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合作互动 集群迁移与承接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集群论文,策略论文,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06(2009)01-0014-07
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日趋频繁，既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更有产业企业的合作与转移，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东西部之间产业集群的迁移与承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是，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迁移主要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从空间上看，产业集群迁移的方向如何判定，即哪些产业集群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哪些会外迁(主要是低成本的东南亚国家)？这对中西部地区有目的、有重点地做好产业承接至关重要。
一、东西部经济合作互动呈现新趋势
我国资金、技术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是自然资源富集区。随着东部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紧缺、环境约束趋紧，以及人民币升值和外贸出口政策的调整，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环境和市场潜力等优势开始凸显。东部和西部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东西合作互动出现了一些不曾有过的新趋势。
1.区域分工向价值链分工深化
东西部之间的产业分工已从以前的垂直分工(西部提供生产原材料，东部提供加工制成品)发展到水平分工(西部开始提高自身加工的比重，东部开始从国际市场获取部分原材料)，再进一步由产业部门间分工发展到现在的产品价值链分工。这一趋势突出的表现在，一些企业在东部做研发和品牌，而把生产基地转移到西部地区，通过东西两地合作互动拉长产业链条，已经成为国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例如，著名的制鞋企业奥康集团近年来将品牌和研发基地留在东部，将生产基地向西部搬迁。2005年，奥康在重庆璧山县建设“西部鞋都”，引进了当地数十家鞋业配套生产企业和近千家鞋材经营厂商，目前已逐渐形成横跨东西部的产业链条，生产成本降低了，而且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2.生产要素出现双向流动势头
东西互动不仅体现在“东资西移”，而且体现在近些年出现的“西资东移”现象，它不是过去那种通过银行拆借使西部资金流向东部，而是成长起来的西部企业向东部投资。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西资东移”出现得比较早，如宁夏第一个中国知名品牌圣雪绒在5年前就进入上海，四川的新希望集团2002年就开始进入上海的房地产业。据2005年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处的统计，西部12个省市区在上海的企业就有5，639个，注册资本超过222.1亿元。再如，西部的乳业大王——内蒙古蒙牛企业开始在浙江温州投资设厂；江苏无锡高新区也迎来了第一个来自西部的投资者。尽管“孔雀东南飞”还没有根本扭转，但已经出现西部人才回流、部分打工者回乡创业的势头。
3.东部开展“腾笼换鸟”支持企业西进
对于企业“西进”，大部分东部地方政府开始由过去的不鼓励转向积极支持。东部地方政府对企业外迁、对外投资大多持不积极、不鼓励态度，主要源于三方面的担心：一是大量建设资金外流、税源流失、财政收入减少；二是可能会出现外移产业“空心化”问题；三是短期内会影响当地的充分就业。而现在这种态度发生了变化。土地、劳动力价格等因素对东部经济发展的制约与日俱增，迫使他们需要尽快将早前吸收的一些不适合发展的产业转移出去，以便让技术和附加值比较高的企业进入，承接更为先进的产业入驻。因而东部尤其是在没有发展空间的各类开发区，普遍在做“腾笼换鸟”的文章。如，苏州工业园区最早承接的大都是制造业，随着近年来以第三产业为发展目标，许多产业定位不合适的企业就面临着被“清理”出去的命运，以腾出土地发展新的产业。现在他们像动员居民拆迁一样，逐步劝离企业，引导不合适的企业去成本低的地区。
4.产业转移由零散化转向“集群化”
最后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东部产业转移已不是零散的小规模进行，而是呈现“集群”迁移的势头。如，东部纺织服装产业以“整体嵌入”方式实现转移。据四川纺织服装协会介绍，近年来广东、浙江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向四川整体转移的趋势开始出现，一些服装企业及相关配套的企业结伴到四川投资建厂，在成都周边的新都、彭州等县区形成了一些新兴的服装集群。“整体嵌入”式的集群发展方式在促进四川产业集群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将改变以本地企业为主、依托本地资源的集群发展方式。
早在几年前，遍布浙江的“块状经济”就出现了明显的移动痕迹，纷纷向邻近地区转移或者投资，这种传统产业的资本“抱团”流动，启动了“块状经济”的跨省复制。[1]再如，珠三角部分制造业呈现不景气，号称“世界鞋都”的东莞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或外迁。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广东已经有约25％的制鞋企业到越南、印度、缅甸设厂，50％到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省份设厂，只有25％还在观望。[2]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决定于2009年前将其设在中国的两家工厂合并为一座，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越南。[3]
二、产业集群迁移的宏观背景及其理论分析
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产业集群迁移，主要源自近些年我国经济环境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致使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提升。
例如，从2004年开始在东部沿海一些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深圳市目前最低工资标准已升至1，000元/月)，促使企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持续升值(目前人民币升值已超过15％)，提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加大了外贸结算成本；从2006年开始的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2007年实施的加工贸易管制政策，加大了外贸企业出口成本，增加了出口难度；2008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并”政策(企业所得税率由15％提高至25％)，增加了缴税成本；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管理成本。此外，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增加了产品生产成本；社保、劳保标准提高和严格执行，提高了人力资源成本；排污、绿化等环境保护标准提高，增加了环保成本；各种收费(工会费、圩堤费等)增加了企业额外费用；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出口订单减少，增加了企业生存压力，等等。这些都影响到集聚在沿海地区的各类产业集群的生产、经营环境。
