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颖[1]2007年在《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开展、跨国公司的兴起、产业内贸易比重的上升、国际分工的深化等等使得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成为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轨迹来看，虽然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要准确评估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带动效应无疑需要进行定量测算和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结构变化有何影响，有待于我们基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分析来进行客观的评价。基于此，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首先，从理论分析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清晰的梳理，并运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统计的历史数据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进行计量检验。在理论研究方面，本论文通过对国际贸易理论、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归纳、总结，重点在于进行构建如何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内在关系的统一理论框架。其次，在实证分析方面，本论文基于1986～2005年中国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综合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与进口贸易额的影响作用。同时，论文也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结构转化的影响，即分别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贸易等的影响效应。再次，基于1986～2005年中国样本数据，论文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结构发展的影响，即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否很好解释了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最后，基于理论研究结果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善和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政策建议。
毕红毅[2]2014年在《欧盟FDI对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贸易和投资一直是当代国际贸易学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195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首先提出投资和贸易替代理论,自此之后投资和贸易的关系被许多学者所重视,理论界除了对替代学说的补充发展,日本学者小岛清(K. Kojima,1981)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是互补关系学说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小岛清理论模式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是创造贸易的,也可以是破坏贸易的。近年来还有学者提出投资和贸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理论,但这并不是研究的主流,也就是说目前理论界对贸易和投资的关系可以大致归结为投资替代贸易和投资创造贸易,但是这些学说研究的方向都是发达国家的投资对其本国贸易的替代和创造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已经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投资接受地,尤其是中国利用外资所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学者们开始从多个角度研究投资的作用,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世界各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规模和贸易竞争力的影响,较少有学者研究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研究领域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选取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做为研究对象。选取欧盟的原因是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经济舞台的主角。欧盟既是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体,也是由28个发达经济体组成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2013年11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主持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时双方在共同制定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①指出：中欧经贸关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经贸关系之一。双向贸易和投资成为促进中欧各自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主要动力。中欧都肩负着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责任。双方致力于塑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此,中欧决心本着互利的精神,进一步深化面向2020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促进开放、透明的市场和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重视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机会。②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探索叁个问题：一是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贸易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二是中欧贸易结构有哪些互补性和差异性?叁是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贸易结构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的创新也是围绕这叁个问题进行的：一是探索构建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的理论模型,并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尝试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进行一般性的理论解释。二是运用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归纳整理欧盟十五国和新加入欧盟的新十一国(塞浦路斯找不到研究资料)对中国的投资和进出口结构状况进行全面的查找、归纳和整理,通过大量的分析对比,研究中欧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和差异性。叁是运用所整理的研究资料、研究数据,运用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按照文献综述——双边研究现状对比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第一大部分,对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欧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了统计对比,分别测算了贸易商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本文采用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HS编码为分析依据,以OECD的产业分类为基础,将产业按技术层次的高低分为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低技术产业,按照其所属的产业,分别挑取了中欧双边关联度大的四十四章的所有进出口货物作为研究对象,对这四大类44章商品所包含的所有商品种类至少二十年的进出口数据进行搜集,分析不同技术水平进出口产品的占比,比较客观、详实地分析我国同欧盟的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情况。