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问题争论中的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年代初论文,角色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的伟大思想家，在20年代其主张以思想上的尽性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为特征，这个三元结构决定了他在中国的现实选择上实行渐进的社会主义立场。在尚未掌握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理论；而后来由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虽然从根本上否定了梁氏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路线，但也确实吸取了他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为敌、另一方面为友”的合理思想。历史证明：梁启超在2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承担了“当被时所否定、被历史常记起”的双重角色；正确评价梁启超是正确开辟未来的需要。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我国思想界在继“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之后，又开展了“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由梁启超任主编的《改造》杂志1921年2月号特辟的“社会主义研究”专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栏中，发表了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长文章，宣传基尔特式的社会主义，而梁启超写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集中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运动极端矛盾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的利害与之相缘。”所以始终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有祈响，然终未敢自信也。”①辩论的另一方是一批热血沸腾的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陈独秀、李达、陈望道、蔡和森等。而与“学富五车”的梁启超直接对阵者是李达，他在同年4月8日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直批梁任公“误解了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误解了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说：“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字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智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②在李达看来，第一，梁本人不仅是一位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发动反社会主义争论的主帅人物；第二，他的言论貌似公允，其实是最具有迷惑人心的作用；第三，这不是梁本人的问题，而是当时中国智识界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所以，以梁的言论为批判对象对于澄清人们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即梁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从二十年代到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出现了两次伟大的转变：从早期的一次革命论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次转变确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的朋友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第二次从以革命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继续革命论”到以改革开放的方针（包括借助资本主义的成果）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比七十多年前科学得多了，但人们对于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在那场争论中所担负的历史角色的认识似乎还未来得及重估。梁启超是不是一位反社会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不是一位资本主义制度的鼓吹者？在他反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背后有无正确的成分？既然中国当时不适宜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梁启超在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为什么又是错误的？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以现代视角作出新的探讨。
一、辩论前的梁启超：“三元结构”下的“社会主义者”
要谈到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一个可能就要提到梁启超。他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所写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就说过：“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看来任公在此时虽然提到了社会主义，但他对近代社会主义学说并无多少了解。他甚至还说：“遂说（指康有为的）理想之国家，实无国家也；理想之家族，实无家族也。无国家无家族则奈何？以国家家族尽纳于社会而已，故曰社会主义哲学也。”③然而，梁启超毕竟是一位“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地尽量输入”的人，对于在欧洲北美大陆已经成为一股巨大势力和在日本隐然蕴风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不能不加研究，所以在1902年10月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他特别引述了颉德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④1903年他赴美洲大陆访问，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接触。据1904年所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中说：“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入手。”“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是另人起敬，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矣。其麦克士（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苏教人信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士相类。”特别是《纽约社会主义论坛》（马克思恩格斯曾在该刊发表过不少著作）总撰述哈利逊氏，向梁启超全面介绍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梁从他那儿得知：“现在全地球社会党之投票权，合各国计之，已共九百万余，而近一二年来，其党员以几何级数增加，不及十年，将成为全地球第一势力。”梁虽认为此言“不无太过，然其盛大之情况，固在计意之中。”⑤在那次会见中，哈氏送梁“其党之主义纲领等小册子及丛报凡数十册”。从后来梁氏著作看，这一次北美大陆的访问，对于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
第一，他对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和产生的根源作出了近乎科学的分析。这表现在他于1903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该文的第二节分析了托辣斯和社会主义同产生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极度发展。他说：
