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原因初探
张 箭1，高 瑞2
(1.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2.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1931年开始到1941年基本失败，分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两个阶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环境特别恶劣；地广人稀，兵源粮源严重不足；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队伍成分复杂；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而中共的领导尚不够成熟；东北民族情况复杂，“满洲国”和“蒙古独立”性质上具有欺骗性；大量日本移民的阻碍；部队编制不够合理；缺乏国际援助；等等。虽然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失败了，但是其取得的抗日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了十年，广大抗日战士凭着顽强的斗争意志，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描绘了一幅幅英勇牺牲的悲壮画卷，写下了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光辉的一页。
关键词： 东北；抗日战争；敌后游击战争
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几个月内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广大地区，并在东北扶植起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随后又进一步占领热河、察哈尔等地区。1937年7月7日又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从这时起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东北各地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纷纷打响，不愿屈服的东北人民组成抗日游击部队进行了长期抵抗。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甚至海南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都坚持下来了并取得了最后胜利，但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却失败了。其原因何在？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中国抗战的论著层出不穷，但研究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原因的论著却寥若晨星。陈辽曾撰文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贯彻实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1]。不可否认抗战需要有正确思想的指导，但这只是东北抗日联军失败的一个次要外因；人们往往没有看到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本身所固有的不足和困难，而这才是重要的内因。因此，本文拟从东北的自然条件、内部原因和国际原因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概况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及东省特别行政区等地(1907年，清朝设置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1917年，北洋政府自内蒙古、直隶省、山西省析置热河、察哈尔、绥远3特别行政区。1924年，苏联归还原沙俄占据的中东铁路沿线的地方行政权，北洋政府遂在铁路沿线两侧——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起绥芬河，西达满洲里，南达大连、旅顺，15公里范围内设置东省特别行政区。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撤销热河、察哈尔、绥远3特别行政区，改设热河、察哈尔、绥远3省。1929年2月，奉天省改称辽宁省。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省，将其并入“满洲国”。1934年，“满洲国”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省北部部分地区。同年10月，日伪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4省划为10省，即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黑河、三江、滨江、间岛、安东、锦州；又将其所设兴安省的4个分省，提升为4省：兴安西、兴安南、兴安东、兴安北，总计14省。1937年后，再置东安、北安、四平等省，遂增至19省、1特别市。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在原伪满境内重新设置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2][3]。东北地域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连绵起伏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森林茂密；山地和丘陵地带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4]。广阔的松辽平原，江河纵横、土地肥沃，盛产大豆、高粱、水稻、小麦和各种经济作物。因此这片富饶美丽之乡成了本土仅为弹丸之地的日本的垂涎对象。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给中国官方造成的财产损失就达18亿元以上，损失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机枪5864挺、步手枪11万支[5]，东北的抗战由此开始了。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日义勇军时期，第二阶段是抗日联军时期，七七事变后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6]。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到1933年初这段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全国人民反日浪潮影响下，以爱国的东北军官兵为主体，由工人、农民、学生及各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队、红枪会、大刀会、反日山林队等参加组成的抗日武装队伍。这些抗日武装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军官兵约占25%，曾当过绿林土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绅士、地主约占5%[7]1。义勇军的抗战在1933年失败，1万余军民退入苏联境内[8]196。东北抗日联军是在1936年2月成立的，是以中共领导的武装为主的抗日军队，到1937年已发展到11个军，约4万余人。但面对日本人的进攻也失败了，1941年9月抗联残部800余人被迫退入苏联休整[9]150。1942年8月成立教导旅，1945年8月才配合苏联红军打回东北。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