对欧盟FDI同其他对华投资经济体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了统计对比；测算了我国与欧盟原十五国贸易商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测算了中国与欧盟新十一国贸易商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上述研究中发现：原欧盟十五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化工橡胶和塑料制品、金属制品、机器和设备工业,电气等行业。欧盟国家在这些行业的设备投资和技术类中间产品的向我国的出口,是我国获取关键设备和先进技术的重要来源之一。欧盟对华投资企业多为资本密集型,单个项目投资金额较大,技术含量较高。2012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平均项目金额达360万美元,美国为228万美元,欧盟是美国的1.6倍；亚洲国家平均项目金额共481.33万美元。可见欧盟国家对华投资大多集中在一些高增长、对经济影响较大和产业关联度比较强的部门。在转让技术方面,欧资企业明显优于美国对华投资企业,更优于日资企业。欧盟的投资在增加我国国内资本的同时,能够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溢出等方式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我国,对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起到优化作用。就贸易而言2001年之后,中欧双边产品出口量均明显增长,中高技术水平产品增长速度最快,出口量也最大,其次是高技术产品,而低技术产品虽然也有迅猛增长,但是地位却已经逊于中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在进口方面,我国从欧盟原十五国中进口的中高技术产品一直是四种类型中最多的,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其次是高技术产品。因此,综合来看,我国从原欧盟十五国进口的产品中,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品占主要地位。其中机电设备是我国从欧盟十五国进口最多的商品,其次是航空航天类产品。无论从出口还是进口来看,我国与欧盟的贸易结构与其它对华投资的经济体相比都是最合理的。在与欧盟新十一国的贸易方面,我国对欧盟新十一国的产品出口额远远低于同欧盟原十五国的出口额,但是近年来也呈稳步上升趋势,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第二大部分,本文借鉴相关理论,研究了FDI对东道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机理和FDI对东道国进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机理。本文以Dornbush,Fischer and Samuelson(1980)的模型(简称DFS模型)为基础并作进一步扩展。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与DFS模型的主要区别是：在DFS模型的基础上,并分别讨论了外资对东道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以及技术引进对东道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分析了引进外资对东道国进口商品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比较了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对东道国出口结构影响的差异。因为第叁章的统计研究显示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直接投资带动了高新技术的输入,也就是说我国在引进欧盟直接投资的同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尤其是欧盟原十五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是集中于我国的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倾向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本文在借鉴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把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纳入理论模型进行变量分析,构建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和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在开放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一般性影响,分析了引进外资对本国要素结构、单位成本、比较优势及出口结构的影响,其基本结论是：本国引进外资后,劳动与资本的相对比例变小,劳动力相对工资上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利率)下降,导致本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在下降,于是本国缩减了这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规模,因此可以加大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投入,在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开始具有比较优势,这导致本国的优势产品既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又包括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即本国的优势产品种类增加,同时外国的优势产品种类在减少。外国比较优势产品种类的减少会刺激投资国研发新的技术,投入到生产领域中,从而使投资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都在不断优化。关于FDI对东道国进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机理,本文认为外资进入东道国后,会对东道国进口商品结构也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比较复杂。在外资进入东道国初期,可能山于对东道国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技术水平并不十分了解,同时也为了防止核心技术的溢出,新进入企业往往从海外母公司进口核心零部件或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产品。这时东道国会因为外资的进入而增加了对中间产品的进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外资会加深对东道国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技术水平的了解,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和更加适应东道国当地市场的需求,外资一般会选择在东道国当地研发、制造中间产品,这会减少东道国对外来中间产品的进口。因此,外资的进入对东道国进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间产品在何地被研发、生产。于是,本文分析了二种情形：一是外资进入东道国初期,由于东道国无法提供最终产品生产所需的核心零部件,同时,外资担忧在东道国当地生产核心零部件会造成较先进技术的流失。因此这个阶段外资往往从国外母公司大量进口核心零部件等中间产品,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外资主要从其母国进口中间品的情形,研究表明外资为了避免技术外溢的发生,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在进入东道国的初期,会从海外进口中间产品,在东道国从事非核心部件及最终产品的生产。外资从海外进口核心零部件很大程度上会避免技术外溢的发生,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在东道国引进外资的初期,东道国企业生产投入的劳动、资本比例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外资进入东道国初期,东道国对中间产品的进口是增加的。二是外资进入东道国较长时间后,为了扩大规模,更充分地利用当地资源及优惠政策,会逐步考虑通过设立研发中心等形式在当地开展研发并生产部分核心零部件,同时把一些非核心业务转让给东道国内地企业。这种情形下虽然会产生技术外溢,但是由于外资一直在从事研发活动,所以其对核心技术垄断优势还是存在的。此时,内资企业受技术外溢的影响,生产规模会继续扩大,技术水平会继续提升。