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原像的哲学考量——兼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4)06-0065-07 超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青年黑格尔派的“存在”范畴、费尔巴哈的自然优先，马克思凸显社会历史存在的首要性，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哲学革命。他认为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关系是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和社会意识的基础，也是解读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于此完成了“形而上学”的颠覆，将哲学的思考重心从外在实体向现实的社会实践转化，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之为“精神的反升华”。马克思生活的社会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其现代性思想必然要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解析对象。马克思着力于揭示资本的升值和人的贬值的内在冲突，研究雇佣劳动制度和价值实现方式阻碍技术合理性潜能的展现，阐释社会关系的异化，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性的考量，就必须冲破意识哲学的牢笼，立足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跨越自我理解的陷阱，凸显主体解放视野，映现人的价值维度；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除非人的资本力量对人的控制和奴役，才能构建使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新“现代性”。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三个转变的基础上，重建了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实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因而也为回应各种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作了理论逻辑铺垫。 一、道德伦理向意识形态的转变 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使得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哲学，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资产阶级制度的大范围确立把道德伦理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但因其阶级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伦理学依然建立在各种臆测和假说的基础上。直到马克思道德伦理思想的出现，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展开和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论才取代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抽象“人性论”。启蒙思想让马克思依托元话语对自身思想进行了科学叙事，而这一切都是在对现实的个人或“大写的人”的深刻剖析中阐发出来的。时代局限使其早期思想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近代启蒙思想的痕迹，但独特的思想基因让马克思摆脱了启蒙思想家抽象论证社会制度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思维方式，而从分析人的生活境况和现实意境出发来阐述其合理性。依靠哲学对政治现实的干预来把“政治的德行宣布为国家的最高品质”，实现其批判和改造功能的统一，关于“自由理性的国家”、“合乎人性的国家”以及对宗教干预政治的批判中，内含伦理的诉求和价值的判断，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对生活世界进行全面总体评价。这种态度促使马克思不断实现思想超越和逐步趋向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 《摩泽尔记者的答辩》表明马克思已经着手对道德判断进行理性的反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物质利益问题的分析和解答促使他开始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因为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与现实世界并不像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那样，其秩序是由自由和理性所界定。《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深刻解剖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的根源，指出解决这个对立矛盾的路径，使人类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社会历史宝库的复杂大门。无产阶级以及人类解放就成为了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和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籍此，马克思开始与那些强调从普遍的理性、不变的人性、情感、普遍的“爱”等出发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彻底决裂。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使马克思逐渐完成了两个转变，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从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中找寻起决定意义的依托，是新道德秩序得以确立的不二法则。与之相反，黑格尔抛弃了市民社会生活本身，从抽象的人性理解人的本质，因而遮蔽了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基础。不难发现，马克思伦理精神的现代性诉求不仅彻底颠覆了以往抽象地、观念化地理解人的道德生活的方式，更力求在解放的图景中重新回到市民社会的本质，进而为现代社会道德的调整与建构提供坚实的客观前提和条件。发现伦理和价值取向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属性，马克思对它进行了合理性的分析和断定，为经济研究和伦理反思提供了契合的理论前提。 现实与理论的矛盾冲突必然要求对现实和理论作出重新思考。一系列现实问题摆在面前，马克思早期所秉承的人本主义思想、道德理性观念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由理性出发寻求世界秩序的合理化，无疑是失败的。现实生活唯有合理安排，道德秩序才能得以建立，社会生活与人的本性的和谐统一则是道德规范的存在前提。重新塑造和建构蕴涵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现代性伦理精神，与社会实践的变化和伦理观念的人类认知及更新紧密相连。基于反思黑格尔法哲学并以其为突破口，来寻求重建现代性伦理精神的诉求，追寻更加有力的科学论证和道德应然的必然规律的任务就提上议程。打破原有思想的链锁和现有哲学的窠臼，确立新的解释原则也就随之开始。在对德国浓郁的唯心论伦理传统批判中，马克思建构出了自己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念。黑格尔的法观念是德国伦理传统中现实理论形态的最重要的代表，借助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开始了他的意识形态批判。