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运动的全景画卷——评《中国的土地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地改革论文,全景论文,画卷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史上，各种立场观点和利益背景的人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可以相去悬殊，在时代的变迁中，人们对同一桩事的认识前后可以有很大不同。但有些基本的事实是无论何时何地严肃的人们都不能不承认的。本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作为社会变革延续到50年代初）的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新型农民战争；如果说革命的政治内容可以概括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取代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话，那么革命的社会内容，至少对占中国绝大部分空间与人口的的农村而言，就是土地改革。这就是理解近代中国所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之一。中国共产党固然一直强调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国民党方面的许多人士也把他们的失败归结为“土地问题”，如国民党政权末期的行政院长孙科就坦承：共产党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实行了“平均地权”，而国民党则因无视这一中山先生遗教而失败。至于国际上的人们更普遍把中国革命看成“20世纪的农民战争”（参见E.Wolf,Peasant War ofthe zoth Century.New york 1969），承认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当然，国外所谓“土地的”（agrarian）一词兼有“农民的”、“农村的”之义，它并不一定指租佃制问题。而斗争双方都认可的东西也未必就无商榷之余地，但无论如何，国共双方都以土地改革论成败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因此，不了解土地改革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更无法理解在革命中诞生的当代中国。
因此，土地改革问题一直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近年来这一研究更趋活跃。如郭德宏著《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成汉昌著《20世纪前半期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等都为力作。国际上则有V.利皮特的《中国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纽约州白原，1974）和黄宗智、夏明德与武凯芝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伯克利，1978年）等。而我们面前这部《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等。则更是一本学理深厚、资料充实、史论结合、特点鲜明的扛鼎之作，它体现了我国学术界与理论界在这一领域里所取得的最新就。
《中国的土地改革》一书主编杜润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农村工作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位知识渊博、学问与实践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土地——农民问题专家。他在80年代主持农村改革政策研究工作时就认为农村问题不能只就事论事，因而在其工作班子中除精通现时农村问题的人才外，也包括了研究传统农村、新中国农业史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实行政策研究与理论、学术研究相结合。本书的编写工作就是在那时开始的。离休之后，杜老在理论、学术研究方面更投入了很大关注，继续主持本书的编写。与杜老合作的本书主要撰稿人诸班师、赵增延、董志凯、陈廷煊四教授（研究员）都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资深学者，不仅对传统农村、传统土地制度及中国革命的农民运动诸方面均有长期的研究积累，而且多具有农村工作的资历。本书编辑委员会的23名成员中，除学界硕儒与专家外，还有许多实际参加过建国前及建国初土地改革工作的老同志。可以说，无论就研究队伍的学术造诣还是就对研究客体的身历其境参与其事而言，无论是直接的体验还是以文字为中介的理解，“第一手”经验还是“第二手”资料，本书的编撰阵容在同领域的研究中都是迄无其匹的。
本书的编写历时十年，四易其稿，写作者除广泛占有文献资料外，还到各地查阅土改档案、搜集回忆、口述史料，足迹遍于南北，行程达数万里。写作过程中对许多重大问题还多次开会讨论。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认真的科学精神，虽然本书与任何史书一样不可能达到史源学上所谓“竭泽而渔”的终极境界，但说它是十年一剑、厚积薄发，则丝毫也没有夸张。
在全书体例上，本书包括了对土改前传统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建国前农民运动与解放区土地革命历程的描述、建国初新区土改的政策完善化、法制化、理性化的过程、特殊类型（城郊、侨乡、林、渔、盐区、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实践、以及对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经验的总结。这样的著述体现了过程分析与理论分析的统一，时间序列与逻辑序列的统一，使本书成为一本史论结合的成功之作。
