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1]2001年在《对中国东南沿海国际化竞争力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包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国际化竞争力（引进吸收和对外输出扩张的能力）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这一区域国际化竞争力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出口贸易差额和吸引外资等，表现为它们之间相关作用的综合，表明我国东南沿海区域是以数量型增长为主的对外经贸模式。同时，把东南沿海区域国际化竞争力与西方六国（美、日、德、加、英、法）进行比较，它们之间即有表现因素上的相似性，又有总量和质量的区别。而后通过相关分析得出东南沿海国际化竞争力又是主要与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的人口数、工业产值、教育、科技和企业利润等因数相关。并对我国目前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中出现的困难，提出通过提高这区域国际化竞争力，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思路。
田新华[2]2009年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信息产业技术、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组织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业务外包兴起就是这些诸多变化中的一种。作为的一种新型企业经营模式,业务外包能够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众多产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这不仅引起了企业界的高度重视,也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近十几年来管理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是所有业务外包类型当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而中国在全球业务外包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选择均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和动机。但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决策时,其外包的动因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便是同一企业,其选择其不同的职能外包的目的和动机也可能不尽相同。目前对于企业的业务外包的进行分析和解释理论有社会分工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木桶理论、资源优势理论、供应链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现象进行解释,但这些理论都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无论是那一种理论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出发来分析和解释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现象;并且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这些理论的解释能力也各不相同。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从整体上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现象和发展进行全面的解释;要获得一个比较全面和完整的认识,需要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推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动力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主要外部动动力,企业内部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力需求是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内部动力。同时人力资源管理了活动的业务标准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业务外包的交易成本,成为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发展的技术力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是企业内部管理模式的一种变革。因此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必将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带来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管理外包之后,会给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对企业的内部管理也会产生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企业的管理效率来提高个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的管理绩效(非财务绩效)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显着的;而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往往并不是十分的显着。同样企业实行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对于绩效的影响在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两个方面的效果是有差异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对于非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显着的,对财务绩效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并不显着。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对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管理效率的变化上;而对企业的财务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管理费用的变化和管理效率的变化两个方面。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给企业的内部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部门的管理带来了重要的影响。由于一些事务性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外包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逐渐的从事务性管理转向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同时由于人力资源部门业务量的减少,使得企业内部对于人力资源专业管理人员的需求也减少,外包后这些人员的出路也是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后外部市场的发展和内部管理需求的变化,提出了一个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的出路问题的模型。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决策是成功实施的前提。在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决策中,主要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包对象的选择;二是服务商的选择。对于外包对象的选择主要是考虑企业外包的动机和需求,同时需要遵循几个原则(提升竞争力、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降低风险等等)。对于外包服务商的选择,一般是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这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多层次分析模式;但是对于如何如何从定性向定量转换(把决策者的语言表述转换成数值)这种方法在表述上并不是十分的科学和准确。选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 AHP)可以对这方面进行明显的改善,模糊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半定量的分析方法,在人力资源管理外包中,对于多个外包商的选择,采用这种方法,科学性较高,出现误判的几率也较低。近年来,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发展较快,但是国内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状况和发展模式同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即便是在同一地区,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同国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相比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了解这种差异,我们选择我国沿海经济较发达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城市和地区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本文把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和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人力资源外包调查数据、以及中国人力资源外包网调查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外包在管理方式、外包类型以及外部的市场环境等多方面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着显着的差异。本文认为未来我国人力资服务外包市场的发展前景广阔,但同时也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并且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应当会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丁阳[3]2016年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产业合作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国际产业更新换代加速并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战略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则充分利用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传统国际市场展开激烈竞争;传统国际分工模式深刻调整,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初步耦合。