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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出口居世界第一的分析
今年1月10日在中国公布2009年12月出口额同比增长17.7％之后，国外媒体立即热议去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并由此在随后再次引发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炒作。2009年，德国出口额为11270.7亿美元，中国出口额为12016.6亿美元，中国比德国多出746亿美元，按照现有的外贸统计口径，中国成了世界头号出口国。事实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其实不然。问题在于出口额是一个包含重复计算的总产值概念，它不同于只计算增加值的国内生产总值(下称GDP)。不同国家由于外贸结构不同，出口商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差异很大，因此出口额并不能反映一国真实的出口规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制造业的产品设计、技术开发、零部件加工、最终产品组装和营销，分散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例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海外企业销售额都超过了本国的直接出口额。现有以居民定义的出口额统计方法，越来越脱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经济现实。拿中德两国的出口来比较：
第一，中国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加值比德国低得多。中国出口商品中约五成是加工贸易出口(1998-2008年平均为54.1％，2009年为48.8％)。据中国学者江小涓分析，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中的进口转移价值都进行扣除，2007年中国8种主要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加值率平均为48.3％。①假定这个比例不变，按2009年中国出口额1.2万亿美元计算，国内增加值只有5796亿美元。即使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学家估计的中国出口商品国内增加值率为50％计算，2009年中国出口商品国内增加值也只有6000亿美元。而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析，德国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加值率为70％，按2009年德国出口额1.127万亿美元计算，其国内增加值约为7889亿美元，超过中国2000亿美元。据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正在研究新的统计方法，对加工贸易出口只计算其增加值部分。如果按此方法统计，中国出口额将比按现有口径统计的数额大幅减少。当然，德国人口只有8200万，中国人口是德国的16.3倍，即使按出口商品增加值计算，中国出口额迟早也会超过德国。但如果计算人均出口额，中国远落后于德国，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明显低于德国。德国出口商品中居前六位的分别为机械和电子、汽车、电气设备、医药、精密仪器、高分子材料。在上述占德国出口总额55％的资本技术密集出口商品中，德国均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德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它高精尖的核心技术。而中国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中国电气设备、机械及电子设备出口规模已居出口商品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在出口总额中分别占24.2％和20.5％。从表面上看，这两类出口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计算方法是：出口额减进口额除以出口额和进口额之和。指数越接近负1，表示竞争力越弱；指数越接近正1，表示竞争力越强)，也略超过德国；但是实际上，中国在机械和电子设备的出口商品中有45％来自IT制造业，特别是台式机、笔记本电脑等最终IT产品，其核心部件研发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均在境外，中国内地只是进行组装，不仅附加值很低，而且不能反映中国真实的出口规模及外贸竞争力。
第三，中国贸易条件和效益比德国差。贸易条件是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它是国际贸易领域反映一个国家外贸效益的重要指标。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相对上升(大于100)，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相对下跌(小于100)，表明贸易条件恶化。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09年2月以来中国出口价格同比持续下降，贸易条件处于恶化之中。2010年一季度，中国进口价格同比上涨15.6％，其中主要是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出口价格同比却下降3％左右，是2000年以来一季度出口价格指数的最低值。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清教授测算，今年一季度，进口价格上涨使进口部门多支出404亿美元，而出口价格下跌使出口部门少收入104亿美元，两项合计508亿美元。贸易条件恶化导致损失占国民收入的4.3％。这意味着一季度GDP增长11.9％当中，有4.3个百分点是中国贡献给了别国，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和矿产国。②
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与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进出口结构有密切关系。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投资和重化工业，对石油、铁矿石等能源、资源类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成为提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需求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出口商品大多是附加值和利润率低的加工制成品，而由于产能过剩和激烈市场竞争，又不能把能源、原材料涨价转移到出口商品价格上。这就使得中国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都处于贸易条件不利的地位。
