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的特征及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世纪末论文,文体论文,诗歌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3)02-0009-04
19世纪来到20世纪初出现了汉诗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端性、运动式的文体大革命，以白话自由诗为代表的新诗与以文言格律诗为代表的旧诗形成了“势不两立”的敌对之势，在中外诗体演变史上都客观存在的新旧诗体既对抗又和解的进化原则被极端地打破，只有对抗少有和解，导致了新诗革命后“破”而未“立”和“破”后难“立”局面的出现，使非定型的自由诗全面流行。新诗诗人都以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传统法则为已任，甚至出现了“作诗须如作文”的白话诗运动。在此后直到今天的新诗历史上，始终存在新诗诗体不受重视，定型诗体建设难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但与中国20世纪是—个以革命、战争、运动、改革为主旋律的动乱时代有关，还与新诗一开始就被称为“白话诗”、“新诗”等文体术语的称谓相关。这样的称谓容易出现术语的串义及望文生义现象，导致人们以为新诗应该用“白话”，应该“标新立异”，否则就不配称“白话诗”和“新诗”。同时，更与新诗的“生不逢时”相关。新诗孕育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全方位发生大变革的特殊时代。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的“白话诗运动”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体革命，而是巨大的反传统运动的产物，打破包括汉诗格律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的极端作风在此间盛行。正如李欧梵认为：“中国现代文掌中这种反传统的立场，与其说来自精神上或者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还不如说是出自对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大都植根于当代社会中，表现出对作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采取一种批评精神。这种批评态度已经成为五四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遗产，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时时感受到它恒久的回响和影响。”[1]早期新诗的改革者们更是对自己所面临的政治环境采取了极端的批评精神，文化激进主义导致了对汉语古典诗歌传统的全盘否定。因此，20世纪汉诗诗人的政治使命感远远大于艺术使命感，他们对社会人生，特别是对政治生活的关注远远多于对诗歌艺术的关注。
由于新诗产生于动荡时代，诗人的破坏欲远远大于秩序感，文体自发性远远大于文体自觉性，导致了新诗的诗体建设始终在自发与自觉间徘徊，甚至20世纪汉诗总是在”无体”的状态下生存与发展。追根溯源，这一切都与新诗的起源息息相关。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新诗不但成了启蒙大众思想和改革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革命的先驱，而且还被政治家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地当做工具，从而导致政治改革自新文化运动始、新文化运动自文学革命始、文学革命自新诗革命始的特殊现象的出现。政治家们甚至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不但打破了文体革命渐进才能有效进行的原则，而且还摒弃了古代汉诗诗体进化所具有的渐变传统。无论是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还是20世纪初的“白话诗（新诗）运动”，都是被严重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世俗化（急功近利地实用化）的非诗的文体运动，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这就注定了新诗一诞生就是一个难以进行诗体建设，并且与时代政治靠得太近的“畸形儿”。非诗因素太多的文体革命的初始形态，决定了当时的白话诗无法进行必要的诗体建设，无法对自由诗进行适度的形式规范，使新诗有“体”。诗体建设的先天不足，还为以后近百年乃至今天的现代汉语诗歌无法建立“定型”的诗体甚至准定型的诗体埋下了隐患。
一、功能决定文体：白话诗不完全是汉语诗体自然进化的结果
新诗孕育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全方位地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期。新诗既应“运”（运动）而生，又生不逢“时”——没有孕育诞生于艺术时代。当时新诗的生态是：内忧外患的晚清政治文化非改不可，对此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激烈的对抗；传教、留学和翻译等活动带来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办报和学会的兴起，宣传力度的加大与教育的改革繁荣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的发展，白话的大发展催生了改良的“诗界革命”和改革的“白话诗运动”；古代汉诗文体的僵化及诗界复古对诗人创作自由的束缚，加重了新诗人对旧诗体的逆反心理；当时诗体的僵化与贵族化，和小说、戏曲等非诗文体的灵活与平民化相比，显得很不合时宜，特别是白话小说的流行极大地刺激了白话文及平民文学的发展，催生了白话诗。文体功能决定文体形态及文体价值，科举制度由取消八股的改革到完全消亡，导致汉诗职能由应试转向启蒙大众和抒情言志，特别是对抒情功能的肯定极大地促进了诗人的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出现了“我手写我口”、“诗中有我”的时尚，导致汉诗向平民化、个人化、自由化、情感化转变。西方流行的“民主”、“人权”、“自由主义”、“进化论”等与封建政治专制及汉诗的诗体独裁相抵触的新思想，还有在西方诗歌界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散文诗”诗体、反对极端化格律的“自由诗革命”，都对中国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促进了白话及白话诗的发展，改变了古代汉诗的功能。