自由竞争之过度，其病国病群也。……自机器大兴，生产力骤增，而消费力岁进之速率，不足于应之。于是生产过羡，物价下落，不知所届。小资本家纷纷倒闭，而大资本家亦綦惫矣。然其弊固不徒资本家而已，即劳力者亦随之殃及。何以故？以竞争之故，势不能不廉其价以网顾客，然欲以价而购原料品，势固有所不可也，则不得不减劳力者之庸率而延长其操作之时刻，或用妇女儿童，使为过度之勤动。彼非必好为若是，而为达竞争之目的，迫之不尔尔也。加以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劳力者往往忽失糊口之路，势亦不得不乞怜于彼之能堪剧争之大资本家，故以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庸率任意克减，而劳力者病；物品复趋粗恶，而消费者病；原料任其独占，而生产者亦病。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于斯时也，及举天下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故于学理上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于事实上产出托辣斯者。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辣斯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⑥
这段话虽然很长，但由于它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分析不仅思想相类，甚至连文字都十分相近，所以我把它引出。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正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出发，分析了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矛盾，必然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⑦梁启超的上述分析与恩格斯的分析何其相似尔。不仅如此，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的思想，恩格斯生前虽有提及，但只是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才完整的提出，而梁启超在1903年已经作了近乎科学的分析，其思想之深邃，不能不使后人感佩。
第二，他注意到社会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俄罗斯虚无党》(1904)和《俄罗斯革命之影响》(1905)虽针对革命派而发，但梁启超也论及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差别。在前文中他说：“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岂惟今日，虽至大同太平世（指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之后的社会）以后，亦固有所不可也。故以近世社会主义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为目的，仍不得不以最专制之集权为径行。”⑦俄国的1905年革命，具有极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在评述这场革命的影响时说：“吾以为今此俄民之要求（指废除土地私有权），苟其不成，固无论矣；即其成也，而所生之影响，犹至可危。可则使地球上忽失去一大帝国，或则使帝国将来之骚动，倍蓰十百于今日焉。”⑧社会主义不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它是要靠一定的政权来推行的，用无政府主义的办法，或者提出不切合实际的主张，同样达不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梁启超固然压根儿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是他以后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根源，但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不讲阶段的革命是有其合理性的。
第三，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认定中国将来也会发生社会主义的问题，因而提倡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早加研究和传输。在梁启超访问美国时，他遇到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党人：余表进。余亲口对他说，在美国想加入社会主义党的华人，非他一个人；而在日本，吴仲遥等人已经开始从事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并编辑了一本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资料，要梁启超为其作序。梁在序文中说：“社会主义虽不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现在我国虽无此问题，“但使我国家既进步而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之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一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因而他建议，一定要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问题。⑨当然，梁启超在谈到社会发展的这一规律时，仅用了“势必至也”的字眼而没有使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字眼，这是他的局限，但他能根据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预计中国将来必然发生近代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明他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9年又重新开始。那一年他到欧洲进行社会考察，亲眼目睹了欧洲的社会现状和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说他以前对西方制度过多地注意到它好的一面的话，而此时他则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痛苦和迷茫。在《欧游心影录》中，他比较了中外古今各种思潮，认定儒家的仁爱思想最合乎人类的本性，于是形成了独特的“三元结构”的人生理想，即思想上的“尽性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其尽性主义是指与社会和谐的人格自由；其民主主义，就是有广大群众参政和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政治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是使最基层的人民享有自主和平等经济权的生计制度。这一切都可归到自由和民主两大纲领上。用他的话说：“从本原上说，自由平等两大主义，总算是近代思潮的纲领了。”⑩有关这个思想结构问题笔者另有专论，此处从略；仅就此结构之下他对社会主义问题所作的分析作出阐明：
第一，他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质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在《欧游心影录》的《国际劳工规约评论》篇中，他分析了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区别。他说在战后巴黎和会上所签署的“劳工规约”只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劳工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制定的一种社会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采择推行。“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的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的手段，或用和平渐进的手段，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政策？它是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些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救济的方法，或从租税上求负担平均，或保护劳工，不叫资本家虐待，虽然许多良法美意，却与根本改造无涉。”(11)这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社会主义是劳工自己根据自由平等的人道精神创造出来的美好的社会经济组织，那是人类生计社会的归宿，而社会政策是有产者阶级在强大的劳工运动面前对劳工的一种让步。前者是劳工阶级自己的事业，而后者是有产阶级统治人民的一种形式。这不是我说的，梁启超本人在分析“劳工规约”的背景时说得非常明白。他说，要彻底认清劳工规约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放宽眼界：俄国革命已经成功；德奥匈急进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进行；欧美各国社会党人的力量非常活跃；“巴黎市民起一回大大的示威运动，沿路高叫‘布尔仁维万岁’，满城的警察只好装耳聋。”“在这形势底下，那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怎么狼狈的情形也就不难想像。”所以，“这规约，在资产阶级方面本来是不愿意的，但已无奈何，只得借来缓和形势。在劳工方面看来，办法是不彻底的，但时机未成熟，只好得一步再进一步”。(12)联系这段话，来把握梁氏对何为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就明明白白了吗？
