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文化研究模式的生成、突破和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模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1-0175-05
类似于艾布拉姆斯给文学批评理论勾勒出“世界-艺术家-作品-欣赏者”四要素模式图，理查德·约翰逊也给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理论描画了一幅四要素路线图：生活的文化(社会关系)-生产-文本-阅读。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文化研究的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1]p47他的路线图有助于我们对文化研究各种理论、方法、立场和观点有一个格式塔式的宏观把握，又便于窥见各自的理论差异和局限性，而作者的志愿更在于：此图式“可以为未来理想方法的发展或这些方法的改造或综合提供向导”。[1]p14我们认为，“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本文将其简称为“文本文化研究模式”)乃是探索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创新的关捩点。“文本化”问题贯穿了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学/文化研究的学术进路。正如詹姆逊所说，“文本性”(textuality)作为当代文化研究转型的表征，为“一些晚近的批评论著提供了更广泛地思考新的概念范畴的基本原则”。[2]p55而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一旦如约翰逊所愿，向“生产”、“阅读”和“生活的文化”等纬度加以渗透或兼容，对文本文化研究模式的变革和完善将会产生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一、文本文化研究模式的生成
文本文化研究模式是怎样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从历时性角度为文化研究概括出一个模式转换路线图：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霸权理论。其中，霍尔所说的“文化主义”是指理查德·霍加持、雷蒙·威廉斯、汤普逊等早期文化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范式。1970年代以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文化研究造成巨大冲击，是为“结构主义”范式。霍尔认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主义的“文化”指生活方式，结构主义的“文化”指再现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的语言和范畴。二是对“经验”的理解相异。文化主义认为经验意识的基础，“而结构主义却强调‘经验’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的基础，因为人们只能在文化范畴、分类和框架之中并通过它们去‘生活’，去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1]p60生活方式或“经验”为意识形态的概念框架，更深一层次，为“语言”所“建构”，阿尔都塞由此开启了文化研究的全新视角。自此以往，阶级、性别、种族、主体、经验、身份、身体、历史、地理、影像等等，无不被建构化、文本化，从而促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本文化研究大潮。约翰逊所说的“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指的正是阿尔都塞所开启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范式，他用“结构主义的简缩”一语来把握其整体特色，不过又扩大了范围，包括“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关的形式主义”。[1]p35
霍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将此范式局限于阿尔都塞，而是将其根源一直追溯到“语言学转向”：“正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挪用了索绪尔以后的语言学范式，为‘人文文化(科)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富有活力的全新前景。”[1]p58詹姆逊也曾一语道破：“研究文化的方法之一就是回到语言格式上，再从语言格式推演出人们的思维方法。”[3]p136可以说，文本文化研究模式的生成于“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根源，离不开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以及文本形式主义的理论累积，具体说来，主要有四大成因：
第一，摒弃“指涉物”。古典文艺理论的现实观建立在朴素的实在论基础之上，人们相信，艺术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达·芬奇的“镜子”说是传统文学再现论的代表，它们强调文学能够如实反映世界并达到真理。这种观念在现代受到“语言学转向”的肇事者之一——索绪尔的挑战。在“能指—所指—指涉物”三要素关系上，索绪尔撇开了第三者，即语言可以组成自己的现实而不必转向自身以外的世界，语言与世界不必对应。这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等流派主张文本脱离现实世界、作者或读者的总根源。伊格尔顿正确地指出：“索绪尔对于符号与所指物、词语与事物之间的任意关系的强调，有助于将文本从它的周围环境中分离出来，而把它造成一个自主自律的对象。”[4]p97只有将符号的所指物悬置起来，文本自身的形式和结构才会得以深入研究。
第二，“建构主义”。语言给我们的是词与概念，绝不是物。因此，我们在自然中所看到和描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语言系统使我们能感知到的东西。现实不是被语言反映的而是被语言建构出来的。列维-斯特劳斯由此确立起语言结构本体论，强调语言结构对世界的构成和组合功能，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被颠倒了。萨皮尔和沃尔夫也将语言结构扩展到社会行为的其他领域，得出结论：“文化的‘形态’，或称一个社团的总的生活方式，事实上由那种文化的语言所决定，或者显然由该文化的语言以同样的方式所‘结构’而成的”。[5]p23现实和文化都是建构的产物，都被“文本化”了，这一建构主义观点彻底颠覆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语言/文化观，而后结构主义在摆脱结构主义追求恒定结构的本质主义弊端之后，将此“建构主义”进行到底，加强了理论自反性的拷问，兴起反本质主义文化思潮。