1.兴起阶段(1931年9月至193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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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义勇军兴起最早，到1931年12月末编成22路，共7万余人[8]196。各地义勇军与日军战斗百余次，毙伤日军2300人许。吉林省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东北军团长冯占海率先抗日，尔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宣布抗日。1932年1月31日，李杜等在哈尔滨成立吉林自卫军，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哈尔滨。尔后吸收哈东各县抗日武装达5万余人，并取得团山子、珠河等战斗的胜利。同年2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成立吉林救国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毙伤日伪军数百人，部队发展到近2万人。东北军将领马占山也率部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5万人。至1932年2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已发展到近20万人[8]197。
2.发展阶段(1932年3月至10月)
如式(6)～式(9)所示:在相关后的每路信号中包括一次谐波或二次谐波的倍频分量,以及一次谐波和二次谐波的和频和差频分量等高频信号,以及经过甲烷气体吸收相位移动引起的低频信号[7],将上述4路信号通过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分量后,则只剩下对应谐波的同相和正交低频分量,以及部分低频噪声[8],可表示为下式: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东北义勇军进行“围剿”，但义勇军也常常主动出击，获得反“围剿”的胜利并使部队迅速发展壮大。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58路、25万余人；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15万余人，与日伪军交战数百次，攻克城镇30余座，占据吉东13县；黑龙江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1932年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领导8万余人。1932年夏秋之际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的鼎盛时期，总兵力达到约30万人，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的172个县中有102个县有他们的活动，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8]197。
东北系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而严寒。寒冷干燥的西伯利亚北风在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期间席卷这片土地，仲冬季节土地和江河都结冻达好几尺的深度。冬季气温每月均在0℃以下，有时甚至达-35℃[11]509。但东北平原的北部冬季降雪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在短促的春季中常发生干旱现象。东北夏季炎热而潮湿，特别在东北南部，7月的平均温度为24℃，最高温度可达35℃或更高。降雨主要集中在7月和8月，因而常常发生范围极广的洪水。入秋以后天气虽然晴和但往往也阴风怒吼，乃至下雪[12]。整个区域气候变化急剧，这就增加了农业生产上的困难。在东北南部和中部，每年的平均无霜期为150天，北部则仅为125日。东北东部，由于多山和比较靠海，气候与中部平原有别，每年降雨量极大，年降雨量为40英寸或更多，而东北中部的年降雨量为20英寸。而除东南部一些较有遮蔽的陵谷土地外，种植季节都较为短促。东北西部，特别是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地区，呈现出蒙古高原的气候特征，年平均降雨量仅为12英寸，干旱是常见现象；但又时常降下暴雨，这种暴雨可以在顷刻之间把干涸的河道变成洪流、把半沙漠化的平原变成泥沼[13]。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坚持抗战就显得异常困难，李兆麟所写的《露营之歌》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一年四季艰难困苦的生活：“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11]509。抗联战士经常得在-30至-40℃的奇寒天气中行军作战，却身缺棉衣、脚穿单鞋，饥则以菌类野草为食。
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其构成的威胁，于1932年冬集中6万兵力进行大“围剿”。义勇军虽顽强作战，但1933年初大部分败散，剩余1万余军民被迫退入苏联境内[8]197。
(二)东北抗日联军抗战概况
1.兴起阶段(1936年2月至1937年6月)
1)根据果园环境特点，设计了果园红外测温系统测量果树的树冠、果实、枝叶以及果园环境等温度，减少了测量仪对测量目标的温度干扰，降低了成本，利于农业自动化和精细农业等相关技术的推广及应用。
1936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发表《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十一军陆续宣告成立，共3万余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军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的基本队伍，成分最纯、战斗力最强(《解放日报》1946年3月17日第3版佚名报道)；第四、五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其他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吴昊：《真实的东北抗联：并不是“高大全”的完人但仍是英雄》，网络文章)。同年4月，日军对抗日联军开始进行大规模“围剿”，抗日联军各支则密切配合并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历时半年多，转战数千里，战斗百余次，毙伤俘虏日伪军1100余人[8]194。
