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时间哲学——兼及鲁迅文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鲁迅论文,文本论文,哲学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2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6-0057-04
自从巴赫金在20世纪60-70年代被发现以来，立即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对话、对话主义、对话理论一时成为“出场率”极高的词语。但当我们在谈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时，我们更多的是在谈论它对话“时空体”的共时性、空间化的特征，似乎巴赫金的时间是静止不动的。其实不然。实际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从其表现形态上看似乎是共时的、空间的，但从其内在的韵律上看却是时间的。或者说，巴赫金的对话哲学首先是时间的哲学，然后才是空间的表现形态，空间在巴赫金那里已被最大程度上时间化了。
一、《论行为哲学》中的时间观念
《论行为哲学》是巴赫金早期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从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时间观念的最初形态。
在这篇文章中，巴赫金把存在看作是一种事件，即“存在即事件”，从而把存在问题直接与人的事件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但这里的“行为”绝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行为活动，它是属于人——“我”的具体的现实行为活动。而现实、现实行为显然是与时间——尤其是与现在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巴赫金的“存在即事件”的论断实际上也就成了一个时间命题。巴赫金特别强调“在场”而排斥“缺席”正体现了他的这一时间观念。后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说：“这种对话（整部小说构成的‘大型对话’），并非发生在过去，而是在当前，也即在创作过程的现在时里。”[1](P83)“一切都要面向主人公本人，对他讲话；一切都得让人感到是讲在场的人，而不是讲缺席的人；一切应是‘第二人称’在说话，而不是‘第三人称’在说话。”[1](P85)这种对“现在时”的强调，明确而清楚地表明了巴赫金的时间观念。在巴赫金的心目中，“我”——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是一个“在场者”。这样，现实、现在或现在进行时便成了对话的时间基础。
巴赫金之所以对现实行为活动如此重视，来自于他对现代哲学的深入思考。巴赫金说：“现代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现代行为的危机。……理论把行为丢到了愚钝的存在之中，从中榨取所有的理想成分，纳入了自己的独立而封闭的领域，导致了行为的贫乏。”[2](P55)因此，凸现行为，把行为从理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真正实现人的现实“在场”，正是现代哲学的任务。
而从另一方面说，时间“现在时”的不可重复性、唯一性的特质，也就必然决定了作为一个“现在时存在物”的人的不可重复性与唯一性，而这是个体之间进行对话的基础。因为很显然，相同是不可能开展对话的，而只有重复。由此，巴赫金正是从时间，从现在时态的时间出发，开始建构他的对话理论大厦的。
二、从教育小说到双重形象
教育小说是巴赫金时间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等论文中，巴赫金集中探讨了该类小说中的时间特质。根据巴赫金的阐述，无论是漫游小说、考验小说、传记小说等，都缺少人物的“成长性”。也就是说，这些小说中的时间是“外在于”人物的成长的，是不参加人物的成长的，因此这里的时间从根本上说是静止的。巴赫金对希腊小说的时间的论述可看作是对这类小说总的概括：
希腊小说的整个情节，情节中的一切事件和奇遇，全都既不进入历史时间，也不进入日常生活的时间，又不进入传记时间和起码的生理上年岁上的时间。它们置身于这些时间之外，置身于这些时间所固有的规律之外，以及人类的计算单位之外。在这个传奇时间里，什么都不发生变化：世界依然如故，主人公们的传记生活依然如故，他们的情感也依旧不便，人们在这个时间甚至都不衰老。这一虚空的时间无论在哪里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任何标志保存下来说明它过去的存在。我们再重申一次，这是在现实时间（此处为传记时间）的两点之间所产生的超时间的空白。[3](P281)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小说中的时间对人物的成长是无动于衷的，而教育小说则反是。巴赫金指出这种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小说中有“成长着的人物形象”[3](P227)。即主人公就不是静态的，而是有着许多的“变数”，而时间显然也就不再外在于人物了，“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3](P230)巴赫金进一步通过分析拉伯雷的小说阐述了这一界定，他说：“成长的范畴，而且是现实中的时空上的成长范畴，是拉伯雷世界最基本的范畴之一。”[3](P363)
