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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北京青年报》记者余韶文采访王朔，部分访谈内容，刊登于《北京青年报》。在此，我们节选王朔谈话的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加。
王朔的发言提纲 王朔
地域文化与两种“流氓”
我爸爸、妈妈都是东北人，我出生在南京，1959年、1960年我家才搬到北京，搬进北京后也住在北京的西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北京固有的文化传统本来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我没有很强的地域感，认为我是一个北京人，将来要守在这儿。我当时就觉得像我们家是部队的，经常要流动，没有觉得会长期住在一个地方，在这种环境生存下来实际是一种外来文化。但这种外来文化后来和北京文化合成一路文化，那就是：像我们这样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孩子，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有理想、守纪律、有操行的教育，后来长大了却又发现其实人不应该被这种东西完全束缚住。在这一路文化中出了很多文化上有代表性的人物。崔健、姜文、刘晓波……都是属于这一路。这几块料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的文化立场，那就是叛逆性都很强。当然，姜文和崔健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更重一些。张承志实际上也是这一路出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理想主义曾给他们展现过非常辉煌的、终生不能忘怀的东西。我和他们不同之处在于：后来我们家搬到城里来了，周围接触的都是下层老百姓，渐渐地我的立场发生了转移。我接受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即北京话中有这样一个特点：我要谴责别人就得先摆正自己的位置，我要骂你首先得认同我也不是东西。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低我谴责你，而是你跟我一样你却装得高，所以我要把你拉下来。我觉得北京文化中有一种自嘲的东西在劳动人民中非常强烈。像张承志包括我们院里有许多跟他岁数差不多大的人——老高三的或者老大学生那一拨儿，他们接受的教育比较完整，世界观、价值观包括习惯都已经形成了，他们始终排斥北京传统文化，又修了某些专门的学问，这时候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不能忘却，在北京他们有一种孤悬在外的感觉，他们骨子里也是“流氓”，就是比较深沉的“流氓”，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文化立场上就表现为坚持理想主义，对世俗的东西不屑一顾……当然这不表示他们拒绝世俗的物质享受。作为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有一些超人的情怀，英雄主义的东西比较多，同样是北京文化的一枝，他们更张扬一些。而我大概属于那种比较无所谓的“流氓”。但要让我下定义我一时还真说不好。我对北京这一地域没有强烈的归属感，没有像上海人对上海的那种优越感和农村人对农村的那种依恋感。所以我认为这个“流氓”的含义应该是指人无根无底，没有什么文化传统。对于我这样的“流氓”，我没有什么不能放弃的，也可以拒绝追求什么，甚至可以坚持我的错误——我就是不改我就这样了，这大概就是一种“流氓”的态度。
张承志、张炜与王蒙
我看“抵抗投降书系”，那里面把张承志称作什么“大的勇士”之类，我觉得如果张承志是一个理性很足的人，看到自己被捧到这个位置上，也不会很舒服的。我想可能是和他当过红卫兵的经历有关，张承志这一生注定要为捍卫信仰而奋斗。其实像他这么有学问的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智力生活，不一定非要捍卫什么。我看张承志对生活也是很在意的。也没有拒绝世俗的幸福。根据我的经验，如果谁想教导你干什么或者往哪儿做，那么这种教导往往是很可疑的。真理是什么？这需要辩论很长时间，也许我们这一代人都辩论不清楚，你何以现在就认定你就是真理，乃至真理的化身。或者更荒唐——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卫士——真理是什么还不知道，就先捍卫着。人应该怎么活着？一万个人有一万种活法，没有一个统一规定的活法。中国知识分子大概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时常不自觉地要扮演神父的角色，很爱布道。现在很多作家对世道的愤愤不平，我觉得恐怕就缘于没什么人听他的。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大概就在于他们把这个时代看做一个悲剧的时代，而我把这个时代看作一个喜剧的时代。张炜给我的感觉则是摹仿孔圣人，以思想家自居，这一点和柯云路很像。柯云路是走到左道旁门了，玩气功了。