2.发展阶段(1937年7月至1939年9月)
根据电位传感器中固体接触层的转导机理，金属纳米颗粒和碳材料属于双电层电容型固体接触层[7]，一方面借助金属纳米颗粒优异的导电性，另一方面纳米颗粒较大的比表面积，增大了有效的离子-电子转导。
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主动出击，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新高潮，队伍也发展至4.5万余人。其中，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一带的第三、九、十一军，作战420余次，毙伤日伪军7600余人；仅1939年6月到9月，抗联第一路军就与日伪军进行战斗276次[9]137。抗日联军各军活动于70余县的广大地区，打击与牵制了日伪军，积极配合了全国的抗战形势。
3.陨落阶段(1939年10月至1941年)
1941年，为了配合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攻势和对苏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增兵中国东北和朝鲜达百万人，企图把中国东北作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为此，日军对抗日联军进行了毁灭性的扫荡，摧毁密营、封锁物资、纵火烧山、投放毒药，并强迫百姓“大检举”和集村并屯。1940年12月8日，陈翰章率领的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在宁安镜泊湖南湖头小湾沟被敌人包围，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陈翰章与10名战士壮烈牺牲[9]137。由于日伪的连续“围剿”，1940年底至1941年初，第一路军余部300余人被迫退入苏联休整[10]。从此，东北再也没有发生与日军的正面战斗，只是尚存零星的袭击日军事件而已。这意味着东北抗日联军已经基本失败。1941年9月，东北党组织在北满、吉东、南满三个省委的基础上，统一组成了中共东北党委委员会，提出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的方针。于是，抗联部队在东北党委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将全部剩余兵力800余人转移至苏联境内[10]，这也标志着东北抗日联军的最终失败。
二、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的国内原因
(一)自然环境特别恶劣
3.陨落阶段(1932年11月至1933年3月)
(二)国内社会原因
1.地广人稀，兵源粮源严重不足
煤电利用小时数与2015年相当。根据测算，此模式下广东煤电机组利用小时数约4 200 h，与2015年相当。
秦明月点头说：“正是，但是即使如此，从停车场扛着这么重的纸箱到寄存处仍然也有120米左右，那么这个人应该很壮实才行，要么就得两个人抬着。”
不过由于地广人稀，人均耕地则相对较多：辽宁省每个农民平均拥有耕地5亩，吉林省8亩、黑龙江省13亩、热河省6亩[16]12。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却集中于军阀、官僚、地主、商人和资本家之手。东北人口的86%为农民，他们要靠自己仅有的耕地生存，同时受到苛捐杂税、地租和高利贷的榨取和压迫。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生产急剧衰退，东北4省主要农作物(大豆、高粱、小麦、大米)的种植面积指数从1930年的103下降到1934年的96，收获量指数也从1930年的107降到1934年的77[17]。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自身生存尚存在危险，还能为敌后抗日游击队提供多少粮食呢？故而东北敌后抗日游击队常常缺衣少食，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曾回忆道：“雪地行军，裤子总是湿的，被寒风一吹冻成冰甲，很难打弯儿，也不知道有多沉，迈步都吃力。鞋子也都跑烂了……至于衣服全让树枝扯烂了，白天黑夜都挂着厚厚的霜，浑身上下全是白的，全是凉的……更难的是吃的，不要说是粮食啊，连草也找不到啊，枝枝叶叶被霜打枯了让雪埋上了。能吃的草根儿冻在土里没法找，只好吃那难以下咽的树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那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嘴里嚼啊、嚼啊，但就是咽下去了肚子也不好受。”[18]
日本侵略者一向十分重视我国东北的战略地位、丰富的农产品和地下资源，一直打算把它作为全面侵华乃至发动所谓“大东亚圣战”的重要基地，以及配合轴心国成员发动对苏联战争的前哨阵地。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从国内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到我国东北，进行长期的经营，建立了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体系。这使得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抗战局势非常困难。这一点越往后也就越表现得突出。从军队数量看，日军在1931年有两个师团3万余人的兵力；1939年欧战爆发后，为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于是增加到70余万。除此之外，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在东北豢养了大批的伪军和伪武装警察。当时伪军约有14万人，以后一直保持在10多万人[19]235。伪警察机构和人数也逐年增多，到1938年有县警察公署163个、乡警察公署1067个、分驻所3612个[19]244；警察总数约10万，其中辽宁省约4万、吉林省约1.7万、黑龙江省约1万、热河省约6000、东省特别行政区约4000、特殊警察约1.8万、铁路警察约7000[16]295。而东北抗日联军最多时也才4万多人。1940年到1941年，抗联虽在游击战争上取得新的进展，但处境已十分险恶，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也急剧趋于低落。
2.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
2.1发病概况2011~2016年大庆市细菌性痢疾累计报告病例4642例,年平均发病率为26.88/10万。2011年发病率最高,为30.57/10万;2014年发病率最低,为23.19/10万。见图1。
3.义勇军队伍成分复杂，有的严重脱离群众