在国内,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环境制约因素加大所形成的产业升级倒逼机制影响空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在“新业态”下陷入发展窘境。2013年习主席先后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这是一项以全球视野,从沿线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视角出发制定的伟大工程。旨在促进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深化市场融合程度,推动沿线相关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加强产业技术交流、创新产业合作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产业合作平台、优化产能空间布局、形成高效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本文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我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展开系统研究:首先,使用文献演绎法对国际产业合作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进而详细的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外延、机遇与挑战。接着客观分析了沿线各国家经济发展概况与产业合作现状,通过构建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潜在优势于一体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模型,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沿线各国10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垂直一体化指数和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测度了我国41个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其次,使用扎根理论研究法,分析了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所带来的结构优化效应、聚集互动效应、关联扩散效应、优势互补效应、协同创新效应等诸多红利。与此同时,使用国际通用的GTAP模型,以我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不断深化、贸易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为假设,实证分析了RCEP、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建成后,对我国与相关国家各产业产出、GDP增长、出口额、贸易条件、社会福利等所带来的红利。最后,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内提出了新型国际分工理论,分别进行了观念创新、理论创新、机制创新、战略创新,用以指导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产业合作。坚持循序渐进原则,为沿线产业合作的重点区域: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制定了产业合作规划,并为我国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沿海、中部内陆制定了产业对接规划。并使用多水平分析法,分别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七点:一是“一带一路”战略为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二是产业合作是贯穿于“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纽带;叁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四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产业合作的潜力巨大;五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产业红利;六是“六大经济走廊”的产业合作,将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七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产业合作,必须坚持新型国际分工理论。
黄宏亮[4]2003年在《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和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权力和能力的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也成为理论界和各方面日益关注的一个热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着力提升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但是，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到底有什么内涵?如何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为了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本人在研究中综合运用经济竞争理论、区域经济理论、竞争力理论等，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初步成果，借助层次分析法、主成份分析法、聚类分析法、资产负债分析法等方法，对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概念和内涵以及构成要素、如何建立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全面展示了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分布特征及变动趋势，并在深入分析江苏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江苏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框架为： 第一章是导言。主要扼要介绍本研究的起因、相关研究情况，以及研究的思路和框架、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结论、主要创新与不足等。 第二章是“关于区域经济竞争的理论”。主要回顾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相关的经济竞争理论、区域经济理论以及区域经济竞争力研究已有的成果。其中区域经济竞争力相关研究一节，重点介绍了WEF和IMD关于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波特的区域竞争力模型、经济日报关于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关于区域经济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福建省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等内容，使大家对国内外竞争力研究的现状和各自特点有了一个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第叁章是“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内涵及其分类”。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综合反映一个地区(区域)的经济实力以及经济发展潜力的整体的评价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的潜在竞争力和现实竞争力，主要包括经济的集聚和扩散能力、经济增长能力、经济发展能力、经济与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五个方面。区域的发展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样，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也是一个由复杂要素组成的复杂体系，它包括软竞争力和硬竞争力、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局部竞争力和整体竞争力等。一般来说，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依赖于区域优势的发挥与劣势的回避。讨论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构成必须要结合区域优势进行分析。区域优势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共同组成，比较优势赋予核心竞争力以独特性，是基础；竞争优势突出了区域经济的内生能力，是主导方面；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又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第四章是“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主要在吸纳各方面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包括软力、硬力和国际化竞争力叁个方面、十大类影响因素。软力包括市场化、国民素质、发展质量、科学技术实力、区域管理水平等;硬力则包括发展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城市等方面。另外，对外经济联系对区域发展的作用也相当明显，外向型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对外经济联系则取决于区域的软力与硬力的综合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一个区域的对外经济联系也成为衡量该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第五章是“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在前两章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是在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基础上设计的，我们将这些基础的构成要素称为系统层，它们直接支持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这一总体目标。系统层的这些要素是依靠其下层要素支持的，我们将支持系统层的要素成为状态层，表示反映系统层变量的主要状态。这些状态层是由一些具体指标支持的。