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能力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溢价论文,大学毕业生论文,工资论文,能力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6)02-0099-14 一、引言 语言能力是人类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也是构成人力资本的重要环节。语言能力通常表现为一个人对于语言的掌握和运用水平，包括语言理解能力、口语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等[2]。 语言能力是各国基础教育教学中极为重视的能力，也是各级各类教育考试中的重点测试环节。中国的基础教育要求学生同时具备母语(汉语)与外语(主要是英语)两种语言能力，与此相对应，语言类课程(语文、英语)是与数学课程相提并论的重要基础课程，在中学的三门主科中占据两席。语言能力与学生的成长有多大联系?教育界对这一问题并无清晰的答案。对于飞速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来说，汉语能力和英语能力这两种语言能力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平衡教学资源的投入?这些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一派观点认为，语文作为传承本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当加强重视，给当前大中小学教学中的“英语热”降温；另一派观点则认为，随着我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英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教学中应当着重加强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在基础教育的政策动向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强化语文、弱化英语的趋势。例如：北京市公布的考试改革方案中，调高了语文分值，降低了英语分值。①在江苏当前的高考方案中，语文分值为160分(文科200分)，英语分值为120分，语文分值大大高于英语分值。②在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和政府加大语文分值的政策背景下，研究语言能力对学生个体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探讨语言能力与工资水平的关系，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语言能力主要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积累的，因此被看作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环节。有学者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语言资本(Language Capital)这一概念[3-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能力对教育回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不难推断出语言能力同样对教育回报有重要作用。现有的针对语言能力与劳动者工资关联的实证研究也大多证实了这种论断。 语言能力与工资联系的相关研究始于发达国家对移民者工资的研究，研究者论证了对所在国语言的掌握程度会有效影响工资水平。对于美国、英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英语的语言能力与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关联[7-11]，英语以外的外语水平对工资有负向影响[12]。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针对印度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同样表明英语的流利程度能够提升工资[13]。 研究者发现，并非所有类型的英语能力对工资都有同样的作用。冈萨雷斯(A.Gonzalez)的研究表明，口语能力比阅读、写作能力更加重要[14]；奇斯威克(B.R.Chiswick)的研究则得到相反的结论，阅读能力比口语能力更加重要[15]。帕克(J.H.Park)对语言能力对工资影响的作用机制以及语言能力与其他专业技术能力的替代性进行了研究[16]，发现语言能力可以起到媒介因素的作用，即语言能力更强的劳动者能够更快地把其所受的教育和经验转化到劳动力市场中，从而得到更高的收入；专业技术能力对语言能力有替代作用，且对工资的影响作用更大。语言能力一般但专业技术出色的劳动者，比那些语言能力出色而专业技术能力一般的劳动者享有更快的工资增长水平。在以上研究中，对语言能力的度量主要采用自我评价打分的方式，对能力的度量不够客观和精确。近来，阿克莱什(I.R.Akresh)和弗兰克(R.Frank)的一项研究发现，采用自我评价的方式讨论语言能力的工资效应会带来一定的结果偏误，利用他人评价或客观评价的方法效果更好。[16]由于以上所列举的关于语言能力对工资影响的研究主要在移民群体中进行，缺少个体能力的良好代理变量，导致对个体能力的控制并不可靠，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偏误。为了有效地控制个体能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研究教育回报的文献常常采用考试或测试分数作为能力的代理变量，如SAT成绩[18]、IQ分数[19]、武装部队资格测验(AFQT)分数[20-22]或其他智力测试分数[23]等。 针对我国大学生语言能力与就业薪酬的研究屈指可数，郭茜和孙文凯利用CET英语考试成绩，印证了英语能力对就业薪酬的正向影响作用较为明显[24]。然而，关于我国高校学生就业薪酬的已有研究并未对汉语水平与就业薪酬的关联问题展开深入的定量探讨，其中也没有汉语能力与英语能力对工资影响的比较研究。 