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批判——基于社会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视角论文,乡村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乡村旅游与新殖民主义
当代乡村旅游，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旅游，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阻碍乡村旅游健康或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包括：
乡村旅游的“非乡村性”。即乡村旅游从需求方到供应方，大多并非由乡村操控。城里人甚至是外国人成了乡村旅游生产(供应)和消费的主人。乡村及乡村人最终成了消费的对象和客体。
与此相关的是，乡村旅游并没有如乡村居民最终期盼的那样，带来经济利益和社区繁荣。旅游收益大多流出当地社区，进入到城市甚至国外。
即使有部分收益留在当地社区，其分配也是很不平衡的。社区精英获得了余下的多数，而绝大多数居民由于仅能参与少许低报酬的“下等”劳动获得微薄收入，或者仅靠不稳定的一些演出、出售小纪念品获取少量不稳定收入。
与此同时，旅游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及环境冲击。一些原本属于社区独有的社会文化特性如亲密的人际关系、纯朴善良的民风，特别是对本社区或本民族的热爱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诱惑变得逐渐淡漠；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吸引，加上本地旅游并不能保证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年轻人的外流不仅未有放缓，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宁静、洁净的乡村环境被喧嚣、污浊的类城市氛围取代，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开始成为常态。
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往往成为一句空话。更多的情况是当地社区及居民成为外来投资者和政府合谋中的牺牲品，不断被客体化、边缘化，直到被逐出原本祖祖辈辈属于他们的土地。
世界最大的旅游非政府组织ECTWT(the Ecumenical Coalition on Third World Tourism，第三世界旅游国际同盟)前执行官斯里桑对第三世界旅游发展的描述几乎可以真切地应用于当今的乡村旅游：“今天践行的旅游，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旅游并不能使多数人获益。相反，它盘剥他们，污染环境，毁灭生态系统，导致文化退化，使人们丧失传统价值观和传统生活方式，驱使当地妇幼遭受性奴役。换言之，旅游成了当今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其中少数掌控财富和权力的人才有话事权——的缩影。由此看来，旅游与殖民主义几无二致”(Srisang，1992)。
乡村旅游之所以会发展成如此状况，其背后存在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法律根源。
二、权力支配与话语霸权
1.权力和支配
近年来，乡村在城市人心目中显现出相当矛盾的双面图景。一方面，乡村意味着贫困、落后、肮脏、蒙昧甚至失序失范；另一方面，乡村也意味着践行新风尚度假的良机。美丽原始的环境、青山绿水及生物多样性、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等等，使乡村成为具有强大磁吸力的娱乐天堂，让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中产阶级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因应这种需求，积极推广乡村地区的旅游，视其为获取资金和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吸引开发资本和打破经济不发达状态的有效工具。然而，在世界范围，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专家学者通过统计数据和个案研究发现，旅游并不能成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乡村地区)谋求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反而可能强化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间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固化欠发达地区的落后状况(Mowforth and Munt，1998:45)。