因此外资进入东道国较长时间后,随着其研发中心的设立及大量的研发投入,它会在当地生产大量的中间产品,东道国会逐步实现对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内资企业生产的产品结构也在升级,这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出口结构。最后,论文分析了东道国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对出口结构影响的差异。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以引进先进技术为主要目的利用外资比以单纯引进外资对一国(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要明显得多。换句话说,引进外资的质量比引进外资的数量更加重要,引进外资并不是越多越好,决定国出口商品结构高低的不是利用外资的数量而是引进外资的质量。第叁大部分,本文借助2001-2011的分析统计数据,对欧盟FDI对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新晋欧盟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数据有限,实证部分仅考虑欧盟原十五国同我国对其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本文借助2001-2011的分析统计数据,在变量选取上,被解释变量为我国对欧盟不同种类技术水平的出口额,即中国对欧盟高技术水平产品出口额,中国对欧盟中高技术水平产品出口额、中国对欧盟中低技术水平产品出口额、中国对欧盟低技术水平产品出口额；选取的解释变量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额、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我国研发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欧盟十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加总额。对上述变量分别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说明欧盟各国的经济水平是影响我国对其出口的关键因素。每增加一单位EGDP(欧盟国家GDP),出口额增加最多的是中高技术产品,说明随着欧盟各国的经济增长,对我国中高技术产品的需求越高；每增加一单位CGDP(中国GDP),出口额增加最多的是低技术产品,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对于低技术产品的促进作用最明显,也反应了我国目前一定程度上还是依赖于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欧盟各国FDI对我国不同类别商品的出口影响,从总体上来看,对中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比较显着,对中低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的影响较弱。因此,应该继续保持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以中高技术产品的发展慢慢带动高技术产品的研发,进而全面提升我国整体出口商品结构。关于欧盟FDI对我国进口商品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仅考虑欧盟原十五国FDI对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借助2001-2011的分析统计数据,在变量选取上,被解释变量为我国对欧盟不同种类技术水平的进口额,即中国对欧盟高技术水平产品进口额,中国对欧盟中高技术水平产品进口额、中国对欧盟中低技术水平产品进口额、中国对欧盟低技术水平产品进口额；选取的解释变量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额、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我国研发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欧盟十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加总额。对上述变量分别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欧盟对华FDI同我国对于欧盟的进口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同出口结构不同的是,直接投资对于中高产品的进口从长期看是抑制作用,这与理论分析的结果相吻合,主要是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多投放于制造业,主要生产中高技术产品等,国内的中高技术产业由于欧盟投资的带动和其本地化的研发和生产,逐步完成了进口替代,因此降低了对进口中间产品的要求。实证研究还表明欧盟各国FDI对我国不同类别商品的进口影响,从总体上来看弱于对出口产品的影响,但是影响显着性的排序一致,依次为高技术产品(七个国家)、中高技术产品(五个国家)、中低技术产品(四个国家)、低技术产品(-个国家)。这说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同样更多地作用于我国中高级技术产品的进口,对我国的进口商品结构同样有显着提升作用。最后根据研究内容,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杨玉明[3]2001年在《《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分析》》文中认为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我国吸收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自1993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流入国 （1998年后被英国超出而居第叁位），发展中国家第一，成为外资最为关注的投资热点国家之一。在我国吸收利用的外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主要形式。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日渐加强。从促进我国外贸出口的角度来讲，FDI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功不可没。在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作用的日益提高、我国可能会成入外资企业出口控制型国家~1的环境下，尚没有学者对我国的外资与出口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多见的只是针对其中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作者认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这一领域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眼下中国即将加入WTO以及中国利用外资进入第二次战略转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的选题意义所在。本文综合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尝试性地系统研究了FDI与中国出口的关系。具体地说有两个命题，一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倾向（Propensity of Export）是否高于中国的民族企业；二是从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角度来研究 FDI 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文中笔者突破了以往国内外学者只重视研究FDI与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忽视或鲜有对FDI与出口结构关系的研究传统，利用数学手段对FDI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关系进行了定量的分析与研究。最终得出结论：1、FDI对我国外贸出口的数量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FDI在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Composition of Export）从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质的转变中功不可没。，但在制成品内部结构升级的量的转变中，所起的作用却很小，有时甚至对我国比较优势变革起到了制约作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地区来源结构有关，更与中国政府政策体制以及中国的投资环境有关，也与中国外贸与外资政策的矛盾有关。 眼下，我国即将加入WTO，引进外资也进入第二次战略转变时期。面对国内和国际新的经济环境，为进一步引进外资，同时也为了尽量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该如何做，这是写作本论文的初衷，即希望研究能服务于中国的经济。