西方学者爱伦·奥克莱在《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形成》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从批判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开始的。”[1] “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工具理性的胜利而出现的”[2]。作为同样发端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运动产物的现代性和意识形态，两者有着不可割裂的深层关联。沃勒斯坦就曾直言意识形态是“现代性这一新型世界观之形成的众多反应中的一种”[3]。因此，无论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构成要件，抑或是对现代性的回应，它与现代性当然也包括理性之间的因果关联或从属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安德鲁·文特森就认为，意识形态“展现了一种利用理性把握和控制社会生活的规律以增进人类生活的改善和更大幸福的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态度”[4]。在马克思时代，现代性所言理性、科学、民主、进步、自由、解放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指无疑有着根本区别。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关乎理性，所有意识形态毫无例外都宣称自身理论是理想的和理性的，而对手或被批判的对象则是虚假的、片面的、歪曲的。承担着现代性的启蒙角色，在意识形态那里，矛盾早已镌刻其身，现代性带给人类的一切，意识形态也正在分享着。“现代性”的发生本就以对宗教和神学等传统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为前提，由此，表征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思想向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取代了纯粹的道德伦理批判。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对政治意识形式和法意识形式等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意识形式进行了具体批判，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为现实的社会矛盾，把宗教问题的解决落实到实际的现实冲突中，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初步探寻了意识形态的根源和本质问题。此时的现代性批判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同时清醒地指出人类要正确使用和反思科学理性的工具价值。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性”紧密联系，比如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残留着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通过“自我意识”哲学的“主体”精神和“理性”精神追随“启蒙”和“现代”社会原则，捍卫和阐释现代的“理性原则”。“自我意识”哲学是现代理性和人道原则的哲学表述。《莱茵报》被查封后，“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根本不可能是普遍理性的体现，而只能是阶级或等级利益的体现。于是他开始告别非反思的现代启蒙主义，走向一条新的现代性批判之路。马克思思想经历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立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本原则、《神圣家族》中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半截子唯物主义即“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从黑格尔法哲学及其他哲学的清算来看，马克思基于存在论意蕴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向。在借助逐渐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现代的“观念论副本”，揭示了现代性意识形态本身的虚假性和虚伪性，即脱离现实政治经济关系和实践运动的哲学抽象的批判、将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成是先验的逻辑关系及“应用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以考察历史现实运动为基础，从阶级分析与经济分析内在关联的方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对立、对抗，马克思认为要变革旧的国家制度，必须要经历真正的革命。马克思把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批判了黑格尔把国家看作是自由的最高定在，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性的定在，因而不需革命而只需要逐渐改良的做法。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强烈的政治批判，在这种话语体系中，社会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存在无疑是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决定。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不仅扬弃了传统观念，而且对现代社会生活本质进行了积极深刻的反思。从而，马克思就由一个启蒙思想的诉求者转变成了启蒙思想和现代性的批判者。 二、主体意识反思向劳动实践的转变 人的自我意识的哲学追问在西方哲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传统哲学以本体论为其存在价值，内部自我意识和外部对象意识还没有真正得以确立。但人类与生俱来对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探求和期待，表明人的潜意识中有着自我意识的意蕴。“自我”命题作为近代哲学的必修课，无数哲学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经历了自我意识萌芽、发展和确立直至黑格尔演化成极端状态这样一个进程。西方哲学史中，黑格尔首次将现代性脱离过去准则，从而将自己为自己确立标准的问题上升为一种哲学问题。他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自由，也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之中的一切本质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5]。至此，现代性才作为问题被提到了哲学思考的前台。 哈贝马斯曾指出，黑格尔开始的现代性自我确证、自我检视的失败，究其根源在于黑格尔对现代性困境的克服依旧停留在意识哲学的窠臼之中，不能自拔，因此提出了交往哲学。学者为解决现代性问题不断努力，但并非哈氏所言交往哲学范式所能解决。黑格尔对自我意识的诠释就是启蒙人道和理性原则的哲学表达，是对宗教和非理性的批判，它标志着怀疑、批判和反思精神的自我确证。在康德看来，主体被理解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意识通过自我反思把握自身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自我主观性的关系，现代性被理解为主体的自由。理性通过对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自觉控制自己本能，使自身摆脱束缚，从而为现代性，为自我认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现代性理念奠定基础。但是，由此产生的对自然、对他人的奴役以及自我的异化无疑证明这种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现代性自我确证模式的内在悖论和矛盾性。