据估计，上述因素大概使企业生产成本提高30％左右。由于沿海产业集群的企业大多为加工贸易型企业，主要依靠工资低廉和出口退税获取赢利，生产经营环境的变化造成集群企业难堪重负。
那么，沿海产业集群为什么会发生整体迁移？这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按照美国学者迈克·波特(M.Porter)的定义，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紧密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4]产业集群中上下游关联企业相互提供中间投入品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加快对市场的响应速度，是集群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对产业集群区位的决定因素，Krugman & Venables着重强调了企业集聚形成的前后向关联对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本地中间投入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企业集聚的倾向越明显。[5]
不过，Markusen & Venables认为，尽管企业倾向于布局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但本地市场越大，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越高，生产成本也越高，哪种要素起决定作用，关键在于贸易成本。Fujita & Gokan指出，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使企业内远程管理的成本下降，并且降低了制成品的贸易成本，企业的管理部门和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中心城市，而生产部门迁出大城市，集中在专业化区以获得生产成本的优势。从这些理论研究的观点看，贸易成本和要素成本以及接近市场等因素决定了产业集群的区位分布。[6]
我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Ying Ge、金煜等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突出，已形成以东部沿海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这种产业集群现象是同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紧密相联的。[7]Amiti & Javorcik认为，接近市场和获得中间投入是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不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和隐性贸易成本阻碍了外商进入非沿海地区。范剑勇认为，地方市场的分割造成产业无法跨地区转移，从而形成东部地区的过度集聚。[8]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指出了沿海产业集群的形成因子，但对于产业集群的区位再调整(relocation)或迁移，尚不能给出有力的解释。
我们认为，虽然面临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其迁移性和迁移方向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集群迁移是整体性迁移，因而决定沿海集群迁移与否和迁移方向的关键，在于这些产业集群的本地关联性和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贸易成本。[9]
三、对东部产业集群迁移倾向和方向的判断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调整和迁移已不再是零散的、小规模的进行，而是整体性的、较大规模的展开。产业的关联性和企业对配套环境的要求使得现阶段的产业调整和迁移更多地体现了集群特征(若集群内企业单个迁移新址，通常难以生存)。
但是，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迁移的倾向(指有无迁移意愿)和方向(主要指是内迁还是外迁)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集群企业的本地关联性。集群中企业的数量多，集群的产业链条长，前向后向联系紧密，在集群中获得的成本优势明显，企业迁移的可能性就小。二是集群企业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贸易成本上，如果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强，产品大量进出口，则企业对运费等贸易成本很敏感，更容易集中在沿海地区，很难向内陆地区迁移。
据此，我们根据本地关联性和外贸依存度(或外向度)两个标准，将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划分为三种类型：“高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低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和“低关联、低外向度”产业集群(见表1)，并分别对三类集群的特征、迁移性和迁移方向进行分析。
1.第一类：“高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
此类产业集群的特点是专业特色明显，在世界市场上占据较高市场份额，企业间的分工高度细化，每个企业只从事很小一部分增值工序的生产，这些中间投入品不能直接向市场销售，但在集群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由于这种专业化的分工，使得在集群内的企业与在集群外的企业相比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典型的例子是浙江温州的打火机产业集群，其打火机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
“在温州，打火机生产分工细密，有着为数众多的造型设计、模具制作、外壳铸造以及零部件配套队伍，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完整的产业价值链”。[10]此外，一些高科技产业，如上海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等，由于专业检测、实验设备的复杂性和共享性，一旦在某个区位形成产业集群，其他区位难以复制这种高投入、高技术的专用设备体系，因此本地关联性也非常强。
具有“高关联、高外向度”特征的产业集群，主要是由本地创业者自发形成的，有的还和本地的历史传统有关，技术具有本地化的特征，其他区域很难模仿。集群中企业的规模一般不大，和其他企业之间结成严密的上下游关系，同时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弹性很小，其他城市很难具有如此专业化的配套厂商。从工资方面看，这些产业集群或者对工资成本不敏感，或者位于中小城市甚至村镇，拥挤效应尚不显著，因而这些产业集群迁移的动力通常较小。由于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地位，这些产业不论向其他地方扩散或者自身的继续扩张都是有限度的。综合判断，这些产业集群在短期内几乎不存在迁移的可能性。但随着贸易成本增加，国际间技术壁垒和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劳动工资伴随经济发展而上涨，如果不能及时推动产业升级，这些集群将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2.第二类：“低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