我们不妨用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来诠释这种不平等关系。依附理论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成长壮大乃是将来自第三世界的盈余据为己有的产物，更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过于依赖、受制于世界市场价格频繁大幅波动的出口导向产业(如咖啡、香蕉、铝矿等)。该理论特别应用了中心—周边(centre-periphery)或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关系概念来强调这种不平等关系：全球经济的权力焦点就位于这个核心或中心。该理论还相信，源于全球经济扩张和无法自主增长的相互依赖导致了不平等和不平衡的发展。因为在这种相互依赖中，双方并不处于平等地位，双方的权力处于不同层次。布里顿将依附理论应用于旅游分析，认为在当今世界旅游的大格局下，第三世界国家仅仅担当被动角色(Britton，1981)，因为第三世界旅游在结构上依赖发达国家。
乡村旅游的情况十分相似。无论是旅游接待和娱乐设施乃至景点景区的掌控，还是主要来自城镇的客源都显示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与边缘(乡村)在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和不平等。纳什就相信，旅游之所以存在，乃是都市核心产生了旅游需求及游客本身；“正是这种旅游及相关开发的权力使得都市中心成为帝国主义的，而旅游成了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Nash，1989:35)。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与前面所指称的殖民主义一样，都是对支配(domination)关系的一种表述。的确，旅游在将乡村文化转化为商品及为城市富有游客提供享乐主义实践方面的确有些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色彩；乡村旅游“带有殖民主义的主要症候：支配与屈从”(Chung Hyung Kyung，1994:21)。
2.话语与霸权
话语(discourse)是一个与意识形态(ideology)密切相关的概念，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补充。而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无可避免地交织在意义(meaning)的生产和表述及其方式中，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因而可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个话语问题，是一个“谁在为着什么目的对谁在说什么”的问题(a question of who is sayings what to whom for what purposes)(Eagleton，1991:9)。
按福柯的说法，话语所要表达的是，“事实”如何用不同方式传达以及传达这些事实的语言如何能干扰或影响到我们确定何为真何为假的能力(Michel Foucault，1980)。以承载力或容量(carrying capacity)这个概念为例。它可以细分为不同类型：生态的、社会的、经济的、物理的、现实的、功效的(effective)、审美或美学上的；所有这些都可以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势下、不同时点、以不同方式来诠释和衡量。它经常被当做恰如一个中性的生态学术语。扎巴和斯库恩斯(Zaba and Scoones，1994)对这种所谓中性提出了挑战：也许我们大多数人(当然这里所指乃是西方人)对博茨瓦那的承载量概念没有疑问或异议(即应该有那样的容量限制)，但却对计算伯明翰(300平方公里，110万人口)的承载量这样的想法深感怀疑。又比如生态可持续性概念不仅身披科学合法性外衣，而且还预示着某些地方(如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乡村地区)比其他地方更适合应用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生态可持续性和承载量(力)都是某种话语，都传达和诠释着权力。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通过旅行书和旅游小册子诠释和表述的权力。我们既有写作乡村旅游畅销书和各类媒体旅游专栏的睿智知识分子团队，又有专业营销人员炮制的、推销各个乡村旅游地的精美单张和小册子。它们代表着外人向他们的听众表述和诠释乡村的不同方式，而且每一个(每一种、每一篇)都声称代表原真性，传达真相，尽管方式可能是如此不同。因此，福柯的观点也许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旅游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tourism)乃是由竞争性话语所生产；话语概念所强调的乃是某个主题或论题被如何讨论、如何思考以及它如何向他者表述。最紧要的是，话语本身就是权力传递和被竞逐的方式的组成部分(Hall，1992:295)。