张炜好像无所适从，他跑到山东去搞精神家园，也写出点《论语》式的思絮来，特别可笑。我跟王蒙只是在出版社的饭局上之类的场合见过几面，并没有更深的交往。我对王蒙有一种敬重在于：我觉得我如果到他这个年龄思想还能保持像他这样的活跃、对新事物还能保持像他这样的敏感我就不易。我对他个人的感觉是，这人不老。作品上我觉得是各人写各人的。在他那一茬作家里我认为他和张洁是属于幽默感比较突出，比较辛辣的，在这一点上我的作品可能和他有一些相似之处。他的作品对我真正有一点影响就是：王蒙的小说经常大量使用排比句、叠用成语——创造一种比较复杂的语境。这种手法对我有直接的影响，我后来在创作中也尝试着使用过。至于说文化立场，他对我来说也无非就是站在他那样一个前辈的立场上比较宽容而已。他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这里有“毒草”有“鲜花”就要锄掉“毒草”保留“鲜花”，而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有权利长。我认为对于他这样身份和地位的作家，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王朔的自我评估
过去有一句名言叫做：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事情。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我这些年有一个进步，就是认为自己做事有局限性，有些事情我干得好，有些事情我干不好。你譬如说，我自认为我小说写得好，这一点谁再说什么也动摇不了我的信念。我就认为我小说写得好，起码是独树一帜的。我将来肯定还是要写小说。我还把话搁这儿了，我认为我将来一定能写出特别牛×的小说。我就敢吹这个牛，我现在不写，我让你们现在使劲去，有本事咱们最后拼一把。我觉得咱们在这儿炒来炒去都没用，张承志也好，张炜也好，你们不是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情怀吗？你就把它写成最牛×的小说。 咱们都写小说， 我也许10年不写，也许20年不写，但我早晚必写，现在谁比谁嗓门大都没用，到时候咱们比比小说。我觉得我电视剧搞得也不错，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我给别人出的一盘磁带写了点歌词，挺失败，不太好，弄漫画也不能算是成功。搞这公司我是彻底地失败了：我就不是一个经营人才，不适合浪费时间搞这种经营。现在当导演也是成败参半，拍这部片子我心里有底是因为有冯小刚这个班子给我托着，我觉得最差也是中上等。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导演我还不敢说。
在我看来，张承志、王朔和张炜都是不可多得的，他们并不像人们渲染的那么对立，那么各持一端。我觉得当今有点像大观园被抄家前的情形，轰轰烈烈之后，吵吵嚷嚷之后，剑拔弩张之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开导王朔 陈村
在家好好坐着，忽然听到遥远的京城吵起来了。北京人吵架，我一向是很喜欢看的，很开心的。今年的文坛未见别的热闹，吵架就是一景了。年初鄙人曾有一文，论说《文坛旧事》，危言耸听地断言，要是某些作品当年得以发表，那些“右派作家”将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一些大作也就不必再写了。谬论既出，原以为会招来声讨的檄文，谁知本人立论过于坚强，只听说颇有恨恨之声，却不见一点文字。我在寂寞中听见石头城的王彬彬挑战燕京王蒙，全不顾五百年前的缘分。老王掷下长者面具，拍起名家大马直奔黑驹，倒也快人快语。眼见得老的老，小的小一个个反了，我心里真是悲喜交集。文人相轻总是免不了的，它的真实性往往不在于攻击他人，而是划地为牢，生怕自己迷失。想起来，我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写过一篇杂文，提倡文人相轻于纸面而不是黑暗角落，现在终于有了回音，好生激动。
我想王朔大概是被弄烦了，所以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本来王朔只要一开口，大家就明白他又要不三不四了，因此，也没什么可大吃一惊的。不过，他过去通常是虚指，即便派定一个萎缩人物有名有姓地叫“王沪生”，因为沪生的小子们实在太多，因为名曰沪生的人实在都是沪上的外来户，所以也没人出头认帐。这次不一样了，王朔似乎动气了，指名道姓地，从古到今地，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说起来，每个人都在议论他人，既然我们要做一个自尊自信而快乐的人，实在没工夫动辄去崇拜什么人。长舌是人类的通病，并不分男女的。以往还有一个面子的问题，事关面子，那种关于“什么东西”的议论多半都在背后进行。现在不对了，似乎已没有“费厄泼赖”的理由，那些锋芒毕露的话语也就端入光天化日。
其实，纷乱远不止于此。倘若我继续危言耸听，简直就是战国时期了。原先是大家吸进一口冷气，且看王朔那厮上窜下跳，忙得不亦乐乎。心里想着“童言无忌”，意思是不和他一般见识，权当他是小皇帝了。等到定过神来，讨伐也就开始了。既有痛心疾首的志士仁人，有唯恐天下不乱的草莽英雄，也有掮出“人文精神”的大旗，说“后现代”的，说“新状态”的，说“文化关怀”的，说“文化冒险主义”的，说“奥姆真理教”的，说“后后现代”的，说“第六代”的，大家都表演开了，真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的牛仔裤，王朔就是一条后现代的新状态的牛仔裤，引出同样的热闹。