本书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例如：
在对传统土地制度的分析上，本书并未沿袭那种很有影响的观点，即“土地买卖天然妨碍资本积累”：据说由于土地可以买卖，工商业者赚了钱都去买地了。而西方的土地不能买卖，于是工商业者只好在业内进行资本积累，遂有资本主义之产生。这种观点不仅会导出农奴制反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怪论，而且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恰恰存在着广泛的地产交易之史实不符。同时这样的说法也容易把我国传统土地关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要素市场混为一谈。本书没有接受此说，而侧重讨论了传统中国“这种土地买卖和流动并未形成发育资本主义的条件”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在土地买卖本身，而在于“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形成垄断势力”，“形成一个个封建的地区性封闭系统”，“严重阻碍着商品自由交换，阻滞市场发育，使落后的资源利用方式长期延续而很少改善”。这种不是把封建主看成要素“买卖”的象征而是看成超经济的“垄断势力”的观点，是合乎实际的。
正因为本书并不把地主仅仅看成“买地者”，因而本书也并不把土地改革仅仅当作历史上一场彻底的“均田制”来理解。杜老明确指出：“评价中国土地改革，如果只局限于计算分配了多少土地，而忽略了政治、社会方面的伟大成就，无疑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事实表明，传统中国也存在着地权分散的时期与空间（如土改前的关中地区），在这些地区只看分了多少地就根本无法了解土改的意义。然而在这样的地区，以“土地改革”为总称的农村社会变革也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参与，并取得很大的成功。
本书探索了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历史演进，指出建国后的新区土改模式最为合理、完善。但本书并未简单地发出“早按这办法就好了”的感叹，而是指出了对历史事实在事后进行是非判断时应该考虑的历史主义原则。尤其在战争条件下进行土改的许多特殊条件，“这样一种局面往往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够理解”。这的确是本书的一大可贵之处，因为本书与通常的经院体学术著作相比，的确具有实证研究与“身历其境”者的直接体悟相结合的优点。
当然在学术上，本书并非没有可商榷或可进一步探讨之处。如在对土改前传统农村的分析中，本书虽不像过去一些著作那样一味强调地权集中，而是指出集中与分散两种情形均存在，但在总体上仍坚持“地主所有制占主导”，租佃矛盾是农村最基本的问题。这一传统看法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今天要证明这一论点，仅仅像过去那样一般地谈论土地集中是很不够的。因为集中与分散、主导与非主导都是相对而言，是要有参照系的。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与其他国家的前近代社会相比，我国民国年间的土地是否更为集中？如果说土地集中是社会矛盾的主因，那末土地应当集中到何种程度才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实际上是否已经集中到了这种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在本书中尚末涉及。但据了解，本书编、作者对此是有若干看法的。人们期待他们的进一步研究成果。
本书在我国历史编纂学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土地改革不仅是中国社会史上一场意义重大的事件，而且改革过程中逐村逐户地丈量、分配而形成的资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具开发价值的一个信息宝库，因为它是我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古国空前详尽的一次土地普查，尽管有政治导向产生的信息失真成分，但其价值仍然高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土地统计。遗憾的是如此丰富的资料目前基本上仍在各地档案馆中沉睡。本书可能成为改变这一状况的开端。1949年以前国民党当局在土地改革上与共产党相比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但他们对其他政学遗产、尤其是地政学院及地政研究所档案（包括原始资料、调查报告、论文与专著）的开发研究却十分重视。70—80年代台湾与美国学术界合作曾把这批资料全部影印成《中国地政研究丛书》，卷帙浩繁达上千册之巨。以至于如今国际上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人动辄称引的，除了“满铁资料”就是“地政丛书”，而大陆上土改运动中积累的价值大得多、数量更无可比拟的资料，反而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中国的土地改革》一书为土地改革史的实证研究树立了一块里程碑，它不仅对了解和研究本世纪20—5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有很大贡献，而且有可能在“史源学”上开一门径，由史源上的新发现开辟研究范式的创新之路。苟如此，它就不仅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上卓有成就，而且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也厥功甚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