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环形文化结构”论纲（续）——兼论雅俗二元分立的当代都市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俗论文,文化论文,环形论文,当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文化发展的调整和自调整
文化的“危机”，其实早已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一方面，是文化人圈子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大众圈子的文化自由又已经丧失殆尽。这样浪费和贫瘠共存的态势，已经导致文化、文学和艺术的衰退和变质。早在本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便在《文学社会学》中说过，“某些人企望使‘高雅的’文学恢复健康，某些人则想创立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学；他们做出的种种努力，目的在于打破隔在‘文人’圈子和大众圈子之间的种种障碍”。[(13)]
打破障碍，重建平衡，是共同的呼声，也是文化迁变的趋向，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如何打破，而且是怎样的障碍，需要重建的又是何种新的平衡，这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90年代中国的文化滑坡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有人归咎于“知识分子的危机”。的确，我们面对的是变异、分化和重组的文化格局，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样也处于转变和重组的过程中。
换言之，无论是文化本体或文化主体，在这样大变革的历史转型期中，同样都面临着调整和自调整的急切问题。
国家级的乐团没钱买乐器，老资格的纯文学刊物惨淡经营，学术著作出书艰难……诸如此类的报道一再验证着高雅文化的重重窘境。这，当然是因为经费拮据，但另一个不甚为人重视的原因，是它们的“市场”确实已大大萎缩。我们甚至可以本不属“高雅文化”的电影为例证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而今，电影观众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递减，《大众电影》杂志的发行量已从原来的960万份订数跌至仅剩零头，十余年前观众选电影“百花奖”，收到选票500万张，1994年的“百花奖”回收选票只有2万张。至于一些原来深受人喜爱的剧种，大多观众锐减，入不敷出。“保护京剧”，“救救粤剧”之类的呼声不绝于耳。
一些见诸报刊的文章把原因推到观众身上，抱怨现今的观众水准下降，欣赏力低，“振兴”这些艺术样式的出路在于“争取观众”。另一方面，我们上面所给出的示意图中，已证实了高雅的，文化含量高的文化艺术样式便存在受众相对缩减的规律。这样，观众的数目少，能不能反过来证明这些艺术样式的“高雅”？本文所阐述的规律，能不能成为支撑“出路在于争取观众”的理由呢？
答案是否定的，曲高固然和寡，但不能反过来说“和寡”的必定“曲高”。事实上，任何文化艺术样式都有兴衰起落的问题。发轫于19世纪末的电影，其实“辈份”不高。被称为“国剧”的京剧，其历史也是二百年。粤剧与之相比，大抵只是年长几十岁。而广东音乐，更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崭露头角。它们都有过引以为荣的辉煌，不过，其高潮应当说已经过去了。我们当然不便断言它们要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艺术样式一样即将遭到淘汰，但是，可以肯定，它们将来即使“振兴”，也会是一副新面孔。
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没有恒常不移的社会，便不会有“常青”的艺术样式。应当说，“推陈出新”是普适性原则，它体现了文化本体的内在逻辑规范，体现了它的自律需要，更体现了文化艺术本体与社会受众，与审美需求的相关原则。
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写道：“一种文化的青春时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
这里强调的仍是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无可置疑地一定会相应地促使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的调整和自调整。
文化问题的复杂性，还可举一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追星族”问题至今仍是热点话题，港台歌星，“四大天王”之类一茬一茬地火红火爆，在传播媒介多次公布的“流行榜”、“心中的偶象”排名表中，港台歌星常常十占其七、八。“追星热”令许多有识见的人忧心忡忡，流行歌曲中情歌大泛滥，格调平庸，语法不通，扭怩作态，红歌星中五音不全者颇不乏人。有人把原因归诸听众教育程度不高，审美趣味低下。实际上，这只是部分因素，而且不是主要因素——正象一些敏锐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流行歌曲体现的不是一种审美水准，港台歌星代表的也不是一种音乐造诣，它所表征的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透过滚热火爆的流行曲和听众行为心理强烈倾慕的偶象，折射出的是流行当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指向。因此，这些歌曲的“流行”只是一层表象，重要的问题决不是纠缠不清的流行歌曲本身。