李嘉图国际贸易模型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专门生产并出口本国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际贸易就能为每个国家带来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对扩大国内就业、加快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在较长时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处于逆差，外汇紧缺，因此形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只关注进出口总额和外贸顺差的增长，而不重视贸易条件和效益的状况。现在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和对外贸易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是到了全面看待和正确处理上述两个方面关系的时候了。
二、怎么看中国GDP超过日本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GDP为11985亿美元，日本为46675亿美元，中国只相当于日本的25.7％。到2008年，中国GDP增加到43270亿美元，而日本增加到49108亿美元，中国相当于日本的88.1％，中日两国GDP差距明显缩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9年，中国GDP为49090亿美元，日本GDP为50680亿美元。因此海外媒体普遍预测，中国GDP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不久前日本公布今年第二季度GDP为1.29万亿美元(上半年GDP为2.58万亿美元)，而中国今年二季度GDP为1.34万亿美元(上半年GDP为2.53万亿美元)，于是媒体再次热议中国今年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名义GDP超过日本，并不等于中国实际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更不等于中国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日本。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由于跨国公司把在本国的企业大量转移到国外，发达国家的产出水平和经济实力，有相当大部分没有反映在GDP上。例如，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专家唐淳风计算，2004年，日本的海外企业销售额为155万亿日元，是当年日本直接出口额61万亿日元的2.5倍。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41968亿美元，这与日本海外企业销售额合在一起，相当于日本国内GDP的1.58倍。③这个估算虽然有些夸大，因为海外企业销售额和直接出口额一样，并非全部都是增加值，海外资产也只能按当年资产收益计算，而且这两项加在一起也有部分重复计算；但是无论如何，将这两个部分换算成GDP，其数额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是日本GDP所没有包含在内的。因此，中国GDP超过日本GDP，也还不能说，中国实际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
第二，从人均国民收入比较，中国与日本还有很大差距。国民总收入(GNI)等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即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对国外的要素支出。中国的GNP在2004年以前略低于GDP，约相差1—2个百分点；2005年以来略高于GDP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的GNP历来高于GDP，如2006-2008年分别高2.8、3.3和3.3个百分点。2008年日本GDP只有49108亿美元，而GNP为50736亿美元，比GDP多1628亿美元。2008年日本人口1.28亿人，不到中国的10％，即使中国GNP总量也超过日本，但人均国民收入也仍然比日本低得多。当然，并不是说经济总量无关紧要。用GNP或GDP表示的经济总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对大国而言，经济总量与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直接关系。国际上关注中国GDP总量增长，其原因就在于此。而人均国民收入具有和GDP总量不同的经济意义，它更能反映一国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国民福利水平。中国GDP虽然居于世界前列，但人均只有3800美元，居于世界105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联合国制定的贫困线之下，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不管国际上如何关注中国GDP总量，而和国内全体人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更直接相关的，还是实际人均国民收入有多少。
第三，比较两国的经济实力不能只看当年的产出，即只看GDP或GNP，更要看存量，即积累的国民财富和经济总量。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已经几十年。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当中国GDP只有1894亿美元时，日本已经达到10553亿美元，1990年中国GDP只有3569亿美元时，日本已达到30183亿美元；2000年中国GDP达到11985亿美元时，日本已达46675亿美元。虽然近10多年来日本国内经济增速缓慢，但几十年来积累的家底是很雄厚的；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毕竟底子很薄，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绝对量也是逐步增加的，即使以GDP或GNP表示的年产出超过日本，但国民财富和社会福利水平也仍然无法与之同日而语。日本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就将当时获得的国家财富重点投入到医疗制度、养老金制度等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上。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时，由于拥有良好的社会福利系统，日本社会依然相当安定。国际金融危机前，日本家庭有高达1500万亿日元的个人资产(约占整个世界的1/4)。2007年底日本的对外纯资产为250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1.19美元)，是排名第二的德国的2倍。④尽管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债务最高的国家，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底，包括国债、借款以及政府短期证券等在内的国家债务余额高达882.92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8倍，但由于在日本的国债余额中，日本国内银行和投资者持有比例约占95％，外国投资者的持有比率仅为约5％，这也正是日本不会像希腊那样出现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第四，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比日本低得多。