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空间论文,中国论文,变动论文,差异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呈现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各环节垂直功能分工的全新特点，国家经济日益纳入到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城镇体系开放性增强。城市与所在区域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区域传统资源赋存对城市发展的基础性制约作用比以前相对弱化，国际、国内市场要素的影响加强，而且城市对区域的中心作用包含了诸如生产组织管理、信息交换中心等更广泛的内容。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中心城市参与全球经济社会活动的地位与程度以及占有、处理和支配资本和信息的能力[1]。城市区域是经济区域化的空间表现，区域城市发展水平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准确的反映。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进入加速城市化时期，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已由1990年的26.41%上升到2000年的36.22%，城市数量由1990年的467座增加到2000年的663座，其中人口规模100万以上的城市数量由1990年的31座增加到2000年的40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城市日益成为了组织、带动、服务于区域的中心，并且大城市支配着中国城市的发展[2]。随着城市经济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中心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张，形成了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域紧密联系的城市区域，即都市区和都市圈，城市区域化现象明显；即将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等4个大都市连绵带[3]，区域城市化现象突现。因此，分析我国20世纪90年代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的特征和原因，对新时期我国城市化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及其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运用指标法、指数法、因子分析法和图论原理等定量方法、原理，针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等，着眼于东、中、西三大地带和省（市、区）空间尺度进行了研究[4-6]。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和政界掀起了研究中国区域发展与区域差异的高潮[6]，其中关于城市发展空间差异的研究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新的进展。首先，在方法论方面，除了继续沿用两种极端的方法论，即对假设的全国范围的“不均衡”现实状况进行单变量分析，以及对省区或等级稍低的地区进行详细情况的研究以外[7]，全国尺度的多指标综合研究方法论已经用于城市力（经济影响力、竞争力）和城市中心性等方面区域差异的研究[6,9-12]。其次，在空间尺度上不仅继续进行东、中、西三大地带、省（市、区）间空间尺度的城市发展空间差异研究[9-16]，而且对国家重要的城市密集区内部城市发展空间差异进行了研究[17-20]，此外，还着眼于个体城市对其进行总体发展评价和国际比较研究[21-24]。第三、关于基本空间单元的选取，已有研究认为，省（区）是进行中国宏观尺度区域差异研究最有意义的空间单元，除非构建了相似尺度的空间单元；东、中、西三个地带的划分过于笼统，信息的损失量大，在区域差异分析中不宜采纳[8]。为了消除直辖市与其他省级行政区在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悬殊差别，也有研究者把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4个直辖市权且分别并入紧邻的河北、江苏和四川省进行考察[14]。第四、文献对数据来源的评估认为，当需要全国数据资料时，因为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缺乏明确的边界以及精确计算小城市数据的各种困难，县级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和可比性受到了限制，采用专区（地级市）数据比县级数据具有独到的优点；而且用与不用小城市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2,8]。此外，反映空间联系方向与强度的指标变量及数据也得到特别重视[12]。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作者试图以中国1990年29个和2000年30个省级行政区为空间单元（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因数据缺失没有纳入分析），拟选取25项表征当代城市集聚、扩张、增长和控制等方面能力的城市发展指标，进行主成份分析和层次聚类，从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城市集群发展特征的空间差异和城市发展速度的空间差异等三方面反映1990年和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以及研究时段前后的变动特征，并解释其原因。
为了消除省区之间固有的地域范围、总量等方面的悬殊差异对数据分析的影响，所选取的指标基本上是密度指标、人均指标和结构指标，包括省区城镇人口密度、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第一大城市人口数量、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城市密度、人均城镇建成区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人均客运总量、人均货运总量、人均邮电业务总量、每万人高等学校数量、每万人科研机构数量、人均城市GDP、人均企业利润总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研究与发展经费、职工人均工资、人均利用外资总额、人均对外贸易总额、人均旅游外汇收入、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比例、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等。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200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1)》；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2001)》。其中科研机构数量和研究与发展经费两项数据为县级以上政府所属机构的数据；直辖市的城市密度以其所辖区数量计算。区域具有多尺度的特点，因为大部分指标的原始数据为地级以上城市（辖区）市区数据，所以省（区、市）就可以看作是包含了若干地级市（辖区）的城市集合体。
