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000
摘要：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战后推进外交战略重要的载体和支柱。2011年缅甸民主化转型以来，日本政府基于国家利益照料、顺应缅甸国内新变化以及制衡中国等因素的考量，深刻调整了对缅甸的政府开发援助。借助大规模的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得以全面介入缅甸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少数民族事务。与此同时，更加注重转型期的社会民意，提高了政府开发援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分析日本对缅甸的政府开发援助对于深化中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扎实推进我国的周边外交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缅甸民主改革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 中缅关系 周边外交
近年来，随着缅甸民主改革的深入推进尤其是2016年4月以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为代表的全国民主联盟的顺利组阁再次将千佛之国置于国际社会舆论的焦点。与此同时，日本对缅甸政府开发援助的变化也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得益于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强大支持，日本在缅甸的角色经历从侵略者、援助者再到主要投资者的转变历程，日缅双边关系也被描绘成政府开发援助体系维系下“特殊关系”。
一、缅甸民主改革前日本对缅政府开发援助
在缅甸发展进程中，日本一直扮演着多重争议角色。二战前，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缅甸一直被视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被日本视为最具有经济潜力的国家。[ Donald M. Seekins, Burma and Japan since 1940: From Co-Prosperity to Quite Dialogue,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2007, p.76.]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以战争赔偿为契机，依托政府开发援助找到重新介入缅甸的突破口。政府开发援助始于50年代的战争赔偿，在60年代后期逐渐转变为日元贷款和无偿经济援助。根据《战争赔偿和经济合作协议》，从1955年4月起，日本需在10年内向缅甸提供2.5亿美元的战争赔偿，并将赔偿份额划分为商品、服务提供和技术援助两部分。[ Walinsky, Loui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urma: 1951-1960,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pp.512-513]日本借战争赔偿重建双方的政治、经济联系，为日本企业打开缅甸市场提供良好机会。其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大量ODA源源不断流向缅甸。二战后日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以政府开发援助为特征的。[ Kei Nemoto, “The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Burma,” Burma Debate, Vol.2, No.4, August/September 1995, p.20.]据统计，从1970到2001年，日本将其对外发展援助中约一半以上提供给了缅甸,总额高达25.306亿美元。
1988年缅甸军事政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缅甸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日本政府不得不暂停日元贷款，并宣布冻结用于仰光明加拉登国际机场升级改造工程的122亿日元贷款。[ Lintner Bertil, Outrage: Burm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Hong Kong: Review Publications, 1989, p.250.]然而，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强硬制裁措施一以贯之，而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采取一种介于制裁和接触的中间道路：一方面同西方国家一道要求缅甸进行民主化改革和保护人权，另一方面私下与军政府积极接触。虽然原则上停止对缅日元贷款，但日本政府却以各种名目的人道主义援助为幌子，继续对缅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1999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与丹瑞将军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上进行了划时代的会谈。而后桥本龙太郎访问缅甸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以及禁毒等领域的发展。据统计，1988—2007年日本共向缅甸投资213亿美元，位列对缅投资国的第12位。[ ASEAN-Japan Centre, ASEAN-Japan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08, ASEAN-Japan Centre, 2008, p.86.]