日本早已实现工业化，现在处于后工业化社会，而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比日本落后三四十年。从三次产业结构看，2007年，日本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的1.4％、29.1％和69.4％，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4.3％、27.2％和68.5％；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的11.1％、48.5％和40.4％，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40.8％、26.8％和32.4％。从城市化水平看，2008年日本城市化率为89.6％，而中国只有45.7％。2010年4月19日，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署名文章认为，“如今中国的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3500美元，已接近1973年日本的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3800美元)水平。中国的汽车普及率和城市人口比例几乎和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处于同一水准。”评论认为，“如今的中国与昔日的日本也有不同之处。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迅速缩小，而如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备。为维持社会稳定，中国不得不保持经济高度增长，经济运行面临艰难处境。”应当说，这是对中日两国发展阶段的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评述。
从企业竞争力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曾经与美国进入500强的企业数相差不多，并曾包揽前4名。后来由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而逐渐减少，但在今年《财富》公布的全球500强中，日本也仍有71家企业进入。在拥有核心技术和著名品牌方面，中国也远落后于日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长时间居全球第一。日本2000年的这一比重为3.12％，2007年为3.67％，高于美国的2.65％和2.62％，而2008年中国的这一比重仅为1.54％。
再从可持续发展能力来看，日本是一个土地、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很贫乏的国家，日本吸取了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教训，历来十分重视资源节约和在国外开发利用资源，以确保资源供给安全。日本一贯奉行“变他国资源为自己资源”的政策。只要企业能够获取海外油田、矿产权益，国家就在研发技术上给予支持，并由银行提供低息贷款。例如，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从上世纪60年代的79％下降到前几年的39％，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于是日本掀起了新一轮海外屯田的浪潮。据非政府组织GRAIN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日本食品企业于2006-2008年间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等地租用和购买了大量农田种植有机作物。日本目前已拥有超过国内农田3倍的海外农田。又如，日本早就建立了战略资源储备制度，石油、铁矿石、木材、粮食以及多种稀有金属都纳入了储备范围。根据日本石油储备法，国家、企业储备石油必须分别供全国消费90天和60天。⑤到2009年末日本石油储备量达到5.89亿桶，政府和企业的石油储备量均在法定标准之上。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4％，但为保护国内木材资源而长期从中国进口一次性筷子。再如，日本实行“藏汇于民”政策，2009年底，日本官方外汇储备为1.049万亿美元，仅占日本全部对外资产的1/6；而中国官方外汇储备为2.399万亿美元，占中国全部对外资产的2/3。正如日本学者所估算的：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对外资产比中国全部对外资产多1倍。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导致国内经济增长缓慢，但由于日本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日本跨国公司在全球建立庞大生产企业，广泛利用国外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等于在国外又建立了一个日本经济体。这不仅避短扬长，而且把利润带回国内，把环境等问题留在别国，大大降低了成本。
以上这些，都是仅仅比较中日两国GDP看不出来的。由此可见，用GDP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说明中国经济超过日本，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三、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预测的讨论
本世纪头10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两次衰退，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令全球瞩目。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成了国外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热门课题。高盛集团最先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后来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不断“被刷新”，从2025年到2020年，再到最近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预测的2019年。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的规模，也一再“被放大”。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预测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比美国多20％。最为夸张的是，2010年2月美国《外交政策》刊登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特·福格尔撰写的《2040年的世界经济前景》，预测到2040年中国经济将达到123万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3倍。