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名”之变：启蒙视域下秋瑾的新闻观念与《中国女报》创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中国论文,之变论文,观念论文,女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07年初，秋瑾主持创办的《中国女报》在上海问世。虽然仅出版两期，但该刊在中国女报史乃至近代女性史的书写中占有一定位置，方汉奇先生称：“《中国女报》是继《女子世界》以后，国内出版的又一份有强烈影响的革命妇女报纸”[1]，近年来出版的近代女性史著作涉及秋瑾的几乎无一例外要论及这份短命报纸。从思想传播、舆论动员的维度看，出版两期的报纸很难谈得上社会影响，《中国女报》在历史书写中反复呈现很大程度上因应了秋瑾的历史地位。但若从知识女性与近代媒介的互动关系而言，秋瑾的媒介观念及《中国女报》的创办为我们探讨近代女性文化转型与报刊等文化建制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一、“成名”与立业：《中国女报》之前秋瑾的社会活动及新闻观念 报刊等近代文化建制与近代女性知识精英的现代自我意识形成、人生志业选择等构成复杂的促动关系。作为清末女性知识精英群体的杰出代表，秋瑾从传统深闺才女向近代革命志士、女性启蒙者的转变，近代报刊实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报刊乃是“通中外、达新知”的重要载体，是诸如秋瑾等知识女性重新认识自我、礼会的重要中介；另一方面，属于“新知”范畴的报刊，本身即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知识女性投身其中，从而在社会启蒙的过程中获取名望、重塑自我身份等。 1903至1904年初，秋瑾旅居北京，此为其人生理想发生转变的关节点，即人生理想的“才子佳人”型向争取男女平权的现代意识之转变[2]。这一转变与秋瑾在京期间和吴芝瑛、服部繁子等中外新知识女性交往有关，亦受其时京城文化氛围的影响，而近代报刊等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中介显然有重要作用。对秋瑾所知甚深的吴芝瑛曾回忆说：“女士居京师有年，痛愤庚子之变，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凡新书新报，靡不披览。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刺激亦渐深。”[3]1904年春，秋瑾读蔡元培等主编的《警钟日报》，受其震动，写下“感赋”一首：“此钟何为铸？铸以警睡狮。狮魂快归来，来兮来兮莫再迟！我为同胞贺，更为同胞宣祝词。祝此警钟命悠久，贺我同胞得护持。”[4]约同一时期，秋瑾致妹秋珵的信中称：“任公（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一反已往腐儒之气。……此间女胞无不以一读为快。盖为吾女界开模也。”[5]可见，1903年前后，秋瑾以“提倡女学为己任”，而承载新思想、新知识的近代报刊扮演了重要的自我启蒙之中介。 1904年5月，秋瑾摆脱家庭束缚，为考察女学而东渡日本留学。期间，秋瑾的思想和人生志业又有变化：其一，继续坚持男女平权革命，以兴女学、结团体为具体实施举措；其二，与宋教仁、冯自由等交善，思想上从男女平权的“家庭革命”拓展至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此种人生志业选择显示了救亡图存语境下近代精英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而秋瑾内心深处强烈的“成名”渴望则是其以激进的姿态投身社会事业的重要内因。留日期间，兄长秋誉章多次致信秋瑾，讨论家庭事务，兼涉秋瑾与丈夫王廷钧的关系。秋瑾在1905年的一封回信中表示：“呜呼，妹如得佳藕，互相切磋，（此亦古今红颜薄命之遗憾，至情所公叹。）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6]将自己视作“红颜薄命之遗憾”，而所经意者乃“精进学业”、“出人头地”，可见在秋瑾内心深处仍留存着对才子佳人型人生理想的向往。迫于无奈，秋瑾不得不走向另一条成名之路：“抚心自问，妹亦非下愚者，岂甘与世浮沉，碌碌而终者？