援助。不久，我国将12000册中文图书捐赠给了泰戈尔大学图书馆。周恩来对外国图书馆的关心，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4.关心图书馆工作人员和重视馆舍建设
周恩来在视察各地图书馆时，接见过许多图书馆工作者。他曾3次会见北大图书馆学系的邓衍林，就图书馆的发展作了亲切交谈。1958年5月28日，他用了近两个小时详细看了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馆舍、书库、文科参考阅览室、系资料室等。每到一处，都主动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亲切握手、交谈。1970年5月14日和9月17日，他两次接见图博口领导小组成员，都是从当日晚谈到次日凌晨，每次四、五个小时。周恩来在接见中不仅谈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而且总要关心地问起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鼓励大家做好工作，给同志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周恩来对国内不少图书馆的馆舍建设作过专门指示，对国家图书馆自然尤为关心。1972年，他得知北京图书馆的馆舍严重不足，很快指示国务院办公室将位于北图西侧的两座楼房先交付北图使用，同时觅址筹建新馆。1973年10月，北图将就地扩建的方案上报，周恩来批示：“这样做不能一劳永逸，原馆保留不动，可在城外找个地方另建新馆，解决一劳永逸。”（注：辛柯：《信任、鼓励和鞭策——忆周总理对图书馆工作的关怀和教诲》，1978年4月17日《光明日报》。）1975年，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亲自审批了国家建委和有关部门拟定的新馆建设方案，并对新馆的楼层、高度等作了非常具体的批注。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为我国的图书馆建设呕心沥血。虽然他未能亲眼看到北图新馆的落成，但按照他生前的指示建成的规模宏伟的北图新馆，却象一座历史的丰碑，成为他关心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最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