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
——“航天精神”的灵魂
王春河＊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之际，回顾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发展和63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重温伟大的事业产生的伟大精神——航天精神，百感交集。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新中国的缔造者们面对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在急需加快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还必须面对西方帝国主义要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的严峻现实。因此，尽快改善我国国防装备的落后局面成为当务之急。
1955 年1 月1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定，迈开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步伐。1956 年5 月26 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以此发展导弹事业。1956 年10 月8 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了，揭开了我国研制导弹、火箭的序幕；1958 年5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豪迈地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激励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和第五研究院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豪情壮志，这些也成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标志性起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唯有把原文吃透，才能使译文通透。“道”虽只有一字，却可包含韩愈的核心思想，释义变化，译文也应随之而变。所以，对于“儒道”释义的“道”，笔者建议以音译加注释的方式进行翻译，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凸显中国特色。而对于“风尚、风气”以及“学问”释义的“道”，其属一般意义，建议译法多变，以避免用词重复。
3.3.1 合理的植物景观结构 植物景观空间中的形态要素是水平要素、垂直要素、顶面要素，3种要素的组合形成了结构多样的植物景观空间[5]，如疏林草地与密林草地，开阔草坪与密林空间等，不同的植物结构其固碳效应也不同。此外，在垂直空间上的树丛的层次结构丰富程度也影响着植物景观的固碳效应，常见的树丛垂直结构分为大乔—中乔—小乔(灌木)—地被植物，这种垂直结构植物景观模式的总叶片面积较大，故其固碳效应也较高。
在旧中国废墟上建立的新中国，经济、科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研制“两弹一星”谈何容易，但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创造人间奇迹。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1964 年10 月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成功；1966 年10 月27 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 年6 月17 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 年4 月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这些成功形成了“两弹一星”最早的物质成果，但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宝贵的精神成果——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进入新世纪后，又产生了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北斗精神等。
航天精神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从事航天事业的广大干部、职工在长期的科研、生产、试验实践中创造、提炼、概括出来的。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航天事业起步之时，党中央就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但50 年代后期，苏联毁约停援后，党中央更加明确要求我们要全面彻底实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中央确定的重要方针，不仅为后续研制工作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而且为培育航天精神打下了坚实基础。1986 年，航天工业部党组概括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几十年来，经过持续不断的宣传、倡导和培育，航天精神在几代航天人中得以继承弘扬，并不断发扬光大。
在“航天精神”的内涵中，爱国主义是其不可或缺的灵魂。正是有爱国主义贯穿始终，奉献、协同、奋斗、攀登才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新中国铸造铜墙铁壁，服从事业需要，为之奋斗不已
在火箭、导弹、卫星领域，任新民是主要创建人之一。1956 年钱学森在筹建国防部五院时，点名将任新民、庄逢甘、朱正等专家教授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调到国防部五院工作。他们和筹建人员一同住在大通铺上，聂荣臻元帅得知后，让人安排他们住旅馆，他们执意不肯。任新民在科研一线上实干担当，作为国防部五院最早的总体和发动机负责人之一，为航天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国航天事业起步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加强武器装备的研制、加强国防建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走进航天队伍的科研人员、工人和管理人员，都将个人理想、家庭幸福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义无反顾地舍弃个人利益，服从事业需要，终生奋斗不已。
在2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先后在航天部门工作的有9 位，其中7 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美国和英国归来的。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有的人在工作、生活中遇到过各种困难、挫折，有的人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白之冤，但他们从不后悔，历尽艰难初衷不改，爱国之志鼓舞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航天事业奋斗拼搏。
蒲金铃，导弹火箭总装厂钣金车间的技工师傅，由于长期手握榔头敲击金属，双手患上了腱鞘炎，有时榔头每敲一下都震得钻心地痛。但他咬着牙坚持到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事后他说：“祖国人民、航天事业期待着我，手疼一点算什么，如果需要，就是用生命去换取成功我也心甘情愿。”
王希季，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后来上级要调他去新成立的探空火箭、卫星设计部门做兼职工作。从个人角度考虑，兼职势必会造成时间和精力的过度负担，延误自己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而且会错过与柏林大学2 年教学交流的机会，以及晋升为正教授的时机等。但作为党员的他服从了组织的调动，舍弃十分诱人的个人利益，按组织要求前往不熟悉的单位从事研究工作。此后半个多世纪，他为我国的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航天两大集团公司的研究所和企业里，每一个岗位看来都是平凡的，导弹、火箭、卫星上不可能刻上他们的姓名。然而，每当得到发射成功的消息时，他们的内心里都腾起一股自豪的热浪，他们感到自己为祖国的强盛尽力了。