不过巴赫金并没有简单地把拉伯雷小说置于教育小说了事，而是从他小说中发现了其处理时间的特殊性，即把时间推向交替与更新的边缘顷刻。这便形成了他的独有特色的时间形态——边缘时间。边缘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他同样可以成为一个时间的表现形态。巴赫金对时间的交替、更新，正强调了时间的这种边缘化形态。在《拉伯雷》中，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4](P11)。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说：“狂欢节庆贺的是交替本身，交替的过程，而非参与交替的东西。”[1](P164)这就指出了狂欢节本身所具有的交替与更新的时间特质。这样，巴赫金就把成长时间进一步浓缩在一个具有“包孕性”的、生死交替的时间顷刻之中。而这一顷刻集中体现在巴赫金对双重形象的精彩阐述中。
巴赫金列举了狂欢节中的许许多多的事物，包括骂人脏话、怪诞形象、粪便、殴打、笑、筵席、死亡等等，而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比如骂人的脏话具有贬低、扼杀与再生、更新之意[4](P20)；而“所有的殴打……同时既是杀害的（极而言之），又是赠与新生命的；既是结束旧事物的，又是开始新事物的”[4](P235)等等。
这种双重性典型地体现在狂欢节中的怪诞人体身上。巴赫金指出：“怪诞形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4](P29)它们全都是双重化的：毁灭、脱冕跟复活、更新相联系，旧事物的死亡跟新事物的诞生相联系；一切形象都被归于垂死世界与新生世界的矛盾统一体。”[4](P249)这典型地体现了双重形象的特征，但这种双重性绝不是对立两极的简单的组合，而是有着内在的转换，也就是有着内在的时间的流动，由过去的、腐朽的、垂死的向未来的、新生的转换。因此，这里的“双重”之间就也就不再是“线”了，而是一个既包容过去又包容未来的交汇地带，是一个真正的时间的边缘地带。或者说，巴赫金的双重体形象，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时间边缘的形象。而正因为事物具有这种边缘地带，才使得事物有了极强的未完成性，具有了非常数、变动性的特征，而这正是巴赫金花其一生的精力所追寻的。可以说，在《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把时间的边缘化发展到了极致，他在把人物推向两极对立的危机时刻中，实现了人物的发展与成长——质的转变。由此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巴赫金的时间就不是简单的延续着的时间，而是有着巨大内涵、包含着人物质的转变的时间；或者说，巴赫金的时间是一种不断增值的时间。这种“增值”正是巴赫金所说的“质量的提高”[3](P405)，即人物因其处于交替与更新的边缘时间的顷刻，而具有了“质”上的飞跃，从而使时间的内涵获得了极大的丰富。
巴赫金的时空体，可以说是空间化的理论，但归根到底还是时间的哲学。巴赫金曾经指出“门坎”这样的边缘性空间，是“渗透着强烈的情感和价值意味的时空体。……是危机和生活转折的时空体。‘门坎’一词本身在实际语言中，就获得了隐喻意义（与实际意义同时），并同下列因素结合在一起：生活的骤变、危机、改变生活的决定（或犹豫不决、害怕越过门坎）”[3](P450)。人在跨越门坎时所用的时间，常常只是一瞬间，但却包含着最丰富的内容，包含着激烈的斗争、迅疾的转变，包含着时间边缘中的颠覆与重构。因此。这瞬间的时间不应该单用时间的数量来看待，而应该以“质量的提高”来感受与衡量了。
三、时间边缘中的颠覆与重构
巴赫金对双重形象的重视，似乎与莱辛的“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因为莱辛也是强调瞬间中对过去与未来的包容。他在《拉奥孔》中说：“绘画在它的并列的布局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一顷刻，所以它应该选择孕育最丰富的那一顷刻，从这一顷刻可以最好地理解到后一顷刻和前一顷刻。”[5](P182)但实际上两者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莱辛的那一顷刻仅仅强调对过去与未来的预示，它并不具有两极对立的情况，而巴赫金的双重与瞬间却有着强烈的对立与冲突，由此，它对过去与未来就绝不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预示了，而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颠覆与重构了。巴赫金本人曾直接谈到过莱辛，指出莱辛虽提出了文学形象的时间性质，“但基本上是着眼于形式和技巧方面（当然不是形式主义的理解）。至于把握实际时间的问题，也就是在文学形象中把握历史现实的问题（着重号为引者加），并没有直接地正面地提出来，虽然他在著作中有所涉及。”[3](P453)在这里，巴赫金所说的“历史现实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时间中所蕴涵的具有改造现实的内在本质，从根本上说也就是颠覆与重构的问题，而莱辛的包孕性的顷刻显然是缺少这种意义的。