这类产业集群的典型代表为广东深圳、东莞、江苏昆山等电子类加工贸易产业集群。这类集群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并通过依托OEM方式所建立的大规模生产体系和生产基地的海外迁移等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也是中国出口加工贸易的主力军。据2005年统计，在中国计算机产品出口的96.7％、笔记本电脑的99.9％、移动电话的95.3％、数码相机的95.3％，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完成的。[4]这类加工贸易产业集群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和港台企业引领，龙头企业的投资带动了其合作伙伴的跟随投资，所从事的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链上的低附加值环节，属于成本敏感性产业。
关联企业在全球标准化配置的大规模生产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当地企业很难进入这一网络。跨国公司有在全球范围内调度、配置资源的能力，虽然对当地的基础设施有一定的要求，但并没有形成对当地特定企业很强的关联性，即本地成本价格指数对这些企业的影响较小，因而集群中的企业具有很强的移动性。决定这些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是贸易成本，因为这些企业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多数来自海外)要运输到生产组装地，加工后的产品很大一部分要运往国际市场，运输成本对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工资方面来看，这些产业虽属于高科技，但加工装配环节的技术含量不高，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也不高，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
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降、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取消，都会造成国际贸易成本的上升。以深圳2006年工资上涨17％，人民币升值10％，以及出口退税和所得税优惠幅度的下降几方面估计，这类加工贸易企业的成本上升超过了20％，如果和当地的企业没有太多关联，这些产业转移不可避免。而从海上运输的角度看，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同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距离世界主要市场——美国、欧洲、日本的距离相当，这就使得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家成为中国这些电子类加工贸易集群转移的一个可能选择。
从跨国投资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2006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出现了下降，从2005年的724亿美元下降到695亿美元；而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从2004年到2007年则增加了5倍，从22亿美元增加到157亿美元。[11]虽然中国内地的劳动成本远低于沿海地区，但从内地到沿海的高运输成本决定了这类产业集群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可能性较小。鉴于该类产业集群对中国外贸和就业的影响，对这种集群外迁的趋势应有警觉并及早应对。
3.第三类：“低关联、低外向度”产业集群
这类产业集群典型的代表是遍布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大多数传统产业集群，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食品、电气机械、五金制品等。这类集群是目前国内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产业集群，其资本来源多元化，既有港澳台以及外商的投资，如东莞鞋业集群；也有本地民间资本，如绍兴纺织业集群。集群内企业有一定的分工，但本地关联度和第一类相比并不高，主要是在水平层面上形成分工。如大唐袜业集群只有不到十个专业化生产环节，并且基本上是标准化的技术，对配套厂商的技术要求也不像第一、二类产业集群那么严格，企业主要在产品品种、规格、花样上形成分工。
这类集群中的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占据重要的位置，主要以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但销售收入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在本地市场上实现的，因而，对海洋运输成本和汇率的变化不如前两类敏感，如果迁移到内地，产品主要转向内地市场，在国际贸易成本上升的同时，内销的贸易成本可能会有所降低。由于产品本身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不高，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较敏感。
从未来的发展看，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购买力增强，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为这种传统制造业集群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果由于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量的下降，而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使内需在不断上升，那么，向内地迁移不仅可以接近这些目标市场，节省内销的贸易成本，而且沿海与内地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也会对这类企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类产业集群必然会向那些提供了良好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并由此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提高需求和消费能力，从而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逐步缩小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
四、西部地区吸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着力点
根据生产和贸易成本的大小，东部沿海产业转移一般会按照地理上的邻近性，首先选择毗邻沿海的中部地区，然后才会选择近西部和远西部。由于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多数“低关联、高外向度”的加工贸易类产业集群不太可能向中西部转移，即使转移也仅限于邻近的中部省份，如安徽、湖南、江西。西部地区重点要吸引的是沿海那些“低关联、低外向度”的大量传统产业集群。