这样，我们从发展基础、产业竞争力、市场化相对进程、区域发展质量、科技能力、国民素质、区域管理能力、基础设施、国际化水平、城市集聚经济能力这十个方面评价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每个方面包含若干指标和分指标，总共由103个指标或分指标构成。这些指标相应地合成几个状态指数，再由这些状态指数合成10个各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支持系统，再由这10个支持系统合成一个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数(总指数)。 第六章是“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分析方法”。主要介绍本研究报告中经常运用的叁种方法: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资产负债分析法。应用层次分析法评价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关键是指标权重的选取。本研究中采取主成分分析，并以变量与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基础确定变量在同一层次权重。将基本变量层、状态层、系统层等逐级汇总，就得到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数。 、，产 、、沪 毋 C 凡j .K 兄妈艺润10L犯‘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数一艺双(艺对(件lj习 其中，碟表示在某个状态层中指标气的权重，Dc。表示在对应状态层中，指标的个数，对表示在某个系统层中，其状态的权重，DC‘表示这一系统中状态的个数，买则是指每一个具体的系统对区域经济综合
周利梅[5]2016年在《中国技术贸易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下行调整周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政府债务膨胀、资产价格高企、投资下滑和需求不足等问题,经济面临长期下滑风险。在国际贸易领域,经济下行对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冲击,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外贸出口依赖性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频繁的贸易摩擦、贸易制裁、贸易壁垒等现象,国际贸易格局再一次出现了新变化。为挽救经济发展,各国企图通过实施多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新贸易政策手段,以求调整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但面对新国际贸易格局,如何巩固和开拓本国外贸出口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引擎,成为各个国家着力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这次,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科技创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把科技创新作为新一轮带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引擎,一方面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力培养高新技术产业,通过高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发挥高技术产业的优势,通过技术贸易大力出口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扩大贸易出口。科技创新、高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国际间技术产品贸易往来,对提升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已经彰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承接了大量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迅速实现了一部分产业升级换代,建立起来相当完备的产业体系,特别是自从加入WTO以后,外贸规模迅速增长,已经成为第一大贸易大国,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也迅速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转变,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由于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我国较低的劳动成本和资源价格,在技术和资本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主力,也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传统对外贸易过于依赖劳动、资源的价格比较优势,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面临诸多问题,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常容易引发贫困化增长,产业结构难以优化升级,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仅仅依赖数量化规模扩张极易招致国家结构性经济风险。因此,以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在巩固和提升传统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技术及产品贸易,培育有特色、有活力、附加值高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文以技术贸易作为研究对象,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深入探寻国际技术贸易竞争力的理论基础,总结归纳当前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现状、趋势、特点及其作用,探寻技术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引出技术贸易竞争力的概念,并设计出国际技术贸易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此对2005-2014年间的G20国家技术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评价,对评价结果进行归纳分析,找出各国的优劣势。总结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技术贸易竞争力的优势及其成功经验,深入分析我国高铁行业近年来技术提升的成功经验,以此为提升我国技术贸易竞争力寻求有效路径和解决方法,从思路、原则和对策方面做了较多深入的探索。
杨莉[6]2008年在《制度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就产业国际竞争力来说,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制度是更为根本性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外有关制度的各类研究成果开始引入中国,为正确认识制度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本文的研究就是在从制度的分析角度展开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本文从经济市场化、对外开放和城市化改革叁个领域来描述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制度创新内容,得出中国的制度创新过程是一种渐进的、多方式的、多层面的制度变迁过程,并都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制造业仍然存在着技术创新能力差、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不大等问题,本文的理论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改革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市场竞争等机制、城市化改革通过要素的集聚效应以及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机制解决这些“软肋”,从而促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本文正文部分一共分五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现实背景,本文区别于以往研究的主要特征和意义,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方法、内容和结论,从而为后文的展开做好准备。第二章为理论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与本选题有关的文献以及主要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说明本文研究与以往文献的区别和联系,为整个文章展开做好理论支撑。第叁章从中国的制度创新历程与现状着手,对市场化、对外开放和城市化的历程和特征作了总结,然后论述了制度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联系机制,提出了制度创新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路径。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部分,本文用客观赋权法计算出市场化、对外开放综合指数,以及城市化指数作为自变量,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代表其国际竞争力作为应变量,构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了这叁项制度创新确实对近年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中城市化制度创新的影响作用最大。第五章为政策建议与研究局限。本章紧扣第四章实证分析的结果,从制度创新的叁个领域出发,分别提出了针对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在本文的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所在以及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扎玛[7]2006年在《东北产业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振兴东北”是我国新世纪新时期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它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列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第叁步战略目标“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它担负着区域经济振兴以及东北亚政治经济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战略任务。