东北抗日游击武装为了扩大队伍，存在乱发委任状、滥收胡匪的情况。因此，其部队数量虽多但内部派系丛生，有时不服从统一指挥，甚至互相冲突、火并，削弱了战斗力。在义勇军大小将领中，不仅有东北军军官，而且还有胡匪头目及国民党、国家主义青年党、国民党改组派等成分，所以思想上也统一不起来。有的部队以抗日为名搜刮民脂民膏，直接侵害老百姓，严重脱离了群众。如救国军的刘万奎杀害了自卫军的马宪章、救国军的孔宪荣夺取了联合军左路总指挥的职务，都造成了两支义勇军之间的不和[23]117；原胡匪头子李海青率部进入大赉县城，将商店抢光并到百姓家翻箱倒柜、牵走农民的马匹，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23]117。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4]。上述行为必将失去民心。
另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日趋艰难，由于厌倦战争也不愿加入抗战行列。一些工厂、企业陆续不断地裁人或关张，失业的恐慌时时都威胁着整个工人阶级。因战争、水灾以及胡匪的骚扰而破产的农民，在城市及乡间到处都是；由于日本对义勇军持续不断地进攻使得农民生活难以安定，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5]。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人的因素、人心向背、人民和军队的勇敢和智慧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一环。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武装没能很好地团结、唤起广大群众，也是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4.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而中共的领导尚不够成熟，东北抗战缺乏领导核心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在致张学良的“铣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26]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这也是国民政府自1930年正式宣布“肃清匪共”为今后政治方针以来的第三次。蒋介石一贯认为中国“一切不如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27]此后蒋介石还多次重复过他这种“亡国论”。又据曾经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报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让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给日军。”[28]张学良出于种种原因也没下令抵抗，对抗日义勇军也没能大力支持和援助。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还露骨地叫喊：“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土匪’；抗日必先剿共，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22]174，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
“蒙古独立”也是日本制造的一个骗局。日本对于在东北占有一定数量的蒙古族人竭力拉拢，并承诺他们恢复在清代所享有的政治上的特权地位，以让其充当马前卒来抗拒国民党的一体化政策，并企图动摇苏联在外蒙古拥有的影响力，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获得政治上和地理上的优势。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日寇增兵满洲达百万左右，且拥有航空、装甲、通讯方面及江防舰艇、海军舰艇等现代化武器与军事保障体系[20]。日本不断增加军费开支，1930年日本的军费开支为44286万日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28.4%，所占比例之高居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1931年的军费开支又增加到45462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后更是逐年增加[21]。日本军事工业发达，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飞机、装甲车、坦克、汽车、大炮、高射炮、航母、舰艇、潜艇等方面的军火制造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如三菱飞机制作所完成了国产重型轰炸机的生产、建立了用国产战车装备的机械化兵团等。日本并且构建了可以很快地转型从事炸药、毒瓦斯等军火制造的化学工业、化肥工业、燃料工业等体系[22]97。而东北敌后抗日游击队则是简单武装起来的农民革命队伍，他们运用袭扰战术打击、消灭敌人，以及开展和支持民众斗争，支援地方暴动，建立并加强革命政权[23]224。抗联自1939年以来与日军作战220次[12]，他们靠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弹药武装自己，最好的装备也就是步枪、手枪、轻机枪、手榴弹和极少量的迫击炮等，而不少人还手握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军需给养则全靠群众支援。又如，辽宁义勇军最盛时在20万以上，枪械却只有13万[23]371。而在十年的艰苦斗争中，只得到国民政府区区5000银元的资助[11]518。除了在辽宁进行抗战的部分军队能从救国会得到一些有限的经费和军械外，在黑龙江、吉林抗战的义勇军则无处得到支援。当时，张学良由于怕日军寻衅，又怕蒋介石反对，曾在暗中通过救国会拨出一点枪械、弹药等军需物资支援抗战。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曾给张学良3000万银元，但在西安事变前的东北抗战时期，张学良向他要300万银元，他则仅仅给了100万。在这种情况下，救国会遂一方面筹集募捐，一方面发行爱国奖券，但远远满足不了抗战的需要，东北抗日队伍常常处于无弹无粮、无衣无钱的状态[7]118。
5.东北民族情况复杂，“满洲国”和“蒙古独立”性质上具有欺骗性
东北是中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有汉族、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朝鲜族和回族等[3]。当时东北人口总数约为3000万，其中2800万为汉族和满族。满族人数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在语言上和风俗上都与汉族人同化了，尽管独特的民族心理尚存；满族最多占总人口的3.3%，即约100万。蒙古族人数也甚少，仅为总人口的2%，约60万人[15]1749；不过蒙古族大多并未汉化，日常操蒙古语，尽管也有兼懂汉语的。而日本人就是借助在东北人数不多的满族人和蒙古族人来建立自己的傀儡政权。
多年来，日本人一直竭力拉拢东北的少数民族，煽动他们对于中国政府的怨恨情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发起“独立运动”，并对少数民族(满族、蒙古族)大肆宣传，承诺在“满洲国”治下，他们所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害将被消除，一个祥和的、种族完全平等的新时代即将到来。1932年3月1日，“满洲国”的“独立宣言”中宣布：“凡居住于新国家领域内的人民，在种族和阶级上不得有任何歧视。除汉、蒙、满、日、朝诸民族外，其他外国人民经申请后对其权利给予保障。”[32]248同年3月9日公布的“民权”第三条保证，“对新国家臣民不论种族和信仰的不同给予同样的保护”[32]250。并选定五色旗作为国旗，以表示五种民族间的平等协和。