文中最后一章针对前面分析出的问题与结论、国际直接投资出现的新特点和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尝试性地提出若干意见和建议，目的是期1 1999年外资企业出口总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5．5％，己接近 50％的临界标准，而且外资企业出口的份额仍呈上升的势头。 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的影晌分析！望我国在加入m0后，不仅在法律法规上符合W0协议的相关规定，而且能够 使外资与外贸政策更加协调、外资的相关政策更好地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需求， 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周泽红[4]2005年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外贸效益》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国际贸易一直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二战以后,国际直接投资异军突起,开始逐步成为许多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方式,其规模和影响力也开始超过国际贸易,被人们誉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发动机”。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同步发展,共同构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贸易与投资日益一体化的趋势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明确指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抓住这种联系就会产生一种合力,对经济增长与发展产生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忽略这种联系,贸易和投资各自对发展所作的贡献就会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也是与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紧密相连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FDI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联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FDI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规模,也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和优化。在此背景下,研究FDI与中国外贸效益的关系,客观而准确地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效益的影响,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影响不仅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和结构,更关系到与中国外贸发展的效益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正是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因此,本文拟从对外贸易的宏观效益和动态效益出发,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外贸效益的影响作为切入点,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外贸效益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期构筑了一个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效益影响的完整评价框架和体系,从而进一步探究投资与贸易之间的深层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发展对外
吴雁[5]2005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外贸发展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的经济与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开放型经济逐步形成。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位次不断前移,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显着增强。然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我国投资的外商企业的进出口增长所带动的。外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力军,占据了超过半壁江山。以至于不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就无法全面地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因此,给予外资企业在华的进出口以足够的重视是十分必要的。 外资企业的进出口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状况:在进出口总体规模方面、在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方面、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方式方面、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作用以及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利益获得等诸多方面,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大致获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在外贸总体规模方面,首先是总量的构成上。自2001年以来,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已分别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0%以上,且有连年递增的趋势。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外商投资额与对外贸易总额有显着正相关性。同时,外资企业进出口的增长也促进我国外贸商品结构的升级。尤其以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最为突出,外资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这两类产业的发展与产品出口。通过对RCA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证明了外资企业在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上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优势远高于国有企业。 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也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而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青睐加工贸易方式主要是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分工中,跨国公司利用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其国际产业链上的组装加工环节大规模移至中国,赚取低附加值。这样就实现了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 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我国进出口价格的影响
