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产资料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生产资料论文,体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29（2007）05—0013—07
由于生产资料的稀缺和紧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新中国不得不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行“国家垄断”，文学的生产资料也被国有化了。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全方位的“国有化”，生产与生活资料收归国家所有，杜绝了民间资产与私人资本的存在，这实际上断绝了那些国家计划之外的所谓民间社团、群体报刊出版、发行的财源。在一切皆靠财政拨款的计划体制下，文学界只得通过仰承国家意识形态的喜好，在国家政策的指挥下有序地运作。与文学相关的文艺刊物、图书出版、经销发行以及稿酬评奖等都借助物资的调配与划拨而被无形的国家意志所掌握和控制。将文化和文学生产资料全部纳入到国家主导的计划体制之内，这是建国后的一项政策。在收编或垄断文坛资源方面，最有效的手段是对文学生产资料进行调剂与配置。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对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进行重新登记，目的是“为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出版自由”[1](P17)。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1949年9月即专门为此次会议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全国新华书店出版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出版事业适应着新的情况开始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2]。胡愈之在大会上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的报告，认为人民出版事业是为人民服务，普及和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文化。他认为出版工作不是指发行和印刷，而是组织工作，“把精神产物，即写的编的稿子组织起来，经过校对排印装订成书，以供应市场的需要”。期刊多是中国出版的一大特点，原因在于时局变化大，社会读者文化水平低，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解决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报纸。但报纸记载太零乱，书籍又部头大，太专门，“杂志则恰恰可以适当的解决这种需要”，“杂志编得快，销得快，价钱低”，“能与群众建立密切关系”。于是，他提出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可以“出几种好的杂志以供应精神食粮的恐慌”。[3](P259—262) 陆定一在会议闭幕式上提出“为了要有力量，就一定要统一”，认为这次会议的成绩是“在政策上、组织上、制度上、业务上都得到了一致意见，奠定了全国新华书店统一的基础”。并告诫说：“我们进了城市，切不可忘记了工农兵……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首先是革命家，同时又是出版工作者。革命家就是政治家，无条件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方向。绝不可脱离政治和人民，为出版而出版。”[4](P445)
统一报刊和出版是实现文化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重要方式。出版工作是党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思想领导、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42年的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并在边区各县建立发行网点。1947年延安保卫战后，边区新华书店向其它解放区疏散，与此同时，在其它解放区相继建立新华书店。当时很多新华书店是由报社建立的，不久从报社分离出来，独立负责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业务，直接由中央局或分局、区党委的宣传部领导。但华中、苏北、苏南、皖北、皖南的新华书店，一开始就是由党委宣传部建立的。1947—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推进，新华书店的网点也不断扩大。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建立的民营出版公司经营十分艰难，连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也只能以出版教科书维持业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出版委员会。1950年4月3日公布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它规定：“全国新华书店必须迅速走向统一、集中，加强专业化、企业化，以担任国家的出版任务，发展人民的出版事业。”[5](P448) 它强调出版发行的统一和集中，把出版纳入“人民”的统摄之下，为老百姓提供文化的精神食粮。1950年8月，在全国第二届工作会议上，新华书店改组为专营发行的国营企业，将出版和印刷业务剥离出去。1950年4月，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规定》，同时，也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规定》。