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183;公众#183;民主——美国公共新闻事业演变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媒介论文,民主论文,逻辑论文,公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0)06-0115-04
公共新闻事业(public journalism)是一场由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联合KAKE-TV电视台率先倡导的新闻改革运动。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美国新闻界，90年代中期盛极一时，2003年前后偃旗息鼓。它自问世以来便伴随着无尽的争议，形成了以杰伊·罗森(Jay Rosen)、詹姆斯·W.凯里(James W.Carey)、科尔·C.坎贝尔(Cole C.Campbell)为中心的支持群体和以西奥多·格拉瑟(Theodore L.Glasser)、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为代表的反对群体，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最富创造性，也最具风险的工作”[1]。仔细探究其演变轨迹和各种争议，笔者发现，公共新闻事业的兴起不仅对美国媒体的角色定位做了重新设计，更为深刻的是，它进一步延伸了新闻与民主政治、公共生活的关系话题，“媒介-公众-民主”的社会化互动是影响其发展的内在主脉。
寻求公众与民主的合意：美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兴起动机
1988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候选人之间的唇枪舌战充满了恶言恶语的人身攻击，缺乏创建体制、解决问题和改革社会的设想和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媒体和候选人达成了共识，新闻报道完全依照他们的宣传策略，“充斥着候选人的相互指控和民意调查的枯燥数字”[2]，媒体对竞选的赛马式新闻报道引起人们对美国政治和新闻界的极大厌恶，以至有人纷纷谴责媒体“民主讨论的退化”和“公共生活的责任缺失”，抑或“与政治成为了互相增援的赝品”等；有人认为美国“政治疏离症”的出现与媒体报道直接相关。报纸发行量和选举投票率极度下滑，美国媒体已到重振公共生活活力的关键时期，而重振的方法就是公共新闻事业。
1990年1月3日，《华盛顿邮报》首席政治记者戴维·布罗德(David S.Broder)在其专栏“民主与新闻界”(Democracy and the Press)中呼吁“我们不能让1990年的大选成为又一次公众幻灭和政治犬儒主义的操练”，[3]于是，他说道：
身处世上最自由的报业，现在正是我们转变成为行动者(activists)的时刻，我们并非是为了特定的政党或政治人物，而是为了民主自治的过程而努力。
我们必须比以往更为强调，公众有权听到候选人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议题……当这些议题被候选人谈论时，我们也应该忠实地做出报道。[4]
布罗德认为媒体和记者要为日益低落的政治热情以及公众的缺席负起更多的责任，建构民主政治和公众参与的公共舆论空间。
同年夏天，以《威奇托鹰报》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自发地从事新闻改革实验。主编戴维斯·梅里特(Davis Merritt)1990年开始、1991年再次推出的“您的一票，非常重要”计划、1992年推出的“市民计划：解决问题自己来”计划等，从重大政治选举问题到犯罪、教育、居民家庭生活等社区问题，报纸都深入采访、召集讨论、刊登对策，由此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能力。这是公共新闻事业在报界的亲身实践。从此，报界和学界都纷纷加入，公共新闻事业渐成一种运动。
1993年，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杰伊·罗森(Jay Rosen)、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姆斯·凯里(James W.Carey)等知名学者对公共新闻事业进行理论探讨。罗森和梅里特正式将这次新闻改革称之为“公共新闻事业”，罗森教授为此提出了一个“简短定义”——公共新闻事业是“民主的工具”，它包含四点基本价值：1.视人们为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2.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只是了解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5]借用梅里特的表达就是：公共新闻事业是一种促使民众加入公共生活来改善公共生活的一种新闻事业。[6]
通过探寻美国公共新闻事业兴起背景和发展过程，势必能发现：美国总统大选中新闻报道的“专业缺失”——“赛马式”报道理念、“冲突性”报道方法和“设套式新闻事业”，使原本自20世纪60年代起呈现“政治疏离化”现象的美国公民更加厌倦政治参与和民主表达。新闻报道视域中的“黑暗政治”、“不择手段的权力竞争”以及“公众的被遗忘”等象征性图景，深深刺激着公民对美国社会的环境认知和判断，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政治冷漠”，公众和民主日益远离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公民普通生活。试图在代议民主的现行架构下，开辟一个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机制以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寻求公众和民主的合意，这就是美国公共新闻事业兴起的直接动因。