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大学生是通过高考录取而进入大学，高考分科考试的特性使高考成绩能够作为衡量学生各项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在我国大学之中，除了一些特殊专业(如中文系等)在大学期间还会继续学习语文课程，大多数专业的学生并不会再进行语文课程学习。因此，高考语文成绩可以作为学生汉语能力的良好的代理变量。学生的英语能力可以采用高考英语成绩作为代理变量，除此之外，由于高校教学中大多涵盖英语课程，学生在大学期间须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有些学校要求学生通过六级考试(CET-6)，因此，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也可以作为学生英语能力的代理变量。本文关心的问题是：语言能力与大学生就业薪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汉语能力与英语能力在解释薪酬差异时的相对重要性如何?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学生的学习投入与就业选择，而且会对教育部门进行课程体系建设和调整的相关政策带来重要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利用2006级和2008级本科学生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讨论语言能力对大学生就业起薪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持续性，并试图揭示语言能力对就业薪酬的影响机制。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研究模型及数据，第三节报告回归结果，第四节尝试对语言能力作用于就业起薪效应的影响机制进行解释，第五节给出结论并加以讨论。 二、模型及数据 (一)实证模型 在有关语言能力的经济回报的研究中，前人控制了就业者的性别、教育水平、来源地区等多方面因素，大多利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讨论[25-28]。借鉴这些模型和考虑因素后，本文采用如下计量模型：
在以上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决定方程中，LnW为大学毕业生毕业第一年工资的对数。主要的解释变量为学生能力，利用高考科目成绩作为代理变量，分别是语文成绩(chin)、数学成绩(math)，英语能力主要采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cet)，同时也将高考英语成绩作为备选变量。本文利用高考的总成绩(total-score)对考生的总能力加以控制。这样，语文成绩和英语成绩的系数代表在总能力一致的前提下，分项能力的优势所带来的工资溢价。其余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X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四类：第一类是综合类控制变量，包括学生的高考类别(文理)、入学年级；第二类是个体因素变量，包括性别、健康状况等③；第三类是家庭因素变量(指学生与父母组成的这个家庭)，包含家庭户籍所在地(城、乡)、家庭收入④等；第四类是学校因素变量，包含院校类型(是否为“211”高校)、大学专业类别(回归分析中简化为理工农医、人文社科两类)、学分绩排位(在本班的前百分之几)等等；第五类是就业单位变量，包含就业单位性质(如党政机关、国企、民企等)和行业类别(如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信息传输与计算机业等)。通过控制这五类变量，可以有效地控制估计的偏误。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样本中包含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他们的高考分数来自不同的高考试卷，用这些试卷测到的分数所代表的能力本身可能并不可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进行了两个转换。首先，本文将各试卷体系的分值(包括原始分、标准分)均转换为高考满分750分，语文、数学、外语各科满分为150的原始分值系统⑤，这一变形统一了学生的分数范围。而后，本文对每一级所有观测学生的成绩进行了Z分数处理(文中称之为标准分)，从而给出每个学生的各项成绩在样本群体中的相对位次，由此判断学生能力的相对强弱以及每个学生各学科的比较优势。对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只在同一年级学生中做了Z分数处理。 在此基础上，本文仍然有可能低估或高估汉语能力或英语能力带来的收入效应，因为高考分数可能直接影响到大学阶段的人力资本形成。例如，汉语能力更好的学生更有可能成长为学生干部，或者在面试中脱颖而出获取实习机会。而实证研究已经证明，大学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会影响未来的就业[29]。因此，本文需要估计学生能力与大学期间形成的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二者对就业工资的影响。即便如此，样本选择问题仍有可能带来选择性偏差。大学生在毕业后可能因选择出国、读研、再花一年时间考研、没找到工作等原因而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这部分群体的就业起薪缺失可能导致典型的样本选择偏差。为此，本文采用赫克曼(J.J.Heckman)提出的两步估计法——估计逆米尔斯比率(mills lambda)并将此比率加至回归方程中——来解决这一问题[30]。 (二)数据 本文主要运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中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数据以2009年作为基年，以北京市全部公办大学在校本科生学籍数据库为抽样框，分学校、专业、学生进行三阶抽样。