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减贫——基于贫困地区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族论文,贫困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4)3－102－107
一、引言
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我国的减贫工作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贫困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和消费支出线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有1亿，而按每天2美元的标准计算的话，我国贫困人口还将成倍增加。[1]因此农村反贫困在我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影响贫困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比如Jeff Dayton Johnson、Mrutyunjay和Sven Wunder等分析了农业生产条件、自然灾害等对贫困的影响[2][3][4]，Ravallion、陈立中等研究了收入增长和分配对农村贫困的影响[5][6]，Juergen Volkert、胡鞍钢等研究了能力和教育对减贫的影响[7][8]，张爽、陆铭研究了社会资本对我国减贫的影响。[9]但是目前还少有研究关注宗族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事实上，宗族作为我国一种传统的社会网络形式在我国农村社会长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建国以后我国宗族网络曾一度遭到破坏，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放宽，农村宗族也开始逐渐复苏和活跃起来[10]，农村修族谱、建祠堂、组织祭祀等宗族活动日渐增多。宗族的活跃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村民收入、村庄治理、国家政策的执行等都有影响[11][12][13][14][15]，因此宗族对农村经济有着重要意义。[16]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原有的宗族关系很少受到市场等外界因素的冲击，宗族观念和宗族规制对村民行为仍旧有着一定的影响。
目前有部分研究涉及到了宗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比如王宇峰分析了宗族对农村收入的影响[12]，但是仅从收入层面还不能完全说明贫困状况。此外，王宇峰等所研究的宗族影响不是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而经济发展的程度会影响到宗族网络的发展[16]，因此关于贫困地区宗族对农户贫困影响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假说
近年来关于宗族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庄治理和村庄发展的层面，具体到宗族与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还不多。当然，农村贫困和村庄治理、村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因此通过对宗族与村庄治理以及村庄发展相关文献的梳理有助于厘清宗族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为相关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在村庄治理方面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宗族对村庄选举有影响。肖唐镖对建国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进行了分析，认为建国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权力已丧失合法性”，宗族从治理者变为了影响者，因此宗族对村庄选举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弱。[17]然而秦勃分析了湘南村庄宗族对村民治理的影响后认为宗族会通过“地下活动”激化选举矛盾[18]，因此只有缓解或消除宗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才能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关于宗族左右地方选举的分析，朱虹、孙聚高认为“在家族势力猖獗的地方，由于家族观念的作祟，利用家族势力影响甚至左右村庄民主选举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19]
宗族不仅影响村庄治理也影响到村庄的发展。Peng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乡村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宗族对乡村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网络对乡村企业能起到正向影响。[20]然而Peng的数据只能代表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随着市场的成熟，宗族的负面作用可能显现，对此阮荣平、郑风田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市场化不同阶段宗族对村庄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市场化初期宗族网络确实能起到产权保护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宗族网络的作用从促进变为了阻碍[16]。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宗族对村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的性质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涉及到宗族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已有的研究中和宗族、贫困联系最紧密的是对宗族与收入的分析。在较早的文献中有学者证实了发展中国的村庄中社会网络对村民收入能产生积极影响。[21][22]后来更多的研究关注到了社会网络中宗族网络对村民收入的影响。比如王宇峰实证分析了宗族对不同规模村庄中村民收入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宗族势力越强，村庄的平均收入越低。[12]郭云南、姚洋、Jeremy Foltz则分析了宗族对村民消费影响，认为“宗族网络的存在或其强度的增加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更完全的平滑消费”。[23]