二、听从祖国召唤，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参加国防现代化建设
我国航天事业起步之时，科研队伍的骨干力量中有一部分是从海外归来的专家、学者。他们痛恨帝国主列强对祖国的欺侮，怀着改变旧中国落后面貌的真诚愿望，抱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志向远渡重洋留学西方。新中国的建立使他们看到了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希望，纷纷放弃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怀抱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20 多年，但从未想在美国待一辈子。1955 年钱学森突破重重阻力回国后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问钱学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句话也就决定了钱学森从事航天事业的生涯。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为“两弹一星”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为祖国和民族争得了耀眼的荣誉。但当表彰、宣传他时，他总是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梁思礼是火箭控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1949 年9 月从美国乘轮船归国，于1956 年走进航天队伍，担任国防部五院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1999 年10 月1 日，他站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看着自己参加研制的导弹气势磅礴地从面前走过，想起自己的父亲梁启超为复兴中华奋斗终生而未能实现梦想，感慨万千。
屠守锷是著名的火箭技术专家，作为1948 年入党的老党员、北京航空学院的院长助理和教授，他服从党的需要和安排，于1957 年调到国防部五院。几十年来，作为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他带领科技人员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特别是在洲际液体地地弹道导弹的研制试验中，他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保证了我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任务的圆满完成。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组患儿的护理评分90以上的比例比对照组高,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是72%,共有20例非常满意,16例满意,14例不满意,观察组的满意度是98%,有28例非常满意,21例满意,1例不满意,观察组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
她轻轻翻阅着照片，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恐惧。因为照片里，是极血腥的杀人现场，那是一个逃生的魔术道具，在一张铁床上，两边竖着可以活动的钉板。被缚住手脚的表演者，会在两个钉板闭合前，成功逃脱。然而照片里的女人没有那么幸运，她被死死夹在了钉板中心。
三、丢掉“洋拐棍”，造出“争气弹”
我国导弹、火箭事业起步时，得到过前苏联的援助。但是，当赫鲁晓夫单方撕毁协议、中断援助后，党中央、毛主席果断作出决策：国防尖端科技工作决不能停滞，更不能下马，要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争气弹”。
如图3所示，36号化合物对Bcap-37，MCF-7和A549细胞存活均表现出抑制作用，且随浓度的增加，抑制细胞存活的作用增强。作用48h，抑制3种肿瘤细胞存活的IC50分别为22.4±0.8，35.7±1.2和（30.1±2.9）mg·L-1。选取存活率受36号化合物影响最大的Bcap-37细胞作为后续实验细胞，初步探索36号化合物可能的作用机制。
在主程序while循环中完成对PWM模块的控制。首先需要判断电机控制方式，如果为手动模式，则根据上位机控制信号中的第二个字节，选择需要使能的组群。然后利用自定义函数PWM_Updata（），根据上位机的电机运转控制信号完成对各电机的转速和转向的控制。如果电机控制方式是自动模式，则直接启动电机自动控制模式，直流电机的运转不再受上位机的电机运转控制信号的控制，而是通过调用自定义函数Auto_Control（）来实现。其流程图如图4所示[15]。
1960 年初，国防部五院决定利用苏联提供的P-2 导弹进行发射试验，但苏联液氧、酒精的供货时间一拖再拖。为此，型号团队提出可以用我国自己生产的酒精、液氧发射，而苏联专家却坚持说不行。当时的技术负责人任新民、梁守槃等人在聂荣臻元帅面前立下军令状，决定用国产燃料进行发射。最终，导弹于1960 年9 月10日发射成功，并按预定轨道飞行，准确命中目标，此时离苏联专家撤离回国只有17 天。
国防部五院党委掷地有声地向中央军委立下军令状：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埋头苦干，把中国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设计出来。广大干部、职工心里憋着一股劲，下决心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争气弹”。
苏联专家撤离之后，中国的科技人员、工人没有被困难吓倒。在造“争气弹”口号的激励下，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的第83 天，凝聚着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精神和顽强意志的争气弹“1059”（后来定名的“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场成功发射。
四、建设“大三线”，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
从1965 年开始，一批又一批航天战士从大城市开赴云、贵、川、黔、鄂、陕等偏远地区，建设祖国的“大三线”。“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对三线人的真实写照。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原067 基地）在秦岭南麓建成投入使用，但在70 年代末期和80 年代初发生了三次洪水和泥石流，冲垮了道路、桥梁和部分厂房，为抢救仪器设备、职工和家属，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和大家一起搬石头、清理淤泥；有几位基层干部、青年同志英勇牺牲。
液体发动机泵试验室设在噪声大、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火箭专家、研究室主任杨敏达长期在这个地方工作，损害了身体健康。当领导和同志们强行把他送到医院时，经检查他已是胆总管癌晚期。在昏迷之际，他看到病房的暖气管上搭着毛巾，大声对守在身边的妻子和小儿子喊道:“谁把毛巾搭在那儿的？快拿开……打开阀门放水！”在清醒时，他不断问试验的情况，念念不忘试验室里的工作。然而，从他住院到逝世仅仅33 天。
显示屏主要的工呢过是针对存储的各项信息进行显示，并且提供实时的信息动态，比如车辆的运行状态、车辆遇到的故障类型以及处理状况。显示屏还要针对一些数据开展存储，司机进行车辆的状态了解就是利用显示屏进行的。1型和2型的模拟输入输出机箱又被称为RIOM箱，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内部的板卡配置，同类型的板卡硬件是相同的。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航天精神”传承至今，在年轻一代航天人当中也涌现出不少英雄豪杰，他们秉承老一代航天人创造的科技成果和精神财富，把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当中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样俯拾皆是，令人感佩。
“航天精神”已经随着半个多世纪的航天发展史一同写入了伟大祖国的荣耀史册，它已经汇入了民族精神的长河，并且将长远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劲的动力。
＊王春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原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