因此，东北的振兴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都是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保证。 东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也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东北各个产业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更关系到东北区域经济的增长。东北问题主要源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各种矛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充分反应。东北曾经是我国工农业发展程度相对较好的地区，如今区域竞争能力却低于长叁角地区、珠叁角地区和京津地区。因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仅仅是对东北工业的振兴，而应当是对东北工业、农业、基础设施、教育等全方位的振兴。东北各种矛盾问题所反映的本质归纳起来还是在于产业竞争能力弱。提高产业竞争力必须通过产业创新来实现，产业创新是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础和保证。通过产业创新，充分挖掘东北的资源潜力，将东北的企业、政府与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加强自主创新力，实现产业内外部要素价值的最大化。东北实行产业创新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关键在于产业创新的培育与开发。 本论文的研究出发点就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东北振兴，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研究东北问题，以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分析东北
张凤涛[8]2012年在《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纺织业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多年来，纺织业为满足国内需求、扩大就业、解决“叁农”问题、平衡外汇收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国纺织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强大的比较优势。所以，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纺织产业集群是我国纺织业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也是我国纺织业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原因之一。它的持续、健康发展将决定整个行业发展的命运。由此可见，对纺织产业集群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论文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化分析和思考。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等方法。在理论分析方面，主要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一些基本的概念与原理，研究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对集群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作进一步探索。在实证分析方面，着重利用相关理论进行了定性分析，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识别、产业集群竞争力、风险及升级进行分析。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引言。主要分析本论文选题依据，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阐述论文写作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框架、主要研究方法等。第一章产业集群竞争力理论研究。主要对产业集群及其竞争力的基本理论进行综述和回顾。阐述产业集群的概念、特征、性质、分类、形成和发展条件、作用等基本认识。综述不同学派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观点及研究现状。提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内涵、特征、性质、来源机理以及影响因素。第二章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概述。对中国纺织工业的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机遇，对中印两国纺织业进行比较，最后，分析了中国纺织产业转移的背景、趋向及区域布局。第叁章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分析。首先分析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模式、特色、作用和优势，其次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第四章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及实证研究。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两种主要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识别，并利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第五章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阐述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必要性和内涵，分析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和风险，提出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对集群进行升级，并实证分析了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风险和升级，最后提出促进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结论。在前几章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归纳、总结。
田霖[9]2005年在《金融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章利用金融地理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以金融的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空间的相互作用为主线,将金融地理学的理念贯穿始终,论文层层递进,构成有机整体,剖析了我国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各个方面。 文章在区域金融成长空间差异的分析当中,主要致力于探讨各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现状,考察我国目前金融成长态势的空间布局,不仅进行了各省区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现状比较分析,而且建立了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的理论模型,构建全新的计量指标体系,进行不同区域的多指标比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模糊曲线法进行基本假说的检验和实证分析,揭示各分力及构成各分力的要素对金融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显示性指标描绘了我国金融成长差异的基本图景,解释性指标提供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合理解释。 区域金融往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径,仅仅了解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现状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能够诠释区域金融成长空间布局的演化趋势。如果说空间差异是区域金融的静态分析,那么空间过程就着力于区域金融的动态演化。文章利用模糊曲线法筛选出来的分力,建立了金融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地理模型,通过1985、1995、1999以及最近叁年金融综合竞争力的比较,从金融综合竞争力分布重心的经纬度变化上得出区域金融的空间变化格局,即金融重心有微弱西移之势,显示了金融地理学较之原有的区域金融学在利用地理信息建立金融模型方面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样本区域进行属性上的聚类评价,充分考虑了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个性和共性的特征信息,并综合区域金融的各种聚类结果,利用金融地理学的信息腹地理论,确定区域金融中心,倡导行政区金融向经济区金融的转化。 为了力图将西方重视定量化的传统与东方的自组织理念结合起来,第五章进行了案例分析,从地理、金融人格、企业家甄别和自组织等多种角度,比较山西、河南和浙江的金融成长状况。突出了“自组织”在某一地区金融成长中的作用,指出各个区域金融成长的自组织涵盖了空间相互作用的思想。 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第六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为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以谋求较大系统的整体效益,应强化区际联系的研究,强调区域的空