东北地区总面积约为130万km2(张彦夫：《关于“满洲国”的面积问题》，网络文章)。当时的人口数量是：辽宁省1525万人、吉林省735万人、黑龙江省375万人、热河省218万人，合计2853万人[14]；此外还有内蒙古东部的近100万人，故号称3000万同胞。计算下来，辽宁省每km277人，吉林省24人、黑龙江省8人、热河省15人，内蒙古东部仅几人[15]1649，可谓地广人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提供的兵源确实是寥寥无几。试比较一下，全国约960万km2土地，人口约4.5亿，每km246.88人；东北约130万km2土地，人口约3000万，每km2仅23.07人。
在日本人这种舆论宣传下，有人奉承溥仪说：“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指张学良与国民党)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便)取关东而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33]实际上，如果不找一个傀儡，也很难实现日本的殖民统治。“满洲国”的成立，也有着一定的思想观念基础，时人评论说：“在普通一般民众之心理中帝王观念、封建思想仍未能去掉，尤以年逾半百者为最甚。”[34]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距清朝覆灭仅二十年光景，“满洲国”皇帝又是当年的大清宣统皇帝，因此一般民众对于“满洲国”还是心存幻想、勉强认可的。当时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一部分汉族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认同感还较低，远远不能与今日相比。尽管1946年8月，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他自己从未拥有过真正的权力，“满洲国皇帝的工作就是在做日本傀儡的工作”[35]，但日伪的反动宣传却能迷惑相当一部分人，也为一部分人见风使舵、卖国求荣的行为提供了遮羞布。
而中共方面，当时党的领导能力还不够成熟。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号召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响应，但是当时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不顾东北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特殊情况，强调东北地区要在“建立苏维埃”的总口号下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财产，要求只组织农民协会和红军，取消反日会，并排斥其他抗日武装[29]。这不仅挫伤了各阶层的抗日情绪，把众多的抗日力量排除在外，也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遭受到严重挫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后，东北地方党组织失去了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了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和正确路线后，东北的同志仍然得不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示，得不到具体援助。在杨靖宇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得到指示与领导，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中进行工作。这在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一问题感觉有了最大的遗憾。”[30]1939年9月，冯仲云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也谈到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痛苦：“从1935年5月到1939年5月，整整4个年头了……北满党完全处在四处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帮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的领导……我们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向中央提出批评。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地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31]1940年，魏拯民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犹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犹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碰，不知所从。”[25]东北敌后抗日游击队伍，既没有得到国民党的援助，又缺乏中共的有效领导，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领导核心，因此犹如断线的风筝只能随风雨飘摇。
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划出一部分地区成立兴安省，以履行他们对蒙古族的所谓“承诺”。兴安省面积14.8万km2，人口920万，并分成东兴安、南兴安、北兴安三个区域[32]14；日本入侵热河后，又划分出西兴安地区。1935年，一个访问中国的英国学者做了如下总结：“东北的蒙族人民在日本人统治之下比在中国人统治之下，光景是较好一些。但是他们没有从日本人那里得到诱骗他们相信所应得到的东西。”[36]
到1937年，关东军侵占察哈尔，日本并没有把这个区域同兴安省合并起来成立所谓“蒙古国”，而是成立了一个单独的“蒙疆政权”，它的头目则是原锡林郭勒盟的长官——德王。德王曾受日本关东军的邀请访问“满洲国”，乘日本飞机前往长春；日本给予德王50万元经费和5000支枪，以“帮助”德王建立军队[37]。“蒙疆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产物，它是以“大蒙古主义”为诱饵，通过欺骗、拉拢和操纵部分蒙古族封建王公上层，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而成立的。无论“满洲国”还是“蒙疆政权”，都只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而已，它们都具有相当的欺骗性，蒙蔽了一些各族群众，也为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带来了消极影响。