从前，王蒙先生对着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说一句“真他妈的好”，一时间一片彩声，令人分不清是冲着小说还是冲着评论。现在，王蒙又充分地理解了王朔一道，言之成理，引来的倒是纷乱之音。我们只能说今天已没有权威，而不能据此断言王朔是被王蒙害了。对王朔的批判早已开始，而且，我相信许多批判者的确出于义愤而不是黑驹心理，出于个人偏见而不是集团进攻。当今的文化界也实在没什么可哗众取宠的，说完了“文人下海”之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耐嚼的话题，岂能轻轻丢下。
我知道王朔是不爱他人开导的。但他不爱，人们就不开导他了吗？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我虽向来欠缺人文精神，也是要对他表示文化关怀的。这叫开导你没商量。先说一则花絮，刚才用双拼双音找王朔的名字，打完四个字母，突地跳出“妄说”二字。电脑真是一个精灵一样的东西，有神秘因素的。电脑的诽谤可是没法和它生气，我打“新民晚报”，它居然出来“邪门歪道”。我打“文艺”，它出来“瘟疫”。王朔也就成了“妄说”。精彩极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用王朔的语言说，王朔这苦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应该算是王朔较早的读者，但不是忠实读者。我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开始读他的作品，读完觉得有些新的意思，一些场景活龙活现的，但文章明显分为两截，并不统一。那时的王朔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多远，所以脚步还是迟疑的，探头探脑，留着后脚。说真的，大家也不知道他会走多远，所以居然鼓励了他几句，还以为自己是伯乐呢。接着有人神秘地来告密，说他的《顽主》简直是从我的《李章谈心公司》那里抄去的。我找来《顽主》审读，看完告诉来人，不是这样。这等聪明的人，不必去抄任何人的东西，即便真要抄一个谁，抄完之后也是他的东西了，真正的脱胎换骨。王朔的文章总是有他独特的骚味。后来，我又见过他几次，验明正身，发现他这个人也有骚味，骚得比较舒服。
我曾自作聪明地写过：“我相信，真正的圣人总是极少的。高士只是人群中的一点点。问题在于求中士而不得，那就成了悲剧。正经得太长久，有人就羞于正经了。为我喜闻乐见的王朔君显然是今天的东方朔。”
早些时候，读到过一本《我是流氓我怕谁》，极尽抨击之能事，因写得过于嚣张，我简直认为这是王朔策划的一幕闹剧。本来，人是不可以随便怀疑他人的，但对于王朔，似乎有个不成文的约定，怎么做都是可以的。他不是说过要出大名，像太阳一样有名吗，想出名想到这样，必是会作秀的了。那时，没见王朔对这本小册子发过什么议论。然而我读王朔的文字向来是当正经话来读的。我发觉，他总是把话说得明白如话，说得无耻但不阴暗，还常常说一些比较基础的话。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早已升华，所以一听就觉得比较幽默或比较痞子了。我见过许多人在一起写四合院，其中他的说法是最得我心的。当然，他比较没有浪漫情调，比较没有文采，但他说得实在。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四合院的恨恨之情。他看不出拥挤、肮脏和杂乱之中有什么情调，有什么可以怀旧的。你能说他不对吗？你觉得幽默吗？
我从这些文字中，从烦我的《渴望》的主题歌的歌词“好人一生平安”中，从让我开心了好几个下午的《编辑部的故事》那李冬宝的行径中，认识到王朔的温情。王朔先生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呢。从小说《我是你爸爸》里，我看出了他对青少年的拳拳之心。说真的，我还真不习惯见到这种面目的王朔。我曾说笑，说他被招安了。可是，他的“痞子”的浑名太响亮了，人们对此视而不见。人们也不想想，这个人要是温馨起来决不会输给任何人的。他在你的根上温馨，你能耐得住那样的痒吗？
当然，这不是王朔的全部，甚至也不是王朔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的方面。王朔能有今天，是因为他那独特的骚味，换种文明的说法，是他的文化姿态。他不以强者的面目出现，他的小说中，经常有一个或一串连另册也上不去的都市混混，既然已沦落到这一步，总是要有些劣迹打底的。奇怪的是他们活得很放松，很快乐，敢于正视任何东西，基本上也不妨碍他人，不尿你。他们自生自灭。这些文学史上从没出现过的混帐人物，加上王朔式的混帐语言，令人们难以苟同。大家看到，既然警察都不能将他们抓去，人们怎么可以自说自话地将他们给毙了呢？但不毙不等于放任不管，教育还是必要的，且不论其他，光凭他们说话不卫生那一条，人们就有了天赋的教育权。大家无法教育作品中那些虚构的人物，就开始教育王朔。王朔依然嘻皮笑脸的，据说业务还蒸蒸日上，最近又要导演的干活，就差没当歌星或脱星。教育无效，教育者就有些心烦了。心一烦，难免有了拉下脸来的训斥。
教训王朔的大体是两类人。一类是自己干活的，和王朔持不同文见，其评判与其说是挽救王朔，不如说是警醒自己，其中据说包括张承志和张炜。另一类是不干活或不干正经活的，也说不上真有什么文见，每逢有热闹就要轧一把，也许能捞得些个外快的，比如我，比如比我还不济的女士先生。