因此，黑格尔并不认可康德的自我意识认知，认为其不具有真正的理性。他还指出，费希特也存在类似问题，在事物本质外徘徊。黑格尔把自我看成是一种互相认可、承认，是处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运动中的存在。意识在他这里成为对自身的认识，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相互性的承认。相互性承认直至成为“绝对的精神”。对自我和自我意识的解读，蕴涵着知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在实践理性意蕴的熏陶下，黑格尔对自我意识进行了完整的历史化进程，籍此诞生了近代哲学史上有关认识论的最终形式。萦绕在理性中的自我意识被黑格尔用抽象的概念游戏推到了顶峰。这里，现代性的自我理解既表现为理论的“自我意识”，又呈现为“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对此，马克思给予了批评，认为物性“对自我意识来说绝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6]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抽象形式存在的物性，并非现实存在。单纯依靠启蒙理性的哲学批判无法解决现代性的难题，哲学批判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终究是第二性的。 决定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因素并非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这种观念的力量，而是“理想主义”哲学世界观遭遇现实危机后，在反思应有与实有、理想与现实关系时开始的，是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始的。马克思推崇伊壁鸠鲁，因为他的哲学观突出主体的能动性；批判广受赞誉的德谟克利特，因为他只是从客体、直观形式理解事物、现实、感性，而没有把它看作主观的、作为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至于黑格尔，马克思认为他用实体概念使自我意识转向了“他者”，自我意识直接取代了人，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规定性、制约性而非人的属性。人的意识成了作为实体的普遍精神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并不由自然、社会现实所决定，而是前者决定后者，世界就这样被黑格尔头脚倒置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7]这就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异化说进行了彻底批判，正确解答了客观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理论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抛弃了物质利益和物质生产关系，把思想与思想背后的利益脱离，把有着物质动机的规定演变成一种“自由意志”、“纯粹的自我规定”，最终成为一种道德假设和概念游戏。这种脆弱的意识的虚假性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下子就变得不堪一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的探讨，标志着马克思由传统理性主义向现代理性主义转变。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内涵贯穿其中，是一个逐渐形成的理论逻辑进程。不难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所涉及的物质资料生产、劳动等范畴揭示了实践范畴的人本学和存在论意义，把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融进理性范畴，是现代性理论的规范基础。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境况中人的生存境遇的批判，凸显了对人之存在有关重要性的批判理性。马克思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为其现代理性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有效弥合了传统理性主义和极端理性主义之不足，对理性和技术非批判的迷信和对人性至善的盲目信念是一种有力的回应和批判。它与之前哲学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关注对象的转变即由先验的外在实体向现实的生活实践转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解释摇摆于工具主义和规范主义之间，常以技术合理性的优先性来理解社会劳动这一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实际上，马克思哲学正是以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和实践为纽带对主体哲学进行了变革。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他既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又反思技术理性主义，从而在主体解放的前提下，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和解。 马克思认为，主体在自身范围内自我返回的运动达不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因此，“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8]504。马克思提出改造世界的实践才是哲学的最终目的，摆脱了英法哲学的认识论传统，也从德国古典哲学抽象的实践主体中抽身出来。当然，实践和意识之间并非势不两立，二者有着微妙的互动关系。人不同于动物的“类本质”是因为人有意识，但纯粹意识无法确证这一点，因为纯粹意识不具有现实性和真理性，只有“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8]162，只有能够以某种方式体现人的理性本质的活动才能被称为实践。“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8]163，这样，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主体返回自身的环节和手段。马克思提出“实践”范畴无疑是彻底颠覆旧哲学思维方式——意识哲学的一次革命。卢曼曾经指出，在现代性批判的历史上，马克思占据了一个永久性的位置。如此说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考量已经触摸到现代性反思最本质的层面：理性整齐划一的力量抹平了一切差异中最大的差异——人与人的差异，笼罩在这样一种意境中，每个人对待自身的态度相同，都是现代理性忽视个体性的态度，这种态度如同在真空中一样无任何力的阻碍，而个体性的泯灭恰恰是现代性最大的危机。马克思仍然带有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辩证传统，他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肯定与否定、解放与奴役力量的交融。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传统的确定性被新的社会形态消解了，但新的统治形式又使得劳动者自己的劳动成果重新成为统治自己的异化力量，马克思称之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社会和解不能诉诸康德所说的自我意识的反思或黑格尔的国家重新伦理化，唯有超越个体自我意识和国家自我意识，实现劳动条件的革命化，用劳动实践取代自我意识的反思才能为现代性确立规范基础。马克思基于对感性活动和实践的把握来理解事物，认为事物和现实世界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属性。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考察历史、现实，必然打破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唯心性，导致了“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的出场，这是一种不同于意识哲学的现代性批判范式。 