第二，梁启超认为社会革命是“二十世纪史的唯一特色”(13)，但社会革命的道路却是不同的。此时梁启超可以说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14)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派别了解得也非常清楚。他说：在欧美，“有一派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有一派连现在的国会都主张根本打破。各国普通社会党大半属于前派，俄国过激党属于后一派。(15)对于大多数所谓“稳健”的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当然持肯定的态度，而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也未持否定的态度，这是他高于自己朋友们的地方。在《欧游心影录》中他说：“俄国过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地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16)另外，他在欧游回国抵达上海后，在上海“中国公学”的演说中大赞列宁：“以人格论，在现在以列宁为最，其刻苦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17)所以，没有根据说梁启超就一味地反对“过激的革命”，不过他却反对在中国实行“过激”的革命。这点我们在以后论及。
第三，认定社会主义问题已经“国际化”了，在中国，其生计组织将来肯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断言：二十世纪的中国，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好实验场。近代的梁启超与古代的先贤不同，他从来不是一位就中国论“天下”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由“天下”论中国的思想家。对于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他总是从世界发展的大势来探讨。在《国际劳工规约评论》中，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问题“国际化”的过程：近代社会主义首先发生在工业革命最早的英国，后来，“一方面，资本相互挹注，出品互相竞争，于是资本变成‘国际化’，一方面，劳工到处迁徙，彼此联络，互相通气，更有许多头脑冷静的学者和心肠极热的慈善家，都抱着抑强扶弱的精神，替他们奔走指导，于是劳工运动也变成‘国际化’。”(18)由于全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剥削的无产阶级，特别由于随着实业的发展中国也会产生出资产阶级，所以社会主义问题也将在中国发生。这一思想，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初）已经反映出来：“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大哲，其理论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此问题为全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此恼。吾敢断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19)在稍后（即1922年来东南大学讲述《先秦政治思想史》时）也作过明明白白的说明。在那篇著作中，他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指如何在中国实验社会主义新学说的问题）实有最大的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20)
由是说来，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在生计社会上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已经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了。然而如果要以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上来评价梁启超，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有很大的片面性。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以解决人民的生计而是以“人类的解放”为出发点的，所谓“人类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个人的自由发展，即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要达这一步，首先要用政治革命的手段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这就是说，经济上的解放只不过是达到人格健全发展的目的最初阶段而已。(21)而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的深层意义并不甚了解，所以误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项任务当作根本目的来认识，这样他就用尽性主义、民主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这种认识当然是不科学的。当然，公正地说，这种错误是有历史原因的：既然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课题是通过政治运动实现劳工者的经济解放，那么对于一个东方思想家来说，很容易把过程中的主体当作这一学说的本质。梁启超考察了这一过程，就带上了这一过程的局限；不过他的认识也无疑包含着大量的科学的成分：社会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劳工阶级为自己而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的、合乎人道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是靠种种社会运动的手段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来而建立的经济制度，中国将来在经济制度上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古代平等观念、仁爱观念的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内容在1920年以前的梁启超的心里已深深地扎下根了。因而，此时的梁启超，与其说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不如说他更像一位渐进论的“社会主义”者。
二、辩论中的梁启超：以资产阶级同时为敌、为友的渐进的“社会主义者”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在1920年的辩论中起特殊的作用。它对“共学社”的一般人来说，无疑是一面旗帜；而对于梁启超本人，则把他一贯的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主张集中化和系统化了。他的基本思想是：中国现时不宜搞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理由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而在西方资本竞相向中国入侵的情况下，“今日之中国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而运动，若专注于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毫无意义。”(22)引号中的话，是梁启超最核心的思想。