我今天依然愿意王朔是东方朔。但是，这次，他真是使我太失望了。
王朔是你自己说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你说《一点正经没有》，你《玩的就是心跳》，普天下就是你最潇洒最牛逼最橡皮人了。今天，终于有人不把你当人了，你终于心跳了，如何就长了脾气，就要恶形恶状地做出一副《我是你爸爸》的嘴脸？人一发急，本相就出来了，本相一出来，说话就语无伦次了。原来，王朔也是嫌低爱高的，原来他的哲学并不彻底。这就俗了，我们很有理由说，仅仅凭着这样的俗就不能说王朔是高的。你王朔也来争什么名分是很麻烦的。这仿佛是文坛的又一次评职称。人家不评你，你就弄出一叠流氓的帽子，人首一顶。即便你不吃皇粮，思想却入了皇粮。按你的办法，你要是不入，我们就发展你入，你要是入了，我们就清除你。你从大院搬到了大杂院，却还惦记着大院的动静，知你者，道你心忧，不知者，道是某某。老先生好心夸了你一回，你就自己不知道自己了。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我，不要以为一个人出了家就完事了，六根不净，当了和尚还可能想着吃荤哪。
王朔你之所以成功，领导你王朔的核心思想，不就是你的低吗？低者，贱也，你既然认了这个低，也要认下那个贱。你想想武训，那才是真正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一拳两个钱，一脚三个钱，越多的人糟蹋自己就越快活。而你，居然说什么你的文章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俏皮果然俏皮，气味却不正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王朔这小子开始变修了，你认认真真地在乎了。你一贯地嘲笑知识分子的种种毛病，但你既然码了字，有了文名，你也就难逃知识分子的下场。这不是抢开职称了吗？抢不到不是耍态度了吗？你竟然要去和别人比高，你看不得别人的高，你要将别人拉下来，分享你的低，这真是非常没有逻辑的糊涂观念。不必惊动先贤老子，凭着直觉就能看出，低洼之地，岂容他人酣睡。风水宝地呵，你却鄙薄起它来，非朋非类地也呼引起来。真是忘本啊！一个人偶然不是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是人。王朔哟王朔，我恨不得用“三家村”教授的办法，当头一棒，使之休克，然后狗血淋头。
我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晚节。你是王朔你就必须在野。你是王朔，就只能是灰姑娘，而不要仗着几只老鼠一盘南瓜出落成公主去勾搭什么王子。你不能变成天鹅。你不能穿西装扎领带涂男人的香水字正腔圆。这是你的宿命。
就事论事地说，我看不出别人在天上踱步，碍你王朔什么事了（当然，你在地上行走，也不碍天上的事）。别人教诲学子，即便真是收徒，图的也是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你风言风语，要去说别人孔老二，这起码不厚道不平民化。人家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这是人之常情，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必做出很纯情的样子，不要熬不得。是人就要吃饭，吃饭就要挣钱。你偏说人家也聪明得可以，真不知这挣饭吃的事又有什么说头。我也读了张承志的文章，看到他吃辛茹苦地挣钱，为了女儿的明天而挣钱，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这里的意思和你笔下的《我是你爸爸》分明异曲同工，你如何就硬是装作看不明白？别人要吃饭，只是说明别人也是人，不能证明别人就和你一样。别人即便没有为理想去殉难，至少怀有这样的一个心念，你王朔就该肃然起敬，自愧不如，侧身而退，如何还要说嘴？是不是亡国，理应由有关组织来鉴定，你王朔应该知礼识趣，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要写作就有高潮和低潮，人莫能免，何况那是你的前辈，多少人写着写着就不见了，他们写到今天还有潮也是一绝。你就永远是那种“一不小心就弄出一部《红楼梦》”的状态么？凭什么不能说你王朔也低潮呢？和他们相比，你的高潮不就是初潮吗？能这样说话么？
好端端一个王朔，一旦发昏，变得毫无趣味，令人看也看不懂。这也是我为之伤感的。己所不欲，欲施于王。那种死不当人的情怀，我自然是做不到的，但我读过的王朔应当做到。你王朔有作品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这比任何说嘴都要强。原先我被你的语言蒙骗了，以为你很自信很看淡，现在不对了，令我奇怪的是如何就有一种小妾心理，仿佛名不正言不顺的，巴望别人来扶你的正。当然，是人总有短处，你不必沮丧抽泣甚至想不开，同志们会原谅你的弱点的。批判从严处理还是从宽的。假如你还能听进别人的一句话，那你就听我的这一句：去和死人比，不要和周围人比。假如你还能再听一句，那我告诉你，你离死远着呢，不忙为自己盖棺论定。