宗族以传统的血缘为纽带，能弱化宗族内部的竞争关系，降低宗族内部成员集体行动的成本[12]，然而正因为如此，宗族势力越强，越可能成为一种对抗市场的保守势力。这种保守势力对村民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1.弱化村民市场主体能力，抑制村民市场创新精神，使之变得保守而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宗族势力的存在通过宗族活动(祭祀、修族谱、修建祠堂等)或宗族规制妨碍村民探索替代性机会以及通过寻找替代性机会改善报酬的行为。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和小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使农民对宗族的依赖更为强烈，从而强化了农民固有的保守内向的性格，导致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取创新精神的缺乏。[10]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和保守内向的意识将在无形中使农民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比如使农民怯于采用新技术和独立地到城市打工、创业等，这样就有可能对贫困地区农户减贫带来不利的影响，阻碍他们脱贫致富。2.宗族越发达，人群内的市场交易半径和信任半径越小，从而造成了市场资源和交易机会的丧失。在宗族网络发达的地方，村民对生人的信任水平会降低，村民也更加排外，因此村民的信任半径和交易半径都会变小。[16]在此情况下，村民的经济活动主要限于族内，于是丧失了获取更多市场资源的机会，从而不利于农户增加收入。此外，宗族势力越强越可能阻碍村民自治和干预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给对农村增收减贫带来不利影响。[24][18][25]
当然，宗族的存在对村民也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促进村民之间的合作互助。宗族网络使族内成员之间信息共享，同时在共同的宗族礼仪和风俗意识之下，族内个体的行为能被族内他人所预测，这就降低了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此外，宗族的礼仪和规制能有效监督和控制族内成员行为，从而避免宗族群体集体行动时的“搭便车”行为。[10]这些有利因素能促使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比如通过宗族网络实现家庭的消费平滑。[23]
总之，从宗族弱化村民市场主体能力角度上讲宗族可能增加贫困，然而由于宗族能够促进村民内部互助合作，所以对贫困也能起到缓解作用。因此宗族对贫困的影响是有待实证的。
基于以上分析，关于宗族对贫困的影响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宗族网络的增强会增加贫困。正如前文所做的分析，宗族会弱化村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使村民变得更加保守和不愿跨越宗族之外进行交流，最终导致村民在市场经济中的收益下降，从而不利于村民脱贫致富。宗族势力还会阻碍村民自治，干预村级公共物品的分配，从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假设2：宗族网络的增强会减缓贫困。宗族网络的存在能促进族内成员之间互助合作，风险共担，使村民能够相互救济，集体行动，从而有利于村民在市场经济中增加收益，减轻贫困。
本文将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对以上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三、指标构建、数据描述与模型设定
(一)指标的构建
1.宗族多样性指标。虽然宗族和族群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宗族多样性和族群多样性都是反映群体的分布均匀与否的指标，因此宗族多样化指标可以借助族群多样性测量方法进行测量。族群多样性可以用族群分化计算方法进行计算，族群分化指标常用的测度方法是利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其原理是计算两个随机样本隶属于不同族群群体的概率。该指标的取值在0到1之间。赫芬达尔指数(HI)数值越趋近于1就越表示族群分布越均匀，而HI指数越趋近于0就表示族群分布越集中。HI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Ei为宗族i的人口比例，n为宗族的个数。在计算中将宗族分为了第一大姓、第二大姓、第三大姓和非三大姓。根据这种宗族分类方法，Ei表示的是第一大姓占比、第二大姓占比、第三大姓占比和非三大姓占比。
由宗族多样性指数(EI)计算出的宗族多样性数值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山东泗水县西城村的宗族分化指数最低，仅为0.109。这是因为该村第一大姓农户占比较高，达到了94％。甘肃陇西县北站村宗族分化指数最高，达到0.744。这是因为该村各宗族分布比较均匀，第一大姓占30％，第二大姓占22％，第三大姓占20％，非三大姓占26％。
2.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HC为贫困人口数，n为总人口数。贫困发生率反映了贫困人口占比，但是没有考虑贫困的深度，同样的贫困发生率很可能代表的是不同的贫困状况。由于增加极端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不能减少由贫困发生率测量的贫困状况，所以只采用贫困发生率容易使政府只瞄准贫困人口中最接近贫困线的那部分人。鉴于贫困发生率的不足，在扶贫政策中还会采用其他指标，比如贫困缺口指数。
3.贫困缺口指数。贫困缺口指数是指所有人平均离贫困线距离的百分比，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5.贫困缺口的平方。贫困缺口的平方也被称为贫困强度，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贫困缺口的平方指数通过对贫困缺口加权使贫困人口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指数上得到反映，权重是缺口本身，即缺口越大，权重越高。相对贫困缺口指数而言，贫困缺口的平方指数给最穷的人以更高的权重，从而能避免扶贫中过于注重先帮扶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群而忽略了最穷的人。
(二)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对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户家计调查项目。该项目调查的村庄分布在甘肃、河南、湖南、山东、四川五省，每省调查了10个村。调查的省和县是根据区域平衡的原则选取的，农户调查中采用了等距抽样的方法。本文将使用农户调查数据和村级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本文使用数据基本情况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调查样本中村级贫困发生率均值为0.34，其中贫困率最大的达到了0.79，最小的仅为0.04。贫困差距比均值为0.33，贫困差距比最大值达到了1.89，最小值仅为0.01。