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认为“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要“逐渐消除出版发行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以求有计划地充分供给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出版物”。为此，它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是管理出版社事业的总机关，在出版、发行和印刷过程中主要起领导、组织和协助作用，消除现实中“存在着的自流状态”。该指示还指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原则上应当逐步实现科学分工”。[6] 于是新华书店不再从事出版与印刷业务，其出版部分被划分出来，1950年12月，扩充为人民出版社，胡绳任社长，1953年3月，又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任社长。
1951年12月，政务院通过了《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它规定了经营有关文化出版和发行业“均应持有上级的证件及营业申请书”，否则撤消其营业许可证，这就加强了对文化出版、销售的监管措施。同年还通过了《期刊登记暂行办法》，要求定期或不定期的期刊在发行前均需要“向当地出版行政机关申请登记”，方得发刊。1952年底，国营出版社也成为出版事业的主体，私营出版业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此时私营出版商还有356家，1954年开始有步骤地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对全国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此，私营出版业被彻底根除。
1951年11月，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工作整风学习，提出整顿文艺刊物，使它成为“严肃的战斗的武器”，决定停止出版《人民戏剧》、《人民音乐》、《新戏曲》、《北京文艺》，“集中力量办好《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使前者成为领导性的艺术评论和文艺学习的刊物，后者成为领导性的发表创作指导创作的刊物”[7](P446)。《北京文艺》被合并到《说说唱唱》。《说说唱唱》是1950年1月创刊的通俗文学刊物，由赵树理和李伯钊任主编，发行量全国第一，合并后组成了新的编委会，赵树理由主编降为副主编。他在1952年1月发表了《我与〈说说唱唱〉》，清算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由形式通俗化走向了形式主义。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决定在常委会下设立刊物委员会，冯雪峰为主任，负责研究全国文协各机关刊物的方针、计划和检查其执行情况。会议确定《人民文学》为发表创作的刊物；建议将《文艺报》划归文协领导，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刊物；接办《新观察》为文艺性的政论和小品散文刊物；筹办《译文》杂志以及加强对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的领导。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就《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做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编辑机构。1963年6月9日，《文学遗产》第463期刊载编辑部《致读者》，发表暂时休刊的声明。声明中检讨说：“由于我们的编辑思想水平不高和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在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联系实际不够、战斗性和科学性不强、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和对读者帮助不大的文章。这些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编辑思想不够明确。”文艺刊物也处在有序的监管体系之中，那个时候的刊物如同今天的企业一样，也有关、停、并、转现象，只不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并不是市场原则，而是来自社会政治的原因。
1953年9月，在中国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茅盾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中称，四年来在全国主要杂志报纸上发表了约两千种小说、散文、通讯报告和剧本，放映的电影中有工业、工人生活题材约400种，农业、农民生活题材约400种，战争题材约300种，部队生活和军民关系约300余种，少数民族生活约70种，其它约200种。这显示了题材的梯次和层级性，有题材的中心与边缘的差别。题材的层级实际上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求差异，允许什么样的题材优先进入文学表达，让什么领域在文学里出场，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牵涉的是现实社会与题材资源的血缘关系，是社会政治对历史和现实生活做出的不同安排。就文学数量而言，四年来全国出版的单行本小说共256种，诗歌159种，剧本265种，散文及其它896种。新文学读物，从1950年的156种增加到1958年的2600种，为1950年前的16.66倍；发行数从1950年的2147700册增加到1958年的39364094册，为1950年的18.51倍。另据统计，建国十年来出版的文学书籍（古典作品及地方出版的群众创作在外）达12000余种。全国省市以上的文学刊物，从1949年的18种，增加到1959年的86种，增加近5倍。一些优秀作品的年销数，从解放初期的几万册，增加到一百几十万册或几十万册，而在解放前，则至多每种能销行几千册。有人认为“这些数字都说明文学事业与群众的关系是怎样扩展了”[8](P363)，其实数字背后没有真实的读者个体，因为这里的读者没有姓名，没有个性，没有职业和文化的差别，从文化官员到文学批评家。从工人到农民，让数字拉平了他们的所有界限。文学并没有真正进入社会读者的需求。