在20年代中国可否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问题十分明白。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确定了领导地位后，特别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形成和确立之后，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都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朋友。1920年，当时的中国年青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这一认识，所以，当梁启超等人在奖励民族工商业（即梁说的“实业”）的范围内来进行社会主义之运动时，就认为他是反对社会主义和主张资本主义。李达是这样看：“‘欲行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代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以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社会主义既不可行，则为改革中国计，当然则不能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而且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做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此一段是梁任公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立言。”(23)陈独秀也有类似的思想：“救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的实业，未免太无谋了。”(24)其他一些人，如江春、力子、望道当时都是这种认识。(25)最近，我看到港台学者的书，他们至今也持有这种看法（见本文后注(39)）。暂时撇开梁启超反对用革命的手段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的错误主张不谈，而仅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其认识是要高出当时年青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梁启超从来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好”制度，资本家都是一些慈善家。他在《中国公学演说》中说：“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然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26)他预言，如果不注意一开始就协调劳资关系，势必要发生社会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为了避免大规模地流血和牺牲，以及为了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乱，平时就要在发展实业时注意协调劳资关系。所以，在该文中他这样提出问题：从现实上看，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途中必须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面为本主义之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27)对社会主义来说，何者是敌而又是友呢？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能够找到直接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语句。在《流亡者文献》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灭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于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28)
看来，李达等人把梁启超主张在一定阶段上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思想说成反对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有失公允的；更何况梁启超本人也不主张用纯粹的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在这篇文章中梁主张采取三种方针：
一，对于资本家采取矫正态度，先在劳资协调的状态下徐图健实的发展；
二，极力提倡协社，使全国生产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
三，谋图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战之准备。(29)
此时的梁启超不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敌的资产阶级学者，而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同时为敌、为友的渐进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其错误只是在于：从理论上说，他未能达到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高度而仅仅在进化论的圈子中徘徊；从实践上说，他对中国社会以及“国民性”的认识有失偏颇。
先从理论上说。梁启超是一个进化论的革命论者而不是阶级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论的革命论者。梁启超一生多变，但从理论方法上说，他却始终是一个进化论的革命论者。1902年，那是他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写过《进化论革命者颉德》和《释革》等文章。在《释革》中，他从进化谈革命，认为革命有渐进的“改革”和突变的“变革”两义：“其事物本善，而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则用“改革”；而“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蕴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不足以致其理”，则用“变革”。(30)而在《自由书·破坏主义》一节中，他更是鼓吹激进的革命论：“凡人之情，莫不恋旧；而此恋旧之性质，实阻淤进步之一大根源也；当进步之动力既发动之时，则此性质不能遏之，虽稍参用，足以调和而不致暴乱，盖亦未尝无小补焉。至其未发动之时，则此性质者，可以堵其原阁其机，而使经之数十年数百年不能进一步，盖其可畏可恨至于如此也。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丧其根据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一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其庶乎其可也。”(31)如此说来，他对于革命的意义还是非常清楚的。但进化论对他的影响太深，他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时，只“发现”有私人之革命而无团体之革命，有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革命而无中等社会之革命，一句话有野蛮之革命而无文明之革命(32)，所以在理论上他总是幻想一种“文明”革命形式，——这种文明革命的形式就他心中的目标来说，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即以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革。所以在实践上看，他偏重的是“改革”而不是“变革”，是量的积累而不是质的飞跃，因而关键的时刻他便同革命派划清了界限：辛亥革命前是这样，后来的国民革命时也是这样。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由于中国的国民性太落后，中国现在连进行“光荣革命”的资格也没有，这表现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中。在该书中，他既批评了“革命”，也对自己过去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作了倒退性的“自我批评”，而仅主张“思想”的“改良”，鼓吹用“尽性主义”来实现其政治主张。他说：以前有两派爱国者，各走了一条错路，革命者和改良者都没有发动国民，都没有提高国民的觉悟，使运动与国民无干，结果被旧军阀旧官僚人利用了，现在看，要实现中国的改革，必须在广大国民中提高其“国民意识”，而“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于发展个性。尽性主义是“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将自己的天才尽量发挥，不可带一分矫柔，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33)说过去没能发动国民、动员国民，从而导致以往革命和改良运动的失败是对的，但从“思想”的改良进化到“经济”的改良，再从“经济”的改良进化到“整个社会”的改良，这条思路致使梁启超想用改良“国民性”、改良人们“观念”的办法来协调劳资矛盾，来促进实业的发展，这就使他不仅在实践上陷于空想，在理论上也陷入了错误的深渊：观念是第二性的，人们、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否用儒家“自我修养”的办法来改造自己的本性，真地可以做到，中国也不会落后到到这种田地，要他梁启超来“改良”一番了。这个问题还是马克思说得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一种物质的力量，而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来摧毁，即使新的思想观念“长了出来”而没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革命作为基本手段，那种新制度也是建立不起来的。更何况，群众身上的“污泥浊水”只有在新型的社会实践才能“冲洗”干净。梁启超想在中国生计界实现社会主义，但他的“尽性主义”的观念改良论只能把他留在旧的历史之中。