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他日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7]至于坚持断绝与王廷钧的关系，秋瑾亦从“声名”的角度考量，同一时期的另一封回信称：“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不则宁湮没无闻，断不欲此无信义者（据信件上下文，此处指王廷钧——引者注）有污英雄独立之精神耳。”[8]此可见，既然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革命之路，秋瑾更在乎自己的举动对自我新身份、新形象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种对自我名望的渴望以及对新形象的刻意维护，在秋瑾投身社会运动时则表现为对媒介资源、媒介形象的自觉运作意识。据吕碧城回忆，秋瑾曾于留日前拜访吕碧城：“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9]秋瑾因“同号”拜访多是说辞，其时，吕碧城任《大公报》编辑，秋的来访当有借吕碧城所持《大公报》的媒介资源。留日期间，秋瑾与吕碧城书信往来频繁；秋瑾多在书信中表达对女性教育的看法，而《大公报》则选择刊登，代为宣传。先是初到日本的秋瑾在信中汇报留日期间的求学打算，并“望中国女子多到东游学……女子教育需材甚急，我同胞能多一留学生，即他日多一师资”；《大公报》遂即刊发此信，并通过编者按为秋瑾树立个人形象：“浙江秋璿卿女士，号鉴湖女侠，慷慨激昂，不减须眉。素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以振兴女学为栽培人才之根本。乃于上月初九日由京起程，游学日本。”[10]1904年夏，秋瑾与原《女报》主笔陈撷芬等重兴“共爱会”，欲以团体的力量推动女性留学。是年8月，秋瑾再次致信吕碧城，谓：“（共爱会之宗旨）照拂女学生之来东及入学等事。祈普告同志，倘愿来东留学者，或电达横滨山下町一百五一番地陈撷芬，或东京中涩谷实践女学校秋瑾……”[11]，显然希望吕碧城宣传此事。而吕碧城亦颇为配合，于《大公报》1904年8月26日刊登此信。同时，秋瑾又致信湖南第一女学堂，将“共爱会”章程及创办原委详加说明，并“请推广”。后《女子世界》1905年第1期果在“女学文丛”栏以《留学日本秋女士瑾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刊布主要内容。[12]由此可见，秋瑾在投身社会活动之初，已意识到媒介资源的重要性，而经由媒介的推广，秋瑾的个人形象与社会名望亦逐步建立。 至于报刊等近代传媒究竟在社会启蒙事业中扮演何种角色？涉及秋瑾对报刊功能、报刊性质的认知。1904年9月秋瑾在主编的《白话》杂志中有所论及。1904年7月下旬，留日学生辛汉等组织“演说练习会”，旨在“唤醒国民，开化智识”。“演说练习会”另设《白话》杂志，由秋瑾任主笔，杂志以刊登该会开例会时的演说为主，“凡关于各专门学及新理想议论精确于国内有应（影）响者，其稿交书记录存，以备印刷发行。”[13]是年9月8日，秋瑾在“演说练习会”例会上发表演说。后，演说稿以《演说的好处》为题发表于《白话》创刊号“论说”版；从文章的立意及表述看，颇具《白话》发刊词的性质。秋瑾在该文中已注意从社会启蒙的视角解读其时办报、阅报的功能： “如今看报的人，可以分做四等：一等就是官场；一等是商家；一等是闲荡的人；一等是平常读书人。读书人看报：亦有爱新议论的；亦有爱顽固议论的。闲荡的人看的报，又与别的不同：不过看些《笑林报》、《花月报》……。商人看报，不过看看报纸的反面：钱米各业的行情，可以用他居奇的方面。那官场看的报更觉可笑：不过看一种《申报》，因为《申报》上都是恭维他们的话……”。[14] 比照秋瑾1907年致陈志群的信中所言，“□□之杂志，直可谓无意识之出版，在东尚不敢方言耶？文明之界中乃出此奴隶卑鄙之报，不足以进化中国女界，实足以闭塞中国女界耳，可胜叹息哉！各处虽不时偶有报纸出现，实一无可取者。”[15]可见，从报刊对“进化中国女界”的高度而言，秋瑾极为看重报刊在女性启蒙事业中的价值；但其对报刊思想、内容有特定的价值取向，休闲小报、商业报刊以及思想陈旧的报纸皆在摈弃之列。 二、启蒙事业中“女才”：《中国女报》创办旨趣及编辑特色 1905年12月，秋瑾因愤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清国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即《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而回国。