届时中国经济将占全球GDP总量的40％，而美国将只占14％，欧盟15国占5％，印度占12％，日本占2％。⑥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全球传媒的高度关注，原因不仅由于福格尔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更在于他预测的结论太具有轰动效应了。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关键词是123万亿美元和40％。外媒评论说：“很显然，这一预期将使所有人感到担忧，特别是目前享有霸权的美国、欧盟和日本”。“美国《新闻周刊》最近称中国人为‘新君王’，并将‘当中国统治世界’作为报道的标题，宣称：中国将改写货币、技术、贸易、太空和气候领域的世界规则”。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甚至说：中国想坐上“头把交椅”，并正为此要求国际社会对它更加“友好”。⑦于是“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世界将出现中国“独大”格局的舆论不胫而走。
俄新社的一篇评论说：“福格尔并不是惯于耸人听闻的地缘政治家，他目前研究的是受教育人群和未受教育人群创造生产力的差异”。福尔格在文章中说，他的预测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经济学家》的影响。尽管福格尔本人也许不是有意要把“祸水”引向中国，但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把水搅混、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对福格尔预测的方法和结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讨论，是有必要的。本文限于篇幅，只讨论与中国有关的部分。
第一，福格尔在计算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DP时采用的是购买力平价(PPP)法，而不是采用国民核算系统和平均汇率计算，因此作为预测基数即2000年主要经济体GDP的数额就有很大的差异。
从上表可以看出，福格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作为基数年——2000年的中国GDP，比世界银行按国民核算系统和汇率法计算的数值多算37525亿美元，即多算3.1倍；也比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值多算15752亿美元，即多算46.7％。按照福格尔给出的基数和假定条件(中国GDP年均增长8.4％，美国GDP年均增长3.8％)，可推算出，到2016年中国GDP是179953亿美元，同年美国GDP是174354亿美元。就是说，6年后中国GDP总量就将超过美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夸张的预测。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购买力平价法的局限性。购买力平价法(简称PPP)，是通过价格调查来测算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的比率，并按此比率把按各国货币计算的GDP换算为基准货币(如美元)，以进行国际比较。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按PPP法开展了国际比较项目(简称ICP)。该项目以美国为基准，收集了各国151类2000多种代表规格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将各国GDP按上述151类的支出构成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先计算各分类商品或劳务的购买力平价，然后汇总为各国GDP的购买力平价，并换算为同一货币，以进行国际比较。
PPP理论与方法存在明显缺陷：一是PPP要求在不同的国家所调查的代表商品的规格、性能和质量必须是相同的，同时又必须在不同国家都具有代表性，但由于各国的基本国情、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和消费结构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不同国家选择既具有代表性，规格、性能和质量又完全相同的商品和劳务，是很困难的。如选择不当，测算结果就会失去可比性。二是PPP法假定各国所有商品都可用于国际自由交换，并且不计关税、配额和赋税等交易成本；同时它忽略了服务性商品价格的不可比性；忽略了同一种类商品在不同国家销售环境和售后服务的差异。三是由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GDP，在确定各类支出权数时，发达国家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不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四是购买力平价的测算是一个系统又十分复杂的统计过程，实际操作比较困难。由于受基础资料来源、调查范围、调查点和代表商品规格样本、比较对象、汇总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年份的调查和统计测算的结果之间往往有较大的偏差。⑧例如，世界银行在2008年2月底公布了2005年全球国际比较项目的最终报告，其中按PPP法计算的中国GDP总量为53332亿美元，而此前世界银行于2006年公布的同一项数据的中国GDP约为8.6万亿美元，前后相差近四成。世界银行解释调整数据的原因是：世界银行过去一直根据1986年时的中美两国物价对比来推算中国的购买力平价，此后再也没有考虑物价变化，而事实上近20年来中国相当一部分商品价格已涨了几倍。⑨五是购买力平价估算的方法有多种，同样用PPP法计算，因采用的估算方法、选取的代表性商品种类、权数以及调查价格的时间、地点不同，计算结果也不一样。世界银行ICP项目在长期工作基础上不断改进，至今尚且存在数据质量问题；福格尔采用PPP法估算的数据太不靠谱，其可信度受到置疑，当然在情理之中。
总之，从理论上讲，PPP法可以在国际比较时消除各国GDP中的价格差异，但是，它的实际应用由于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推算结果往往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规模。正因为PPP法存在缺陷，世界银行在公布2005年ICP项目初步报告中特别强调：“由于数据结果存在不确定的统计误差，PPP数据不宜用来进行GDP和人均GDP前后精确位次排序，也不宜作GDP支出分类结构分析。PPP不仅反映国家间可贸易品的价格比例关系，也包括不可贸易的价格比例关系，它不能用作评价汇率高估或低估的标准。”也因为如此，现在世界银行也仍然采用汇率法计算的GDP，作为划分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标准，以及各国GDP和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