在这里我们也许应当提一下中国古典哲学中关于双重性的论述，其中最典型的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及庄子所言的是与非、有用与无用之辩。在这里我们照样看到了相反两极既对立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双重形象，但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这种古典哲学的论述带有很强的循环性，即它所强调的双重不是一种绝对的、直线式的向前运行的路径，不是一个处于事物质变时的富有“包孕性”的顷刻，而更强调双方的相互转换的“循环性”。我们经常所说的“物极必反”并不仅仅是指“反”到事物的前方，也包括“反”到过去；而对巴赫金来说，他所强调的是向着前方直线式的前进，在颠覆过去中前进，而绝不是回到过去。
由上所述，如果说，巴赫金在《论行为哲学》中提出“存在即事件”的观点，内在的强调了人的存在的时间性的话，那么，“教育小说”概念的提出则具体探讨了时间对人的成长的重要的参与性，而到了《拉伯雷研究》，巴赫金则又通过双重形象的概念，把时间更集中地放置在了紧张对立的瞬间，凸现了时间的巨大的增值性，从而最终完成了他对时间的思考与探询。从现实——成长——对立冲突的瞬间，时间在一步一步的缩小、缩短，但内在的质量却一步一步地扩大增值，而人物也就在其中获得真正的转变与成长。
四、颠覆与重构的困境——鲁迅文本中的时间
本文之所以选择鲁迅同巴赫金对话，实在是因为鲁迅对我们国人的认识有着比其他作家更敏锐的眼光，这当然包括他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的深刻透视与展现。通过对鲁迅文本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巴赫金与鲁迅在时间观念上有着思想家们的共通性，但在具体的认识与实现的过程上，两人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时间形态。而通过他们俩的对话，既能使我们对鲁迅的时间观有着更进一步的理解，也能深化我们对巴赫金时间哲学的认识，从而使两人的观念达到互补。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的是鲁迅是非常注重时间——现在时间的，他所强调的“应该是执着现在”[6](P49)，正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与巴赫金显然是相通的。他在一首小诗中表达了此中思想：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7](P33)
王乾坤对此诗分析说：“此诗很能表明鲁迅的时间观。这就是诗中拟人化了的‘时’的立场：不能侮辱现在。”[8](P20)不“能侮辱现在”正是鲁迅时间观念的典型体现，因为很显然唯有关注现在、执着现在，才可能真正拥有过去与未来。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中国人对“现在”却常常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总喜欢回到过去或憧憬未来。
《阿Q正传》正典型地揭示了中国人的这种生存状态。阿Q第一次出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而他离场时的最后一句话是“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除去“救命”一语）。这就是阿Q的时间意识：在把时间极力地向过去和未来延伸中否定了现在；而现在愈被否定，过去与未来就会被延伸得愈远愈美。而就其原因，显然是现在对阿Q来说太过苦难了，这样做，就在心理上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消解了自身所无法承担的现实的苦难，但长此以往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至今我们不还记得那些像“我们拥有五千年……”和“跑步进入……”之类脱离现在的话语吗？
在《在酒楼上》中，吕纬甫所讲的那两个故事，具有一定的隐喻作用。为弟弟迁坟，可除了弟弟点滴的遗留物外，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显示了过去的无从拾起；而给顺姑买花的故事，则显现了他对美好过去的失落感。如果说过去已找不到了，那么未来呢？吕纬甫说：“以后？——我不知道。”这样也就只剩下了现在，可现在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在小说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吕纬甫那种对现实的“生疏”感，或者说，现在对吕纬甫来说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这样，过去找不到了，将来又不可知，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孤单单的现在无法撑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现在的思考与关注：当我们不能把握现在时，过去与未来对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为现在正就是包含着过去与未来的双重形象，它是时间唯一的实有的实体，失去了现在也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的时间。