大众媒介遭遇市场与公众：美国公共新闻事业进程中的管理模式
尽管有人指责其诸多的不完善，但美国公共新闻事业的报道设计和新闻改革是符合民主发展需要的最系统尝试。它倡导地方性媒体与公众联手，根据民意调查和社区民众论坛协调有关社会、政治问题和选举活动的报道议程，以此“鼓励公众的参与，尤其是参与选举，且支持社区解决问题”[7]。然而，作为第一个通过正式组织推动社会运动的改革，美国公共新闻事业势必遭遇到诸多阻力，其中最大的两种挑战：
一是赤裸裸的“市场模式”。利润和“股东价值观”决定了新闻实践的所有标准，以追求商业利益为根本目的，忽视民主政治，是一种“商业办公室”模式。汤姆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加纳宣称：“我完全相信报纸是一桩生意。”[8]市场话语渗透在新闻话语中，公众和新闻产品之间是一种暂时的“买”和“卖”的关系，新闻事业代表了消费者和股东。
二是保守的“传统主流新闻模式”。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统治美国新闻事业的政党“鼓吹模式”——“新闻事业是附属政党的第二位的或辅助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商业企业”[9]日益式微时，另一种新闻专业模式“新闻托管模式”逐渐形成。舒德森认为：公众把自己的公民权委托给新闻工作者，就像病人把身体控制权交给医生一样。[10]该模式就是以客观、公正、真实为职业道德的专业主义新闻事业，是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传播理念和实践规范。新闻工作者独立于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尽量公正无私，会相对不带偏向地倾听所有争论、客观选择事实真相，“声称可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而只是通过系统的调查和客观的准则来反映事实”[11]。一句话，它只忠实于抽象的事实和抽象的公众利益。
在新闻实践层面，托管模式形成两种独特的新闻报道规范：一是专门揭露政治腐败的“揭丑报道”(又名“扒粪报道”)。它以调查性报道为旗号，“把揭露权力作为自己的使命：不仅是作为政府的看门狗，而且是各个利益集团的看门狗”[12]。一是专门记录公共权威部门日常工作的“专线报道”。新闻工作者驻扎在国家公共机构——市政厅、法院、警方、政党选战总部等，记录政府的行为，为受众提供公共当局日常生活政治活动的权威记录和影子地图。
这种以客观性为核心、追求“超然”、“中立”的专业主义托管模式后来引起了社会的诸多质疑。就消息来源来说，在自以为是“客观”报道信源所提供的新闻时，实际上媒体不自觉地认同并依附于社会权力和等级。例如，对于委托人的公众，却无法插手新闻媒体的报道选择，甚至难以满足知情权。“在政治舞台上，公众变成了消极的旁观者”[13]，“他们至多只是需要认真对付而且不能得罪的消费者”[14]。原本代表公众的媒体，最后却远离公众甚至丢失了公众；保护的是新闻界的权力，而不是公众的权利。应该说，这种委托成为了新闻媒体的一种假设。
由于新闻界最终走向了与政府或利益集团的共谋之路，托管模式的新闻事业并不能实现“公众代言人”的承诺，也不能理性地、不偏不倚地表现当下的世界，新闻工作者“变成一个反公众的阴谋”，托管新闻事业遭到了新闻界内外的一致批判。随着1988年竞选运动中屈服于布什狂热爱国主义和种族影射的选战策略，报纸发行量下降，这种批判的情愫日益加温，新闻界充满了自我怀疑和危机感。在此背景下，公共新闻事业应运而生。
当大众媒介遭遇市场和主流新闻观的规约时，公共新闻事业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呢？抑或能否提供一种如舒德森所分析过的三种模式外的第四种模式——权威性不是由市场、政党、新闻工作者授予，而是由公众授予？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尽管公共新闻事业的最初动机是要重新设计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不是告知公众，而是重新加入公民社会，组织和引导公众一起设置商讨议题，以寻求解决的办法，并给予报道。这似乎是一种“让公众理性地参与民主进程”、挽救“日益远离公众的美国民主政治”的新闻实践，然而，这种行动的理念并“没有剥夺新闻工作者或他们服务的公司的权力”[15]，他们依然支配公众的环境认知和议程设置，并控制公众商谈的全部过程；同时，公共新闻事业与公众之间并没有建立权力与责任的契约关系，新闻机构并没有承担对公众的任何直接责任，最后彰显的不是公众的权利，而是新闻界的权力。所以说，公共新闻事业是一场保守的改革运动，“它没有提议建立新闻媒体问责系统，没有提供一个公民媒体评论委员会(citizen media review board)或一个全国新闻评议会(national news council)，没有推荐公开选举的发行人或主编，没有建议新闻界应该正式或非正式地对政府或社群负责”[16]，因此，公共新闻事业依然是托管模式下的新闻事业，相同的意识形态、相似的实践规范和程序规则依然统治着新闻工作者，“代表公众”仍然是公众权利主体缺失的理想假设。这正如舒德森所说：“公共新闻事业提出了一个授权给人们、同时又把公共责任委托给精英和专家的矛盾混合物”，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什么、是否出版等问题上保留专业人士的权威。