6.大量日本移民给抗战带来很大阻碍
东北不但民族成分复杂而且外国移民较多，主要是朝鲜人和日本人。抗战爆发前在东北的朝鲜人有80万，他们大多数聚居于中朝边境地方，即所谓间岛地区。日本在东北的移民侨民1930年时有21万[38]，以后则逐年增加，他们大都聚居于南满铁路沿线及关东租借地。移民政策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从朝鲜来中国东北的人口有120万～150万，这些人中有些是自愿来的而有些则是被日本当局强迫来的，更有一部分人是被日本殖民当局有组织有计划地驱使、带着政治阴谋而来的[39]。同时，日本也加大了让本国民众移民到中国东北的力度：“这一开拓事业的成败归根结底在于土地制度良否，确定稳固的土地政策是它的根本前提条件。”[40]当然，这里所说的“土地制度良否”是从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的。
日本向我国东北移民的巨大浪潮是从“满洲国”成立后开始的。其中从1932年10月到1936年7月，共移民五次。到1936年，在东北的日本人由原来的27万增至49万，占东北总人口的1.3%。这些日本移民多有职业，其中从事农业的不到1%[41]。这五次武装移民带有实验性质和准备性质，真正大规模的侵略性移民开始于1936年的百万户移民计划。这一计划分五期推行，因其于1945年失败投降而辍止，实际上只实行两期。第一期五年计划目标是移民10万户，实际移入户数为85086户[42]40。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种称之为“义勇队”的移民：不单是一般的开拓民，更是作为军事上的后备力量而出现的；既是日本侵略军的现地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应急队。实施侵略性移民的第二期计划期间正值太平洋战争时期，但日本人不仅妄图完成原定的第二期移民20万户的计划，而且还打算把第一期未完成部分补齐，即在1942年到1946年的五年间移民21.8万户和义勇队13万人[42]86-87。不过，第二期移民计划期间，移民增加并不多。据研究，到1944年9月，从日本国内移民到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已达到160万之多[43]。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移入我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共有多少，迄今未能有确切统计。据日本某战犯供称：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日本共移民10600户、37800人；另据日本外务省调查，日本投降时开拓团有1131个，移民有270028人[44]。不过这两组数字，显然有出于减轻罪行的目的，故意缩小的嫌疑。综合学者的研究情况，到日本战败投降时，日本在东北的移民大概有110万～150万[38][45]。
需要说明的是，凡非军警宪特人员、非殖民统治当局官职人员，而又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国籍公民便都是移民侨民。这些移民，被有目的地安排分布在如下三个地带：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从伪间岛省起，经伪牡丹江省、东安省、三江省、黑河省，至兴安南省，即与苏联接壤地区。其目的显然在于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必要时用作兵站和据点。分布在这一地带的日本移民约占总数的40%。“开拓第二线地带”是伪通化省、吉林省、滨江省、北安省、龙江省、兴安东省、兴安南省等地区，即沿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的里侧及松辽平原外侧。主要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之间的联系，并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分布在这一地带的日本移民约占总数的50%。“开拓第三线地带”，是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包括扎兰屯、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吉林、长春等地。其目的在于加强经济掠夺和防止抗日游击队的袭击。移入这些地区的居民约占总数的10%[11]518。伪满最后几年，重点移民地区是东北边境地区：东部即伪牡丹江省、东安省、间岛省、三江省，北部为伪黑河省，西部为伪兴安省；移民具体地点多半选择“第一线”日军驻地附近、主要铁路和公路附近，特别是义勇队开拓团大部分被殖民到上述备战地区。一般情况下，众多的日本移民侨民也倾向于帮助日本殖民当局，这对东北地区的抗战显然起到了很大阻碍作用。
（141）尖瓣扁萼苔 Radula apiculata Sande Lac.ex.Steph.余夏君等（2018）
7.部队编制不够合理，增加了指挥难度
本条只是一个较小的原因，这里简述如下。1936年时，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共有6000人，除了联军总司令部有总司令赵尚志、总参谋长李红光、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等领导外，还有本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参谋长安光勋、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三位领导，此外还有三个师的八位领导[46]89。这样一来，不但增加了调度、指挥部队的困难和降低了灵活性，也增加了选拔干部的难度；实际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这6000人编成一个旅就可以了。此外，在残酷的抗日斗争中，东北抗联的干部牺牲情况是很严重的。1936年4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宁安省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优秀忠实的干部不断地牺牲，群众斗争中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9]150而之后退入苏联境内的800多抗联战士编成了一个旅，实际上编成一个加强营就可以了。
反观1936年的日本关东军，第一师团有1.5万人，其他大的师团有的有两万多人。关东军司令官是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是东条英机中将、第一师团师团长是河村慕辅中将[47]，而日军一个师团师以上军官只有三个，一般为师团长、参谋长、参谋主任(相当于副参谋长)。这样就比抗日游击队更容易调动指挥军队，效率更高。
8.抗日队伍犯有一定程度的“左”倾错误
尽管2007年淮河洪水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今后要借鉴国内外洪水管理取得的成功经验，继续提高各级政府洪水管理意识，加强干部群众的教育培训。要更加重视利益均衡，注重效果优化；要不断规范人类活动影响，更加重视防止人类对水的侵害；要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促进洪水资源利用，实现人与水的和谐相处。