对1990年和2000年两个城市发展统计数据样本的主成份分析显示，两个年份因子对原始变量具有相似的载荷，萃取其中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75%的3个因子作为主成份。1990年和2000年主成份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24%和9.1%：51%、21%和10%。第一主成份在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密度、人均城镇建成区面积、人均城市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客运总量、人均货运总量、人均企业利润总额、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比例等指标上有很高载荷，概括了区域城市发展集聚特性，命名为集聚性因子；第二主成份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第一大城市人口数量、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人均研究与发展经费、人均高等学校数量、人均科研机构数量、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人员比例等原始变量上有很高的载荷，是区域城市创新网络完善程度和创新绩效的综合反映，称之为创新性因子；第三主成份概括了人均利用外资总额、人均对外贸易总额、人均旅游外汇收入、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铺装道路面积等原始变量的信息，是区域城市对外开放设施水平和能力的反映，称之为外向性因子。
3 1990年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
3.1 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
(1)城市集群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表1是经过层次聚类得到的1990年、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10个城市集群（经过层次聚类后得到的1个省（区、市）或多个省（区、市）所包括的地级以上城市的集合），城市集群发展水平以其平均综合特征得分进行度量。以主成份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系数，1990年和2000年城市集群综合特征得分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其中F为城市集群的主成份得分，由SPSS系统自动计算得出。
北京、上海和辽宁是1990年中国发展水平最高的3个城市集群，它们的综合特征得分分别为1.83、1.53和0.89，标准化以后分别为1.00、0.89和0.67。1990年发展水平最低的3个城市集群（海南、甘肃、青海和宁夏）、（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和新疆）以及（河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综合特征得分分别为：-0.96、-0.41和-0.05，标准化值分别为0、0.20和0.33。图1表不了以城市集群平均综合特征得分的标准化值表示的1990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
(2)省（区、市）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以主成份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系数，得到1990年和2000年省（区、市）城市发展综合特征得分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其中F为省（区、市）城市主成份得分，由SPSS系统自动计算得出。1990年各省（区、市）城市发展综合特征得分（A值）的排序说明了省（区、市）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情况（表2）。1990年城市发展水平居前五名的省（区、市）依次是北京、上海、辽宁、广东和江苏：居后五位的依次是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海南。
由以上可知，1990年中国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呈现如下特点，第一，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发展水平梯度明显。东部沿海12个省（区、市）平均综合特征得分为0.51，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集群和省（区、市）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在城市发展水平居全国前14名的省（区、市）中东部沿海地区有10个，约占该区省（区、市）的83%。中西部地区17省（区、市）平均综合特征得分仅-0.40，其中有13个省（区）城市发展水平居全国后15位，占该区全部省（区）的87%。第二，区域内部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东部沿海大于中西部地区。东部12个省（区、市）分属于9个从最高到最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集群，综合特征得分极差达2.86，而中西部17个省（区、市）只分属于4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集群，综合特征得分极差为0.96。第三，东部地区北部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南部，包括辽宁、天津、北京、河北和山东等5省（市）的北部省（市）平均城市发展综合特征得分为0.70，而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7省（区、市）南部省（区、市）平均城市发展综合特征得分为0.36，二者相差0.34。
表1 中国城市集群主成份和综合特征标准化得分
Tab.1 The scores of factors and multi-feature of city-clusters inChina(normalized)
3.2 城市发展特征空间差异
以城市集群主成份得分度量城市发展特征的空间差异。将主成份得分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在0～1之间划分为4个区间：0～0.25，0.25～0.50，0.50～0.75和0.75～1，他们所对应的城市集群发展特征强度分别为弱、较弱、较强和强。表2中的信息说明，1990年集聚性强的城市集群是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北京城市集群的发展特征还具有强的创新性；广东和上海两个城市集群在外向性特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它们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但是，集聚性、创新性和外向性等三项城市发展特征均占绝对优势的城市集群尚未形成，只有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三个城市集群兼有两项优势特征。以上说明，具有优势特征的城市集群都具有非均衡特征结构。
图1 1990年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分布图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y-clusters in China(1990)
表2 中国各省区城市发展指数 (P) 和综合特征得分 (A、C) 排序
Tab.2 Sequences of index(P)and multi-feature scores(A&C)in China
A值为1990年省区市城市发展综合特征得分序号，C值为2000年省区市城市发展综合特征得分序号。重庆市因无1990年数据，未计入。