实际上，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版的期刊数量并不少，但同质化和类型化倾向却非常严重，缺乏自己的办刊特色和风格。1950年，全国出版期刊295种，全年总印数3530万册，1957年634种，总印数31500万册，而在大跃进的1958年为822种，总印数为52934万册，1966年骤降为191种，总印数为23441万册，1969年降到最低点20种，总数只有4589万册，1979年上升到1470种，总印数为118373万册。[9](P620) 周扬在1951年也提到过：“文艺刊物过去销行不过几千份，现在十几万、几十万份了，起码也是几万份。我们的文艺已经成为全世界进步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10](P138) 显然，这里是指一个刊物，而非所有全国的刊物。一个刊物就有几万或几十万份的发行量，在今天看来，那是一个可喜而惊人的数字。在当时却借助了行政发行手段，报刊的发行完全借助严密的邮政系统和行政手段，于是才有发行范围广、影响面大的结果。在1957年就有40.4％的报纸能发到县及农村，1980年上升到50％，88.1％的公社、6.4％的大队订有《人民日报》，97.46％的公社、82.95％的大队订有省报，而农村有99.6％的公社、95％的大队、70.1％的生产队直接通邮，当天能看省报的公社占18.2％。[11](P61) 50年代初的报纸变迁，种类繁多，但纯粹的文学报纸并不多，各种报纸的副刊和50年代前一样构成了文学最广泛的阵地。报纸与文学的关系，更着重在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的宣布与宣传，因此和刊物不同，当代报纸和文学的关系不是一种负载的关系，它反映的是报刊的普及与当代宣传制度的渗透力量。事物往往是多面的，刊物发行量大，读者数量就多，影响面就广，这一方面说明文学已经融入当代中国社会，另一方面又表明更有监管的必要性。周扬对文学出版有过统计，1950年出版的文艺书籍约有2700余种，1700余万册，文艺期刊及副刊有90种以上。他认为文艺书籍的出版，“存在着无计划无领导的自流状态”[12](P43)，希望进一步加强对文学出版物的监管，反对文学出版的放任自流。
对文艺刊物的严密监管自然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生存与发展，文学刊物不但是控制文学创作的前哨，而且也是文学批评的阵地。国家借助纵向管理模式，通过层层下放的方式构成一种刊物管理的“等级制”，刊物已被科层化和机构化。李汗曾以一个地方刊物为例，说明从刊物领导、干部配备、财政供给都存在机关化的倾向，认为“刊物机关化是刊物缺乏个性的主要根源”，它使刊物内容受到很大局限，也使编辑部、文艺处、文联的彼此关系出现紧张，造成刊物主编有职少权，有理说不清。[13] 刊物机关化也是文学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重要形式。作家思想被改造，刊物、出版被规束，作品意义被文学批评所监督，文学读者被教育，文学的整个生产环节都被纳入政治意志，它有效地实现对文学生产的控制和约束。
文学刊物成为“喉舌”和“阵地”，对刊物的编辑人员就有相当高的要求，编辑人员尤其是主编除了有相当的学术或艺术水准外，更应具备非同寻常的政治觉悟。延安时期，张闻天主政《解放日报》，因错误领会当时的政治气候，听任丁玲在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人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章，引起延安上层的不满。建国后的《文艺报》更成了一块是非之地，胡风自知思想不过硬以及有感于当时敏感的思想与政治环境，无意供职于《文艺报》，结果不出所料，后来丁玲和冯雪峰果然都栽在了《文艺报》上。当年，袁水拍愤怒质疑冯雪峰主编《文艺报》的政治动机，抨击它的老爷态度以及资产阶级“名位观念”、“身份主义”、“权威迷信”与“卖老资格”等腐朽观念。冯雪峰不得不公开检讨，贬斥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并说自己玩忽职守，忽视了“《文艺报》是一个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还表示：“现在我们必须有决心，在党的领导和严厉批评之下，来迅速地彻底地改正我们的错误，革除陈腐的作风，使《文艺报》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性与战斗性的刊物。”[14](P263—266)
胡风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建议取消所谓的“国家刊物”或“领导刊物”或“机关刊物”以及各大区刊物和各种内部刊物，因为它们成了主观主义的生产作坊和官僚主义的阵地，用行政手段培养作家，结果带来了作家的苦闷和创作的枯萎。50、60年代的文学刊物并不少，除了全国性刊物之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性刊物，各省市甚至地市级都有与作协和文联配套的刊物，而且在国家财政拨款的包养下，这些刊物几乎没有生存的压力。但这些刊物并不完全是独立平行的关系，而是构成一种“等级”关系。“一般说来，‘中央’一级的（中国文联、作协的刊物）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次一等的是省和直辖市的刊物，依此类推。后者往往是‘中央’一级的回声，做出的回应。重要问题的提出，结论的形成，由前者承担。”[15](P208) 地方性刊物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转载中央级报刊的重要文章上，成为宣传、阐释上层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余下的篇幅也只用来发表那些与“主旋律”不冲突的作品和理论文章。这种介于国家意志与作家之间的特殊地位，使文艺刊物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政治所打造的思想与文学秩序，促成文学发展的政治化。