我曾经说过，这一部文学史，有《心灵史》和没《心灵史》很不一样。在我看来，张承志，王朔和张炜都是不可多得的。这是喜剧也是悲剧。他们并不像人们渲染的那么对立，那么各持一端，这如同张承志和张炜其实也并不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心灵史》或《我是你爸爸》就可以了。（在我读来，《心灵史》的作者应该更谦卑一些，更少一些自己。《我是你爸爸》一文还欠缺章法。）更不是说，应当将《心灵史》和《古船》的作者当做张海迪女士来宣传。文学问题一旦成了思想武器，一向没有好结果。比如，张承志一向直言不讳地看不惯许多人，现在居然什么人都成了他的同道，都要来点清洁的精神，实在很可疑。如今真是泥沙俱下，《红楼梦》也有人敢自吹自擂地续补了，“俺也是人文精神呀”，娇情的作状的浑水摸鱼的呼天抢地的蠢头蠢脑的无奇不有。连什么“抵抗投降书系”的名目也出笼了，说句套话，这叫“形左而实右”。这是彻头彻尾的表演。是新状态下十足的商业操作。这世道，见什么卖什么，连这也能卖钱了，叫人大开眼界啊。
文化姿态，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情。信仰是个人行为。即便伟大到鲁迅，真的改变了中国的国民素质了吗？你活你的就是了。不要举旗，不要封号。假如你自认是“比较无所谓的流氓”，你就无所谓下去吧。假如你同意自己是“比较深沉的流氓”，你就深沉下去吧。无所谓到深沉了，就很没意思了。深沉到无所谓了，就同流合污了。善恶之报，自有天谴，无须替天行道。存在主义说，“他人即地狱”。王朔你达不到这样的深刻，但陈村说的“他人即朽木”还是应该知道的。自嘲是一种优美的个人品质，能贯彻始终却是难事。更要紧的是，谁也不要被人弄到座子上去，大家来看西洋景，活人也就成了傀儡。人要是有闲心，即便低潮了，也可以弄点论争出来，让后来的评论家们有口饭吃吃。但盗亦有道，要有风度，不要酸叽叽，不要结党营私，不要小家子气。不可一口派定别人就是黑驹，是恶攻。
王朔最最可笑的是那些赌气的话，恨恨地说若干年后和人家比试一比试小说。这分明是小孩子打架，打不赢却嘟着嘴说，“明天，你敢来吗？”活活把人笑死。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味道？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真的超过，而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人们通常以为王朔之流是不惦记明天的，谁知他想得如此之遥远，简直要把活儿派到下一世纪的中叶。小弟差矣！说一句卖老的话，这种力气话老汉听得多也。当年，老作家一个个宣称要长篇三部曲，年轻人则扬言哥们五年以后见，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两个五年也过去了，我没见长篇也没见骡子，甚至连我自己也看不见了。所以，下一世纪的事情不妨留到下一世纪再说。
再说再说，无论如何，不管称作码字儿还是做史诗，写小说总是一件没出息的事情。男人不去死在疆场，不去死在酒桌，不去死在绣床，不去死在拳击台，不去死在沙漠戈壁大海太空，哪里用得着五斤哼六斤的呢？
结束文章之前，偶然读到张承志写在《钟山》上的一段话，他说道愿意对自己有一个反省和总结，要自己警惕偏激，防止矫饰和超出分寸，有意地向别人学习，尊重别人的经验和感受，把自我封闭和排斥异己当成禁忌。他虽然不曾自嘲，但说得诚恳。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当今有点像大观园被抄家前的情形。轰轰烈烈之后，吵吵嚷嚷之后，剑拔弩张之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伙计们，再忍耐一回吧，时间不会太久了，那一天，文学也成了熊猫，哥们都是国宝啦。
文坛出现了以拯救为目标的自圣族和以解构为方式的自嘲族。嘻笑怒骂的王朔和悲壮自豪的张承志都是文坛不可缺少的人物。文坛的两极碰撞必将生发出更多有意义的话题。
一邪一毒，一帝一丐 王干
这篇文章的题目得益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所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是四个大师级的武林高手，这里我又把他们精简为两位，是谓邪帝与毒丐之战，邪帝——张承志，毒丐——王朔。也就是说张承志集东邪南帝于一身，王朔集西毒北丐为一体。说张承志是南帝，是因为他始终保持大义凛然的霸王之气，“以笔为旗”，他虽身在北京却时时以北京之外的口气说话，并深恶痛绝北京土腔，是“南”人之立场。说张承志是东邪，是因张承志鼓吹的“血脖子教”总给人一种“邪”的错觉，其实，把信仰推到无所不在的境地，是圣也是邪。如果说张承志对“刻薄的北京腔”的批判有一股“邪”劲的话，王朔则是一种“恶”，他对张承志的“挖苦”就是一种“恶毒”，以毒对邪，大约可打成平手了。不过王朔的出手较低，不像张承志那么悲壮，有时则近乎无赖，“我是流氓我怕谁”，一副北丐之相。王毒丐与张邪帝过招已不下百余回合，张取外势，王取实地，一高一低，一雅一俗，高有高的难处，俗有俗的便利，然高雅低俗竟分不出高低，雅人也作俗事，俗人亦会雅语，令诸位看官觉得精彩之余，对0:0的结局有稍感意犹未尽。笔者作为看客之一， 亦不妨说些“球迷”的观感。
90年代是一个物欲空前膨胀的年代，由于多年压抑，人的物欲一旦释放出来就如洪水一般气势汹汹，无所顾忌，一下子显出思想的贬值与信仰的空缺。这是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在这样社会文化转型期的时代知识分子（作家）的存在无疑会受到遮蔽。一些启蒙者虽以清高的姿态与世俗生活保持必要的距离，但他们很快发现启蒙当初的位置被新的偶像取代了，它不是以政治权力话语来主宰大众而是昆德拉所说的“意像形态”（泛指大众传媒），在文坛则有不少作家公开和大众传媒联姻，和大众一起“铲除深度”、“填平鸿沟”。因而文坛出现以拯救为目标的自圣族和以解构为方式的自嘲族，张承志和王朔分别被推举为这两大门派的掌门人。