郭海霞[10]2017年在《国际产业转移视角下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保障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的需求,一大批资源型城市相继兴起,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资源型地区的产业大多围绕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构建,资源型产业中物质资产具有很强的专用性,最终导致资源型地区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路径依赖性较强等问题。特别是,在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资源型地区如何摆脱资源约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亟需探讨的一道难题。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国际产业转移是推进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新特点、新趋势,资源型地区应利用自身优势及时把握当前的有利形势,借力国际产业转移改变当前畸形的产业结构现状。本文以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为例,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研究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本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新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系统动力学等学科理论,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法、数理分析法、逻辑演绎法、基模分析法和计量统计等分析方法,对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研究。文章首先提出了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同时构建了封闭条件下和开放条件下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演进模型,并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为之后的研究搭建理论框架。其次,本文分别采用逻辑演绎法、基模分析法,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促进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和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国际产业转移的叁条路径,即国际贸易、国际外包、外商直接投资融于一个数理模型中进行进一步论证和比较研究。再次,本文运用描述性统计法以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协整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计量统计检验。最后,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就资源型地区如何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步伐,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提出相应思路和具体的建议措施。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分别勾勒出封闭条件下和开放条件下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演进规律。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开放条件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可以协助资源型地区突破在封闭条件下的产业供给锁定和需求锁定效应,加速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步伐。(2)本文结合资源型地区经济和产业特点,分别阐述国际产业转移叁条路径对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国际贸易、国际外包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可以改变资源型地区的产业供给、市场需求结构、技术水平和制度供给等,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3)与以往学者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单一路径不同,本文构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传导效应模型,将叁条路径融于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并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致划分为叁个阶段: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初级阶段,以承接国际外包为主的中级阶段,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高级阶段。(4)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详细阐述了山西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纵然长期以来山西省产业结构积累了许多的问题,但伴随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山西省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5)文章通过协整模型具体验证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山西省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山西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具体而言,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叁条路径中,一般贸易对于山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最为明显,即当前山西省主要依靠一般贸易模式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数理模型的结论可以断定,山西省仍处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初级阶段。承接国际外包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并不显着,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6)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重点考察了通过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步伐,促进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的发展策略。本文主张通过合理规划国际产业转移项目的行业分布、构建资源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资源型地区路径依赖和要素锁定效应,实现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重点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国际产业项目、促进外生驱动力的内生化,破除自然资源对技术、人才的要素挤出效应,推动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通过树立资源型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制度等措施,加快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生态化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与以往学者研究国际产业转移时针对单一路径不同,本文将叁条路径纳入一个理论模型中进行综合分析,并依照转移产业的技术等级差异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二,现有文献探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效应,往往站在整个国家或者国内发达地区的角度,较少以资源型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将多学科理论综合运用于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践中,重点研究资源型地区如何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以期能在全球化趋势愈来愈强的今天,为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第叁,目前在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传导机制时,大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路径研究上,较少探讨制约因素。本文则结合资源型地区的特点,引用系统动力学的基模分析方法,总结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制约因素,使相关理论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的不足以及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为:第一,文章没有提出一个综合衡量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指标,今后将继续钻研统计方法,提出更为科学、合理、周到的指标体系加以研究;第二,对于国际产业促进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制约因素,没有通过计算机模拟软件来展开仿真检验和预测分析,对于该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第叁,我国不同的资源型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经济和产业结构特征大相径庭,而本文仅以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作为例证加以研究,对于其他资源型地区涉猎不多。因此,分类型、分阶段研究也是下一步的主攻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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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研究[D]. 田新华. 厦门大学. 2009
[3].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产业合作问题研究[D]. 丁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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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度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杨莉. 浙江工业大学. 2008
[7]. 东北产业创新研究[D]. 扎玛.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8].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D]. 张凤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9]. 金融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研究[D]. 田霖. 浙江大学. 2005
[10]. 国际产业转移视角下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郭海霞. 山西财经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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