功能决定文体，语言决定思维方式。由于科举制度的取消，白话及白话诗作为面向大众的传教运动、政治改革的宣传工具，诗的功能发生了巨变。白话的流行更使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由古代汉语的“字”思维向受到西方语言极大影响的现代汉语的词、句思维转变。由于古诗的单音字多，“炼”字求“诗眼”容易，使用定型诗体做诗也不难。白话本身就是多自由少秩序的语言，特别是初期的白话，远远不如后来的现代汉语成熟。当时用白话写诗，自然会偏向没有诗体规范的“自由诗”。用白话写诗，采用更多的是“句”思维，偏向整体观照，白话甚至更有利于使诗人采用“视觉意象”思维，而不是采用语言思维。
二、时势造就新诗：新诗革命的演变轨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语诗歌文体大革命，经历了清末重视精神的渐进式改良的“诗界革命”和民初重视新文体的激进式改革的“白话诗运动”两大阶段。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决定了汉诗的特殊生态，不仅使汉诗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而且还确定了当时汉诗文体革命的急功近利性，甚至非诗化的诗体进化的极端性。所以，作为“白话新诗的诗体”的认真构制工作，在新诗草创期只得到了刘半农等少数人的重视，绝大多数新诗人仍然重视的是写什么而非怎么写，不管是在诗的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依靠的是观念的独创性和情绪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语言能力和做诗技法。特别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及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古代汉诗已有的诗体被否定，外国诗歌的“诗体”诗观也被怀疑和否定，出现了“作诗如作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的新潮诗观，极端地反对新诗的“律化”，强调极端的“自由”。“作诗如作文”的实质是“新诗无体”，不仅是对“旧瓶”（旧诗体、旧诗法）的否认，也是对“新瓶”（新诗体）的否定。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了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一开始就“未成形”，没有形成相对规范和公认的诗体。这种在诗体建设上的先天不足严重影响了以后的诗体建设。
“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既是清末政治改革的结果，也是保守的晚清诗坛发展到特定阶段，不得不进行文体变革的结果。在内忧外患的生态下，晚清文坛如同政坛一样也出现了激进与保守两大极端派别。一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越大，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一批文人就越来越保守，甚至出现国可亡、法不可变的思潮。二是穷则思变、经世致用的实用学风渐成主潮，“维新”改良受到重视，改良主义思潮及稍后的改革思潮都通过文学变革具体呈现出来，即“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发生。除因为以格律为正统的古代汉诗诗体到了清末，确实已成强弩之末需要改革和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外，“诗界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文坛及诗坛的保守势力严重影响了汉诗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影响着汉诗适应新时代、抒写新事物、抒发新感情的需要。
“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们在旧诗体的使用上也呈现出渐进地追求自由的“改良”态势，都爱用格律相对自由、不受篇幅限制、叙事方便的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等古体诗。他们对唐代形成的格律严谨的近体诗、格律诗用得较少，很少使用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等绝律体。这很能反映出他们在追求诗的革命精神的同时也在自觉地寻求文体自由，特别是诗体自由的改良心态。但是他们文体改革力度较小，他们的诗都是有韵诗，一点没有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传统诗法则。由此可见，“诗界革命”后期的改革也受到政治革命思潮的巨大影响，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特别是在“诗界革命”后期，竟出现了日趋保守的“回潮”现象。如梁启超开始主张要有“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这种理想虽然有些合乎文体进化的渐变原则，但并不合时宜。即“诗界革命”在诗的文体形态上只涉及诗的词语（外来语、俗语能否入诗）的改革，没有涉及诗的句式，特别是诗体的变革。
