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谦让思想的人文因素初考
胡发贵
摘 要 ：孔子“不伐善”之论，源于先贤“上善若水”的风范，先祖“三命兹益共”的家风，圣王“三以天下让”的至德。这三方面因素构成了孔子所敬畏的人文传统，既辩护了谦让的合理性，也启沃了孔子致思谦让的精神资源。子产的让功是孔子“不伐善”思想的生动人格范例；晏子的自持与谦让为美德，与孔子夸赞让为至德是如出一辙；而伯玉的自觉寡过，直接启发了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及宽厚待人的谦逊精神。孔子思想中的“不伐善”思想，还与其先人的谦抑守弱有着某种血缘家族上的内在联系，孔子先人的言行为其“不伐善”的谦让思想，奠定了可资“追远”的人格典范和深厚的门风渊源。而怀有“三畏”情怀的孔子，必然会自觉弘扬往圣先贤所缔造的“克让”传统，并使其融入自己的“不伐善”理论主张中。
关键词 ：孔子;不伐善;谦抑守弱；忠恕之道；克己复礼
孔子为人“温良”，弟子有夫子“温良恭俭让”的深切印象；与此谦和敦厚气象相应，《论语》所见，孔子的思想也深蕴一种厌骄狂、喜谦逊的礼让精神，如：孔子偏爱“木讷”，反感“巧言令色”；倡导“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又如“子曰：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欣赏“无伐善，无施劳”；赞赏谦退忍让，“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有关孔子的谦让之论，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有兴趣者可参阅①。本文想探究的是，孔子为什么如此喜欢谦和与谦让，如此推崇“不伐善”呢？其原因当然是复杂和多重的，我们着重从人文因素方面，即孔子所景仰和追慕的先贤、先祖和圣王三个侧面，试勾勒孔子谦德思想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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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贤“上善若水”的风范
孔子“不伐善”之论，从切近的思想资源来说，当与其所“严事”即其所尊敬的师友密切相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文中的“严事”，意特别恭敬地对待和问学于这些先生。固然他们来自不同诸侯国、身份也不同，性情也各异，但他们大多数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低调谦虚。
如老子，史称“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汉书·艺文志》）。确实，《老子》中充满了此类思想。在其哲学中，道是世界的本源和主宰，而道却是极其低调的，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10 章）；老子最为推崇的美德，是柔顺不争的水性，“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第8 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第78章）。老子最为推崇的智慧是不争而常胜：“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22 章）正因为老子心仪“不自伐”“不自矜”，故当孔子前来问学时，他劝勉孔子要谦虚：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再看子产。他是春秋时郑国著名的贤相。《左传》中记载他的事迹很多，其间有一点甚为突出的，就是他居功不傲，谦让有礼。“郑伯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文意是说子产辞谢郑伯赏赐的六个城邑，并强调征服陈国的功劳是子展的，自己居位第四，不应受此厚赏，最后只接受了三个城邑。所以，当时另一位贤相公孙挥夸他“让不失礼”，他还推测子产因此谦虚的品性，很快就会“知政”，即执掌郑国的国政。后来，子产果然位居公卿。
下面这个故事更为生动地诠释了晏子的谦抑自持。“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史记·管晏列传》）文中“志念深矣”，显然与“意气扬扬甚自得”相反，是一种自持、不张扬的谦抑气象，显示晏子为人的沉稳内敛，即自我“抑损”。后人以为晏子所以能历任三朝元老，正在此品格：“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晏子之所以如此立身处世，与其对谦让的认知是密切相关的。在他看来，让是一种美德，是道德的根本。晏子谓桓子曰：“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左传·昭公十年》） 可见，晏子之所以“志念深矣”，其来有自。