港台流行文化成为大陆仿效的对象曾经延续了很多年。那末，这种大众圈子的文化根基是什么呢？与深圳一水之隔的香港，实际上本是整体教育水准不算高的地区。本世纪70年代香港才普及了小学教育，香港大学原是50年代之前唯一的大学。虽然到80年代已先后创办了7所大学，但现今香港居民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仍占了相当比例。香港是高度商业化社会，从事学术文化，尤其人文科学研究的人不多。正是由于这样的滞后特点，香港曾被称为“文化沙漠”。根据香港官方文献资料，1991年香港送检的1337部影片，二、三级片为1064部，达80%。有人统计过1993年5月某一天香港83家影剧院所放映的18部电影，二、三级片为14部，也为80%。另一方面，香港迄今有69份报纸，期刊近600种，政府及不少团体也努力支持高级文化的发展。这些情况，说明香港雅俗文化的反差十分明显。香港的官方文献称“香港的艺术发展仍处于初期”，即便到今年回归中国，仍应属客观的描述。
从国内目前文化艺术的现状，到具体艺术样式的当下迁变态势，无不说明了文化自身在依照内在逻辑进行自调整。所有艺术发展史都表明，它们的兴衰起落都有着自律性和他律性的因素。处在二十一世纪前夜的我们，在文化发展的坐标上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过去的历史，今天的世界已提供了我们更广阔坚实的基点。我们应该有比香港更具超前性的文化战略眼光。问题在于，今天的我们如何把握时机，怎样进行调整了——
五、挑战和应对：文化的前瞻
实际上，上面所述及的多环形文化结构，里面已隐含着文化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的关系问题。在核心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大部分的审美文化当中，其衍变都突出了自律性原则。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遵从内在逻辑往前推进。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妨称之为自主文化。而在圆周更大的大众的，通俗的文化圈之中，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尔海默和马尔库斯等人着力探讨过的那样，原有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当中的“否定性”、“批评性”力量已经被抽掉，以便它们被纳入商品消费当中。为了表述这样的文化特征，西方学者在60年代中期开始以“后现代主义”一词进行概括。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简而言之，是“商品化”不仅表现于一切物态产品，而且渗透到各种精神领域。由于商品化逻辑影响了人们的思维，“理论”从而也成了商品。而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等，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具体特质。
很明显，“后现代主义”的，也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通俗文化圈当中，贯串着商品化等他律因素，是非自主文化在当今的典型形态。
指出非自主性的通俗文化的弊端，并不是煽动人们的拒斥情绪。按照我们上面一再强调的，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规律，通俗文化的浪潮，是我们迈入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伴生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合理结果。因此，它表明的是文化的开放、发展和进步。对此，我们应当由衷地欢迎。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都采取了对核心文化，高层次学术的保护政策。这样“倾斜”的目的显而易见。原商业部部长胡平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保罗·肯尼迪《预谋21世纪》一书中的一段话——“不同社会对新挑战之所以会有不同反应，文化和精神因素的影响至为巨大。左右一国应变能力的最大因素，即在于社会态度、宗教信仰和文化”。[(14)]
这里的“文化”，当然不是娱乐消闲的通俗文化。本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已在世界范围内推开，“文化力”的增长成了许多国家重视的发展指标。其原因不外基于这重要的三点：一、文化是经济的精神推动力；二、文化是经济的价值支撑力；三、文化是经济的发展牵引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前不久首次发表了《世界科学报告》，郑重断言世界当今的贫富差距就是知识差距。这一点，对我们的思考很有帮助。
文化和经济既然存在着如此密不可分的，有如唇齿相依般的关系，那末，我们便必须想方设法把它们的互动关系推向良性循环的轨道。文化类型的区分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分析，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值得参考的依据。