1990年三项发展特征都较弱或弱的城市集群是（河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广西、贵州、云南、陕西、新疆）和（海南、甘肃、青海、宁夏），它们均位处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其发展特征结构具有低水平均衡的特点。
4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
4.1 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变动
2000年我国发展水平最高的三个城市集群依次是北京、上海和广东，它们的综合特征得分分别为1.97、1.67和1.63；发展水平最低的三个城市集群依次是（海南）、（新疆、青海和宁夏）和（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其综合特征得分分别为-0.89、-0.76和-0.30。就省（区、市）的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而言。2000年省（区、市）城市发展水平居前五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和山东；居后五位的依次是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和海南（表2）。图2表示了以各城市集群综合特征得分标准化值表示的2000年城市集群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与1990年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状况进行对比，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出现了以下变动。
第一，城市集群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整体上呈现增大趋势。以S表示城市集群发展综合特征得分数据序列的样本标准差，x表示城市集群发展综合特征得分数据序列的算术平均值，则城市集群综合特征得分数据序列的离散系数为
经过计算，1990年和2000年各城市集群综合特征得分数据序列的离散系数分别为1.62和1.77，2000年比1990年增大了0.15。
第二，2000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发展水平梯度仍然存在，但是差距在扩大。东部沿海12个省（区、市）与中西部地区18省（区、市）的平均综合特征得分之差由1990年的0.81扩大到2000年的0.86。
图2 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分布图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y-clusters in China(2000)
第三，区域内部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仍然是东部大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东部12个省（区、市）分属于8个从最高到最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集群，综合特征得分极差达2.85，基本与1990年持平：而中西部18个省（区、市）集中分布于3类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集群，综合特征得分极差为1.15，虽然比1990年增大0.19，但仍小于东部地区。
第四，东部沿海地区北高南低的城市发展水平梯度较1990年明显缩小，趋于逆转。2000年包括辽宁、天津、北京、河北和山东等5省（市）的北部地区平均城市发展综合特征得分为0.64，而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7省（区、市）的南部平均城市发展综合特征得分为0.56，二者相差仅0.08，比1990年缩小了0.26，而且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三个平均综合特征得分最高的城市集群中南部有上海与广东两个。
4.2 城市发展特征空间差异变动
SPSS系统分析结果显示，测度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特征的集聚性、创新性和外向性等3个主成份的方差贡献率1990年分别为44%、24%和9.1%，2000年分别为51%、21%和10%，这一量值的变化体现了研究时段内中国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和成效与时俱增，积聚和扩散能力不断强化的共同特征和总体趋势。
1990年和2000年各城市集群主成份得分变化情况，更反映了各城市集群发展特征变动的空间差异（表2）。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单项城市发展特征优势进一步增强。到2000年，上海城市集群的创新性特征显现出优势，标志着我国除北京以外的一个南方创新中心的形成；北京、广东城市集群的集聚性显著增强。广东和上海城市集群的外向性特征依然十分显著。北京和上海成为了两个集聚性、创新性和外向性等三项发展特征都具有明显优势的城市集群，广东城市集群具有集聚性和开放性两项特征优势，其创新性特征也已经表现出一定优势。另一方面，位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集群在城市组成要素不断增长的同时，城市发展特征的结构却未见发生质的变化，基本上沿袭了低水平平衡增长的城市发展特征结构。
4.3 城市发展速度空间差异变动
构建一个城市发展指数
，其中
为1990年
和2000年各省（区、市）城市发展综合特征得分。表2中各省（区、市）城市发展指数(P)的排序情况反映了省（区、市）城市发展相对速度的差异。
总的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相对速度大于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南部又大于北部。全国48%的省（区、市）城市发展相对速度大于平均值（即P＞1），它们按速度由大到小排列依次是：广东、浙江、福建、河北、湖北、四川、甘肃、云南、江西、湖南、天津、山东、江苏和河南，其中半数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发展速度前5名的省（市）中东部沿海地区占了4个。东部沿海地区12个省（区、市）中发展速度相对滞缓的比重为42%，广东、浙江和福建等省城市发展速度分别位居全国的第一、二和第三位。
再者，1990年城市发展水平位于前15名的省（区、市）城市集群中有80%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平均速度，而城市发展水平位于后14名的省（区、市）中只有21%取得了高于平均值的相对发展速度。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具有基础较好的城市集群发展速度较快的特点。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具有以下特点：(1)城市发展水平的东西空间差异增大，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重心南移。(2)城市发展速度东部沿海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南部大于北部，基础较好的城市集群发展速度较快。(3)集聚性、外向性和创新性特点显著的城市集群仍偏集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特征结构仍处于低水平平衡状态。
4.4 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的原因