文学刊物的机构化扼杀了同人刊物的生存空间，标志着同人团体和同人刊物的消失。文学的同人性恰恰是被胡风当作是新文学的一个传统，是文学展开的“一个基本形态”。在他看来，“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上，同人团体的战绩是很大的，抽掉了它，新文学史就差不多就等于一张白纸。同人团体造成了养育作家刺激作家的环境，由于它们的活动，由于它们的工作的相克或相成，才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新文学传统，五四的革命文学传统”。他理解的同人团体就是由“文学爱好者和文学自愿者组织起来的”。同人会员与“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有着鲜活的体验和密切的联系，从生活环境里养成文学的欲求和好恶，同人杂志就要反映同人团体的活动，“反映那些环境的生活也推动那些环境的生活，反映那个团体的活动也推动那个团体的活动”。这样的刊物即使是油印的壁报、传阅的手抄本也好，它能成为文学与生活的桥梁。[16](P402) 胡风对文学抱有理想主义的态度和热情，以至于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依然对文学刊物的独立性有过梦想，提出“有领导地取消”“国家刊物”和“机关刊物”，如《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学习》等，还要取消各大区刊物，解散“行政管理或变相行政管理的所谓创作机构”，如“驻会作家”、创作所、创作室、创作部、创作组。在他看来，这些刊物是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温床，“独占”了文学资源。它违反了“文学规律”，培养了“文艺干部”和“投机分子”，使文学一天天“衰萎下去”，也让作家“苦闷下去”。“用行政的手段保证了一批没有发展前途的成员硬要做作家，同时排斥了有发展前途的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无法参加文艺活动，得到成长”，“用行政的手段保证了庸俗的虚伪的作品，以这作资本去排斥‘异己’分子的对主观公式主义不利的作品”。他特别提出改变刊物的行政性质，让国家刊物成为有群众性质的“会员刊物”，“每一个刊物是一个劳动合作单位，绝对排斥任何行政性质（包括服从多数）的工作方式”。刊物的日常工作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既由中央宣传部批准又是“自愿担任”的方法决定。由刊物去团结20、30名作家，培养10多名青年文艺爱好者。至于刊物的篇幅和期限及其稿件的编选都要有自主权。[17](P408—418) 胡风试图建立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管理体制，同时又在文学的政治责任与文学的自主性之间能实现某种平衡。
1956年，中宣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刊物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周扬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同人刊物也可以办”，并说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茅盾也发言说：“现在有人说：杂志都是官办的，它们是互通声气的，这关不通，就关关不通。”[18](P258) 1956年8月，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上，周扬提到：“我们可以考虑自由办刊物，不必将一些刊物都成为各个协会的机关刊物，定得死死的（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研究）。这样可以解放创造力，让各种艺术流派在社会里面有充分发表的自由，打破目前这样的沉闷状态。”[19](P431)“刊物是一家，还是百家？我认为刊物既是一家，又是百家。”“如果办成圈子比较小的同人刊物，当然也可以，像现在的《诗刊》和将要在上海出版的《收获》，就都是同人刊物。”[20](P510) 周扬在这个时候也是被夹在了文学政策和文学实践中间骑虎难下，他提出可以考虑自由办刊物，显然是为了适应文学政策的转变，但他把《诗刊》和《收获》看作是同人刊物，对“同人”二字的属性就出现了严重误读。
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之下，确有一些有艺术追求的作家和理论家也试图改变文学刊物的行政化管理方式，提出创办同人社团和刊物的可能性，但很快就在“反右”斗争中被扼杀掉了。从那时的批判材料中可以看到，在当时有创办同人刊物想法的有流沙河、石天河、吴祖光、冯雪峰、陈涌等，说他们“蠢动了一阵子，不久又都纷纷流产”。[21] 现在能看到材料的只有南京的“探求者”。1957年6月，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等人在南京筹办“探求者”文学社团，想办一份“同人刊物”，并草拟了“启事”和“章程”草案。“探求者”只是一个刚具雏形便遭来灭顶之灾的文学社团，实际生存期仅一个月。它有一份表明观点的“启事”草稿，起草者为高晓声，又有一份“章程”草案，执笔者为陆文夫。两稿均未最后敲定，即遭批判。他们有感于当时采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种种弊端，刊物没有独立的见解，显示不出探索人生的精神，在艺术上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艺术倾向。于是他们宣称：“我们是一群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我们的政治、艺术观点都是一致的。现在，我们结集起来企求在统一的目标下，在文学战线上发挥更大的力量。”[22] 于是，自愿结合起来办同人杂志，用现实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同人方式反对行政方式创办文学刊物。它的文艺思想大致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上海钱谷融的《文学应该是人学》，以及苏联传入的“干预生活”观念比较接近，彼此呼应。可以看作是中国第一批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声音之一。