近几年来，王朔小说潮席卷大江南北，王朔小说的题目和王朔小说里那些人物的对话，被广泛流传，“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也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当然，最著名的还是那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自白。王朔这种充满自我解嘲的作法，对多年沿袭不变的文人传统是一个巨大的亵渎和颠覆。多年以来，虽然作家曾被作为“牛鬼蛇神”，甚至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作家自己从未鄙视过自己，王朔这种自轻自贱的恶作剧除了吸引读者的商业性需要外，还是由于进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找不到说话的方式，丧失了话语权，知识分子处于文化的边缘、话语的边缘，而“顽主”们的痞子腔四处飞扬。王朔小说中，除了对知识分子的调侃以外，更多是对价值、理想、崇高、信仰这样一些曾经让人肃然起敬的事物和语词的亵渎。王朔和“海马”们这种对所有存在的（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嘲弄和消解，也让他们陷入巨大的困境，由于信仰、理想、崇高、价值本身有真假之辨，而假的理想、假的崇高、假的信仰、假的价值往往比真的还要有激情和煽动力。他们在嘲讽一些伪崇高、伪理想、伪价值、伪信仰的同时也亵渎了真的崇高、理想、价值、信仰，本意是“打假”，结果连真也一锅煮了，这就像列宁说的倒洗澡水连婴儿也倒掉了，王朔们有时甚至会洗澡水没倒掉，婴儿反而倒掉了。加之他们以知识分子的对立面的方式出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本是知识分子最忌讳的一句语录，他们却作为小说的母题，王朔甚至公开在《文汇报》撰文说有些知识分子是“灵魂的扒手”，这就给人一种专倒婴儿的感觉。或许启蒙这个婴儿有诸多的先天不足，可即令是畸形儿，我们也不能轻易将它倒掉，弃婴的行为总是受到世人谴责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发现四周都是精神废墟，到处都是滚滚红尘，他们发出了拯救大众、拯救灵魂、拯救作家的呼声，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急遽升值。当何士光在《如是我闻》的扉页上写上“文以载道”这样的古训时，说明在80年代一度作为旧观念的载道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生长起来。这些作家大多数借助某类宗教的教义来对文化现实采取批判和裁决，像张承志通过《心灵史》这样的混合文体，表达了他对伊斯兰教派中一支名叫“血脖子教”的肯定和向往，并明确提出“以笔为旗”这种在抗战时期和“文革”期间极为流行的文学主张，以“抵抗”“滚滚红尘”。曾是先锋小说家阵营中的北村，则高举基督的旗帜，希望自己的写作能照亮主的存在，或者是主的光辉照亮他的写作世界。北村对基督教的信仰没有像张承志那样采取“辅导员”的方式，而是接受了洗礼，并严格按照教义的规定安排自己的生活。只是北村还在写小说，写那些与教义相关和不相关的小说，在小说家和信徒之间徘徊。作家何士光在沉寂一阵之后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坛，他以“走火入魔”这样一种异样的姿态发出了心灵的独白。何士光的著述虽然斑驳，但他的理论“背景”是佛教哲学的框架，且是中国那样一种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佛学。还有一位以写作改革题材出名的青年作家也放弃了改革的文学，放弃了《三千万》、《新星》和《京都》里那样的改革激情，而将激情投放到“气功”这样的“神秘文化”的宣谕和创作之中，要普渡众生。这种把气功当作亚宗教的拯救者，因其健身康体的实用性更为引人关注。张炜对大地的膜拜和崇爱，也是一种亚宗教的情绪，他把大地、母爱、乡村这样一些煽情的内容混和在一起，以一种传道的激情和痛苦娓娓道来，强化了拯救的力度。
拯救族以“自圣”的姿态“君临”文化现实，由于他们真理在握（这在那些皈依宗教和亚宗教的作家的文章中最为明显），有了一种判断事物的绝对尺度，他们的声音往往高亢而昂扬，一些年轻的追随者难免带有一些火药味。张承志那种自我的扩张欲和征服欲，带有明显的侵犯性，已有有识之士指出是一种红卫兵情结在文坛作崇。而张炜则公开提出“拒绝宽容”来张扬某种个人的好恶，要对现实按他心中的价值进行取舍。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首先是尊重对方的存在，“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假如人文精神有什么原则的话，这是作人作文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原则。拯救族的最大困惑在于他们把人文精神这样带有自律的个人守则当作一种真理向大众推广，甚至不惜以一种强制性话语（比如张承志）进行推销，也就难怪有人说这是一种“以反媚俗的方式获取媚俗”。