归国后的秋瑾，一面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组织工作，一面兴办女学、创办报刊。1907年初，在秋瑾的多方筹划下，《中国女报》于上海出版。就创办主旨而言，《中国女报》仍秉持秋瑾留日期间所抱定的“家庭革命”之宗旨，侧重男女平权的思想启蒙；就刊物的编辑特色而言，以文白并行的书写方式呈现，显示了秋瑾在社会启蒙语境下对女性才能的自觉重构。 关于《中国女报》的创办主旨，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中有集中概括：“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16]分而论之，涉及三个层面。其一，开化民智，尤为侧重男女平权的思想启蒙。秋瑾认为，当下学生界风气不振，“求学者类皆无宗旨，无意识，其效果乃以多数聪颖子弟，养成翻译、买办之才”；此等现象不应混入女界中，因而《中国女报》旨在成为中国女界之先导，“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17]其二，普及知识。从现存的两期《中国女报》看，不同于清末民初女报中经常出现的家庭教育、理财等家政技能，秋瑾所谓的“知识”亦有侧重，即与民族主义情绪相关的历史知识，诸如《中国女界义勇家缇萦传》、《女英雄独立传》等，与战争相关的医疗卫生知识，如《看护学教程》等。其三，以媒介为中心凝聚团体。秋瑾本具强烈的团体意识，而报刊则兼具传播功能与组织动员功能。按照事前谋划，《中国女报》社除一般报社所具有的经理、撰述、调查、校对等内部成员，还特别设置招待员一职，目的“如有同胞往东西洋游学，经过沪上者，及就学沪上者，人地生疏，殊多不便，当为尽一切招待之义务”，[18]此可谓“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的关怀所系。 救亡图存压力下，清末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可谓其时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思想互动之表征。1897年至1918年，清末民初的白话报数量达170余种。[19]针对女性读者的女报，其白话传统亦有源流，近代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即强调其白话特色，“本报向意雅三俗七，用官话演说一切女学，期易于披览。”[20]而《中国女报》在编辑方式上则兼顾文、白，以期获得不同层次女性读者的阅读和支持。 白话作为其时女性启蒙的重要书写手段，秋瑾早在留日期间已充分使用。上文涉及的“演说练习会”及《白话》杂志即可印证。从现存的三期《白话》杂志看，秋瑾先后发表的白话文有《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我同胞》三篇。关于白话报在社会启蒙中的功用，秋瑾虽未明确论述，但在比较演说与报纸在开启民智的效用时已有所揭露。她认为演说比报纸更易启迪民智，这是因为中国“最上等的人”“那里有功夫去用心在报纸上呢”；“中等的人，做做生意，也没有看报的思想”；而“下等的人”，识字率不高，“就是有认得几个字的人，报中议论又解不透”。[21]可见，就下层社会启蒙而言，秋瑾强调白话语体的重要价值，此为《中国女报》文俗兼顾的编辑方式奠定基调。 及至《中国女报》，秋瑾主动将读者划分为两个层次，“以文、俗之笔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22]具体在编辑实践中，《中国女报》将文言文与白话文交互编排。以《中国女报》第一期为例：“社说”栏用文言，分别为《发刊词》、《大魂篇》；紧接着“演坛”栏，用白话，分别为《敬告姊妹们》、《劝诫主义》；之后，“译编”栏刊载秋瑾用文言翻译的《看护学教程》；“传记”栏刊载《中国女界义勇家缇萦传》，系文言，而“小说”栏《女英雄独立传》，用白话；“文苑”栏多刊诗词，系文言；“新闻”栏则用白话陈述新闻事件；最后“调查”栏，载《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详记》，系未署名的“来稿”，可不论。此种编排，可见该刊主创者争取读者的良苦用心。 