文中孔子盛赞老子为龙云云，或许有后人修饰，但老子贵弱的价值取向，警惕骄傲的忧患意识，对孔子影响深远，在孔子言论中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如孔子鄙弃“巧言令色”，反感“巧佞”，就深契老子的去“骄气、态色”之戒；孔子去争尚让的谦抑思想，与老子贵弱、贵水之论，精神上也是完全合拍的。又如晏子、子产，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贤相，又是低调立身的楷模。先说晏子，他出身名门，曾出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虽然位高权重，但“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他克己守礼，曾拒绝齐景公给他换房。原来他住的地方靠近市场，“湫隘嚣尘”，齐景公要给他调换房子，他婉谢了：“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后来，齐景公乘他出使晋国，“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晏子再次拒绝齐晏公的好意，生动地说明晏子持身谨严的力行朴实之风。
在求取柔直系统有功功率的优化区间后，根据柔直系统的PQ功率圆、换流变档位、调制比，得到柔直系统无功功率优化区间。
又如吴国始祖周太伯，为周朝的长远和整体利益，为避免因权位而滋生的争夺，主动放弃王位继承，远走他乡：
上述孔子所“严事”的春秋智者，大多与孔子同时或略早，孔子与他们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如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孔子熟悉子产的故事，曾盛赞他为“仁者”，子产辞世时，“孔子闻之为泣曰：古之遗爱也！”晏子曾劝阻齐景公重用孔子，想孔子对晏子也不陌生。当然，诸位“严事”者中间，蘧伯玉和孔子交往是最深的。虽然伯玉长孔子30 多岁，又是卫国人，但俩人交往密切，感情深厚。孔子周游列国14年，其中10年在卫国，9年居蘧伯玉家；伯玉还曾派使者问候孔子（如前引），孔子对伯玉的品格有很深的体认。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没有密切的交往，是难以产生这种体悟的。
众所周知，孔子一生好学，倡“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且主张“择友胜己”，他对当时的智者以及早于他的许多先贤，都抱有虚心求学的态度；而如此切近的交往和问学，孔子对所“严事”的贤哲们之低调的立身行事以及思想主张，从逻辑上说不能不有所体察和了解。客观上与贤者近，主观上孔子又“严事”，所以说孔子汲取上述贤者的低调思想是合情又合理的。事实上，子产的让功，就是孔子不伐善思想与生动人格的范例，晏子的自持与谦让为美德，与孔子夸赞让为至德是如出一辙的，而伯玉的自觉寡过，则直接启发了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及宽厚待人的谦逊精神。
一段浓缩机实质上起到水力分级作用，应该尽可能多地将大于0.045 mm粒级沉淀下来，并保证底流中小于0.045 mm粒级产率小于40%，为沉降过滤式离心脱水机创造必要的工艺条件。该设备的入料、底流、溢流的粒度组成见表2，以此计算出各粒级在底流中的分配率，并绘制出分配曲线(见图2)，该厂的一段浓缩机工艺指标见表3。
环节一： 播放体液免疫的趣味动画，指导学生观看动画，结合教材体液免疫示意图，小组思考讨论以下问题： ①B细胞是如何识别抗原的？有哪些途径？②B细胞受抗原刺激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③抗原最终在哪里？是如何被消灭的？④记忆细胞的功能是什么？
二、先祖“三命兹益共”的家风
孔子思想中的不伐善思想，还与其先人的谦抑守弱，有着某种血缘家族上的内在联系。据文献记载，孔子为“圣人之后”，是殷遗民后人。其先祖可上溯至微子启，启的后人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之曾孙孔防叔避乱于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上述孔子的先人中多有了不起的人物，且富有谦逊退让的品性。如微子启，史称商纣王的庶兄，为人明智而果毅，在屡次进谏商纣王不果后，他选择了离开纣王。“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启不仅明智，而且能忍辱负重。“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史记·宋微子世家》）文中的“肉袒面缚”“膝行而前”等，描述的都是一种极度的谦屈之状，这固然是历史上亡国之君向战胜者表示顺从的惯常之举，但它也显示了微子启卑以自守的谦抑精神。
其后人弗父何，历史上也以谦退礼让闻名。据《左传·昭公七年》，弗父何本为宋国嗣君，但他主动将权位让于其弟弟宋厉公，史称“礼让为国”。其后嗣正考父，更是谦逊的典型。史称他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是位三朝元老。但他位越高，为人却越低调：“三命兹益共。三命，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
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左传·昭公七年》）文中的“三命”意指官拜上卿，“共”意指恭敬；而偻、伛、俯均为弯腰曲身之意，只是程度渐趋厉害；所谓“循墙而走”，旧注为“不敢安行”，即行路更加小心翼翼了；“
，
”是指或稠或稀的粥，意生活至俭，不敢钟鸣鼎食。整个文意是说正考父之为人，久居高位，但为人谨严谦抑，而且官职越高，不是趾高气扬，反而是更加诚惶诚恐。故而他在家庙的鼎上刻文自警：初官即要放下身段（偻），升职则需倍加谦己下人（伛），再晋升则更要尊人卑己（俯）。所以古人感叹：“其共也如是。”
