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面俗世”……——问询刘心武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面论文,俗世论文,刘心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园辩台
正当人们对时下那些“扯淡”、“打嚏”一类“专栏”文字表示强烈不满（是“抨击”，不是“挞伐”）之时，写过《班主任》等好作品的有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出来反驳了，名曰“直面俗世”！从字面看，应该说这话并不错，哪个人要活下去都要吃饭穿衣，离不了“臭铜”，但读完全文，又生出许多疑问，写在这里，权当一次“读者与作者”的“心的交流”，或用四川话说，叫“摆摆龙门阵”——
问题之一：作家固然也是人，为了生存，也要挣钱花钱，但他们生存的目的绝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而是为人类创造不可或缺的艺术品。曹雪芹由于生活实在穷困，确也有过“卖画钱来付酒家”的时候，但他最终奉献的是被誉为“古今第一小说”的盖世杰作《红楼梦》！如果他也“直面俗世”，到处开《专栏》，写“心语”（他写这类文章肯定不比现时某些作家的质量低！），他的日子倒好过多了，但我断言不会有“字字句句都是血”的《红楼梦》。伟大的作家不仅不会被俗世的铜臭熏黑熏倒，他们还塑造了种种“守财奴”、“吝啬鬼”的艺术形象，深刻揭露了金钱社会的丑恶，例如巴尔扎克的《葛朗台》，至今为人称颂，而且代代相传。如果这些是事实，那么请问：世上有哪一个“臭铜味很浓的财迷作家”，是为了“臭铜”而“其文字成就举世公认不争”呢？
问题之二：如同工人要生产合格产品、农民要种出上好粮食一样，作家的根本任务是要为社会提供为人们欢迎，对人类进步有益的精神产品，而时下那些充斥于许多报纸副刊的“晚报体”、“娘娘腔”、“白开水”，要么发泄“私欲”，什么“我”的“初吻”、“我”的“初夜”；要么满篇废话，什么“我”的狮子狗、“我”的大花猫，与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要求相去甚远，这，正是人们要批评、要“讽刺乃至抨击”的原因。这完全是正确的，也是正义的，怎么经先生一“琢磨”，这种批评是因为“按字数计算稿酬”算出了“名家”们“获得”的“臭铜”颇多就“七个不服八个不愤”呢？顾客买到了“假冒伪劣”商品还有权退货、索赔，莫非被人民养着的作家倾销“私”货和人人都能讲的“废话”，人民反而批评不得么！请问先生：“偏要经历一番商品社会”的“转型期”，能有这个“理”么？
问题之三：前面说过，人要“直面俗世”并不错，关键看如何“直面”。许多在俗世中依然能顶天立地，“出污泥而不染”，或与污浊进行了坚决斗争，成了英雄、模范，而真实反映这类生活、反映人的本质的作家，也受到广泛的欢迎；即便是针对“俗世”进行深入思考、提出种种有益见解来战胜丑陋、邪恶的作品，也能受到读者的首肯，例如余秋雨的系列散文，例如他依据上海发生过公共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下车推车的却全是一群小学生的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大人们”“怎么会卑劣得如此一致”，而“丢失了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前提”？！他进而呼吁：“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文明的碎片·题叙》）这样的思考和呼吁自然是颇具现实意义的。不过，对于有“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称的真正的作家来说，还不止于创作，还有许多“终极关怀”：“我一向认为，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局限于艺术创作之中，他在道义上有责任关心周围的环境，有责任关心他所处的时代，有责任关心社会上重大的政治和文化问题。我认为，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信念的最好反映，因为尽管我特别喜爱文学并且自认为是个小说家，我却从少年时期就参加了国事公民辩论，后来又以批评的态度参加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目的就是努力从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为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略萨1994年7月12日致中国读者；摘自《外国文艺》1994年第6期）———这才是真正作家直面俗世的真正立场。总之——
作家的称号只能加重写作者的责任，它并不是装饰才能的花冠。单靠作家的称号并不能保证好作品的产生，单靠才能也不能解决问题。……创作是一个很严肃、很艰苦的事业。即使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创作上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包含着辛勤的劳动，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正确的世界观，还包含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缺了这些，最有才能的作家也会写出失败的作品，写过一本好书的人也可以写出一本坏书。
——巴金：《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
文艺家是要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如果没有阔达的胸襟，伟大的气魄，而患得患失，伈伈伣伣，那么虽有技巧，虽有学力，属富于生活经验，结果也不过是一个“能文者”而已；而文章之不能复见为人，正是针对此章作的讽刺。
——茅盾：《杂谈思想为技巧、学力与经验》
请问刘心武先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你认为这些话还有意义吗？注：刘心武《直面俗世》见本报1月5日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