第三，“语言乌托邦”。艾布拉姆斯说：“当今的许多符号学学者也是结构主义者。这就是说，他们把任何一组有意义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产物，都当作差异分明的因素、功能‘代码’和组合规则的自足、自律的层次结构来研究。”[6]p316语言学/符号学成为研究所有其它社会符号系统的基本方法。自1960年代始，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把亲族关系、图腾体系、食物的准备方式等等现象和习俗都看作是“拟语言”或独立的意义结构。罗兰·巴特运用索绪尔式的原则和方法，评论和分析了从世界的“资产阶级的神话”到妇女时装广告、职业拳击比赛、儿童玩具、装饰性烹调术乃至脱衣舞的组成因素和代码。这就成为一种“语言乌托邦”了，“语言及相应的语言论成为美学的中心和理想境界”。[7]p50
第四，“互文性”。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的影响下，首倡“互文性”概念：“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由于指意行为避免不了“转移”，文本就会变成“多样的、破碎的”符号。[8]p424巴特在《作者之死》里也提出“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的思想。德里达以“延异”为本体对“互文性”进行了解构主义的哲学阐释：本文总是关涉其他文本，追寻本文的意义就是追寻其他文本的“踪迹”，这个过程永无尽期，文本被无休止地瓦解。可以说，“互文性”理论直接助长了文化研究的跨文本、跨学科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互文性”局限于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他物”的思想，而断绝了巴赫金“对话”和“复调”理论的唯物主义根基，所以，“互文性”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使文化研究突破文本形式主义。
二、突破方案之一：拓展文本文化研究的“生产”之维
《文化理论关键词》的作者丹尼·卡瓦拉罗认为，“文本性”是书中所考察的许多理论家最为关注的对象，[9]p75可见文本文化研究模式的影响之大。然而，约翰逊看出了其缺陷所在：“它们特别易于忽视文化形式的生产问题或其更大的社会组织问题，或把生产问题归结到现存意义体系的‘生产活动’(我宁愿称之为‘生产的能力’)，这个现存意义体系就是形式语言或符码。它们也易于忽视读者的问题，把读者从属于文本的形式分析能力。”而且，“这两种局限性的共同之处是一种严重的理论缺乏——一种充分的后结构主义(毋宁说后一后结构主义)主体性理论的缺乏”。[1]p35文本文化研究模式具有明显的反现实主义、反人文主义的弊端，必须要突破文本形式主义的局限，拓展“生产”和“阅读”之维，恢复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
正如陶东风所说：“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10]p37我们认为，拓展文化研究的“生产”之维，首先要将文本建构与意识形态、权力联系起来，跨越文本的边界，“从文本走向建构文本的语境、文化和社会”，并最终“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连接处把各种话语结合起来”。[11]p146福柯、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的相关理论可以提供有益启示：
(一)福柯的话语理论
福柯的“话语”是指“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物可以谈论些什么。显然，“话语”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是一种生成于社会历史并由社会历史赋予了特定意识形态涵义的语言形式。其核心精神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12]p26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批评流派均有一定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认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他们相信文学/文化作品不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而是“冲突和转移的兴趣的地方，经典和颠覆冲突交锋的场所”。[13]p58女性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塑造的，发掘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萨义德“东方学”研究明显地得益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得以“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他说：“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14]p4伊格尔顿也承认，他从福柯那里受到启发，运用话语分析理论，关注社会的符号系统和表意实践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从而实现了对文本的跨越。[4]p206
(二)詹姆逊的文化政治阐释理论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开篇即说：“本书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15]p8他提出了文本阐释的三重视域：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每一次阐释都“是对文学文本的重写，从而使文本本身看似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潜文本(sub-text)的重写或重构。”[15]p69他遵循的路线是：批评阐释——文学文本——历史潜文本——历史本身。这样，詹姆逊通过对文学/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视域进行由小到大的三次揭秘，挖掘出三重历史“潜文本”。简要地说，第一个视域，文本可读作象征行为，揭示的是历史性的社会矛盾；第二个视域，文本可读作阶级意识形态素，揭示的是共时性的阶级对抗；最后，文本被解释为“文化革命”的标识，是既共时性又历史性地存在着的多种生产方式之间矛盾的症候。詹姆逊虽然是从文本阐释的角度立论的，但他克服了福柯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内对文化文本做出了三次拓展，使之进入当下历史情境-社会深层结构-社会生产方式的层层深入的宏深视域。
(三)伊格尔顿的文本意识形态论