对于秋瑾而言，文俗兼顾是《中国女报》须刻意坚持的重要特色，“如今虽然有个《女子世界》，然而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23]比照《女子世界》主编陈志群致信秋瑾，欲将《女子世界》与《中国女报》合办，而遭到秋瑾婉辞拒绝：“前惟贵报称巨擎耳。每每读之，不胜心服。后忽停止，而鄙人以《中国女报》继起，虽内容文彩不及贵报，亦尚足塞责。然鄙人为愤世之人，国事繁多，诸务猬集，奔走不暇，恐绵力不胜重任，有负女报界之责；不如分办，则长有君等之一师团，为女同胞决最后之胜负，何如？”[24]可见，即便事务繁多，秋瑾仍不愿合办，其中对《中国女报》编排特色的坚持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该刊执笔者对白话语体的重视多局限于“启蒙”这一功利性目的，而并非对白话文本身的认同。《中国女报》第一期“演坛”栏刊载署名“乙仁”的白话文《劝诫主义》即是典型。从该文的命题立意看，“乙仁”先用大量篇幅论述《中国女报》宗旨和特色，谓该刊“把各件应有的道路，聚□起来，劝大家做”，即“劝诫主义”，而就刊物的特色来说，“就是用浅近文理，或是白话，说了出来，使人家看了和看小说一样，不知不觉慢慢的自然会相信起来，而且平常人也都可以懂得，这是最好的法子”[25]。可见，作者“乙仁”并非普通的撰稿者，当是与该刊有密切关系的编辑之一，否则不必用大量笔墨来为刊物作“广告”。此后，“乙仁”进一步论述“劝诫主义”的内容，其中一重要方面即劝诫一般女性在“文学”上努力，因这是获得高深知识的必要技能，而白话的书报毕竟少且粗浅：“但若一点文学没有，专靠白话，也是不成，缘故是白话的书很少，此刻虽然是有几种出版，但要给许多人看，光靠这几种，那里能够？而且现在白话的书本，都是狠粗浅的，并没有什么十分好书……”；若将书籍或以后出版的书报均改成白话，也是不可，因为“一则有许多书，他的好处，都在文理，一□作白话，就狠没有味道。二则□有许多道理，用白话说不明白的地方，这固然是我国语言短少，不得不用文理补他缺处，但东西洋风俗习惯，究竟两样”[26]。由此可见，即便使用白话的编撰者，其对于白话语体的态度亦显复杂，即白话文是“启蒙”这一功利性目的下不得不使用的手段，而就中国本土文化而言，若所有文章均用白话，则失去了“味道”，这也是中西文化之迥异处。 三、“才”“名”之外：秋瑾围绕《中国女报》的人力、资金运作及其困境 报刊以呈现社会信息及其思想动态为职志。就办报者而言，其知识水准及对社会变动的敏锐度直接关涉报刊的思想水平，此为“台前”所见；而办报者对资金、撰稿人等社会资源的有效运作则属“幕后”行为，亦至关重要。 创办《中国女报》，所需资金、人力等社会资源尤多，秋瑾颇能借助自我的人际交往成事。1905年9月，秋瑾自东京致信兄长秋誉章，谓：“吾哥在京曾有朋友否？当择佳士深交之。因我家祖、父、叔俱未一好友、一世谊者。如我家稍关痛痒，毫无一人”；但秋瑾交友亦有准则，即不问贫贱而论志同道合：“交人若于贫贱交以恩谊，则后日必收其效果；若于富贵时交人，及望富贵照拂，素无来往，则难乎其难”[27]。可见，秋瑾对自我的人际脉络的用心。1906年秋，《中国女报》的筹备工作已经启动，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资金问题。1906年8月6日，《中外日报》刊登《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旨趣》，除为刊物宣传外，筹措资金当是主要目的，“本报以所募万金为五百股，以廿元为一股，祈同胞协助”[28]。但以广告方式筹资，效果并不明显：“然而日子是过得不少了，入股的除四、五人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29]。秋瑾不得不到处筹款，最终由好友徐自华、徐蕴华两姐妹捐助一千五百元得以编印[30]。 相比办刊经费的困难，秋瑾在撰稿人队伍建设方面亦着力经营。前文述及，秋瑾与吕碧城早在1904年初已有交往。其时，秋瑾劝吕同赴日本，从事革命；吕碧城以“予持世界主义”而拒绝，但承诺“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31]。至《中国女报》创办，吕碧城于第二期发表署名文章《女子宜急结团体论》，当为早先“予任文字之役”承诺的兑现。对于《女子世界》主编陈志群，秋瑾虽谢绝《中国女报》与《女子世界》合办的要求，但两人稿件往来频繁，从现存的秋瑾致陈志群十一封信函可印证。