最终，2009年从北京市公办高校在校本科生学籍数据库中抽取了15所学校⑥255个专业的2006级和2008级大学本科生5100名。在调查时点上，这5100名大学生分别处于大学一年级学期末和大学三年级学期末，其中2006级学生2536人、2008级学生2564人。最后，2006级学生中2298人参与调查，应答率为90.62％；2008级学生中2473人参加调查，应答率为96.45％。从2010年到2013年，笔者对这批学生又进行了四轮年度追踪调查。2006级学生的数据涵盖了从本科三年级到本科毕业后三年这段时间，2008级的学生则完整涵盖了学生的大学阶段及本科毕业后一年。目前，此数据保持了较高的追访成功率。对2006级学生的分析发现，在2012年即本科毕业后第二年仍保持了78.46％的追访成功率，并且不同性别、民族、专业、学校的学生样本丢失差异不明显。[31] 本文以本科毕业后第一年填写的工资数据来作为薪酬的度量，这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已经工作近一年，对工资数据的填写比较真实。 (三)变量描述 从描述统计来看，2006级学生在本科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且有工资数据的样本共902人，相应地，2008级学生中有573人有工资信息。从表1可见，就业地非北京地区的毕业生工资高于北京地区就业的毕业生，外企就业的毕业生工资高于其他单位就业的毕业生，“211”学校就业的毕业生工资高于非“211”学校的毕业生，男性工资高于女性，中学为理科的毕业生工资高于文科毕业生，参加过实习的毕业生工资高于未参加过实习的毕业生。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三、语言能力能否带来工资溢价 (一)基本结果 表3给出了基本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为OLS方法估计的模型，利用高考分数和大学英语四级分数做解释变量，并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学校特征、就业单位特征等控制变量，模型(2)是利用赫克曼两步法纠正之后的模型。根据表3的结果，在所有模型中，用高考语文成绩表示的汉语能力对就业薪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英语能力也具有这种效应，而数学能力的工资效应并不明显。语文成绩的回归系数大于英语四级成绩，说明汉语能力对工资的边际影响比英语更大。模型(2)在工资方程中利用赫克曼两步法进行估计，逆米尔斯比率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对样本不存在选择性偏误，不需要进行矫正。回归的结果还表明，相对2006级毕业生，2008级毕业生的就业薪酬有明显优势，男性、学分绩排名靠前、家庭收入更高这些因素对就业薪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考察利用不同的能力代理变量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分别讨论了利用高考原始成绩、高考标准分数两种指标下语言能力对就业薪酬的影响，还考察了分别以英语高考分数和大学英语四级分数为英语能力代理变量之下的收入效应。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汉语能力对就业薪酬的溢价作用始终显著，但采用高考分数度量的英语能力则在大多数情形下表现不显著。⑦ (二)工资溢价的持续性 本文的回归结果证实了汉语能力和英语能力均具有明显的工资溢价，而汉语能力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那么，汉语能力和英语能力的工资溢价在工作之后的几年是否仍然具有持续性?为此，本文以2006级本科毕业生就业者在就业第一年和第三年的工资对数以及两年工资差值的对数为因变量⑧，探讨汉语能力和英语能力对各年工资以及工资增长的影响，结果见表3的(3)—(5)。从结果中可以发现，语文成绩不仅对第一年工资有正向作用，还对工资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英语成绩也具备同样效应，仅仅是回归系数略小。这说明了语言能力的工资溢价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三)谁享受了工资溢价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语言能力的工资效应，本文对不同子样本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4、表5所示。分位数回归发现，对于收入分布在25％、50％、75％、90％的样本而言，汉语能力的正向影响作用均显著；对于收入分布在50％、75％、90％的样本而言，英语能力的正向影响作用均显著，且整体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英语能力对收入的边际影响越太。在收入较高的群体之中，英语能力对工资的溢价效果较汉语能力更为明显。对各子样本的分析发现，具有在北京地区工作、国企工作、金融行业工作、女性、大学学科背景为人文社科这些特征的群体，语文成绩对就业薪酬有显著正向影响，汉语能力的重要性明显。在外企工作、IT行业工作、女性群体中，英语四级成绩对就业薪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学成绩在所有群体中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数学能力对工资的边际效果不明显。