话语又与霸权相关，或者说，它是霸权的基本属性。葛兰西用文化霸权强调统治阶级说服被统治阶级接纳某种政治、文化或道德、价值观的能力，指出这是一种比强制压服更有效的策略。因此，霸权本质上是关乎劝服的权力的，但它与意识形态不同，后者带有强制色彩。按伊格尔顿(Eagleton，1991:115)的观点，理解霸权的最佳方式是将其视为比意识形态更宽泛的范畴；它包括意识形态却不能归结为意识形态。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霸权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完满实现。它必然要扩张，从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扩展，从城市向乡村扩张。也就是说，霸权必须不断更新、再造、捍卫并修正，并且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斗争的意味(Eagleton，1991:115)。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借由旅游这座桥梁，霸权尽可展露其本色：从旅游行为准则到倡导负责任的、适当或可持续的乡村旅游，无一不可以成为霸权策略(话语)的例证。
我们这里的基本结论是，要理解或批判乡村旅游，支配、意识形态、话语及霸权都是可资利用的最佳概念工具。因此，我们的确需要马西(Massey，1995)所谓的权力地理学(geography of power)来帮助我们诠释或解读乡村旅游发展及其问题。
三、原真性与他者化
1.原真性追求
原真性(authenticity)一词可有诸多用法和语境，有些模糊和任意性。按照特里林(Trilling)的考证，它最早应用于博物馆，在那里，精于此道的人检验艺术品的真伪及是否物有所值(参见Golomb，1995:7)。这个词还借用来指称人类存在、已经破坏的程度或特性以及我们对人类和个体存在的可信度的焦虑。罗素(Rosseau)就用它来指称人类的生存状态，并将社会视作破坏这种存在的主因。麦坎内尔早在上世纪70年代(MacCannell，1973；1976)已将原真性概念引入旅游社会学研究。自那时起，这个主题已成为旅游学界的一大研究课题。旅游界广泛采用的原真性概念基本属于最初的博物馆用法。例如，诸如艺术作品、节庆、仪式、巡游、服饰、房宅等旅游相关产品，根据它们是否由当地人民根据传统或习惯制作或演示这一标准可以被描述为“原真”或“非原真”。在此意义上，原真性意味着传统文化和本源之物，是一种真的、真实的或独特之感。
从社会建构论视角来观察，原真性可以有五个方面的理解(Ning Wang，1999)：第一，不存在绝对原真性赖以存在的绝对和静态的本原或起源(original or origin)。“我们都是中途进入社会，而文化始终处于过程之中”(Bruner，1994:407)。第二，从“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这个视角(Hobsbawn and Rarger，1983)看，本源或传统本身也是根据人们当时所处背景和需要发明和建构的。传统或本源的建构涉及到权力，因而是一个社会过程。“原真性不再是物体内在的、不随时间变迁的属性；它被视为一场斗争，一个社会过程，其中竞争的利益群体纷纷为自身对历史所作诠释进行辩护”(Bruner，1994:408)。第三，原真性或非原真性不过是人们如何看待事物的产物，也是他们独有的视角和诠释的结果。因此，对原真性的体验就是多元、相对的，不同旅客自身可以有独特的关于原真性的界定、体验及诠释。在此意义上，如果乡村旅客忘情地体验甚至融入到所参访的民俗村及其人、事、表演，并认定这一切为原真或非原真，那都是合情合理的，无论专家或其他游客有怎样不同的看法或理解。第四，就被参访的不同文化、不同人及不同地方而言，原真性不过是根据客源地(对乡村旅游而言，通常就是城市社会)社会成员所持有的刻板印象和自身期待给这些文化、地方或人加贴的标签而已。因此，原真性其实是游客自己的信仰、期盼、偏好、刻板印象及意识在旅游客体特别是旅游他者(toured others)上的投射或外化(projection)(此点与下面将要讨论的他者化密切关联)(参见Bruner，1991；Laxson，1991；Silver，1993)。布鲁纳(Bruner，1991)就指出，游客的原真体验并非基于对新几内亚人那样的土著居民真实与否的评估，而是基于西方意识的外化：西方游客花费数千美元远涉重洋到达非洲并不是要见证埃塞俄比亚孩童之死，而是要见识这里“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见证他们自己臆想之物，臆想之事，臆想之人。第五，即使某些事物一开始就是“非原真”或“人为的”，它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做新兴或自生的原真性(emergent authenticity)。现时片断的无限重复将可以使任何东西成为原真，只不过这里需要一个生发或渐成过程。迪斯尼乐园和迪斯尼世界之类的主题公园应当属于这一类。此外，原真性有情境限制(context-bound)；某地某事某物之为真，只在它自身的情境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显现才会成立。