顺便说一下，如果从一个大思想家的角度来认识梁启超，他此时的思想是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的。从历史看，进化论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马克思的学说到了1905年之后，在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和《俄国社会党人的两个策略》问世之后，已被发展成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这个学说指明：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可以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相互连接且又相互区别的阶段。对于列宁的这一思想，当时的陈独秀、李达等虽然还未掌握，而在梁启超则是更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他虽然具有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观念，具有社会主义必须同先进的劳工阶级相联系的观念，但不可能具有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因而，他只主张渐进，而反对革命的手段。如果他能够具有这一思想，他就可以走进新的历史：不仅可以在中国领导一场新的民主革命，同时可以说服那些急于要在中国“打倒资本主义”的青年人，使中国共产党免受三次左倾路线的危害。而这个任务落到了毛泽东身上。这对于梁启超这位大思想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第二，从实践上看，他对当时中国阶级状况和民族心态作了错误的分析。先从阶级状况说：梁启超从根本上否认中国有先进的劳工阶级的存在。他说：从广义说，凡农民和散工都算是劳动阶级，但从狭义来说，劳动阶级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而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持此狭义的劳动阶级。中国则此狭义的劳动者不能成为阶级，故谓之无阶级。”(34)他认为，中国社会少的是真正意义的劳动者但多的却是无业的游民。“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坏社会。”(35)如果单单从理论上说，梁氏对无产阶级和无业游民的看法正暗合马克思之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专门分析过由各个阶级所淘汰出来的流氓无产者阶级是怎样背叛人民的事业的。在马克思看来，流氓无产者是社会上最腐败无耻的力量，谁要依靠这支专门从劳动者的血汗中讨私利的力量，谁就会干出背叛人民的勾当。(36)梁启超对无业游民的认识不乏真理的光彩。问题在于：其一，身在农村的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能否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前一阶段的、推翻以地主阶级封建剥削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革命？其二，在当时中国有无“狭义的”劳工阶级？据载于1923年出版的《中国青年》上的邓中夏的《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一文对中国产业状况的统计，在“江苏区”的上海、南通、苏州、无锡等地有英、美、日和中国资本家办的纺织、烟草、铁工、电气、火柴、玻璃、化学制造以及官办的兵工厂等，在“武汉区”有钢铁和造船业；在“津榆区”有煤矿、纺织等工业；在其他地区，有许多矿山和沿江工业；另外铁路和造船业也有相当的数量。(37)在梁氏的其他著作中也零星地谈及这些情况。这说明，中国已经存在着一个与现代工业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其三，中国近代劳动阶级在其形态上有没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我觉得这是应该正视的一个现实。当时的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李达对于梁启超无视中国劳动阶级存在的事实的批评是非常有力的。
梁启超之所以否认中国产业阶级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常常以抽象了的定义来看待现实，于是他不能不用西方、特别是英美工业的标准来看待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工业，看待在农村中活不下去而跑到城里打工、并经常处在失业状态下的工人，于是就认定了他们是“痞子”；同时这也与他一贯的“幽暗意识”有关。在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上，他一直以“救世主”自居：在1902年前后的《新民说》中，他提出要造就新的中国需要造就新的国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国的“旧民”时，把十几类人都看成不劳而获的社会渣滓；在《欧游心影录》中他提出了要提高国民人格意识的任务，这无疑也是正确的，但他只是把他们当作“被教育者”，至于怎样从劳动者身上学点东西，这种观念在他的著作中很难找到。说到底他对民众的态度，仍然停留在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水平上，看不到群众身上的积极因素，不理解群众可以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和自己解放自己，所以不能容忍自己国家民众的过激行为，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年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幼稚”。以致发展到后来对工农运动的敌视和谩骂，在政治上走进了死胡同。
另外再说他对中国国民心理所作的错误分析。在上海《中国公学的演说》中，他讲到了俄国的“过激”主义为什么不能搬到中国的原因时说：“惟俄国国民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思想当为彻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38)由他任主编的《改造》杂志就是根据这一思想办刊的。用“解放思想”、养成“尽性主义”的办法来改造中国自然是死路一条，前已说过；此处只说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将“中庸”、“调和”看成是中国的国民性，只是以偏概全的错误观点。“中庸”在中国来说，只是深受儒家精神影响的士人的性格。就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来说，自身的物质利益使他们历来以残酷的手段对付劳动人民，所以从孔子起就有“苛政猛于虎”之说；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也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阶级一样没有学会英国贵族的那种“调和”精神；他们对官员们的腐败和外国侵略者的行为倒是“心慈手软”，而对本国人民则是“凶相毕露”的。而就劳动者来说，旧中国的国民、特别是农民，也确实带有极大的保守性和忍耐性，但被强大的压迫者逼上梁山的事代代不绝，怎能断言中国现代的受压迫者就不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呢！与其让他们铤而走险，不如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理性的运动。这正是二十年代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的中国思想家们应该而可以做的事。而梁启超等一批心怀大志的士人，对现存的政治力量十分失望，同时又对劳苦大众没一点信心，企图组织士人圈子的“共学社”、“中国公学”，开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而不用心到工人、农民的前沿去组织群众，甚至发动一场运动，休说“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就是他们的实业救国运动能够平地而生吗？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将其新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没有新的合乎科学的理性与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现代中国也逃不了劳动者的长期忍耐与官僚的残忍腐败、劳动者极端的造反运动与社会动乱的、旧的社会行动方式。没有新思想的思想家，没有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新型政治的政治家，是不能将中国带入新的时代的。