伊格尔顿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在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关于文学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相关论述的启发下，创造性地在“一般生产方式”之外，提出“文学生产方式”；又在“一般意识形态”之外，提出“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等新概念。“文本”或“文本意识形态”是以上五个因素综合作用、生产的结果。[16]p63在今天，“对于后现代式文化研究的反思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式的重新重视，已经成为文化研究最近的重要趋势之一。”[11]p3伊格尔顿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大框架中研究文本生产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的关系，对文本文化研究模式的变革来说，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保罗·史密斯在《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就对过分文本化的文化研究表示担忧，认为必须创造一种能够将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能够分析生产的不同层次之中和之间各种决定性过程的新的文化研究形式。[11]p10
三、突破方案之二：拓展文本文化研究的“阅读”之维
霍尔所说的“文化主义”文化研究范式，具有经验主义和人文主义特色，能够凸现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又有忽略文本结构和特殊话语组织形式的弊端；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重视“文本性”，强调“结构”，又有扼杀主体性，忽略大众文化能动性的偏颇。正是这一对矛盾，促成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从而提供了重建文本“阅读”之维的契机。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实质上指意识形态领导权，他认为，资产阶级统治固然需要“政治社会”的国家机器，更需要依靠在“市民社会”中发展共同的理念、价值观、信仰和意义，从而建立其领导权的合法性。因此，“霸权”包含着统治阶级与对立的阶级、集团之间的谈判和协商，成为来自底层和上层力量的矛盾性的混合体，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这一学说能够促使我们超越文本本义，转向对读者解读文本的能动性的关注。比如，约翰·弗柔(John Frow)便认为，文化文本包含着建构、文本、解读等多层次的权力运作，这“迫使文化研究注意受众或它所分析的文本性的结构的使用者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注意文本的无限开放的社会生活——由此而迫使文化研究质疑其自己解读的权威性和最终性。”[11]p88
约翰·费斯克是一位典型的文化民粹主义者，他吸收了巴赫金的“复调”、巴特的“快感”、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德赛图的“亚文化”、福柯的“权力”、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霍尔的“编码-解码”等理论资源，鼓吹大众文化文本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对抗力量：“文本若要在观众中流行，而观众的社会立场又生产出与那种意识形态不同的差异感，那么，它就必定包含矛盾、隔阂和对抗意识形态的踪迹。”[1]p243巴特曾在《S/Z》中将文本分为两类：“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其中“可写性文本”是多义的、开放的、能够不断再生的，读者由此变成“文本的生产者”。费斯克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生产性文本”的概念，这种“生产性文本”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他认为要注意分析读者观众对文化文本的接受特征。
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极端民粹主义的文本解读学说受到吉姆·麦克盖根、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强调快感、消费以及个体对于身份建构的后现代文化研究，将经济因素错误地排除在外了，“批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组织的真实依据因此被解构了”，[17]p245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文本生产/接受研究与“文化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毕竟“文化的生产和分配发生于特定的经济系统中，这个系统是由国家、经济、媒介、社会机构以及社会实践、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构成的”。[11]p149这实际上提醒我们，读者对文化文本的接受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分析文本与读者关系时，应该记取对范围更广大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和经济的研究。
四、结语：建构一种多层次的文本文化研究模式
无论如何，“语言学转向”之后，“现实”暴露出其建构性、“文本性”的一面，再加上“文学现代主义和语言形式主义传统”为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硕成果，[1]p19在约翰逊所说的文化研究四要素中，就像艾布拉姆斯将“作品”当作文学四要素的核心一样，“文本”也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焦点。突破文本形式主义之后，我们可以尝试建构一种多层次的文本文化研究模式，使得文化文本阐释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框架中，兼容其它三个纬度所包含的理论与方法。詹姆逊文化政治阐释学对文本的三个阐释圈，伊格尔顿的文本意识形态五要素构架以及我国学者王一川的感兴修辞批评模式都能够打开我们的思路。道格拉斯·凯尔纳主张建构一种多角度的文化研究方法，包含了对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文化的生产与政治经济”；“文本的分析与对于文化产品的分析”；“对于观众接受以及媒介/文化产品的使用情况的研究”。[11]p153-154但这种方法并未将文本作为文化研究的入口和焦点，失之散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建构一种多层次的、回环式的文本文化研究模式：
显然，这里包含着从“文本解读”到“文本解读之反思”两个阶段，并且可以循环进行，“文本”成为连接其它三个要素的中心，以此展开意识形态解析。如果再考虑到约翰逊所列的“公共”和“私人”两种情境，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