(1)国家目标、战略和政策。国家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地区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的地区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地区经济非均衡和均衡相结合的协调发展战略，并辅之以相应的城市发展政策。1990年以前东部地区最为受益的国家政策就是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1979年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设立，1984年14个开放城市的确定，1987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的开放，1988年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海南省的开放和1990年上海浦东的开放。事实上，2000年我国城市发展差异空间格局的形成既反映了1990年以前国家战略和政策作用效果的累积，又明显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战略和政策对我国城市发展的调控作用。
“八五”期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1989年12月颁布的《城市规划法》中“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城市发展方针的实行，使投资边际效益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小城镇建设既有大量资本的注入，更有了法律的保障，出现了格外繁荣局面。“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由“过热”到“软着陆”的转变，其间城市发展的紧迫性突现，被赋予了扩大就业和市场需求，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政策含义，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因为具有临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优势和相对内地城市高得多的比较效益而又获得了新一轮的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城市发展速度和水平，并强化了城市发展的外向性和集聚性特征。
(2)城市发展动力机制差异。同一时期的国家区域和城市发展政策作用于不同的区域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效果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在于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存在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决定了资源、劳动力、资本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主要受市场支配，它们总是流向那些比较效益高的地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理所当然比中西部地区更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境外资本、技术的转移，国内产品加工、技术的扩散，民间资本的投资以及消费，日益配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而成为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的多元动力。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投资长期依赖财力本来很薄弱的地方政府，城市发展的动力显得十分单一而且不够力度。同理，东部沿海地区北部，尤其是辽宁，因为重型结构的国有工业企业较多，在经营体制转换过程中运转失效，城市发展的动力自然亦不如南部。
(3)地理区位差异。城市集群的区位差异影响到其内化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为自身发展动力的条件和能力。沿海较早地受益于国家向沿海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制度相对成熟，对引进外资、外国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本地化能力较强，取得了较好的开放绩效，较早地取得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得城市基本活动快速增长，由于“乘数效应”，导致了较高的城市发展相对速度，尤其是城市发展的外向性和集聚性显著增强。
5 结语
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表现出以下特点和变动规律：第一、从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来看，全国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趋于增大，东、西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东部沿海地区内部的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大于中西部地区内部，沿海地区北高南低的城市发展水平差异趋于逆转。第二、从城市发展特征的空间差异来看，在城市发展总体对外开放的水平和成效与时俱增，积聚和扩散能力不断强化的宏观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集群的单项特征优势得到了明显巩固和加强，形成了集聚性、创新性与外向性特征同时占绝对优势的城市集群，中西部地区城市集群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于东部地区，仅仅是城市组成要素的低水平平衡增长而己，没有形成单项特征优势。第三、从城市发展速度的空间差异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方发展速度大于北方；基础好的城市集群或省（区、市）城市发展速度较快。这一时期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国家目标、战略和政策的作用和效果累积；然后是城市发展动力机制和地理区位条件的差异。
从理论上讲，国家宏观城市发展空间差异总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不同区域城市发展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城市发展的速度、水平、特征和质量的差异；城市发展能力又是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城市发展空间差异也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其间伴随着城市组成要素和子系统的平衡或不平衡增长，表现出城市发展特征结构的量变和质变以及城市功能和地位的变化。至于各个时期何种程度、何种格局的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才是理想的，才是符合国家发展目标的，还有赖于对国家整体城市发展质量适时进行评估并进行政策诱导和调控。
运用多指标法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地理事象的空间差异，比单一指标考察法能相对较为全面地概括事物的内涵和客观地反映其差异。以城市集群的整体综合因子和平均数值，而非选择城市的单个指标数值来反映国家城市发展状况的空间差异，更能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节点作为经济中心的相对地位和作用差异，从而有目的地加强区域城市和城市区域的规划建设，有效发挥城市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提高国家城镇化战略实施的实效。
收稿日期：2003-06-21；修订日期：2003-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