二、缅甸民主改革以来日本对缅ODA的变化及调整
2011年3月30日，“民选”总统吴登盛上台组阁标志着缅甸民主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2016年3月底，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盟掌权，“百日新政”有条不紊，为缅甸的民主化转型划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民选政府以来，源于对缅甸改革前景的期许，美国等西方国家部分解除了对缅甸的经济制裁，缅甸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断改善。基于美缅关系缓和释放的积极信号，日本对缅甸ODA政策随之也发生巨大转变。
一是急剧加大对缅政府开发援助规模。长期以来，日本借力政府开发援助表面上意在推动缅甸民主化进程和人权状况改善,实际上则是为扩大在缅甸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积蓄力量。2012年，日本对缅政府开发援助金额高达9278万美元，比2011年增加了近一倍。2012年4月，日本政府于吴登盛访问日本期间宣布免除缅甸3035亿日元的债务，并同意重启日元贷款项目。[ 《日本免除缅对日约37.2亿美元债务》，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经济商务参赞处。 http://m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204/20120408096585.shtml.]2013年5月24-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缅甸期间决定免除缅甸到期债务1760亿日元，承诺提供新的910亿日元混合贷款用于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表示愿意在缅甸民主改革及民族和解等方面发挥作用。[ 《日本首相访问缅甸推多领域合作》，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m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5/20130500147382.shtml.]2014年3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访缅并宣布向缅甸提供8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自此安倍政府向缅甸政府提供的援助资金总额增加到1600亿日元。[ “Japan to Offer 8 Bil. Yen in Fresh Grant Aid to Myanmar,” New Light of Myanmar, March 24, 2014.]2014年11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吴登盛在内比都进行会谈时，表示将会大力支援缅甸的经济改革，并为其提供260亿日元借款，以保证缅甸的变电站改建等相关事业顺利进行。[ 《安倍会晤缅甸总统吴登盛 磋商海洋安全事宜》，资料来源：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11-13/content_12704808.html.]2016年6月2日，日本向缅甸提供29.56亿日元政府援助备忘录显示：日本向缅甸社会经济发展援助项目金额9.45亿日元；动物口蹄疫控制援助项目金额14.17亿日元；外派留学奖学金援助项目金额5.94亿日元。[ 《日本向缅甸提供近30亿日元政府援助》，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m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6/20160601335247.shtml.]2016年11月2日，安倍内阁于昂山素季访日期间承诺五年内将向缅甸提供8000亿日元的经济援助。[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eeting Between Prime Minister Abe and Myanmar State Counsellor Aung San Suu Kyi”,资料来源：http://www.mofa.go.jp/s_sa/sea1/mm/page4e_000547.html.]
表1 日本对缅甸政府开发援助（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1.日本外务省：《政府开发援助（ODA）数据》，2008，第102页。2.日本外务省，ODA国别统计数据。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42547.pdf.
总体而言，日本政府2011年以来对缅甸ODA援助规模呈级数增长趋势（表1）。一方面，日本在缅甸债务问题上采取免旧放新政策，既缓解了缅方还债压力，同时释放积极信号，为下一步扩大ODA规模和增强在缅影响力蓄积力量和创造条件。据统计，日本对缅甸债权总额约5000亿日元。随着两国元首互访的加强，日本先后于2012、2013年免除缅甸高达4795亿日元的欠债。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继续加大对缅的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创造性开展留学奖学金项目，为缅甸改革提供人才培养和智力支持，逐步实现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变化。
二是借力缅甸民族和解，将援助布局由中心向边境地区全方面渗透，援助结构实现从低政治向高政治的巧妙转变，全面介入缅甸政治、法律以及少数民族事务。2011年以来，日本将援助地域布局由仰光、曼德勒等中心城市逐渐向少数民族省邦转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曾批评对缅援助布局严重的地域倾向性，认为除巴卢昌水电站在克伦尼邦之外，日本政府只对缅族中心地区重点援助，完全无视北部山区少数民族的现实需要。戴维•斯坦伯格指出：自1948年缅甸独立以来，缅甸政府垄断了政治权力，导致很多少数民族不满并展开长期的反抗行动，因而日本对缅甸援助的地域局限性也就不足为奇。[ David I. Steinberg, “Japanese Economic Assistance to Burma: Aid in the Tarenagashi Manner?” Crossroad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 No. 2, 1990, p.60.]