尽管“诗界革命”是汉诗改良运动，但对白话诗的产生、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所起的先锋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这可以总结为四大功劳：一是在诗写什么上强调我手写我口，功能的变化必定带来文体的变化，赋予诗的内容上的创作自由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创造的自由；二是在诗的语言（语体）的变革上以新术语、外来语、白话俚语入诗，特别是白话入诗迟早会带来诗体的巨变，白话渐渐取代文言也会使诗人的写作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巨变；三是对民间歌谣、儿歌等传统意义上是“低俗”诗体的重视及采用，打破了汉诗诗体贵贱雅俗分明的等级观念，为平民文学的兴起和白话新诗的大众化诗体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这是新诗百年在诗体上重俗抑雅风气的源头；四是“诗界革命”的不成功使白话诗运动的倡导者们采取另一种汉诗改革方式，即用全面的、偏激的和革命的“白话诗运动”，取代渐变的、局部的、保守的和改良的“诗界革命”。“诗界革命”不仅在诗歌创作实践及理论上具有偏向保守的改良性质，而且是一种在精英文人中进行的改良，并没有得到广大诗人和读者的响应，这样的结果很容易使新诗革命者走诗歌普及的平民化道路。为了达到新诗的平民化，新诗很自然地容易将文体自由和抒情自由放在重要地位，只强调“破”，不注重“立”，妨碍了新诗诗体的建设。
白话诗及新诗革命都是受到特定历史造就的激进的政治改革思潮和文化激进主义影响的产物。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采用极端的革命方式的时候，局部改良已经失去了意义，这就使中国全面走向了激进的改革，从而导致使清朝灭亡的辛亥革命应运而生。通过白话启蒙大众，特别是唤起平民阶级革命是与领导暴力革命同样重要的革命内容，这加速了白话诗运动及汉诗的文体革命，催生了平民文学，促进了文言文向白话文、旧诗向新诗的本质性转变。由于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改革者容易选择“以毒攻毒”的极端方式，把无论在政治文化，还是在艺术诗体上都应该采取“软着陆”式的改良，变为不管以后能否建立一个新世界，也要砸碎旧世界的激进革命。因此，否定传统的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在以后的改革中，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愈演愈烈。“白话诗运动”声称是“新瓶装旧酒”的文体改革，但更多的却是语言的新而不是诗体的新，即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的是“白话”而不是“诗”。当然，诗的语言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诗体的变化，更会带来诗人创作思维方式的变化，但是最初新诗革命的倡导者们更关心的是哪一种语言能入诗，其次才是写诗是否需要格律，并没有把新诗革命的重心放在对新诗诗体的建设上，即“新瓶”的“新”首先是语言上的“新”（新词语、新句式），要求用白话取代文言。用白话直接思维远远比早期的白话运动用文言思维再译成白话要自由得多，这是质的飞跃。直接使用白话“写”诗的自由，必定带来对用文言“做”诗必须合体的束缚的极端反叛，白话诗自然会强调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因此，已有的任何诗体都不合时宜，特别是在文言思维方式下确立的种种诗体都已不适应白话写作的需要，甚至改良旧诗体也失去了意义。因此，白话诗人不但完全摒弃了汉诗已有的如格律诗、词、曲等诗体，而且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做诗基本要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打破诗与散文文体界限的极端口号，要求白话诗人在无任何诗体限制下、无任何规则下“自由抒写”。尽管由于当时写白话诗的重要诗人都是熟知古诗做诗法及诗体的人，在他们实际的白话诗创作中，古诗仍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新瓶”实际上受到“旧瓶”的影响。“作诗如作文”的观念也很快受到新诗人的怀疑和抵制，但是在“白话诗运动”时期，重“破”轻“立”、忽视诗体建设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白话诗运动”也并非纯正的诗体革命，他们只是想以诗体革命推动文化革命，以文化革命促进政治革命，并非真正需要汉诗的技术性的“诗体”变革。即使是真正的诗歌革命者，也都认为新诗革命的目的并不是制作“新瓶”，而是在于“酒”的酿制，为了催生新思想，为了启蒙。1925年9月25日，胡适在武昌大学以《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为题演讲说：“什么叫做新文学？新文学是活的文学，能够表现真情实感的文学，国家、社会和民族的文学……形式的改育，是解除那些束缚新内容新精神的枷锁镣铐，枷锁镣铐不除，新内容新精神是不会有的。”[2]由此可见，胡适主张的新文学并非真正关注“新瓶装旧酒”的新瓶的制作，新诗革命的目的表面上在于诗的形式的变革，本质上却是在于诗的内容、诗的精神的变革。胡适甚至认为新文学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中，“白话诗运动”及文学革命成为急先锋，“五四”新诗便带有鲜明的五四政治文化革命的时代烙印，诗的平民性、抒情性、通俗性、宣传性和自由做诗都得到了极端的重视。正是五四精神激励着青年敢于向旧文化、旧诗歌传统挑战，也正是这种文化激进主义，导致了新诗革命破除一切做诗戒律的极端行为，使汉诗陡然间失去了“体”，也使新诗难以建立起自己的“体”。
三、偏激的新诗革命埋下诗体定型的隐患