当然，与专业主义新闻事业相比，公共新闻事业是托管模式的一个变种。表面看来，它挑战市场利润和政党鼓吹对新闻事业的内在约束；挑战新闻的客观、中立原则，做出背离美国主流新闻界引以为自豪的新闻专业主义信念的“冒险行动”，倡导的参与式新闻观与传统新闻观发生明显的对立和冲突；它从公众利益出发，关注社区居民的焦点“问题”，使之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试图唤起公众的政治参与和良好的媒体印象。这一切都似乎证明公共新闻事业是一种迥异于托管新闻事业的第四模式。然而，从本质上说，公共新闻事业与托管新闻事业又是殊途同归。无论是托管新闻事业的“看门狗”、“守望者”角色，还是公共新闻事业的民主“参与者”角色，在与公众的关系结构中，新闻工作者始终是一个权威的把关人和民主生活的支配者，最终同样导致公众的失语和缺席，媒介的民主化理想不得不宣告失效。由此，在大量支持者背后，也不得不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谴责性批判。
模糊在公共、公众与民主责任之间：美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局限
美国公共新闻事业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公众的政治参与，新闻界通过媒体与社区之间的平等对话，缓解公众对公共事件的漠视。这导致了其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公共事件为报道对象，二是报道方法以发动公众参与、共同讨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主。[17]总之，其核心理论基础就是对话式民主，它“把民主想象成公民参与公共对话，把新闻界想象成这种对话的鼓动者”[18]。由此，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运动“开展的10年内，美国共有30多家新闻媒体参与的120多项公共新闻计划获得资助，有3520多名新闻记者参加了49个‘公共新闻实验工场’，有10000多个新闻工作者和公民领袖皮尔中心的季刊”[19]。
然而，由于理论框架的缺失，当把这种新闻理念付诸新闻实践时，就会显示出公共新闻事业的局限。
局限一：“公共”何所指？公共新闻事业的回答不明确。学者黄旦曾深刻地质疑：公共新闻事业的“公共”究竟指的是功能、性质、责任还是新闻业的存在价值？[20]美国社会的公共生活与社群生活不是同一概念，而公共新闻事业模糊了二者的区别。舒德森认为，公共新闻事业倾向于建立“怀旧的街坊”，而街坊就是社群，政府是社群的对立面，支持社群就是支持公共生活。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首先，在当下美国人们不再以街坊的形式居住了，街坊和社群都必须借助其他的组织支持才能得以维持。其次，政府和社群是可以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公共新闻事业可能无意识地夸大了政府的犬儒主义。最后，支持社群和支持公共生活不是一回事。[21]公共新闻事业在社区确定公共事件的政治议题，而政治属于公共领域，而不是社群领域，社群不是公共场所。于是当公共新闻事业落实到实践中时，就遇到了机制的不可操作性。这种模糊的指向，必然导致改革不知所向。
局限二：谁能评判“公众”及其需要？美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倡导者们宣称，公共新闻事业让公众与优秀新闻事业一体化而不是偶然接触，引导公众进入公共讨论的场所，让公众重新互动起来，进而提供一种使新闻事业公共化的途径。[22]公共新闻事业的重新定位于公众，似乎找到了其立身的新闻实践基础。然而，在促进公众讨论、互动，帮助建立民主社会的过程中，“公众”又是指哪一层次、范围、群体、社会属性呢？媒体根据什么决定公众的需要呢？这种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社会的整体需要？此种模糊的指向，又增添了改革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公共新闻事业以硬新闻和政治商谈意见取胜，这暗示着无情的、严肃的政治新闻是其追求的核心选择，而“作为感觉的、实践的、玩乐的”嬉戏动物身份的公众要求新闻中有更多的艺术实验，“新闻不仅是智力的体验，也是审美的体验”，这是公众需要的心理期待。因此，公共新闻事业在设定公众规模和满足公众的需要上是偏颇的。
局限三：公共新闻事业何堪民主重负？公共新闻事业出现于人们对政治和新闻界的犬儒主义盛行的时刻，它把新闻界当成民主的救世主，好像只要美国的民主政治出了问题，新闻界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需要重新界定并重新负起民主和民主参与的义务。但是，正如彼得斯所说，尽管媒体对民主很重要，但只是众多的公共生活实践和公共机构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公共机构承担使民主生活繁盛的重负。[23]相反，这种将责任集中于单个媒体组织的做法是深层次反民主的，因为民主是一个结构问题，内含着所有的社会组织，就对民主生活的重要性而言，家庭、学校、信仰团体等远甚于媒体，公民社会需要一种多样化的机构制度。因此，这种仍由新闻界把关、由新闻工作者组织引导商谈政治话题尤其是选举、在一个特定社区由地方媒体号召起来的公共新闻事业旨在倡导民主对话，可结果却走向了它的反面。
美国公共新闻事业的热潮虽已退去，但仍有不少新闻界同行在努力地实践，并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等新公共领域的开创，每一个公民都可能成为传播者的公民新闻正式出现了，这又将开辟一个新的传播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