吴登盛政府以来，缅甸政府顺利与8个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签订全国停火协议，对全国的有效管理区域向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扩展，为日本涉足少数民族地区事务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2012年3月，日本政府反思日缅双边经济合作并调整ODA政策，确立ODA优先援助领域，将改善缅甸人民生活水平、缅甸政府能力建设及其基础设施发展作为今后ODA工作的核心。[ Embassy of Japan in Myanmar, “Japan's Assistance to Myanmar (Pamphlet),”资料来源：http://www.mm.emb-japan.go.jp/profile/english/oda.html.]同年4月吴登盛总统访日期间，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借取消缅甸3.8亿美元贷款之机，表达对缅甸少数民族地区民生的关注，并宣布向缅甸提供625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提高医疗、灾难防治、农业以及农村发展项目。[ Burma Bulletin, Alternative ASEAN Network on Burma: Campaigns, Advocacy and Capacity-Building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ssue 64, 2012.]日本借此便顺理成章地将援助布局扩展至边境少数民族地区。2013年，日本为缅甸的克钦邦、掸邦、钦邦的住房项目提供736万美元援助；为若开邦、克钦邦、克伦邦、掸邦、钦邦的少数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提升项目提供1370万美元援助；为若开邦、克钦邦、克伦邦、孟邦、掸邦以及德林达依地区(Taninthayi Region)少数民族提供价值2100万美元援助；为若开邦、克钦邦等地的难民提供690万美元现金援助。[ 《日本宣布给予缅甸1亿美元援助》，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m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1/20140100452775.shtml.]2014年1月，日本驻缅甸大使表示，日本将向缅甸提供近一亿美元的额外援助，用于缅甸民族地区和平建设及改善战乱地区民生。2016年11月，日本政府表示将于该财年起五年内向缅甸提供400亿日元的经济援助以推动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
三是日本ODA更加重视援助的针对性，关注民生，贴近民意。日本早期对缅甸ODA援助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其援助方式常为缅甸百姓诟病。1996年，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与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法国石油公司共同开发亚达那（Yadana）天然气管道期间，当地百姓不仅抗议该公司对管道沿线人民进行强制劳动与搬迁，而且也强烈谴责项目对环境的破坏行为。日本石油公司在耶德贡（Yetagun）油井项目上也招来当地百姓同样的抗议和谴责。民盟领袖昂山素季对军政府时期日本的ODA更是坚定地持反对意见。在她看来，日本军政府时期的ODA对老百姓无一利，却只会让军人集团中饱私囊。1996年她撰文《商人自作自受》严厉谴责了日本大公司对缅甸资源的掠夺和人权侵害行为。[ Aung San Suu Kyi, “Letter from Burma,” Mainichi Daily News, No.22, April 22, 1996, P.3.]
大规模ODA与民众强烈反对的巨大落差着实让日本政府难以理解和接受，但出于对丰富战略资源、充足低廉的劳动力和广阔市场的觊觎，日本政府不得不对ODA以往的援助思路和机制进行调整。首先，转变以往援助项目“空降”的特点，更加注重事前深入扎实的项目调研和论证。利用与缅甸传统友好关系以及日本驻缅企业深厚的社会联系，通过JICA、日缅协会、川和平基金会等渠道了解缅甸百姓的现实需要，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川和平基金会主要开展经济调研，发起学术会议以及赞助《缅甸时报》和《商业周刊》等缅甸英文媒体。[ Donald M. Seekins, Burma and Japan Since 1940: From Co-Prosperity to Quite Dialogue,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2007, p.154.]JICA重组后成立了研究中心，主要负责政策导向以及发展中国家重要问题的学术研究工作。除了听取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智库的建议和意见外，JICA更加注重外派志愿者对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甄选。对于外派的技术援助人员以及志愿者，JICA进行严苛的岗前培训、考察，并要求实地调研中必须遵循“三尊重”原则，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文化和价值观。[ “JICAボランティア事業の目的,”资料来源：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http://www.jica.go.jp/volunteer/outline/publication/pamphlet/pdf/gaiyo_01.Pdf.5.]