拯救族的声音虽然慷慨激扬，但今日之中国已经不能简单回到由一种“真理”独步天下的时代，特别是日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车站制造的沙林事件，给拯救者的言论无形中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麻原彰晃已经被捕，奥姆真理教亦已覆灭，但人们对以拯救的面貌出现的言论和人物，还是存有几分戒心。
王朔的亵渎显然不值得仿效，更不能作为一种文学规范去要求其他作家，就像不能以张承志的姿态作为一项原则来衡量所有的作家一样，嘻笑怒骂的王朔和悲壮自豪的张承志都是文坛不可缺少的人物，有了他们的存在，90年代的文坛才更加丰富多彩。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他们的矛盾与个人恩怨无关，他们作为文坛两极的碰撞，必将生发出更多有意义的话题来。
1995年9月30日于鸡鸣寺侧
大众传媒时代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一旦某人某事成了“爆炒”对象，那他/它大半会因炒得“过火”而“走味”。
在大众传媒中学会生存 申慧辉
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种种讨论中，许多话题是常“论”常新但又越“论”越不清的。因此，本文只想用“多些宽容”来告慰论战各方，自以为此言颇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真谛，这样也可以留下篇幅，谈一下“偏僻”些的话题。
大众传媒时代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一旦某人某事成了“爆炒”对象，那他/它大半会因炒得“过火”而“走味”。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也是如此。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味十足的话题能够被炒得红起来，它所反映的便已不仅仅是“人文精神失落”本身了。
实际上，在许多名人（包括大名人、准名人和伪名人）急切地利用传媒表白个人的观点时，他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常常只是扮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的那只螳螂。参与讨论的人，尽管绝大多数是在真诚地表达个人的见解，或深深忧虑人类生存状态，或无限担心人类的精神归宿，但是，由于他们的坦诚，由于他们的天真（恕我不敬，用了这个不敬之辞），他们忘记了，正在以无比巨大的力量左右着当今经济生活的那根杠杆，也正在左右着他们的公开形像。他们现如今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似地写作，也不再是三五文人在一起“指点江山”。他们的言论一经报刊登载，“断章取义”便是不可避免的。倒不是说每一个报刊记者都居心叵测。但是，有谁敢保证自己的言辞句句都将本意表达得明白无误而听者也听得明明白白？国外曾经流行的文学理论之一“解构主义”，早已把语言的那种“理想化”表意功能批得体无完肤了。若是哪一位90年代的文人还认为对语言的误解只是个别的，那他可就真真是枉为20世纪末的人了。
更何况，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有的人爱公开发表言论，为的是影响民众或者一吐为快，可也许有人是为了推销自己，建立个人形像。这后一类当然也是无可非议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正在进入世界文化市场，一个不会推销自己的文人，已经先在进入市场的准备中输掉一着了。但是，在自我推销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报章杂志也正在想办法推销自己呢。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大众传媒面前谁“玩”了谁一把，只有那当事人心里知道。因此，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文人深知传媒的厉害，从不敢轻易发表个人意见。而法律也相当老练，制约着舆论工具不许胡来。至于普通大众，自然很明白传媒的推销术，常常对“炒”出来的各种热闹采取不冷不热的超脱姿态。
美国有个著名的小说家，叫塞林格。他写的小说不多，篇幅也不长。最出名的那部叫《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生性敏感好静，自成名后便小心回避各种传媒。不料这在重视传媒的美国，倒成了一大新鲜事。他的名气也因此越来越响。能够见到他都成了十分荣耀的事。有人说塞林格聪明，巧妙地利用了传媒。有的人则认为这不过是其天性使然。当然，也有因传媒大出其丑的。写过《裸者与死者》的大作家梅勒，就和大剧作家米勒在电视上出过丑。两个人本来就性格不和，一个活跃，一个严肃，却偏偏被安排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直播前又都喝了些酒，结果在屏幕上口出不逊后又以拳相向，闹得不亦乐乎。自然，得益的是传媒机构。好在我国的大众传媒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会从根本上爱护作家的。不过，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足可以成为有用的参照。