第二，福格尔的预测还建立在中美两国GDP增长率长期保持1倍以上的差距上，即2001-2040年，中国GDP始终保持8.4％的增长率，而同期美国GDP增长率为3.8％。这个假定带有很大的或然性。因为中国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保持长达30年的经济高增长，未来30年仍然一直保持年均8％以上高增长率的可能性不大。连续60年保持8％—10％的高速度，这在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美国历史上GDP年均增长率1820-1870年曾达到4.2％，1870-1913年达到3.94％，二战后1950-1973年达到3.93％；1973-1998年降为2.99％。法国、德国GDP年均增长率1950-1973年分别达到5.05％和5.68％，1973-1998年分别降到2.10％和1.76％。曾被称为东亚奇迹的日本1950-1973年GDP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29％，随后速度就慢了下来，1973-1998年降到2.97％。⑩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表明，从长期看，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量也越来越大；同时经济增长受到市场需求、劳动力和资源供给、环境承载等多种因素制约，因此在高速增长期之后，增长速度逐渐慢下来，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2010年7月18日的文章《中国开始放眼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之后的未来》，引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的说法：“任何国家都无法无限期地以8％到9％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对任何国家而言，这种增长速度都将结束。”珀金斯认为，中国高速增长的阶段最多还剩10年。该文认为，大约35年来适龄劳动人口稳步增长的格局将宣告结束。据美国华盛顿思想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口格局的变化使得年经济增长率增加了约1.8个百分点。”该中心预测，“到2030年，劳动人口的减少将会使得中国增长率每年减少0.7个百分点。”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日本《文艺春秋》7月号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将持续35至36年(1980-2015年)，是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期的两倍”。“2015年前后中国可能进入年增长率为4％至5％的平稳经济增长期”；“日本的平稳经济增长持续了17年，中国这一阶段将持续35年左右。即自2015年至205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将保持在4％至5％左右”。“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达到10万亿美元，届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仍为5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10年后中国市场规模将是日本的两倍”。笔者赞同大使先生关于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期转入平稳增长期的判断，但认为时间可能在2020年前后；增长速度放缓也将是逐步的，比如2010-2020年增速年均在7％左右；2020-2030年增速年均在6％左右，2030-2040年增速年均在5％左右。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国就可以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福格尔在“对中国预测的解释”中强调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潜在因素：一是农业部门的人口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据他分析，“产业间人口转移为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贡献了3个百分点。今后30年产业间人口转移会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教育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据他分析，“在接下来的30年中，把高中入学率提高到100％，把大学入学率提高到50％，这个举措本身就会让经济年增长率提高6％还多。”应当说，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13亿多人口中，农村人口至今仍占一半以上，未来二、三十年还将有三、四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国城市化规模比美国、欧洲、日本历史上的城市化规模都大得多，这虽然将给中国城市就业、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带来巨大压力和困难，但同时也将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笔者认为，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增大而逐渐放缓，但仍能长期保持7％、6％、5％的高增长，主要依据就在于中国空前的城市化规模，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和发展空间，这是美国、欧洲、日本工业化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条件。尽管如此，但是按福格尔的分析，上述两个因素会让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提高9％还多，无疑还是夸大了。在未来30年中，高中入学率提高到100％，大学入学率提高到50％，这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谈何容易！即使能达到这样目标，也将是一个长过程，显然不可能仅靠这个因素，就使今后3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提高6％以上。因为道理很明显，美国3.1亿人口，拥有4400所大学，早在1980年大学入学率就已达到50％以上，但是美国经济年增长率并没有因此提高几个百分点。福格尔文章说，“西欧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高校入学率从25％提高到了50％；英国把大学入学率从19％提高到52％，其中2/3的增长发生在1990年至1997年间。”但是，无论西欧还是英国在上述期间经济增长率都没有因此提高多少。这说明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不能成为一个公式随意套用到各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第四，福格尔在文章中对国际上关于中国“政治不稳定”、“经济将出现周期性的急剧下降”、“国有企业的低效将加剧社会动荡”，“受不良贷款严重困扰的银行系统即将崩溃”等等怀疑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论点，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这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福格尔在预测中国到2040年的发展前景时，没有把中国未来30年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和挑战作为制约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给予充分的考虑。