其次，在援助机制上形成“政府主导”与“全民参与”相结合的双轨体制。一方面，JICA的官方属性决定ODA由政府主导。2008年JICA通过国会授权成为日本ODA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虽对外宣传其独立行政法人资质，实行严格的企业化管理，但资金却由政府拨付，是外务省下辖名副其实的官方机构。这就在本质上决定ODA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官方行为。另一方面，JICA在机构运作方面又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使ODA体现出强烈的民间色彩。JICA主导的“市民参加协力事业”计划，广泛吸纳社会各种力量加入国际协力事业，形成了一个由NGO、志愿者、驻缅企业等组成的民间活动网络。正是JICA身份的隐蔽性以及ODA参与力量的广泛性掩盖日本政府ODA背后的公共外交属性。
三、日本对缅甸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调整的原因
政府开发援助是战后日本与发展中国家沟通的主要渠道之一。通过大量的资金、技术援助一定程度上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困境，与受援国建立良好的经济、社会联系，而且也工巧地介入受援国内部政治事务，极大改善战后“政治侏儒”、“资源短板”的国家形象。正如Sueo Sudo所言，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手中的外交牌，是其通过经济手段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反映。[ Sueo Sud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and South East Asia: Forging a New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56.]基于国家利益照料、顺应缅甸国内变化以及制衡中国等因素的考量，日本对ODA规模、布局和机构、思路和体制进行调整，政府开发援助的功效不断显现。
第一，维护和扩大日本在缅的国家利益是ODA政策调整的根本原因。
开放中的缅甸蕴含的巨大经济、政治以及战略价值一直是日本政府孜孜以求的。首先，调整ODA是基于开拓国外市场，刺激国内低迷经济的需要。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的漩涡。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获得短暂的发展空间，但后期却难逃长期低迷的梦魇。2011-2014年，日本经济年增长率分别为：-0.5%、1.8%、1.6%、-0.1%。[ “GDP growth (annual %)，”资料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JP.]长期的低迷引起日本国内深刻的反思，并通过刺激内需、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等措施寻求经济增长。菅直人政府以来，日本提出“亚洲经济发展战略”，将未来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亚洲倾斜，利用亚洲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机遇，提供日本的资金、经验和技术，为日本经济寻求成长的空间和机会。而正在开放中的缅甸，巨大的经济潜力无疑是日本政府的首选。其次，日本对缅ODA调整也是安倍内阁巩固政权的需要。21世纪初期以来，短命内阁一直是日本政治的常态。2013年7月，安倍晋三重新组阁，将“安倍经济学”应用于缅甸，希望通过巨额的援助，推进日本主导下的缅甸“民主化样板”建设，实现价值观外交预期目标。唯有如此，才可以转移国内视线，避免国内政治的动荡不安。
第二，日本ODA调整源于缅甸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
首先，缅甸政府大刀阔斧的国内改革以及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等西方国家对缅甸分别施以“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力求推进民主化转型以及人权状况改善。2011年3月，吴登盛政府顺利实现权力交接，并开展了一系列国内改革。2016年4月，民盟顺利组阁并实现权力的平顺移交、军政关系的平和、精简机构的平稳以及“百日计划”的平实，博取百日新政的好彩头，营造良好的国内环境。缅甸政府自去年年底以来陆续出台、修改了《采矿法》、《仲裁法》以及《公寓法》等法律政令，逐步完善国内法制建设。此外，颁布《国家公务员接收礼物行为准则》全力开展反腐活动。在对外关系上，外交部长昂山素季于4月22日约见46个国外驻缅使节和17个国外驻缅机构代表，首次阐释民盟政府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她强调，民盟政府奉行独立的积极的外交政策，要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重视与邻国、地区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杜昂山素季约见驻缅甸外交机构》，载《缅甸金凤凰报》，2016年4月25日第A1-A2版。]新政府成立后将首次出访目的地定在老挝，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其将睦邻关系置于大国关系之前的设计，表达不在大国间站队的立场，符合缅甸“先睦邻、再地区、再域外”及“先睦邻、后大国”的外交表述。[ 《缅甸新任总统首访老挝：凸显外交定位考量》，载《缅甸金凤凰报》，2016年5月9日第A1、A5版。]鉴于缅甸国内改革提供的良好社会环境以及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日本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国父昂山将军以及昂山素季与日本政府的传统联系，借以拉近与新政府的联系。2015年12月18日，昂山素季在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访学的工作间首次向日本公众开放。[ Tomoyoshi Kubo, “Public Offered Rare Glimpse into Suu Kyi’s Study Room at Kyoto University,” Asahi Shimbun, Dec. 14, 2015.]