在现代中国，一种杂志和报纸副刊可以形成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在当代中国，文学刊物不仅担负着文学的“传播”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和晴雨表，是文学政策和文学运动的“阵地”和“喉舌”。苏联的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在过渡时期，由于物质匮乏，纸张和印刷所奇缺，“不得不把国家的注意力和物质储备投放到最紧迫的领域”，在图书出版部门“不可能放开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反而应该加强国家的统一监管，目的是“动用一切资源进行自己的宣传与鼓动。同时利用一切手段消除反革命宣传的余毒，从而最大限度地加强革命”。这样，书刊检查、限制言论自由就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他说：“我们对必须检查哪怕是高雅文学的作品也毫不怯弱，因为在它的旗帜下，在它那优美典雅的外表下，很可能夹带有毒药，它会毒害许多尚且愚昧幼稚的群众的心灵，使他们因道路过于艰险，对自己的信心时时发生动摇，进而离开引导他们在荒凉旷野上寻找福地的指路人”。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言论，“言论是一种武器”，它可以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情感，所以，“一个革命政权决不会允许随便一个什么人和专门挑刺的人拥有手枪和冲锋枪的”，“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国家不可能不关心国内艺术的发展，不可能对作为给生活带来欢乐，通过鲜明的形象规范时代感受的艺术的发展完全不管不问”。它必须采取某些非自由方式阻止有害的东西的进入，增强艺术领域里的计划性，向艺术家们宣布某些准则的权力机构和上级领导。[23](P215—219) 当代文学基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文艺刊物与文学出版开始了由国家垄断和控制的时代，形成了所谓媒体的一体化模式。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显然有其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李欧梵曾经借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对晚清以来的文化空间进行过具体考察，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进程与现代印刷媒体特别是报纸杂志所开创的公共空间是分不开的。同时，他也发现西方报纸并没有出现近代中国每日刊行的副刊，缺少由报纸副刊所开创的文化空间。晚清以来的媒介区别于传统报纸的官方性，而具有社会民间性质。尤其是在民间财团或私人的资助下，出版发行、报业以及同人刊物在市场的调控之下，分享社会文化资源，创建了商务印书馆、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公司、开明书店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文学期刊也非常发达。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公共领域并没有产生哈贝马斯所说的“市民社会”，即使都市社会出现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读者，也有声色电光的咖啡厅、戏院等公共场所。李欧梵认为是现代中国的两极化心态损害了公共媒介的公共性，它“把光明与黑暗划为两界作强烈的对比，把好人和坏人、左翼和右翼截然区分，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的媒体而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而偏激之后也只有革命一途”[24](P21)。现代社会的基本主题是革命与反革命，革命的目的和过程是单极化的，限制了“公共领域”发挥作用，即使已培育起来的“公共领域”也逐渐被剥蚀和解构。特别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执政党开始着手对文化生产资料实施完全掌控，对生产过程实行全面领导，也使以媒介、出版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公共领域”，变成了行政机构和单位。公共空间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民间”完全被取代。公共领域的解体也潜在地影响到文学的生产方式，文学离国家和单位似乎更近了，与社会和民间的距离却被拉大了。但是，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却有了坚实的物质支撑。
收稿日期：2007—07—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文学秩序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价值研究”（批准号：07XZW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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