例如，未来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适龄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变化；中国水、土地、石油等人均资源不足；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日趋强化；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30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纠正和调整等等。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不可避免的转变，也是未来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因素。例如，多年来中国投资的增速比消费增速高得多，出口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第二产业增速也高于第三产业增速。今后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更多地依靠第三产业拉动，这一过程也将是增长速度放慢、而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过程。今后30年中国经济的成功，将从前30年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转向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具有更高质量和效益上，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平衡、协调和可持续上，表现在社会和谐、共同富裕、人民幸福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本世纪初提出要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笔者认为其根本意义就在于要摆脱只追求GDP高速度的传统增长模式，引导中国经济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日本学者松野平说得不错：“中国的国家目标，绝不应是GDP这一体现经济规模的数值超过美国，而是应成为13亿人和平生活，且大多数中国人都感到幸福的国家。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不在于中国的GDP，而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11)因此，福格尔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测，实际上是对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误导。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当时也有不少预测认为日本将很快超越美国。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曾发表《日本第一》，轰动一时。20多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呢？日本和美国的差距反而拉大了。殷鉴不远，当前盛行的中国将超越美国的预测，何尝不也是一种陷阱呢？我们千万要当心。
第五，福格尔文章对美国科技、教育、经济等方面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均未作分析。既然是比较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前景，这是不应有的疏漏。我们在上面关于中日经济比较所作的分析，也完全适用于中美经济的比较。例如，美国的产出水平和经济实力，也有相当大部分没有反映在GDP上。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美国的海外总资产为19.24万亿美元。另据统计，美国海外企业销售额2008年达到2.6万亿美元，远超过美国出口额。美国庞大的海外企业销售额和海外资产收益均未计算在GDP之内。尽管美国对外资产目前是负3000亿美元，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占了大便宜，因为国外持有美国10年期国债的平均收益率只有3％左右，而美国跨国公司海外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比3％高5倍以上。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三次产业在世界上都是最强大的：美国农业早已实现现代化，且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美国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1/4，而其耕地比中国多72％。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业，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虽然一直在下降，但仍占世界制造业的1/5。美国的金融、电信等服务业更是在全球独占鳌头。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美元一直是全世界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美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已有100多年，它所积累的财富总量和经济实力，并不是用年GDP产出所能衡量的。例如，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在今年《财富》公布的世界500强(根据营业收入对全球大型公司的排名)中，美国依然以139家上榜企业遥遥领先；近几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增加很快，但也只有54家。在不久前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品牌50强中，美国品牌居明显优势，在全球最有价值的十大品牌中，美国的苹果、微软、可口可乐、IBM、谷歌、麦当劳、通用电气、万宝路、英特尔等品牌占据前9名，九大品牌价值合计达3794亿美元。至于美国科技在全球的领先地位更是尽人皆知的。1896年至2009年，诺贝尔奖中化学、物理学、生物学或医学、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共有513人，其中美国占了235人。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说：美国的创业精神极其旺盛，过去60年至80年时间里世界性的伟大创新与科技进步大多是由美国企业家创造的。(12)以上举例足以说明，当前盛行的仅仅根据中美两国GDP年增长率的差距，就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很快将超越美国，甚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等等，距离事实和实际有多远。