我国正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文化和文人也被裹夹在其中。使用电脑和多媒体等高科技提供的种种便利，只是进入这个历史新时期的“雕虫小技”。真正学会在这个大众传媒网中生存，才是一件顶顶重要的大事。
做人原本就不容易。把自己公开在大众传媒面前，更是危险十足。因此，各路名人们均应谨记“做人难”这条古训，在欲借传媒名扬四方之际，先想好自我保护的几条措施为妙。
1995.9.20
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关系到世纪末的精神选择和文化走向。
一场世纪末的争论 毛时安
1993年2月， 上海年轻学者王晓明等人率先提出“人文精神危机”的命题（1993.6《上海文学》）。这个命题的提出表明，学院里的莘莘学子将学术目光移出象牙塔，力图将学术研究的重心由书斋转向现实的决心，全文漾溢着一种严肃的学术激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理论问题和文化现象。但是，他们似乎依然太学究气。首先，对于“人文精神”，他们没有给予准确严格科学规范的定义。因为他们是学者，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常识，都在不证自明中；其次，他们在日后并没有以此为基点给予芸芸苍生世俗生活中的人文问题以进一步的关怀，比如他们看到今日物欲的极度膨胀极其可能的人文危机，但他们始终没有给予物欲及其膨胀作出合理的分析和适度的肯定。也没有再去认真探讨克服世俗物欲过度肿胀的途径。另外在对一些重要的人文景观，如张艺谋影片的批评也过于简单化。
也许，正是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的纯真和书生气，为原意匡正时弊的思想文化命题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意气用事、随意发挥、乱投添加剂的捣浆糊式的诡辨，最后陷入近乎无聊的泥淖，埋下了伏笔。
在这场讨论中大量的非理性的盲点，令人哑然失笑。
为了捍卫自己的原则，提出了似是而非的极端化口号。什么叫躲避崇高？“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之，心向往之”。崇高是人类从茹毛饮血走向现代过程中，如巍巍高山一样引导人类崇尚真善美的一种标高，能景行行之最好，做不到的话“心向往之”也可以。躲避崇高，是否要亲近卑下、走进庸俗呢？又比如“拒绝宽容”。房龙说得好，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宽容就是寻求理解寻找谅解，而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和稀泥。拒绝宽容，是否要欢迎尖刻，提倡独裁呢？我想不能因为自己的某些现实处境和文化背景，去扭曲那些美好语词的本意，去创造一些谬种误传的偏激之说。至于好事者们创意“抵抗投降书系”之类的做法，把敌我矛盾用语借代到人民内部矛盾的学术之争上来，则更是令人费解了。生意真是不应这样做的。
这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越到后来越混乱。一些本与学术无涉的朋友也加了进来，如王朔之辈，他的答记者问有几点是很特别的。一是，把人文精神和红卫兵精神挂钩。二是特意把未经证实的台湾一些书中对鲁迅的诽谤性说法举出来。三是把学术问题和现实人生个人生活煮成一锅端出来。王朔一贯喜欢故作姿态的胡吹乱侃，他的言论原可忽略不计。但他的口若悬河如果出之严肃人士之口或出自严肃人士之笔，就是另一回事了。不幸的是，一些很正经的人士也这样说了。比如说，鲁迅会诱发地震（1995.2.5《中国青年报》），比如说西海固好就必得送女儿去西海固。比如说，把人文精神比作新神学、文化冒险主义。又比如担心中国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些很严肃的话尽管都以很俏皮的方式口吻说出来，不要说别的，光是这种方式本身就很不利于问题的讨论。而且这种种别出新裁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个致对手于非命的语言的陷阱。谁都明白红卫兵精神、奥姆真理教对于对手意味着什么！更何况理想主义、终极关怀，怎么就认定与红卫兵有必然联系。人类有理想主义、终极关怀久矣，但红卫兵却早已时过境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最早揭橥人文精神危机的学子们，大都是红卫兵后的一代。其中还有在当年被认定为狗崽子，遭同学辱骂唾沫白眼的孩子。
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发生在90年代。是一场意味深长，意义深远的论争。这场论争关系到世纪末的精神选择、文化走向和一个民族的人格建设、价值定向，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参与意识的学术文化的命题。我认为学术的问题要用学术的方式解决，文化的命题要用文化的态度来探讨。必须首先建立一种严肃的心平气和讨论问题的背景。否则，只会让人看到一锅搅糊的稀粥而已。
1995.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