三、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的转变 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分离的“政治原则本身”已经暗示现代解放的限度，现代解放的意义在于抽象政治原则的确立，在市民社会范围内人们仍然作为真正的“私人”对立，人还是异己的存在物。因此，现代并不是人类意义上的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要获得人类解放，就必须对此岸的市民社会本身展开批判，唯有如此，才能恢复人的社会性，使个人成为现实的真正的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揭示出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因此对“现代解放”本身进行了批判，这里就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问题。因为马克思试图在阶级的范围内和资本主义发展明显压迫性的却相互对立的逻辑中揭示人类的普遍解放，因此，只有通过社会革命，祛除导致这种对立的现实土壤——资本主义制度，直接的生产者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王国才能成为现实。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就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主体。马克思把现代性理解为“解放”，即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而推动这一世俗化进程的基础性动因是劳动解放，所以要克服由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现代性悖论，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在《神圣家族》等文中，马克思对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具体指向进行了阐述，认为，“政治解放”就是国家脱离了宗教的控制，资产阶级取代神权成为国家的主宰。“人类解放”则是一切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已经被消灭，人类真正获得自由，意味着马克思实现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巨大转变。 《论犹太人问题》进一步探讨了理性与启示在现代性背景下的紧张。马克思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看成是神学问题，提出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放弃自身宗教信仰。马克思认为必须清楚我们得到的解放指向什么？国家摆脱宗教的控制，并不意味着真实的个人也脱离了宗教的奴役。政治解放自身所蕴涵的宗教信仰因子，使得政治统治下的人们无法摆脱宗教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指出：“犹太人是现代性宣布消失了的紧张与焦虑的主要携带者。”[9]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启示信仰与启蒙理性持续纠缠。要理解马克思就离不开对德国启蒙和犹太启蒙在追求理性解放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的分析。启蒙从追求“解放私欲”的理性自律开始。理性排斥启示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这是政治解放和政治自由的阶段。身份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平等，奴役依然存在。每个人渴望成为平等的个体生活在培育了现代性解放欲望的这个世界。马克思通过对犹太人世俗基础的批判开创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河。世界上一切信仰宗教的国家的政治解放，就是这些国家要祛除宗教对国家的控制和奴役，从而获得自身的政治解放。但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指出，国家获得解放之后，国家自身就成为维护的对象，这样国家又成为另一种意义上对人的控制。因此，这种解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矛盾的真正解决，因此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类最终的解放。所以，人的解放在启蒙现代性已经完成的现代政治国家中，还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世俗问题作为宗教问题的变体依然在国家中成为控制、奴役人的力量，因为“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8]32。所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启蒙现代性所实现的解放虽然已经向人类解放迈出了一大步，但仅仅可以称为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因此，揭示和阐发现代性只是第一步，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最终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才是根本价值旨趣，从而为人类寻求最后的解放——人类解放。说到底，这是马克思研究视域的革命性的、根本性的转换。 启蒙运动带给人类的现代性精神理念是尊崇人、重视人的本性解放。在此基础上，神权被人权所取代，人类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获得了政治意义上的解放，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平等，可以自由运用理性来改变自己及周围的现实世界。但马克思对宗教解放的失望在于：人仅仅获得了信仰自由；对德国启蒙的不满在于：人仅仅获得了思想自由；对法国政治解放的不满在于：人仅仅获得了政治自由。“法国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将贵族和僧侣的统治权力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其天赋人权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提供了理想的理论根据”[10]。因而只是给人们带来了想象中的自由和现实中的奴役。政治革命的下一步是更激烈和更彻底的社会革命。它的目的不是移交剥削权，而是废除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和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人类解放。解放不等于自由，解放确实在扩展人的自由，解放与自由是一致的；导致解放与自由紧张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奴役。在最后阶段，自由才真正得以实现。由于私有制依然存在，因此“政治解放”只是在政治形式上实现了自由，但没能祛除物对人的控制。究其本质，如路德宗教改革一样，这种解放只是奴役形式的替换，而非奴役本身被消灭，所以个人的真正解放无从谈起。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明确提出要消灭私有制，确立个人真正的主体性地位，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类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1]。此时，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类存在”概念来说明人的解放其实就是向人的本质的回归，人变成为一种“类存在物”。当然这种“类存在物”与费尔巴哈的“类”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用物质利益取代了费尔巴哈的类的自然本质，由此指出，“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是人类获得解放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私有制。