因此，在社会建构论看来，乡村旅游者的确在追寻原真性；但这并非什么客观、绝对、静止的原真性，而是一种作为社会建构产物的符号原真性(symbolic authenticity)。被游历的客体或他者被体验为真，并非因为它们是本源或现实，而是因为它们被感知为原真性的符号或标记。符号原真性与外在的现实其实不必有内在的关联。它大多是某些刻板印象的投射，这些刻板印象在乡村旅游客源地社会，特别是经由大众传媒和乡村旅游营销机构生成并传播开来，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潜意识。
乡村旅游者的原真性追求可能需要借用王宁(Ning Wang，1999)存在的原真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来做进一步解读。存在的原真性所指的是将被旅游活动激活的人的潜在生存状态(a potential existential state of Being)；相应地，乡村原真性可能与所游历的客体的原真性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前往乡村游客当下的生存状态，特别是精神或心理状态紧密关联。乡村旅游者多来自发达地区，主要是城市或都市区。只因为有城市之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单面社会状态(马尔库塞，1989)全球漫延，都市人群，特别是其中数量庞大、经济实力较强的中产分子，普遍感到焦虑、迷茫，感到个性或“真我”(real self)的迷失。乡村旅游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些情境，使其有机会进入到一个与自己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他者世界(others'world)，从而以他者方式做回自己、认识自我。
我们不妨认为，这种存在的原真性理想可能具备怀旧或浪漫主义特征。说它怀旧是因为它将乡村生活方式理想化，那里的人被认为更自由、更纯朴、更自然、更纯真、更真实，而这种纯真的生活方式通常被认为仅存于遥远的过去或孩提时代。都市人怀念这些生活方式，想要以乡村旅游的形式至少暂时地、忘情地、象征性地重温。说它浪漫是因为它凸显自然天成、情感及情调，与现代都市社会中日益增加的理性精神对自我的限制约束形成强烈对照。由此，乡村旅游可以视为一种更简单、更自由、更自然、更原真，更少严肃性、更少功利性的浪漫生活风格，都市人据此可以暂时远离日常生活甚至超越日常生活程式。因此，乡村中的都市中产阶级游客其实并不是真的关注旅游客体的原真性；他们不过是借助乡村旅游客体、乡村环境及乡村中的他者(乡村居民)追寻他们自己一度迷失的原真自我。
2.他者与他者化
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论证了西方知识分子是如何以一种看似很好却很有害的浪漫方式煞费苦心地创造(create)出他们随后沉湎其中的国度。透过这些创作，他们将这些“他者”之国家和文化描绘得如此具有异国情调，如此具有情色意味，如此赏心悦目，如此天人合一(如果是在今天，就应当添上如此简单，如此可持续这些新的流行色彩)。这种创造和诠释他者之地、他者其人、他者文化的过程就是社会学上所谓的他者化过程(a process of othering)。
在当今的发达地区，特别是都市社会，人们特别是中产阶级对小众的、非主流的、非都市的另类文化，宗教传统、(少数)民族特性，环境及生态，也就是只存在乡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可以寻到其踪迹的他者性的(otherness)方方面面的兴趣甚至是迷恋日益增长，乡村文学、乡村音乐、野茶土菜等等无不成为都市中产阶级的最爱。这也清晰地反映在上面提到的原真性追求当中。
霍尔(Hall，1992)相信，他者化过程涉及到对一个“绝对的、有根本性差异的他者”即大写的他者(the Other)的表述；这样的他者化过程产生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东西方对立，城乡对立等。在乡村旅游的语境下，他者化的生产与传播将使人们相信，城市既是民主、富足、自由、发达的，又是颓废、沉闷、压抑和单调乏味的；乡村既是家长式的，贫瘠的，有约束的，落后的，同时却又是充满生机的，阳光灿烂的，开放的，丰富多彩的，甚至有些令(城市)人神往的。