俞开江[6]2009年在《人民币“双率”调整与我国贸易收支平衡调控研究：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贸易收支平衡对一国外贸发展至关重要,过大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均不利于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自1994年以来逐年累积的巨额贸易顺差使我国面临日益增多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影响贸易收支平衡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汇率主要通过价格因素直接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还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间接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进而影响贸易收支;而利率除通过汇率途径影响贸易收支外,还会通过外贸企业融资成本途径影响进出口,从而影响贸易收支。汇率和利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复杂性就使得双率协调对于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稳定增长显得尤为重要。200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同时升值,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和贸易收支大幅度下滑,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措施也引起部分学者的质疑。因此,研究“双率”(汇率和利率)的组合调整对一国的贸易收支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双率”政策组合有效促进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和贸易收支的适度平衡,既有理论价值,更具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围绕人民币双率调整与我国贸易收支平衡调控,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全文由8章组成。第1章导论,概述了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论文的结构安排。第2章就“汇率变动、利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贸易收支平衡调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第3章概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双率”调整的协调性与贸易收支的变化;第4章首先从微观视角将企业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构成要素归为劳动力工资成本、生产投入品价格成本和资本利息成本,通过构建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求解企业出口价格和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的要素成本函数,并通过企业的加总求和推导出一个行业和一国的出口影响因素,从微观视角全面分析了影响一国进出口的主要因素。其次,通过进出口方程的理论模型分析影响一国不同行业、不同市场竞争结构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推论汇率和利率变动对一国贸易收支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双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第5章从一国出口需求与供给均衡、进口需求与供给均衡的视角出发,推导出一国贸易收支影响因素的实证方程,利用协变模型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总量、国别贸易收支和商品类别贸易收支的影响。第6章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变量,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证明汇率、利率、贸易收支和外国直接投资变动之间的循环传导机理。实证分析了在外国直接投资的传导路径下,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产生的影响,并与没有外国直接投资传导时的双率变动的相关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第7章在5、6两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的DD-AA模型和TB模型的拓展,研究并探讨了促进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和贸易收支的适度平衡的人民币“双率”政策组合。论文的主要结论:(1)贸易收支与相对国民收入水平、人民币汇率、人民币相对利率、劳动力相对工资、生产投入品相对价格成反比,与外国直接投资成正比,各变量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大小依次为相对国民收入水平、人民币汇率、外国直接投资、人民币相对利率、劳动力相对工资和生产投入品相对价格。(2)人民币“双率”变动对贸易顺差国的影响要大于对逆差国的影响,对竞争性越强的商品类别的贸易收支影响越大。(3)“双率”升值时,加工贸易型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贸易收支的下降有缓冲作用;“双率”贬值时,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额下降有缓冲作用,长期则有放大效应,外国直接投资在“双率”变动时均能起到缓冲贸易收支波动的作用。(4)在当前世界经济衰退背景下,促进我国贸易收支平衡发展必须在下调人民币“双率”的同时,注重双松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政策实施重点应放在对我国贸易收支贡献较大的机电行业、轻工业和纺织服装业。本文的创新之处:(1)研究了“双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从微观视角将企业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构成要素分解为劳动力工资成本、生产投入品价格成本和资本利息成本,通过构建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得到企业产品出口定价模型。利用出口供需均衡和进口供需均衡条件,将产品出口价格的影响变量纳入一国贸易收支方程中,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变动如何影响我国贸易收支,较之过去仅研究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更加完善合理。(2)研究了“双率”变动情况下,加工贸易型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贸易收支有平衡稳定增长作用。将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国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的主体变量纳入一国贸易收支影响因素的实证方程,通过研究“双率”变动对其在长短期的不同影响,发现加工贸易型外国直接投资在“双率”变动时都有缓冲贸易收支波动的作用(“双率”升值时,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的下降有缓冲作用,“双率”贬值时,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额下降有缓冲作用,长期则有放大效应)。(3)研究了“双率”调整对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和贸易收支均衡的动态调整作用,探讨了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保持我国贸易收支平衡稳定增长的“双率”协调政策及其实施重点。利用实证分析结果中“双率”对贸易收支有实际影响这一结论对传统的DD模型(产品市场均衡)和TB模型(贸易收支均衡模型)进行拓展修正;利用货币分析法,将一国的货币供给分为国内基础货币供给和主要由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收支产生的外汇储备货币供给两个组成部分,对传统的AA模型(货币市场均衡)进行拓展,并将上述叁个拓展模型纳入同一个框架分析一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较之过去那些不考虑利率影响贸易收支及外汇储备供给影响货币市场均衡的相关分析更为合理。