1）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它不仅包括结构性的知识，而且包括大量的非结构性的经验背景。也就是说，学习不是学习者简单地将外界知识复制到头脑中，而是在自己已有的经验的基础上，主动与外界相互作用来建构新的理解。
在盛行宗法血缘的传统社会，由于血脉上的一系，祖上的荣光也是后人的骄傲，更是后人理应光大的神圣职责。注重孝悌的孔子更是注重这一点。他强调孝的基义是继承并弘扬先人之志，用他的话说是“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是“不改父道”，“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在《孝经》（第一章）中，孔子则更明确地强调，孝的关键在于光大先人的美德与美名：“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大雅》云：‘无念尔祖，聿脩厥德’。”祖先有如此恭敬谦逊的美德，孔子是必然会仿效和学习的，而且也有愿望和动力作理论上的阐发与宣扬。所谓“慎终追远”，将祖上的谦让美德传承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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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东地区、欧洲、澳大利亚等地也成为伊洛戈人的迁移目的地。他们在菲律宾举国实行劳务输出策略下进行短期迁移，前往世界各地务工，是海外劳工（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OFWs）。海外劳工与返乡侨民这两个词严格讲来有不同所指：海外劳工受合同约束，以打工为目的，合同结束必须回国；返乡侨民则是那些长期居住在国外，取得或未取得所在国国籍的移出者，他们回到菲律宾只是出于短期度假的目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外劳工在假期返乡探亲，就成了返乡侨民。这两个词虽然有不同强调，但有所重叠、时常混用。海外菲侨和海外劳工共同组成了该省乡镇节庆期间回到家乡的侨民人口。
三、圣王“三以天下让”的至德
中国古代盛行圣王崇拜，除了神圣的光环和极致的智慧外，圣王的德性也都堪称至善的，而其间的一大美德就是厚德载物的谦让。舜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史书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是个大孝子；“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舜之所以以孝名，因其所处的家庭非常特别：
从上述史料来看，舜既让家人，也让乡邻，其谦抑之德是很深厚的，也正因此，他深受帝尧嘉许，而让其承续王位。继殷而起的周王朝，也有好几位秉德谦逊的圣王。如古公亶父，为人民的安危与福祉，也为光大后稷之业，他断然退让戎狄：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舜忍让长辈，包容同父异母之弟，忍受极端的不公平，甚至有意的加害。史书中这类匪夷所思的描述，显然是为了突出和强化舜超常的承受一切苦难的殉道精神，以及包容一切的无以复加的忍受力和宽容精神，这或许也是上古时代“罪在朕躬”的圣王应有品性。文献中还描述，舜所到之处，皆谦让成风：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鲁国名臣臧孙纥，既对孔子先人的此类品德非常推崇，也认为孔子完全继承并具备了这一品德。“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确实，孔子之所以主张“君子矜而不争”，鄙弃张狂的“巧言令色”，倡导“和”与“让”，与其祖上的“偻、伛、俯”之“共”，是有着低调守弱的内在一致性的；孔子之所以主张有若无，之所以赞赏太伯三让，与其祖上的让国，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一致的。可以说，孔子先人的言行，为其“不伐善”的谦让思想，奠定了可资“追远”的人格典范和深厚的门风渊源。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
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史记·五帝本纪》）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史记·五帝本纪》）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史记·周本纪》）
再如蘧伯玉。在孔子“严事”的诸位中，他可谓是最特别的，因为他和孔子交往最为持久与密切。蘧伯玉也是一位低调持身的典型，他出身世家，父亲蘧无咎是卫国名大夫。蘧伯玉曾历仕卫献公、殇公、灵公三代国君。在卫国他有很高的威望，以至史鱼决然要用“尸谏”的极端方式，吁请卫灵公重用蘧伯玉（《韩诗外传》卷七）。史称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是一位常三省其身、自律严而善于改过的人。《论语·宪问》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文意是说蘧伯玉派人问候孔子，孔子问使者：蘧伯玉老先生在忙什么呢？使者答：老人家整天想减少错误，但未能完全做到。孔子听过很感动，也夸赞使者回答得好。孔子之所以很感慨，因为“寡过”不仅体现出了一种“止于善”的道德追求，而且也显示了一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隐括”品格，此恰为孔子所极为赞赏的：“外宽而内正，自极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终，盖蘧伯玉之行也。”（《孔子家语·弟子行》）