他者化还涉及到反思或反省过程。这就是说，他者文化、他者环境正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环境所不足、所缺乏的。在这种情形下，西式的都市生活风格被斥责为空洞、文化上不完满、充满物欲、无意义；对比之下，传统的乡村生活和文化则被赋予意义丰富、简单而且原真的色彩或标识。在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看来，他者化和原真性追求都是对现代生活不满的反响，对差异和多元日益丧失的一种后现代反应。这也是后现代旅游及后现代游客诞生的根源(左晓斯，2007；2009)。
在旅游特别是乡村旅游中，他者化是一个社会地建构和表述他者及他者之地的关键过程；乡村旅游地(rural tourist places)的概念就是用来将乡村之他者投射到城市消费者(游客)生活中；如果这种投射取得成功，那么，不仅作为吸引物之集成的乡村目的地得以诞生，而且社会建构的我们与他者、城市与乡村的文化边界(cultural boundaries)也将成形。他者性已成为乡村旅游的基本元素，因为与他者遭遇可以为神话语言的制造和传播增加动力或激情(Selwyn，1993：136)。对大多数都市人来说，通过确定差异和边界，他者性使得乡村目的地更具消费魔力或魅力。
他者性和原真性在追求文化和民族(性)保护的愿望或期盼方面统一或联合起来；在对原始性或原初性(primitiveness)的推广促进中，原真成了核心商品(errington and gewertz，1989)。二者都与后现代式的怀旧渴望密切相关。在当代发达地区和都市社会，人们不仅怀念和追思古老的传统和环境，甚至怀念逝去的旅行风格(如远足、研修)。不仅如此，他者性与可持续性的关系也十分紧密，而且渗透着权力。当今时代，西方世界习惯性地认定，可持续概念主要适用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环境；而在城乡二分和乡村旅游的语境下，可持续性也主要指向乡村，包括它的文化、环境。这里可持续性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维护他者(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ther)。为什么要维护他者？因为我们(西方世界、城市社会)需要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一个临时避难所或精神藉慰地。至于他者是否需要、是否愿意被维持不变(如更舒适的生活标准和发达的设施等)这样的问题，则已降至次要地位。这里再次暴露出前面提到的霸权与支配的面目。
四、外部干涉与商品化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方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一起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扩张乃是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全球化经济过程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如此一来，来自发达地区和城市社会对落后地区和乡村社会的干涉似乎不可避免；在乡村旅游及其发展过程中，对规划开发和管理政策的形塑充斥着高度的外来干涉或影响，如各级政府、金融机构、规划机构、开发商(一般都是自外部引进)等，无不根据自身的需要和价值观施加压力。同时，在市场导向原则下，旅游产生了将乡村之地、乡村景观及乡村之人统统转化为商品的奇效。这就是说，“我们”(城市及发达地区之消费者)消费这些假日元素，就如同我们消费物品和商品。
如今对乡村的干涉和商品化通常会以更为温和或和善的面目出现，并借助可持续发展、环境和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绿色生态消费的话语或说辞推行。在这些话语下，更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城市和发达地区在与乡村及落后地区的博弈中占据着优势地位。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即使从道德制高点来看，他们(他者，如乡村)都必须在思想、行动当然还有政策上与我们保持一致。要获得我们在资金、客源、智力等各方面的协助和支持，他们就必须在制度、政策乃至组织上作出符合我们标准的结构性调整。也就是说，无论是理念上还是物质上的优势或居高临下，都足以使干预行为合法化。
在乡村干涉及商品化进程中，旅游开发商、代理商及中产阶级游客步调一致，目标相同：大家都需要保护其主要商品——未受触动的环境、富足的野生动植物及原生态的地方居民和民俗文化。特别地，对游客而言，体验原生文化——乡村他者性的强烈欲望才是他们前往乡村旅行的主要驱动力。游客就是旅游业的现金流；游客的动机和需求成了乡村干涉及商品化的当然指南。