三、被当时所摒弃、被历史常记起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者和鼓吹者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评价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中所担当的角色也应该持有这种态度。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入侵下，虽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均未能立于世界之林，在一战中中国明明是个战胜国，但由于南北军阀混战和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国际上并不把中国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来看待。内忧外患困扰着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给中国人以新的眼界，社会主义运动成了包括孙中山、梁启超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关注的目标。
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且不论，而就梁启超等与中国青年一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由于文化和个人出身、经历不同，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思想敏锐的思想家，他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同时作为一个满腔爱国主义热血的人，在考察了一战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之后，也是一位认定中国将来必行社会主义之路的政治家。在中国的生计社会中实行社会主义也是他的美好之梦。不过，他信奉的是进化论而不是马克思的革命论，深入他骨髓的是儒家伦理和内圣外王的精神，所以他的社会主义不仅要靠发展实业来完成，而且要靠思想革命来实现。而当他的同伴们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表达其主张时，他却从来没有使用这个概念来表述自己的主张。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尔特主义、儒家学说的混合体，除了要救中国、要使中国强盛、人民自由平等幸福的宗旨不变之外，就其学说本身，却没有一个体系。正因为如此，他受到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严肃的批评是必然的。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港台学者和国际上的学者，进行了革命、改良孰优的讨论。(39)对此问题我觉得不可泛言。从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起直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以革命的手段推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一个国际性的潮流；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是这样，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如此，这与现代的风潮正相反。在六十年代之前，以改良的道路推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虽不绝音，但毕竟没有成功的例子。当时年青的革命者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们批评梁启超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并没有达到科学的认识，他们还未掌握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主张走俄国人的路，但对于这条道路的实质并未完全把握，急于要走革资产阶级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认识不仅批不倒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同时造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三次左倾路线，中国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后，忙于在大城市里搞工人运动，如果没有朱德、毛泽东、方志敏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抛弃了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路线，但他坚持的毕竟是一条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既从根本上否定了梁启超的改良路线，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梁启超的许多主张具有合理性：就中国当时的革命性质来说，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象而革命的朋友；在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上只能在“奖励生产”的前提下协调劳资关系，而不能在不讲发展生产的前提下一味地追求分配的平等。新民主主义论的实质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结当然意味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灭绝，但在其初始阶段上又不能不借助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力量。这种力量会给劳动者带来种种苦难，但劳动者在这种苦难的煎熬中获得埋葬这种非人道的制度的武器。在当时的中国，让革命服从改良，死路一条；让革命脱离改良也是死路一条；唯使改良服从革命，才是光明之路。这决定了：现实的运动不能不抛弃“尽性主义”的梁启超，而历史发展的过程又不能不常常记起这位悲剧性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在那场争论中所担当的角色。
注释：
①(27)(29)(3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之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以下版次略），第1页。
②(23)《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出版。
③《文集》之六，第72页。
④《文集》之十二，第86页。
⑤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以下简称《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以下版次从略），第42-43页。
⑥《文集》之十四，第35-36页。
⑦(32)《文集》之十五，第30页，第34-41页。
⑧《文集》之十九，第103页。
⑨《文集》之二十，第1页。
⑩(18)《专集》之二十三，第15页，第151-152页，第154页，第8页，第52页，第21-22页，第15页。
(17)(26)(38)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3页，第902-903页，第903页。
(19)(20)《专集》之五十，第5页。
(21)对此问题，马克思有多处论述，如《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以及后来的人类学笔记等。
(22)《文集》之二十二，第3页。
(24)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出版。
(25)参见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出版。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页。
(30)《文集》之九，第43-44页。
(31)《专集》之二，第25页。
(3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5-628页。
(37)《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出版。
(39)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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