历史上还留传有蘧伯玉“不以冥冥堕行”的慎独故事。“灵公与夫人南子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南子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南子曰: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君子不以冥冥堕行。伯玉，贤大夫也，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公使问之，果伯玉也。”（《淮南子·原道训》）文意是表扬伯玉夜里车过公门，依然守礼静行，即所谓“下公门，式路马”，南子深深嘉许他“不以暗昧废礼”的慎独修养。《淮南子》还表扬这种修养是一种纯粹的内圣精神：“夫忠臣孝子，不以昭昭伸节，不以冥冥堕行。盖其礼根于心，形诸外，悉出于至性至情，而非矫揉造作为之也。伯玉之不以暗昧废礼，且能见信于深宫，而南子之智，实能及之，则加卫灵公一等矣。”（《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如此“不以暗昧废礼”，既生动诠释了其“志念深矣”的自持，也显示了“自极于隐括”的自律与克己复礼。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
历史上还有种说法，说太伯是三让王位。如《史记》“正义”引江熙语称：“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三让也。”（《史记·吴太伯世家》）孔子感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则揭示早有“三让”之说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则从更宏阔的历史视角界说了“三让”，隐喻其意义深远：“则泰伯之时，周日以强大矣。乃讬之采药，往而不反。当其时，以国让也。而自后日言之，则以天下让也。当其时，让王季也。而自后日言之，则让于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后而让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记其功，彝鼎不铭其迹，此所谓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时，以与王季，而王季以与文王，文王以与武王，皆泰伯启之也，故曰三让。”（《日知录集释》卷三）
太伯所礼让的周文王，也是一位德性深厚的圣王，且富有谦德。史称：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周本纪》）。
周文王的谦让之德，也是化风成俗，“耕者皆让畔”：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史记·周本纪》）周文王的德让之风，与虞舜颇为相似，这或许也是他们获得“诸侯”拥戴的重要因素。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也是圣王之为圣王的德性要义。在中国古代史传文化中，圣王固然不乏建构的想象成分，但作为文明的积淀和象征，圣王又常常是止善与至德的符号，喻示着希望与未来，“帝者，谛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白虎通义》卷一）。所以，中国古代一直涌动着“法先王”的深厚传统。这一传统其实蕴含着对进步的强烈期待，正是在此期待中，人们对圣王无比向往，也真诚膜拜。圣王的一切，都是学习的榜样。
孔子晚年倾心于文献整理，是非常熟悉历史的。史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史记·孔子世家》）能言夏礼、殷礼，可见孔子对上古历史文献是了然于心的，揆诸文献，孔子还细心研撰过圣王的故事，史称：“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史记·伯夷列传》）其实不仅熟知，孔子对远古圣王尤其是周王美德，是很崇敬的：“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旧注“巍巍，高大之称”，可见尧、舜、禹在孔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孔子还无限向往地说过：“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当然，孔子尊崇远古圣王有着多重原因，如他们的“则天”“成功”“有文章”等，但除此之外，圣王的谦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上面引文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就包含了功成而不居的谦退意思；而孔子所盛赞的周德，其实就是谦抑的美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文意是说殷纣之际，周文王为西伯而有圣德，天下归周者三分有二。但是，周文王仍然以谦卑自持而“服事殷”。这里固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智慧，但更有谦忍的远大之念。而对于周太伯让王位的故事，孔子更是热情赞叹：“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圣王本就是学习的榜样，而孔子又如此熟悉古代圣王的事迹，上述的“魏魏乎”以及“至德”云云，更显示孔子无比仰慕圣王的谦让之德，孔子受其浸染和激发，自是情理之中的。