彰显了中国和东盟十国致力于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决心。在2015年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中国首次提出与东盟成员国举行海上联合演习的建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此后，中国与东盟各国多次交换意见，就海上联演主要内容达成共识，并在2018年2月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得到确认。海上联演的桌面推演已于8月2～3日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举行。举行此次海上联演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落实中国-东盟防长共识，深化中国与东盟防务安全合作、增进互信的重要行动。
日伪特务机关为扰乱抗日力量，曾策划并成立“民生团”，打入抗日武装内部。同时，面临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和日伪的策反，抗日队伍中出现了一些叛变投敌的情况。如《智取威虎山》中匪首座山雕的原型之一谢文东，就曾任抗联第八军军长，后于1939年3月投降；此外还有一些抗联军、师级将领叛变：如李华堂(曾任抗联第九军军长，1939年2月投降)、程斌(曾任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38年7月投敌)等(前揭吴昊文)。
在面临日伪军的外部“围剿”、内部瓦解外加“集团部落”封锁的巨大压力下，抗联队伍使用了有效但同时也容易对自身造成伤害的手段——“肃反”来应对；一定程度的扩大化也造成了一些冤案，比如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就是被赵尚志错杀的(1939年7月冤死)(前揭吴昊文)。类似做法显然削弱了自身的凝聚力及战斗力。
三、缺乏外援——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的国际原因
九一八事变前后，远东地区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日本与英、法、美、苏之间存在着矛盾，而英美之间、英美与苏联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它们从各自的利害关系出发，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干涉”或“中立”的立场。
(一)英美在不同时期对待日本侵华的态度
1.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采取绥靖政策
英国是国际联盟的主导者，也是在中国有着头号利益的西方大国，从国际关系层面讲，英国的态度和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英国在一战后国力衰弱，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对英国在远东和中国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的挑战，其应对明显力不从心。同时，日本侵华是向华盛顿体系展开全面冲击、彻底破坏东亚秩序的第一步，对美国而言，也危及其自身的国家安全。但是，在日本实施其战略的初始阶段，美国的应对同英国一样，也是迟钝的消极的。
1931年9月21日，中国将事变问题诉诸国联，国联做出的决议则是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曾在下议院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日本只能使用“友善与协调的方法”[48]。而为了阻止国联做出制裁日本的决议，英国政府采取了偏袒日本的措施：一是明确表示反对在国联通过制裁日本的决议；二是对国联进行情报封锁，精心挑选向国联提交的情报。而美国则担心日本完全放弃20世纪20年代以来它所奉行的对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协调”外交政策；由于美日之间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美国也希望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美国驻华大使约瑟夫·格鲁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文中指出：“处理中日争端必须克制，有一点压力不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我相信都会促使日本全国团结成为军部的后盾，以致完全压倒稳健派势力。”[49]
2.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逐步突破绥靖政策的桎梏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冲突升级为两国全面战争。面对日本在中国日益扩大侵略的形势，美国政府在1938年宣布实行“道义禁运”。不过，“道义禁运”不是运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而是利用政府在民间的影响力，号召本国企业自发减少对日的相关出口[50]。1939年2月8日，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这是美国从经济上援助中国的一项重要举措[51]。随之，1939年3月10日，中英之间签订了“第一次平准基金借款合同”，英国出资500万英镑帮助中国维持货币制度的正常运行[52]。除了美国官方援助中国抗战，美国民间对于中国抗战也有道义上的支持，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学者毕恩来等来中国，发表文章支持抗战。当然，上述有形无形的援助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帮助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而陈纳德的“飞虎队”于1941年8月成立时，东北抗战已基本失败；“飞虎队”也只限于在关内作战，从不到关外作战。
3.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日战争胜利，积极援助中国抗日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建立，美英与中国并肩作战，两国对中国加大了经济援助并开展军事援助。但此时的援助对于东北抗战来说实在是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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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不同时期对待日本侵华的态度
1.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执行“不干涉”政策