但强调现在并不是止于现在，而是为了否定现在而走向明天——另一个新的“现在”。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所提出的“中间物”的概念正体现了这一点。他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9](P285-286)这里，鲁迅是着眼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的，即在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事物，每一件事都是历史发展的中间物，它必将在否定自己中送走过去而迎来未来。唯有此，社会才能发展。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在每一个人的发展历程中，他每时每刻其实也都是他发展的“中间物”，都处于一种由过去到未来的中间状态，而唯有否定他，否定现在的他，他才可能不断前进。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巴赫金的双重形象。其实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具体的双重形象。在《无常》一文中，鲁迅就指出了无常的这一形象特点。他说：“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和笑，口间的硬语与谐谈……。”[10](P272)在《死火》中，鲁迅详细描写了冰火矛盾统一体的“死火”形象。鲁迅如此喜爱这矛盾对立的双重体形象，实在也是因为在这其中蕴藏着质的更替与突变的可能，可这“可能”在鲁迅那里却有着太多的无奈与失望。《狂人日记》所描写的是狂人“病中”之时，而这一时刻其实正是一个承担着传统的腐朽的过去，又孕育着新的未来的时刻，但狂人病后并没有走向新生，而是复归于过去所谓的“常人”。《药》的结尾，瑜儿的坟上的“花”与“坟”正是一个新生与死亡的双重形象，但这里的新生——“花”却显得那么无奈与苍凉。《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送殓出场，又以送殓离场，或者说以死亡开始又以死亡结束，期间并没有获得什么新生与更新，有的只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这就清楚地显现了个体即便在蕴涵着新旧交替的时刻，最终也没能走向新生的现实。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的语句，让我们感到人物的一种无法超越过去与死亡的痛楚与无奈，这显然违背了巴赫金所说的“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降生，就有交替，就有革新”[4](P476)的思想。但我们并不能就以此说鲁迅是一个悲观厌世者，因为在这种无奈与失望中，有着鲁迅对国人心理的深刻的体味。
这一体味最深刻的体现在鲁迅所借用的裴多菲的那句话中：“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王乾坤在分析这句话时说，此语所表达的并不是一种否定了绝望的乐观的希望，也不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的悲观，而是“经过了无数的希望破灭而开悟了的一种澄明状态”[8](P325)，而这种澄明实在是一种咀嚼、玩味了失望与绝望之后的“开悟”。或者说，我们唯有在承认希望的绝望性、虚妄性后，在一种无所谓希望又无所谓绝望的澄明中，才能静静地去寻找希望，去实现生命的交替与更新。这与巴赫金的双重形象中的更新似乎更多了一个中间环节，即既消解绝望又消解希望，然后才能走向巴赫金所指定的最终目标。这样，鲁迅的论断也可以看作是对巴赫金时间边缘理论的一种补充，即死生的转变与更替并不是那么容易，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许多可能或变数。从转变的结果来看，巴赫金论述的是一种带有革命性再生性的由死到生，由腐朽到更新；而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在两极对立的顷刻却往往是走向过去，是死亡而不是新生。也可以说，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虽已在更替的时间边缘，却限于展现无力走向更生的困境，从而更丰富了巴赫金所谓边缘时间中人的生存状况——展现了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无奈状况。说是无奈也罢，说是失望也罢，但这又确实是社会使然。
然而这“使然”的结果在鲁迅那里绝不是一种回到过去的悲观。在《过客》中，鲁迅说：“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10](P194)这显然体现了鲁迅勇往直前的决绝之心，正如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所说的“在这‘走’的阴喻中鲁迅赋予了不寻常的重大的意义，在他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中一定也占有中心地位（否则这小小的”荒诞剧“就真会使他成为伯克特一流人了，但《等待戈多》的主人公们却是直到最后也没有移动和走去的）。”[11](P116)“走”在鲁迅那里显然已成了一个事件，一个存在事件，而这不正是巴赫金“存在即事件”的典型体现吗？虽然这在“走”中有很多无奈和伤感的东西，可如果我们把握住了现在，把握住了在现在中的这一“走”的事件，我们还会没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