初，应是陈志群向秋瑾索稿，而秋瑾“聊录旧作一章呈政”[32]；此后，陈亦投稿给秋瑾，秋瑾信中谓：“承惠稿件，不胜感谢”[33]，根据信函所记时间，陈的投稿应是《中国女报》第二期所载《恭喜恭喜》；至编辑第三期时，秋瑾再次向陈邀稿：“三期拟有数题，尚未草就，敢以质之，并希担任一篇”[34]。此可见，秋瑾经营《中国女报》在人事运作方面的苦心。 即便苦心经营，《中国女报》生存境况仍堪忧。该刊原属意为月刊，第1期出版于1907年1月14日，第2期出版则拖延至是年3月4日，第3期虽已编就，但直至秋瑾被捕前的7月仍未问世。个中情由，办报资金、人力等问题当是主因。《中国女报》第1期出版后，秋瑾因忙于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希望徐自华能取代自己，编辑此报。1907年初，秋瑾访徐自华，“谓余（指徐自华）曰：‘首期《女报》，颇嫌草率，君能代我驻沪数月否？’余以母病辞之。女士颇不悦，责余忘公益恋家，作诗规之”[35]。可见，秋瑾对徐自华颇为信任，但徐因家事未能赴《中国女报》编辑之任。至于办报经费的难以为继，早在《中国女报》第1期中，秋瑾已有表示：“今日虽出了首册，下期再勉力的做去，但是经费很为难呢”[36]。1907年初，秋瑾致信徐小淑，关于《中国女报》事，也不无颓丧地称：“惟敝报独立经营，财力万分支绌，况知音寥寥，将伯谁呼？同心缺少，臂助无人……近日因经费无着，报馆暂行中止，惟三期之报，仍拟续出”[37]。 近代语境下，传统“才女”的“名”与“才”面临全方位重构。从技能层面而言，秋瑾等近代知识女性与古代才女类似，她们通文墨、善吟咏，出身官宦或士绅家庭，多受父兄文化品位的影响。她们对于自身因“才”而“成名”有着强烈的渴望，秋瑾早年对“名望”追求亦表现为传统“才女”对诗、文之才的看重。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女才”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吟风弄月”，才能的社会实用性被提出并广泛讨论。近代知识女性（也包括男性知识精英）开始重新定义何谓“才”，以及“才”为何用等[38]，其讨论的核心命题涉及女性身份的重新定位以及两性关系的调整。与对女才的界定相关，清末知识女性的社会实践领域也远较其古代才女广泛，或作为教师、医生等职业人士，或投身女权、革命、慈善等公共事业；或以文才投身报刊舆论界，以更具公共性身份的女报人形象再现于世。秋瑾、吕碧城等诸多女报人能在近代社会产生影响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既应因了传统社会对“女性才能”的想象，更是她们自觉地使传统“女才”在时代感召下服务于“启蒙”这一重要的时代议题。而社会启蒙，尤其对女性的启蒙涉及传播手段、言说方式等，报刊当属重要的渠道之一，清末女报中的白话传统亦为应时之举。就秋瑾而言，《中国女报》坚持文、白并用，但编者并非对白话语体本身的认同，更多出于“启蒙”这一直接目的的考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秋瑾对自我才能的自觉重构。 即便如此，近代社会提供给知识女性追逐“名望”、实现“才能”的空间毕竟有限。在“才”与“名”之外，走向社会的知识女性需要面对多方面的压力，诸如经济独立、志同道合的群体难以形成真正力量等，使她们更似一个个孤独的抗争者。就《中国女报》实际困境而言，秋瑾苦口婆心劝告女同胞以团体的力量推动以性别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变革，但应者寥寥。秋瑾希望知音徐自华取代自己从事该报的编辑工作，但徐终无法如秋瑾般“儿女诸情，俱无牵挂”。而《中国女报》办刊经费方面自始至终的紧张状态实反映了其时知识女性独立经营女报的普遍困境，致使近代女性所办女报反不如男性所办女报持续时间长、影响力大。诸如清末民初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份刊物《女子世界》（1904—1907）、《妇女时报》（1911—1917），前者有丁祖荫、陈志群等男性知识精英的擎划，后者则在狄楚青《时报》旗下运营，显然较具生命力。以往的近代女性史研究，多将女报视作近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亦是近代女权运动的重要成果；但若从近代女报的生存境遇而言，恰恰反映的是交往圈、名望等象征性社会资源分配的性别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