马克思终于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获得是基于对现代政治国家的深刻批判，它消解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对政治国家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这样一种现代性批判语境中，马克思揭示出了瓦解宗教的神学基础以及政治解放的意义和不足之处，认为只有通过废除宗教的世俗基础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 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如同孪生兄弟，马克思作为揭示现代工业社会本质的第一人，其理论同时也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揭示。沃勒斯坦在谈到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时曾经指出：“已经消亡的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尚未消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形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激励诚笃的社会力量进行反对现行世界体系的那些批判性言说——深得人心的马克思的表达方式。”[12]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人类历史发展——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阶段，指出在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金钱以及其衍生出来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核心价值，已成为启蒙现代性本质的现实载体，是割裂人与人之间关系导致人与人对立的最根本因素。因此，对物质利益——金钱的批判即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金钱神圣性的祛除，也就把宗教的世俗大厦根基打破了，从而也就把宗教消灭了。所以，马克思指出：“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8]42另外，马克思把“异化”看成现代性的悖论，而解放即对异化的持续不断的克服。在异化的支配下，人的自由意志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改写这一逻辑获得解放？从西方到东方，这种现代性的制度模式牵引的浪潮已波及全球的每个角落。还有哪一种社会秩序不受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的这股异化力量的冲击呢？为什么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伴随着技术进步，人的不自由反而日渐加剧？马克思对“解放的现代性”的思考，无论对于已步入后现代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历经现代性洗礼的不发达国家都是绕不开的思想纽结。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但又没有一个真的被推翻。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承担者，在其诞生以来就不断面临所谓“被推翻”的境况。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形式多样的“修正”、“重写”、“重构”甚至“重建”，以作出解答。在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仍然有存在必要的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如哈贝马斯他们所言，需要重建呢？时代变换是否就意味着一种理论的失效？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正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中国，其理论价值是否如形形色色的重建论者所言，已经失效，必须重建？ 现代性是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巨变洪流中衍生的新时代意识，这是一个把所有人都卷入的“大漩涡”。当“现代性”范畴抛弃了历史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框架，“现代性”无疑就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话语，现代性批判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基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确定的“现代性”概念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甚至置换了；本质批判就演变成了观念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也就轻易地被无数试图重建它的人看作是一种单纯的现代性理论，甚至被曲解为所谓的后现代理论。因此，揭开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被遮蔽的现代性原像，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视域，沿着马克思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复合，结合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将推进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关于现代及现代性的哲学考量。与西方现代性思想家主要从文化、心理和观念形态等层面来解读现代性根源的模式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借助生产方式来剖析现代性的根源。吉登斯曾这样说过：“尽管也许不再时髦，但是我仍看重马克思，因为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影响比以前的任何社会类型更突出、更深远，而这些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的诸种制度而被结构化的。”而“马克思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分析家”[13]。时代变迁改变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使命和对现实的观照力。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但都不是新的形态的构建。我们坚持的哲学形态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构建也构建不出别的新形态。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需要新的丰富和发展，这是肯定的。无论从历史使命、还是阶级特征以及未来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没有改变它的理论形态的必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其最好的称呼。少谈点形态，多谈些问题，只有扎实推进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答和回应，才能真正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和发展。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论犹太人问题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哲学家论文; 神圣家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