在回归模型构建之前，为了进一步验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附表略)，结果表明宗族多样性指标和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的平方、收入差距比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而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值则比较低，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模型设定
根据宗族等因素与贫困的线性相关关系，本文设定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P为贫困指标，α为常数，Zi为宗族多样性测算指标，Ki为控制变量，具体的控制变量将在后文详述。
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及结论
(一)实证结果
表3报告了村庄宗族结构和农村贫困之间的回归结果。在回归中，分别加入测度贫困的不同指标作为因变量。这些指标有贫困发生率、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的平方和收入差距比。在自变量方面，主要关注的是宗族结构，这里使用宗族多样性指标来表示。
由于教育、健康、就业、人口特征和地区特征对贫困有影响[26]，因此控制的变量包括三大类：1.家庭规模、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家庭特征变量。2.表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可获得程度的社区特征变量。3.表示偏远程度、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地区特征变量。
在表3第一列中，使用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当控制了其他影响贫困的因素后，发现宗族多样性变量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尽管李成贵认为，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和小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使得农民对宗族的依赖更为强烈，从而强化了农民固有的保守内向的性格，导致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取创新精神的缺乏。[10]但是，在农村地区，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导致低的宗族关系对村级贫困发生率影响也不显著。高中及以上人口比重系数为－0.499，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贫困地区，文化程度高的村庄的确能够减少贫困。村民外出务工比系数为－0.928，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贫困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小，外出打工能明显增加收入，从而减轻了贫困。
在表3第一列中，播种面积、村到镇所在地距离、村到县所在地距离系数都在5％或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在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对减少贫困有显著影响。此外，离本村所在乡镇或县城的变量对贫困影响的显著性普遍大于距邻近乡镇的变量，说明地理位置对贫困也有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离本村所在地镇或县城近，有可能会在基础设施、政策扶持等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
在表3第二列中，将贫困差距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宗族多样性指标的系数为－1.432，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宗族关系越弱，该村庄的贫困深度越小。这可能是因为村民自治已经代替宗族关系成为农村主要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24]，所以在宗族关系越弱的地方村民自治效果越好，同时宗族关系减弱也能减少传统因素对村民市场主体能力的束缚。外出务工比系数为－4.029，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出务工能够显著减少贫困地区贫困深度。村到县政府所在地距离系数－0.0228，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越靠近政府越能获得更大的扶贫支持。
在表3第三列和第四列中，分别使用了贫困缺口平方和收入差距比来测度贫困。在回归方程中，即便在控制了影响贫困的因素(高中及以上人口比重、大病医疗比例、少数民族比例、外出务工比、是否有合作社、村总户数、播种面积、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后，宗族多样性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表明，在农村地区，宗族关系越弱的地方，农村贫困水平越低。
(二)结论
本文试图利用已有的经济理论分析工具来分析农村贫困问题，并重点关注宗族多样性和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本文的经验分析表明：在农村贫困地区，宗族关系和农村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宗族多样性越大，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的平方、收入差距比指标明显减小，这可能是由于宗族关系的减弱减少了传统因素对村民市场主体能力的束缚，同时也促进了村民自治，从而有助于村民增收减贫。此外还发现，外出务工、农村的地理位置和贫困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关系。
本文的结果表明，在对农村贫困地区进行扶贫的时候，需要考虑其宗族特征。那么到底宗族关系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农村的贫困差异？是否通过村民自治途径带来公共物品提供的改善能改善农村的贫困？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同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改善和宗族形态自身的改变，宗族关系在时间维度上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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