其次，缅甸经济在新政中势头迅猛，潜力巨大。得益于贸易壁垒的拆除、银行业的开放以及外国投资法的施行，利好的经济前景吸引了巨额的外国投资。根据缅甸投资委员会数据显示，2103-2014财年外资在缅的投资额约达40亿美元，2014-2015财年约达50亿美元。近日，缅投资委副局长吴丹昂觉在新闻发布会指出，在新政府执政的第一个财年，预计外国投资额度将达80亿美元。[ 《本财年外国在缅投资将达80亿美元》，载《缅甸金凤凰报》，2016年5月15日第A6版。]由于大量外资流入和电信行业的快速发展，亚洲开发银行将其经济的增速预估的为8.3%，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则预估为8.5%。目前，缅甸目前位列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前15位。截至2016年5月底，缅甸吸收外资总额达630亿美元，缅政府计划2016-2017财年吸收外资80亿美元。[ 《缅甸位列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前15位》，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m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7/20160701353619.shtml.]日本较上一财年的第11位也上升到第8位。
第三，日本对缅ODA调整更源于中缅双边关系深入发展的巨大压力。
日本历来注重发展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就有战略上牵制中国长远发展的意图。日本对外关系调研小组于2002年11月向政府提交《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东盟国家是日本对华外交的盟友，有可能成为平衡中国的力量。[ [日本]对外关系调研小组：《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2002年11月28日，第14页。]对此，日本构建了“CLVM”（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自由与繁荣之弧”，重点开发湄公河地区，形成对中国的围堵。
缅甸民主化改革以来，虽然其对中国战略依存度有所下降，但缅甸当局认识到中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中缅之间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中国仍然是缅甸多边外交中最重要的一环。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缅外交的优势地位依然明显，中国在缅甸对外关系的总体格局中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随着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缅两国高层政治来往频繁，双方都能理性看待双边关系中出现的暂时困难，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根据缅甸投资与公司注册管理局（DICA）公布的数据， 2015年4月至今年2月底，中国在对缅投资国家中居首位，投资额150亿美元，共126个项目。[ 《中国投资在缅居首位》，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21_91064_0_7.html.]此外，中国在对缅关系还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如果继续沿用2011年之前对缅政策，那么围堵中国将变得不可能。因此，日本政府必须调整对缅政策，以ODA调整为契机，拉拢缅甸参与遏制中国的行伍。
四、对中缅关系的启示
首先，缅甸作为我国周边外交整体布局中重要的一环，深刻影响着“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实现的具体成效。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缜密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已经基本完成，但仍就需要精细国别研究的有力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周边外交置于空前重要的位置，并在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的新理念，确定了今后5—10 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中国周边外交新布局基本成型。[ 王存刚：《中国周边外交：‘介’字型新布局》，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9 月10 日第B01版。]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外交进入深耕阶段，扎实的国别研究随之提上日程。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发展各异，深入了解沿线国家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对我国的周边外交研究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
就缅甸研究而言，中国社会对缅甸重大人物、事件的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注，以致于面对新情况时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学术讨论和公共知识。2011年以来缅甸政府推行了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对中国的战略依存度降低，中缅双边关系遭受暂时的困难。当前，缅甸新一届民选政府正在着手推进各项改革，我们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科学的实地调研，全面了解缅甸变革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展露的新情况，新变化才能针对性开展决策。缅甸曼德勒福庆孔子学校校长李祖清博士（U Tun Naing）坦言，近年来中国对缅研究涌现了一批年轻学者、研究机构以及智库，但缅甸研究的整体力量依然薄弱，研究队伍人员结构和议题相对分散，不利于产生综合研究效应和知识积累。[ 与缅甸曼德勒福庆孔子学校校长李祖清博士访谈，缅甸曼德勒，2016年7月9日。]因此，大规模和分领域的社会调研对于当前中国缅甸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紧迫性。
其次，全方位、高质量的公共外交是提升中缅关系的重要依托。近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开展了系列民心外交活动，如组织向缅甸干旱地区送水、“光明行”眼疾治疗、设立中缅胞波友好基金等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中缅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中缅关系受到冲击的症结不仅在于大国战略的对冲，而且源于对缅甸国内政治发展变化的疏忽。新政府成立以来，缅甸政治力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各种政治力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政府决策，民意也历史性地受到民选政府的重视。有鉴于此，公共外交对中缅关系的深入促进是大有可为的。
当前，除了中缅友好协会、孔子课堂、各地华社以及驻缅中资企业等在各自领域耕耘之外，中国在缅甸的公共外交力量仍有待提高。与此同时，影响中国对缅甸公共外交的负能量也在侵蚀中国的正面形象：随着缅甸民族和解的深入，少数缅北华人特权阶层在缅国内的飞扬跋扈以及部分驻缅企业与当地民众的冲突都对我国在缅公共外交的既有成果产生了消极影响。长此以往，中缅关系版的傲慢与偏见将对胞波情义产生致命性的打击。
论文作者:廖春勇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1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4/12
标签：缅甸论文; 日本论文; 政府论文; 外交论文; 中国论文; 日元论文; 经济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1月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