首先，文化发展战略应当引起决策阶层，获得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发展教育，扶持文化，鼓励学术方面有足够的投入和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核心文化、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要实行倾斜式的保护政策。就这些高层次的文化而言，任何国家都不致于轻率地把它们推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去进行“优胜劣汰”，任其自生自灭。以科学技术而言，基础科学是永远无法与应用科学一起在“市场”上竞争的。以原理、规律等纯理论面目出现的基础科学成果，需要大量的投入，且无法立即在“市场”上转换为经济效益。但，没有基础科学又何来应用科学的发展？高层次文化的作用，与之至为近似，它在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战略大局中，都应该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其次，文化即便推向“市场”，也仍是特殊的商品，需要有效的管理和调控。所谓特殊性，主要在于精神产品有着与物质产品不同的形态，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物质产品可以有明确而划一的价值尺度，文化产品则常涉及“无形”资产。况且，由于“精神”的特性它尚承担着明确的社会功能——概括地说，这些功能在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层次；社会规范、道德伦理、艺术审美的教育层次等。各种社会功能常与娱乐、消遣、调节身心的功能融为一体，通过潜移默化，起到提升人的质素的作用。即便通俗文化，也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别，优劣之异，扶持了健康积极一面，便促进了社会文明。这样，在文化市场管理法规、传播媒介和流通领域中加以管理和引导，大众文化消费便能获得健康发展而不致陷入误区。而在中国多年的开放改革当中，毋庸置疑，做得仍是不够的。高层次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比例失衡，便是直接后果。
应当指出，高雅艺术在当今的重视普及，学术理论重视应用性研究，种种寻求大众理解以及尽可能建立与社会沟通渠道的努力，事实上是文化和学术适应社会需求，走向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必然。这种所谓“市场化”，仍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文化和学术所固有的高雅和纯粹品质，核心文化所标示的精神高地是不会陷落的。所有的普及和应用，都只是它的延伸，体现的正是它的外扩散功能。
文化的自调整还包括文化主体，或者说知识分子自身的调整。面对正在变革，走向转型的社会，旧的弊端未能一一清除，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这正是历史进步需付出的代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完善，文化滞后问题必定会被正视。在这种检验文化人的职业操守和学术信念的非常时期，更需要拿出背负十字架的勇气。此外，固守旧有营垒，退缩象牙之塔，清谈玄想，以不变应万变也非合适对策。社会已经前行，文化人自身的观念、心态，专业用度，研究手段都需有所调整。尤其是开放改革之后面对广阔的视野，文化和学术面对着身处同一“地球村”的现实，这种调整就更显出必要性。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尚无先例的跨世纪大裂变。变动要引起阵痛，引起失衡和震荡。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正在走上与世界缩短距离的道路。在即将敲响新世纪晨钟的时候，中国当代的文化人，应当勇敢地承担起重建人文精神的历史职责。
中国的文化，中国当代的文化人都面临着抉择，这是没什么可逃避的了。古罗马斯多葛派的辛尼加说过——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注释：
①《庞朴的新文化论语》，《深圳商报》1994年2月24日
②王慎之：《文化市场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2月
③吴修艺：《中国文化热》，P7，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不列颠新百科全书》第8卷，P1152。同时可参阅S·南达《文化人类学》（陕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二章引文。
⑤参见沈伦：《论语言与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1月
⑥庞朴《要研究文化的三个层次》、《光明日报》1986年1月17日
⑦(11)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P35—201，学林出版社
⑧⑨王富仁：《文学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文学世界》1993·6·
⑩《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37，三联书店1991年
(12)（英）罗杰·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P243，春风文艺出版社
(13)（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P67，浙江人民出版社
(14)胡平：《迎接市场经济新挑战勇攀21世纪中国文化新高峰》，《北京商学院学报》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