说到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测，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说过，“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你可以把西方最好的智库和最有名的中国专家排出来，看一看他们过去30年对中国的预测有多少是正确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高祖贵认为，从目前来看，现在预测中国的主基调大多是“唱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这些基调里都能感觉到一种夸张。说你好的时候过于好，说问题的时候又过于严重。无论是有意，为他们的战略和策略服务，还是无意，因为他们用自己的价值观来作判断”。(13)笔者认为，两位学者的以上分析是很中肯的，可以说是切中目前国外某些对中国前景预测的要害。
四、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状况主要依据的局限性
GNP和GDP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应美国商务部要求编制的、用来反映经济景气的指标。库兹涅茨当时就指出了他自己创设的这种经济指标的局限性，他在国会作证说：(这种指标)既排除了做家务等无法计价而又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又不能计算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损耗。因此一个国家的幸福与繁荣几乎不可能由这个指标来表现。(14)后来这项指标受到凯恩斯的推崇，认为可以用作政府对供给、需求、失业等问题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有用依据。可是在二战后全球追求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下，GDP慢慢变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指标。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就不断有学者指出GDP存在不少缺点。例如，从社会层面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都一视同仁地算在指标之中。从环境层面看，GDP没有把污染、环境恶化作为必须偿还的成本加以扣除，甚至将污染导致人体疾病、医疗费用增加也算作对经济的贡献。同时，GDP只计算产出，而不能反映产出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1994年维兹塞克在《地球政治》中曾生动地描述了GDP的缺陷：“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人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都依然在增加。”(15)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也鲜明地指出了GDP的弊端，他在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场金融危机显示，美国的GDP数据完全没有反映真实状况：“单看美国GDP指标，2008年GDP比2000年有明显增长，但美国在危机前的数据被不真实的银行行为和资产泡沫扭曲了。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这是衰退的10年。但GDP却显示境况改善了。”斯蒂格利茨认为，GDP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考虑社会和人的发展。“GDP只是一个量的指标，而不是一个质的指标。GDP没有考虑财富分配，也没有道德价值观”。“GDP只计算公共部门的投入而不考虑产出，只计算规模而不考虑效益”。“GDP无关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投资去了哪里？消费是否可持续，GDP都没有测量。”斯蒂格利茨举了阿根廷的例子证明他的观点。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GDP看起来很好，曾被美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典型，但随后发生了经济危机，因为其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负债和错误价格基础上的。(16)
在中国，由于基本国情(人口占世界1/5，人多地少，人均自然资源短缺，城乡二元结构典型，区域发展很不平衡，投资、工业过于集中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阶段(工业化中期，大规模城市化，从低收入进入中低收入)、发展战略(承接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发展方式(投资驱动，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粗放和速度型)、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尚未到位，政府和国企配置资源力量强、比重大)等多方面原因，GDP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其缺陷和负面效应也比发达国家突出。例如，GDP的资源环境成本更大。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铁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轻纺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这除了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增长方式的问题外，还由于发达国家在一二百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分散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中国要在几十年间集中支付，其中还包括承担“中国生产、美欧消费”的资源环境成本。据测算，中国出口的高耗能产品平均每年消耗能源达1.5—2.5亿吨标准煤。又如，中国GDP核算以生产为主，而不是以收入为主，投入、规模、速度等因素对GDP影响大，因而被考虑得多；产品与建筑质量、生产与消费安全、资源与环境成本、经济效益、居民收入等因素对GDP影响小，因而被考虑得少，加上要素价格没有真正反映实际成本和供求关系，因而GDP数据和实际经济状况往往存在较大差距。再如，中国现阶段一方面GDP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GDP本身既不能反映、也解决不了两者的矛盾。总之，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GDP只是一个量的指标，而不是一个质的指标。因此，用GDP进行国际比较，实际上仅仅限于量的比较，而不包括质的比较。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恰恰不只是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质的提高，是社会和人的发展。