文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白话诗不全是文体自然、健康进化造成的，而是当时汉语诗歌（古代汉诗）的文学技巧和表达方式（诗体）受到渴望改革的人的怀疑，是穷则思变的结果。这里的“穷”更多的是非诗的“政治文化”上的“穷”，而全非艺术上汉诗“诗体”真的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非得用白话诗全面取代文言诗、自由诗完全取代格律诗。但是，细究由文言到白话，再到白话诗这段历史，也不难发现白话诗在此时破土而生的必然性，不难发现白话诗既是汉诗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更是清末民初特定历史条件下激进的政治、文化革命的产物。无论是白话还是白话诗，都曾被用来作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工具。所以，白话诗从文体功能到文体结构方面都如早产的畸形儿，造成当时及以后的生长困难，给诗体建设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正是人与文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追求自由、不顾后果的“狂欢”式颠覆行为。
受早期激进的新诗革命和同期生态的限制，百年新诗的历史是在律化与自由化之间多对抗少和解、自由化占绝对优势的历史，是诗体定型难、建设难的历史。在百年新诗史中，尽管有很多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初步形成了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两大形式特质，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还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小诗、长诗和新格律诗等诗体的建设，但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秩序感和破坏欲、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建设，没有建设起像古代汉诗（如格律诗）和外国诗歌（如十四行诗）那样的定型诗体。新诗诗体定型难正是新诗长期存在的自由化与律化极端对抗的结果。如杨匡汉所言：“中国新诗将近八十年的艺术运动，自由与格律的交替变奏已成规律之一……古典诗词在形式（主要是格律）上的登峰造极的成熟，但太顽固了，遂有‘诗界革命’，遂有现代白话诗的‘尝试’，遂有‘五四’时期旨在彻底摆脱格律约束的诗体解放。自由诗如狂风席卷，日趋毫无节制的无序散漫，于是‘新月派’在20年代揭竿而起，闻一多力主‘戴着脚镣跳舞’，倡导以‘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为诗之格律，且理论与实践并重，惨淡经营其艺术的防线。不久时局丕变，30年代民族危亡，琴弦易为鼓角相闻，镣铐激使马蹄生烟，艾青等举起‘散文美’的大旗，自由奔突，再度打破诗律王国的平衡。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台湾地区，尽管有过诗之‘乡土’与‘现代’的情绪化的论争，但整齐或不整齐、格律化或自由化的诗作者始终各唱各的调；在大陆，渴求建立一种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的统一诗格的努力，往往因意识形态化而收效甚微。80年代以降，无论是海峡此岸或彼岸，从大的趋向看，是又一次诗体解放对诗体律化的否定。”[3]他的这个结论是较准确的，说明百年新诗处在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不良生态中，这种生态不利于诗体的建设。
尽管新诗对于当时白话的推广、思想的解放甚至政治的改革都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对汉诗的进化和现代汉语的成熟也颇有功劳。但是百年新诗文体建设史上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偏激的革命思潮，都是在新诗革命时期及新诗的草创期就留下了“隐患”，在一个“新”字号、“反”字号大旗飘扬的偏激的“革命”时代，是不利于必须重视和继承传统诗歌的精华的诗体建设的。尽管文体的演变有时需要激进的革命，但更多时候需要的是稳健的“改良”。正是早期新诗过分强调创作的目的，导致反对语言规范的“白话诗”和反对诗体规范的“自由诗”的流行，从而使新诗（现代汉诗）建立了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新诗的过分求新求异导致了旧的汉诗诗体被极端摒弃，新诗初期过分追求的汉诗的“普及性”、“大众化”、“青年性”更加剧了诗体的不规范和不定型。特别是青年人的激情会促进其观念的独创性，使青年诗人比中老年诗人更缺乏文体自律性和历史意识，使他们不但成为已有旧诗体，而且成为正在流行诗体的“破坏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的反格律、反做诗法的极端方式，对做诗的自由化、散文化的过度推崇等激进思潮在后世都屡屡再现，导致了整个20世纪流行的青春期写作与“革命”的时代主潮相融合，造成文体绝对自由的“自由诗”的盛行，诗体规范及诗体建设通常被视为保守，成为争当先锋的青年的“革命”对象。即使是在新诗文体建设最有成效的二三十年代，由于新诗革命早期的极端性，这一时期新诗的诗体建设道路仍然曲折，仅仅初步建立起粗略的音乐美和建筑美两大诗形与小诗、长诗、新格律诗三大准定型诗体。很多建设也都是匆忙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因此没有建立起真正相对规范的诗体，呈现出诗体建设的艰难。
收稿日期：2002-12-03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革命论文; 文体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诗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诗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