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目前沿海一些传统制造业集群正面临着转移和升级的压力，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制造业会转移到西部去。如果西部地区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使企业能获得赢利的投资环境，那些沿海的企业在无法生存时，会选择关闭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国家，而西部地区将错过这轮东部传统产业集群转移的机会。目前，西部地区主要受到运输成本、物流效率、产业配套、投资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难以有效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此，中西部地区应该重点从以下三方面努力。
1.建设更加完善通畅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和物流网络。根据上述分析，运输成本是传统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任何企业都会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调查结果显示，货物进出海港的运输费用是投资者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从内地到港口的运输成本如果太高，甚至抵消了内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可能会使一些企业宁可关闭也不向内陆地区转移。[12]
从过去发展的经验看，沿海地区除了靠近港口，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和交通一体化的程度高有很大关系，如在2002年，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公路密度就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倍。而西部地区尽管近年来加大了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但距离投资者的要求还很远。高速公路收费造成公路运费居高不下；内地铁路运能长期不足；机场数量少、航线少，货运能力低。所以，如果要推动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便捷、低成本的运输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一旦交通等基础设施具备了充分的便利性，不仅可能吸引众多沿海传统企业向西部整体转移落户，而且可能会吸引一些“低关联、高外向度”的高科技加工贸易集群向西部进军。
2.努力改善以政府效率、服务意识和法制为重点的投资软环境。目前，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硬环境方面投入较大，一些开发区从过去的“三通一平”到现在的“七通一平”、“十通一平”，硬环境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了很大缩小，但是，软环境与东部的差距还非常大。这样的地区主要工作不是为投资商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而是努力改善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多为投资商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按照规范、透明、公平的原则办事，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氛围。
3.有意识地提高围绕当地特色优势资源的产业配套能力。产业配套环境在现代社会被称为第三投资环境，跨国公司的投资尤其把一个区域的产业配套能力作为首选条件。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基础薄弱，使得产业的配套环境不尽如人意。现在应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那些以当地特色优势产业为支柱的关联产业及其支撑机构，让投资者在当地就能采购到所需的原材料和外协件，得到所需要的研发设计、会计咨询、物流配送等服务。
五、促进集群企业“西进”的有效措施
集群企业迁移存在着提高成本和不确定性。据对英国传统制造产业的研究，企业迁移到一个新区位，由于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完全，在前三年中成本会比原来高出30％左右，甚至会出现亏损。在我国各省区政策不一致、市场不统一的情况下，企业迁移的成本可能更大。传统产业集群多以中小企业为主，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差，如果没有稳定的政策环境预期，不会贸然选择向内地转移。
因此，沿海产业向西部转移需要有效的政策引导。例如，可以借鉴国外对迁到落后地区的企业给予投资补贴的做法，由中央财政建立专项资金，对向中西地区迁移的企业提供适当补贴，以有效降低其迁移成本。再如，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中西部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使当地劳动力素质适应沿海产业转移的要求。
最后，由东西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或商会共同协商，合作共建中西部产业园区，把东部园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和招商等优势，与西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和优惠政策等优势结合起来，引导东部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及与之配套的企业，整体迁移到西部的产业园区也是需要重视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东部地区也正在积极探讨与西部联合建立产业园区，如浙江与新疆签订框架协议，欲在新疆已批园区中设立“浙江工业园”。重庆也与浙江、江苏等省的开发区多次接触，探讨能否在重庆开发区划出一定范围设立“园中园”，双方共同招商，利益分成，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天津开发区先后与宁夏、兰州等西部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天津开发区吸引外资、产业培育、城市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西部的区位、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
但是，由于涉及财税政策、土地宏观调控等问题，目前各地的探索都还无法正式启动，关键是跨省区的税收分成问题成为制度性障碍。而江苏省内跨地区合作已有可参考的经验，位于苏南的江阴市和苏中的靖江市合作开发“江阴—靖江工业园区”，靖江出土地，江阴出资金，开发、投资、管理以江阴为主，共建土地的收益按照双方的股本构成分配，税收分成上则各占一半。为此，建议国家有关决策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东西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合作的具体政策，鼓励探索一条东西部产业合作共赢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