李未无[7]2005年在《汇率与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选题由来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进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外汇储备等加速增长,反映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作为联系国内外经济“桥梁”的汇率也因此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人们对人民币汇率贬值与否展开激烈争论。就在关于贬值与否的论战还余音未了之时,短短几年之后,2002 年又开始一场更加猛烈的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的论战。在这两次论战中,人们给出了大量关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贬值或升值的各种理由。这些理由既包括定性分析也包括定量分析、既有感性认识也不乏理论探讨,都蕴涵一定的道理。我们认为,论战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探讨并总结两次论战背后的那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经济规律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因为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时候,发现关于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判断和决策也是困扰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难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普遍性难题呢?主要原因在于汇率升值(或贬值)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总是利弊共存,赞成方和反对方都可列举许多理由。鉴于实现经济增长是所有国家的最根本目标,解决该难题的思路通常是:第一,从总体上直接对汇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这种分析可以近似反映出利弊相抵以后的综合效果;第二,根据本国国情或实际经济条件,找出影响本国实现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最本质、最核心的几个经济要素,然后全力分析汇率变动与这几个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最本质的联系。如何将以上思路具体化呢?在大量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和总结,我们认为汇率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机制可以作为分析汇率变动路径或趋势的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总体分析框架。 为什么要选用这样的分析框架呢?因为在面临汇率升值(或贬值)2的时候,理性人一般会连着思考两个问题:1、升值(或贬值)压力究竟产生于何处,有无内在合理性;2、如果升值(或贬值)预期得以实现,最终会对经济造成何种影响。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汇率决定问题。从表面上看,汇率是两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实际上它是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一般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生产率的较快提高和经常项目出超往往会引起本国货币升值,同时,在经济快速发展期间出现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也会引起货币升值。相反,经济衰退引发的外国资本抽逃则会导致本币汇率猛跌,造成严重的货币危机。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状况正是汇率变动的基本压力源。“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从生产率角度指出经济增长能够促使汇率升值。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既有伴随经济增长出现汇率升值趋势的日本、德国、新加坡模式,也有伴随经济增长出现汇率贬值趋势的中国、泰国、韩国模式。我们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优化模型对经济增长下的汇率变动路径进行初步探索,从理论上推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国家的汇率既可能呈现升值趋势,也可能出现贬值趋势,最终趋势如何取决于该国其他一些经济条件。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开放经济下如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持续、稳定、快速地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是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探索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必然成为研究重心。一般而言,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技术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是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作为联系国内外经济“桥梁”的汇率就是其中的核心因素之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又通过与投资、消费、物价、就业、心理预期、货币供给、外汇储备等各种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进行汇率调整(升值或贬值)之前必须全面分析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分析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和外资流动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是鉴于汇率变动还对国内外其他诸多经济变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最终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力度很难确定。我们通过构建一般的汇率影响产出的比较静态数理模型对此进行初步探索,从理论上推出汇率变动既可能促进经济增3长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最终效果取决于经济体自身的各种经济条件和汇率变动时机、方式、幅度。总之,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和依存度越来越高,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作为联系国内外经济“桥梁”的汇率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后,针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讨论会越来越多,汇率变动的判断和决策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一个清晰、全面的理论框架来指导,从而在汇率该变之时即使没有压力也应变,而在不该变之时即使有压力也不变。本文提供的汇率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和努力。论文的许多理论模型及结论具有一般性,适用于满足模型假设前提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论文的实证分析主要以中国 1980年-2003 年数据为样本,其结论对分析我国经济在近期和中期的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二、主要内容及观点本文首先对汇率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作用汇
钱利[8]2011年在《我国贸易收支失衡的结构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94年以来,我国一直保持贸易顺差局面,加入WTO以后,贸易顺差增幅更是明显加快。但与此同时,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欧盟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如何看待和解决我国贸易收支失衡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贸易地理方向、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企业性质、地区结构等角度对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进行考察,可以看出,我国的贸易收支是一种结构性失衡,不能仅通过总量数据来考察。我国的贸易收支之所以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失衡,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需要考虑全球产业调整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人民币汇率、贸易政策、储蓄率等因素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贸易收支平衡,但却无法对我国贸易顺差的结构性特点做出解释。本文尝试突破已有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基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FDI流动的视角,研究我国贸易收支失衡形成的机理和原因。近20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程显着加快。