正因为用GDP作为衡量发展状况的最主要指标存在不少缺陷，因而近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和机构提出了正确衡量发展状况的新指标。例如，197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他们主张应该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掉；同时必须加进去传统上被忽略的经济活动，例如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才是净经济福利。根据他们的算法，美国从1940年至1968年，每人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人均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几年还不及一半。(17)
1973年，日本政府在美国学者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其中最重大的突破是将水、空气、垃圾等主要的环境污染列入指标中，先列出每项污染的可允许标准，再调查污染状况，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编列改善经费，这些改善经费必须从国民所得中扣除。根据这样的计算方法，日本政府发现当时虽然GDP年增长8.5％，但在扣除污染改善成本后，实际上只有5.8％。
又如，1989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卢佩托为首的一群研究人员提出了“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他们主张必须将自然资源损耗成本从GDP中扣除。他们选择大量出口石油、木材的印尼为例，1971年至1984年印尼GDP虽然每年增长7.1％，但在扣除因大量出口导致的石油损耗、木材量减少以及因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等自然资源损耗成本之后，只有4％。
同一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与科布共同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这套指数包含了一些过去没有被尝试的内容。例如，它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标准，必须被扣分；它还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它严格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英国、美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试图依据这套标准来衡量国家进步的状况。澳大利亚在1997年根据这套指标估算增长状况，发现从1950年至1996年间，澳大利亚人均GDP从9000澳元增加到23000澳元；但是，以可持续经济指标衡量，1996年每人所得只有16000澳元，约只有人均GDP的七成而已。
随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这项指数最重要的突破是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认为所得越高就一定越幸福的观念；主张从人本观点出发，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的目标。这项指数除了调整国民所得之外，还加了三项指标，即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
联合国环境署在1995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这套指标极为复杂，包含四大类：一是社会，二是经济，三是环境，四是政府组织、民间机构。每个方面包括分析人类行为中足以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活动；这些行为活动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下的现状如何；目前有没有政策规范可以改善现状，综合这几个方面得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状况。(18)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1997年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和美国学者艾默里·B.洛文斯及L.亨特·洛文斯共同发表了《四倍跃进》(Tactor Four)一书，提出了“在财富成倍增加的同时使资源消耗减半”的新理念。该书还提出了绿色经济和绿色GDP的新概念，并收集了实现四倍资源生产率的50个实例，形象地示范了“四倍跃进”的广泛可能性。
综上所述，40年来对GDP的认识已经深化和发展了。从现实针对性看，也更需要强调，必须充分认识把GDP当作衡量国家发展状况主要指标的局限性。正如台湾《天下》杂志在1999年4月发表《致命的GDP》一文时加的编者按所说：“如果你还在用GDP衡量自己的国际地位，那你就落后世界30年了。追求真正的发展，先进国家开始用不同的指标瞄准未来。”这也正是我们在今天需要借鉴和反思的，尤其是在国外媒体大肆渲染中国GDP超日赶美、而国内主要倾向也仍是偏重于追求GDP速度的时候。
注释：
①江小涓：《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管理世界》2010年第6期。
②范若虹：《中国贸易条件再度恶化》，《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第10期。
③唐淳风：《学日本闷气发财》，《环球时报》2009年8月6日。
④松野平：《中国得为低速经济做准备》，《环球时报》2010年2月26日。
⑤张捷：《资源角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罗伯特·W.福格尔：《2040年的世界经济前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
⑦埃米利奥·诺埃尔：《巨龙不再熟睡》，委内瑞拉《分析报》2010年4月15日。
⑧王国实：《对人均GDP国际比较两种方法的思考》，《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1期。
⑨余芳东：《世界银行推算的中国购买力平价结果及其问题》，引自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⑩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11)同④。
(12)《科尔奈：中国改革再建言》，《财经》2010年第2期。
(13)《澄清“预测中国”的浑水》，《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10期。
(14)《GDP不能表达一个国家的幸福和繁荣》，《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2日。
(15)转引自《四倍跃进》，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16)同(14)。
(17)《致命的GDP》，台湾《天下》1999年4月号。
(18)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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