五、屈从与奴役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特纳就认定旅游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便是将富裕的白人享乐主义者投送到世界上某些最贫穷的黑人社会(如昂贵却令人神往的非洲、南美之旅)(Turner，1976)。时至今日，旅游的这一功能并无大的改变，只是这种客人的投送涉及的不再限于白人与黑人社会之间，而是广泛涉及到几乎所有发达与落后、都市与乡村这种二分社会之间。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旅游、后现代旅游(当然包括乡村旅游)的确给游客传达了全新的体验和感受；但对受访社区而言，不仅不平等情况未有改善，反而将这种因旅游而给原本相对封闭的社区带来的外部成员施加的屈从(subservice)和奴役(enslaving)传送得更深入，更悠远，即它们所达至的范围和深度同时加大了。
为什么替代旅游、生态旅游、新旅游甚至可持续旅游，都无法使旅游生态从根本上改观呢？除了“可持续性”概念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及实践困难外，莫福思和芒特(Mowforth and Munt，1998)认为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虽然在个别地方，对旅游资源的掌控发生了变化(如加拿大的北极地区的土著旅游，参见Notzke，1999)，从宏观角度或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都市地区与乡村地区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并未有根本改观，乡村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仍然是支配与控制的特殊形式，或特殊的屈从形式；克里彭多夫(Krippendorf，1987)甚至认为，4S(sun，sea，sand and sex)旅游就内容和结果而言，可以用3S来总结或概括，即Subjugation(征服或制服)、Servility(奴性或屈从)、Subservience(屈从或恭顺)。
二是游客与被参访对象，或主客关系依然高度不平等。拉奥(Rao，1991)就质疑游客与他者之间的遭遇——这是乡村旅游中最有意义的活动或内容——是否可以真的可以用所谓的主客间自愿关系描述；他相信，这种关系再次受到了追求掩盖或抹煞这种遭遇的商业性质的旅游话语的支配或规制。批判性地反思这种关系将打开新的分析空间，由此，都市中产阶级的度假消费实践及偏好将受到质疑，同时也有助于理解那些外在于乡村和欠发达地区——正是在这些地区，旅游生产出一个乐于助人、满脸堆笑而且卑谦恭顺的旅游(服务)阶层，他们专门服务于商人和地方精英的利益和经济偏好——同时对这些地区将产生直接影响的事件和过程(例如那些引发乡村旅游冲动的事件或社会进程)。
的确，即使经过专门培训(和服务意识的灌输)，敌意和不满态度依然会渐次生成。因为确实存在发生这种情绪的土壤或基础：大量的当地雇员(一般当然是低阶、低层从业人员)并不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累积源自服务与劳役(Servitude)无法区隔的怨恨(Holder，1990：76)。而那些身处权力和影响生发之位及协助掌管旅游业的小群体则不同，他们可以轻易区隔，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服务阶级，与那些身受收入、阶级、种族等结构限制的劳动大军形成鲜明对照。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工遭遇的结构性顺从(或隶属)关系不同，旅游从业人员许多情况下必须日日面对游客：此乃从业者屈从的符号表述，而且时时撞击着从业者脆弱的灵魂。霍尔德认为，这种存在社会各阶层的深层怨恨也许源自有关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及奴隶制的历史性社会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唤起了对历史上不平等和奴役的不快记忆(Holder，1990:76)。一些作者(如Pattullo，1996)甚至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视为一种新的奴隶制的降临(the dawn of a new slavery)。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传统的大众旅游，还是(应该特别是)包括乡村旅游在内的新旅游(后现代旅游)，屈从关系一样存在，并且将其与殖民主义的比较和关联难以避免。也就是说，无论是过去的观光旅游还是今日的乡村旅游，同样是高度干涉主义和具征服性的活动。
六、拜物教与病态消费
拜物教(Fetishism)是一个有助于我们把握隐藏在我们所购买和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后面各种关系的概念工具。这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论中分析隐藏在商品及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时采用的这一概念的含义颇为接近。乡村旅游的生产与供应中同样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莫福思和芒特(1998)特别指出旅游研究中应用这一概念应当注意的两个要点：