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要素和资源的配置突破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加速了要素资源在各国之间的流动,国际分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阶段,由此推动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导致FDI大量流入我国。FDI产生的顺差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进口替代效应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我国贸易收支,是我国结构性贸易顺差产生的根源。我们通过引入和构建引力模型就FDI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我国总体的贸易顺差和外资企业的贸易顺差都具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绝对贸易顺差较大,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贸易顺差较大,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对我国贸易顺差形成机制的分析。对FDI技术溢出的实证检验显示FDI推动了我国的技术进步,间接地扩大了我国的贸易顺差,但这种影响并不是非常显着。对我国贸易收支问题的认识,本文认为应该从以总量角度看贸易收支转变为重点考察贸易收支的结构性上来,从关注贸易失衡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转变为重视失衡本身的可承受性上来。通过国别比较和相对规模的测度可以发现,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处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贸易顺差是我国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在现存制度框架下,随着FDI的继续流入,美、欧的制造能力继续向我国转移,我国继续保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这种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可能长期存在。实证检验表明,汇率等传统的政策工具在调节我国贸易收支失衡上可能存在困难。由此我们提出我国贸易收支失衡调整的路径和政策选择也应从结构入手。
沈也晴[9]2017年在《“十一五”以来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原因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2002年以来,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促进了我国出口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却显得后劲不足;2004年以来,出口增速一直处于放缓趋势。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逐渐衰退,阻碍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出口健康平稳发展正在逐步取代出口快速发展,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出口新常态。分析影响出口增速的原因,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中国出口增速的特点,对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出口贸易政策、平稳过渡到出口新常态提供对策建议。在对出口增速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后,又通过定性分析和实证回归对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出口增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进口国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汇率、贸易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等多个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因素对出口增速有正向效应,商品价格因素、汇率因素和贸易政策因素对出口增速有反向作用,更重要的是出口增速逐步放缓的负效应正在累积恶化,亟需改善。最后以分析结果为基础,结合经济趋势和政策环境,给出对策建议。国家层面,建议推进市场多元化、促进出口质变、保持汇率稳定、缓解贸易摩擦、优化投资环境;企业层面,建议紧跟市场节奏、加强风险预警、增加技术投入和扩大对外投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还需要行业层面的支持与配合,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朱念[10]2007年在《FDI对广西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战后发展起来的有关FDI与出口相关的理论、模型，明确提出了FDI对出口具有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FDI与出口同步增长。近年来广西FDI处于低迷状态，但是出口却迅猛增长，似乎FDI与出口成负相关，即FDI正阻碍着广西出口的增长。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样的结论?是什么原因导致近年来广西FDI的低迷?广西出口总额、出口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变化与这个时期广西吸收和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FDI对广西出口竞争力到底有什么影响?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从实证的角度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和阐述。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FDI对广西出口竞争力的影响。首先，本文基于波特的竞争力理论和垄断优势理论等其他与竞争力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导出了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评价指标，并总结了广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机制，指出现在广西FDI低迷徘徊的原因。然后，根据历年的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广西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别研究了出口引擎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竞争催化效应等。最后，本文分析了广西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升出口竞争力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D]. 梁颖.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2]. 欧盟FDI对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D]. 毕红毅. 山东大学. 2014
[3].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分析》[D]. 杨玉明. 广西大学. 2001
[4].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外贸效益[D]. 周泽红.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5
[5].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外贸发展的影响分析[D]. 吴雁. 同济大学. 2005
[6]. 人民币“双率”调整与我国贸易收支平衡调控研究：理论与实证研究[D]. 俞开江. 浙江大学. 2009
[7]. 汇率与经济增长[D]. 李未无.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8]. 我国贸易收支失衡的结构性研究[D]. 钱利. 天津财经大学. 2011
[9]. “十一五”以来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原因与对策研究[D]. 沈也晴. 南京理工大学. 2017
[10]. FDI对广西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D]. 朱念. 广西大学. 2007
标签：贸易经济论文; 金融论文; 投资论文; 外国直接投资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国外宏观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欧盟论文; 国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