四、语言能力为什么影响工资 语言能力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为什么汉语能力强的学生会获得更高的工资?本部分尝试对其原因进行探讨。可能的机制是：汉语能力会影响学生在大学中的人力资本获取，汉语能力强的学生可能积累了更多有助于提升未来工资的人力资本，从而影响其就业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大学中积累的人力资本是多维度的，可以通过计算机证书、专业资格证书(如会计师证、律师证等)、党员身份、学生干部、实习经历等方面来测量。汉语能力强的学生，在中文阅读和写作、汉语演讲、与人沟通、中文笔试、面试等任务中可能获得更多优势，更可能成为党员、学生干部，获得专业资格证书，获得参与实习的机会，以取得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利用logit回归方法，重在探讨语文成绩与上述人力资本变量之间的关系。 基于表6的(1)—(5)显示的Logit回归结果，本文发现，语文成绩更高的学生，确实能够更有效地获得实习机会并参与实习，同时在专业资格证书获取方面也有一定优势。这些人力资本的积累可能与其未来的工资有密切关系。但语文成绩对学生入党、成为学生干部、获取计算机证书等方面并无显著影响。学生的英语成绩更高，对专业资格证书获取有负向影响。这一结果出现的可能原因是：英语学习与专业技能学习对学生的时间分配而言，有一定的竞争关系。 为了进一步探索语言能力特别是汉语能力影响工资的机制，这里把涉及大学期间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关变量加入回归方程。估计结果见表6的(6)。从添加人力资本积累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参与实习对获取更高的工资具有明显的效果，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呼应[33]。在添加这些变量之后，语文成绩对工资的正向影响仍然是显著的，仅仅是回归系数有所减小。这表明大学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并不足以解释汉语能力带来的工资溢价，其影响机制可能更为隐蔽和复杂。另外，英语能力对工资的影响仍然明显，回归系数略小于汉语能力。数学能力依然没有明显效果。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2006级和2008级北京高校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语言能力带来的本科毕业生工资溢价问题。结果发现，在控制学生总能力(高考分数)以及其他变量后，汉语能力更强的学生具有明显的工资优势，英语能力同样具备工资溢价的效果，只是影响系数相对汉语能力较小。对于工资水平较高的群体，英语能力对工资溢价的作用比汉语能力更大。汉语能力和英语能力的工资溢价效果在工作三年内都具有可持续性。大学期间获取的人力资本不能充分解释语言能力的工资溢价效应，因此可以认定，这种溢价效应是语言能力本身所带来的经济回报。 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文有效控制了就业者的英语能力与汉语能力两种语言能力，且比较了二者对于工资溢价效果的大小，从而避免了过分凸显单一语言能力作用的结果。 本文的结论对人才评价方式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作为主观性很强的试题，高考语文试题的信度和效度一向受到质疑。本研究表明，语文成绩代表的学生汉语能力能有效地预测其未来就业起薪，预测效果甚至高于以客观题见长的英语和数学，因此，高校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应更加重视语文成绩及其代表的汉语能力。同时，各级学校应在教学过程中加大汉语能力的培养，这将有助于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多的优势。 本文虽然从实证上论证了高校毕业生语言能力的工资溢价效果，但是囿于数据，仅仅把语言能力分为汉语能力和英语能力两种，对每种语言能力的听、说、读、写等不同部分的效果并未做出细分和对比，这有待在未来研究中予以补充，语言能力的工资溢价作用的理论机制仍有待深入的探讨。 致谢：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康乐对文章思路的贡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2013年，北京市发布《2014-2016年中考中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和《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根据这些方案，从2016年起，北京市高考英语科目分值由150分减为100分，语文科目分值由150分增至180分。中考英语科目分值由120分减为100分，语文科目分值由120分增至150分。参见：北京发布中高考改革方案，见http：//edu.people.com.cn/n/2013/1022/c1053-23281299.html. ②江苏省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见http：//gaokao.eol.cn/jiang_su/dongtai/201505/t20150521_1261702_1.shtml. ③健康状况个体自评量表，数值在0～100分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健康程度越高。 ④用学生在第一轮在校生调查(2009)期间填写的家庭年收入数值代表其父母的收入状况。 ⑤在2006年高考中，上海卷总分为630分，广东卷和海南卷采用标准分，总分为900分；2008年，上海卷总分为630分，江苏卷总分为480分(语文160分，数学160分，英语120分；其中，文科语文总分为160+40，合计200分，理科数学总分为160+40，合计200分)，海南采用标准分900分并附加毕业会考成绩，总分为940分。 ⑥这15所学校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农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⑦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相关系数表格，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 ⑧需要说明的是，追踪调查时学生对工资的填写有一定随机性，有些学生填写了第一年工资，而追踪调查时却未填写第三年工资，有些学生只填写了第三年而未填写第一年。这些因素导致了数据缺失，因此本文只计算同时填写了第一年和第三年工资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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