东北是苏中贸易的重要基地，日本的侵略行径使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遭到了直接的、严重的破坏。因此，苏联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消除“中东路事件”以来的负面影响。于是苏联实施了一些半官方、非正式的援助。如1931年10月，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将军的部队获得了苏联的武器供应。1932年12月5日，苏炳文将军指挥的抗日义勇军因军械无法补给，而退入苏联边境地区，共2890人。日本要求苏联将苏炳文引渡，被苏联严词拒绝，尔后苏联安排苏炳文等安然回国[53]。“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24年成立后，不断受到日本的威胁，依靠苏联才免遭日本的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自愿接受苏联的指导”，对于中国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态度与苏联是一致的。
如果必须要用言简意赅的方式去概括参与这次选题策划的六辆跑车，首先出现在我脑海中莫过于“震撼”“澎湃”“内敛”这三个词汇。如果非要再加上一个名词，那非“座椅”莫属。是的，它们无一例外都拥有一对难以取悦我的座椅。
2.从七七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积极援助中国东北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苏联放弃了“不干涉”政策，开始在国际会议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苏中之间经过多次磋商，于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确定了两国和平友好的基调。对于东北抗日联军，也提供了一定的援助：如1938年12月，抗联第三军第四师三十二团40余名指战员在团长李铭顺和政治部主任于保合的率领下越境入苏，翌年返回东北；1939年5月，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军部从苏联回国时，苏军提供了不少武器弹药，还赠给一部电台以供联系之用[46]117；1939年夏，抗联第七军参谋长崔石泉与苏军联络，曾得到少量日式枪械弹药的补给[46]111。尽管这种援助不是正式的也不是经常的，并且是十分有限的，但对于抗联保存实力、壮大队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苏联也需要抗联这股力量以牵制日军，也需要从抗联那里获得日军情报。1939年5—6月间的诺门坎战役，日军遭到惨败，被苏军歼灭3万余人，苏联从此更加需要获得日军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身处境极其危险，忙于保家卫国，遂逐渐减少直至停止了对东北抗战的援助，只收留了退入苏联境内的抗联残部800多人，编成一个教导旅，用于侦察敌情。
3.德国投降后直接出兵中国东北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投降，苏联终于摆脱了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日本了。但此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失败了。1945年8月9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后者派出8万骑兵)并最终帮助解放了东北。
(三)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
1940年亡国前的法国不但没有援助中国抗日，反而也趁机攫取中国的领土。法国不仅在1931年占领了南沙部分岛礁，而且在1938年7月侵占了西沙群岛。1940年6月法国战败，维希政权成为德国的仆从，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力量则协助英军作战，无力帮助中国。而德国和意大利作为日本的同盟国，更不会对中国的抗日提供援助了，最多在1939年欧战爆发前进行一些所谓的调停斡旋。
总的来说，英美和苏联对中国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还是从侧面提供了一些援助，尽管很有限。但我们也要考虑到当时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毕竟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自己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才是居于首要地位的。从1943年起战争形势才转到有利于反法西斯盟国方面，这也错过了援助东北抗日的最佳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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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虽然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失败了，但是其取得的抗日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了十年，广大抗日战士凭着顽强的斗争意志，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描绘了一幅幅英勇牺牲的悲壮画卷，写下了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光辉的一页。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敌人的军事力量，阻止了敌人侵略计划的迅速实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七七事变后，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又有力地配合了关内的抗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以及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人、多牵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于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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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64.3/ K2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 2019) 03-0137-11
基金项目： 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学科前沿与学术创新”项目(skqy201215、skzd201407)
作者简介： 张箭，1955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高瑞，1989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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