其一，是旅游作为一个论题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如此热烈争论的方式。旅行就如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于其中可以表达我们是谁，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处于何种社会地位，我们相信什么，诸如此类。也就是说，旅游是一种据以可以从文化上表达我们自己的商品。今天，追寻或竞逐最具德性的度假方式本身已成为一种拜物教式的文化游戏；它就是作为超级物神(the supreme fetish)的文化(Bourdieu，1984)。
其二，旅行在很多情况下将游客带至与劳工(酒店员工、导游等)直接接触。从表面看，那层遮掩并将劳动物化的拜物教薄雾在多种旅游中可以一扫而光，因为客人(the guest)直接面对着侍者(the servant)。不少人相信，由于向游客提供了在真实之地(real places)遭遇生产真实之物(real things)的真实之人(real people)，乡村旅游等新旅游或替代旅游更有能力破除这层拜物教迷雾。然而，无论形式如何，旅游仍是一种商品，一种主要作为形象来消费的商品，也就是说，新旅游形式把我们引向新的、更灵巧更智慧的创造旅游神圣光环(an aura of tourism)的方式，并造就拜物教的新秩序(a re-ordering of the fetishism)。
此外，旅游还使得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区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一面，包括不平等、贫困及社会政治之不稳显现出来，让游客当做旅游体验的一部分来加以享用。这种情形将使乡村旅游受到激发并获得正当性；它还将乡村旅游与传统的大众观光旅游的体验区隔开来。这的确是一种可以获得原真性之旅的形式；其消费者既悲叹这些消极面的存在，又为此感到莫名的(病态的)兴奋刺激。我们将其称之为美学化与浪漫化。
乡村旅游的美学化(aestheticisation)是指它被用作表达好品位(good taste)，这种文化品位告诉他人我们所发现或关注的美(beauty)是什么，我们要从度假中追求什么。对许多有着生态情节的乡村旅游者来说，表达对绿色议题的信念本身就是一件美事。在当今世界，欠发达地区及乡村地区文化已然被作为一种值得体验和维护的事物而加以美学化。
对于多少有些爱炫耀的都市中产阶级而言，提供证据以证明他们体验过的事物是必要的。这里同样可发现支配的踪迹。摄影术成了一个好的手段；而它与旅游的关系已成为许多批评性研究的主题。当一般人使用旅行快照(snaps)而被认为仅仅表达出肤浅的旅游体验之时，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却使用专业摄影技术(特别是黑白照片)来抓拍和见证具历史意义的环境氛围及游客与他者的亲近。
游客需要通过一连串的土著或当地人的人物肖像，或者将已成为永恒形象的部落孩童摄入镜头来积累原真形象。这些照片(及文学描述)不仅记载着乡村人与事的纯良、原真、自然及质朴，也将发展的不平等美学化。存储在这些图片中的瞬间遭遇象征着乡村旅游所包含的内在权力。乡民与野生环境的消极被动一起摄入镜头，以至难以辨识：他(它)们同样被动无助、等着被发现、被凝视、被观赏并最终被摄下(Sontag，1979)。
但作为美学表述的对象的并不限于乡村之地和乡村之人，还包括乡村所经历的疾苦和贫困。麦克劳伦斯(McClarence，1995)记叙一个28岁的纽约男人去印度寻找并享受贫困的故事：
米切尔(Michael)来到了印度，但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行。他前往加尔各答寻找贫困，如同许多来印度的西方旅行者一样通过这种途径找回自我。两件事都不容易。他说，的确有乞丐，也有人蓬头垢面睡陋室。但那不是真正的贫困——起码没有那种浑身水肿拖着个腹水大肚的贫困，他一边玩弄水煮荷包蛋一边思忖着。在餐后，来自纽约的米切尔似乎有了些变化。早餐后，他告诉出租车司机带他去找真正的困苦。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可是真的邋遢，真的腹水肚(swollen bellies)。米切尔欣喜若狂：他终于快要找回自己了。
沃德(Miles Warde，1992)在英国卫报周末版发表了一篇《窃贼昌盛之地》，记录了西方游客在南美洲如何以经历被打劫而自豪的种种细节。这两个故事显示出，美学化其实是把残酷现实整合进来而不是弃置不用；然后再将那种有些残酷的现实加以美化(情感上的美化、赞许、甚至颂扬)并成为具有些许探险性、挑战性旅游的内在特性和独特品性。其结果，这些欠发达和乡村地区对年轻人、中产阶级及所谓社会精英具有了更大吸引力甚至魔力。
浪漫化和美学化的光环就这样进入了乡村旅游(及周边地区旅游)。西方国家甚至走得更远，战争、种族主义及宗教统统成了美化和浪漫化的对象，这些血腥之地也成了部分西方游客神往之地：西方发达社会对病态新旅游(目的地)的美化及其追求的确走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