老贾来之前本来就是想着要做生意。古董这行宜早不宜迟，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他身上现金票据一应俱全。两人也不拖泥带水，当桌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老贾再开出单据，交易不一会儿就完成了。之后，老贾打开盒子把钱币倒在饭桌上，让孟导自己挑五枚带走，自己则从包里拿出各种卡尺和工具，也趁着功夫测量起钱的尺寸。
孔子曾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的“畏”是敬畏，是崇敬中的追随，其间包含着对往圣先贤观念与言论的谨守与遵循，也包含着对往圣先贤所创造和传承文化传统的尊重与珍视。在历史的意义上，不论是先贤、先祖还是先圣，他们的谦让之德都汇聚成了一种人文化成的传统，即“允恭克让”，而怀有“三畏”情怀的孔子，必然会受到这一传统的熏染，也必然会自觉弘扬往圣先贤所缔造的“克让”传统，因为这一传统结蒂于往圣先贤的创造，所以它是普遍真理，也是绝对的正义。换句话说，这一传统先在的合理性，使孔子自觉而主动地接受了它，并使其融入自己的“不伐善”理论主张中。
于是，类似于复杂系统（SoS）中经常提到的“涌现”现象就出现了——一条沙丁鱼领头狂游，千万条沙丁鱼紧紧跟上，领头的沙丁鱼跑累了或者被大鱼吃掉了，那么另一条沙丁鱼就担负起了领头鱼的职责，但已不是原来那个方向，到底游向何方，谁也说不清楚。
注释
①具体内容参见《孔子不伐善》，刊《光明日报》2017年9月2日国学版。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Humanistic Factors of Confucius’s Humility
Hu Fagui
Abstract : Confucius’s theory of“not cutting good”stems from the style of the sages, the ancestors’“three lives and benefits”, and the Holy King’s“three to the world”. These three factors constitute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that Confucius feared, which not only defended the rationality of humility, but also enlightened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of Confucius’s humility. The merit of the sub-production is a vivid personality example of Zichan of“not cutting good”；The self-support and humility of YanZi are virtues, and Confucius praised the virtue as the same；However, Boyu’s self-consciousness and widowhood directly inspired Confucius’s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and the spirit of humility. The thought of“not cutting good”in Confucius’thought also has some kind of internal connection with the humility and weakness of his ancestors. The words of Confucius’ancestors are their modest thoughts of“not cutting good”. It has laid a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a deep source of style. Confucius, who has the feelings of“three fears”, will surely consciously promote the“Self-denial and humility”tradition created by the saints and integrate it into his own theory of“not cutting good”.
Key words : Confucius；“not cutting good”；humility and weakness；the path of loyalty；Self-denial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19）03-0052-06
收稿日期 ：2019-02-02
作者简介 ：胡发贵，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13），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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