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机会从何而来：发现、建立或发现+建立？_创业机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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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37年，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力量的推动，依靠政策红利取得的。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以及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经济与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转型的成功需要创业的成功来支撑。201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助力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引擎(李克强，2015)。因此，如何实现成功创业，成为政府、实业以及学术界非常关心的问题。创业涉及很多关键因素，然而究其核心，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创业的核心是创业文化，有学者认为是就业，也有学者认为是创新等。但诚如胡适所言，做研究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学术层面来说，一种观点或结论要经过小心求证来体现出它的学术价值。由于体制、经济自由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中国成功创业的模式会与西方有所不同，很多相关的创业问题是原创性问题导向研究。如何做好这些原创性问题导向研究，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符合中国情景的进步与贡献?本文作者认为首先要搞清楚重要的研究问题与概念。如何做到这一点?做好一些跟踪性问题导向研究是必需的，然后在跟踪性问题导向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开展对重大的原创性问题的导向研究。依据上述，本文收集了近20年发表在国际知名创业学术期刊上的创业理论研究与比较分析，应用跟踪性问题导向研究的方法研究创业机会。创业的诸多内容是围绕着创业机会来进行的。换句话说，创业的核心在于创业机会，是创业者对于创业机会的认识、理解与把握。但在这方面，与时俱进的并结合中国情景的深入研究并不多，因此需要补上，为我国的创业实践提供及时的理论支持。

       从过去近20年的创业机会研究文献来看，尽管创业机会核心说在这几年来大量被探讨，在西方也逐渐得到管理学术界的认同(McMullen & Shepherd，2006；Plummer et al.，2007；Sarasvathy et al.，2010；Suddaby et al.，2015)。然而，由于创业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都研究创业，但他们基本上都没有从创业机会的视角来研究创业。我国创业研究领域目前尚未发表出系统地结合大众创业的创业机会研究论文。认为创业就是就业，忽视创业机会去创业的盲创现象也很普遍。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结合中国的大众创业，明确创业机会的核心作用。另外，本研究也注意到，学术界对创业机会的起源与产生过程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Ardichvili et al.，2003；Eckhardt & Ciuchta，2008；Luksha，2008；Sarasvathy et al.，2010；Zahra，2008)。大多数学者认为，创业机会存在于客观环境中，是被创业者发现出来的(Shane，2012)。创业机会的发现以及利用能填补市场的空缺(Kirzner，1978)，达到市场的均衡(Miller，2007)。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创业机会并非客观存在，也非先于创业者的意识，而是被创业者构建出来的(Alvarez & Barney，2007；Alvarez et al.，2015；Sarason et al.，2006；Suddaby，Bruton & Si，2015)。甚至有学者认为创业机会发现是机会构建的一个特例，而与之对立的学者认为创业机会构建是发现的一个特例(Alvarez et al.，2013)。那么，对于创业者来说，创业机会到底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等待创业者发现，还是产生于创业者后天的构建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来探索创业机会的来源与产生过程。定性研究方法适用于前期研究基础相对缺乏、注重归纳性与研究效度的研究，因而可能更适用于创业问题的研究。近来不少学者呼吁，学术界应多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来研究尚未界定清晰的创业现象与问题(Suddaby，Bruton & Si，2015)。使用定量的方法研究创业，一般信度都比较高，但效度方面常常存在问题。因此，研究结果往往看起来很漂亮，但有效性相对比较低，难以形成新的研究动力来推进相关理论的发展(Suddaby，2014)。鉴于此，本文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探索创业机会的来源和严生过程。首先，本文以经典的创业机会研究文献为依据，探究创业机会发现与构建背后的认识论逻辑。接着，本文对创业研究案例文献进行分析，提出“创业机会发现”是一种基于客观存在论的“印迹(imprinting)”过程，是一种具有科学发现特征的机会发现过程。而“创业机会构造”是一种基于创造论的“众迹(reflexivity)”过程，是一种具有社会构建特征，并涉及创业者、市场、客户等因素综合作用的机会构建过程。除上述以外，本文还提出创业机会发现加构建的产生过程。为了从理论阐述上述的观点，本文仔细回顾与分析了相关的创业文献。

       二、创业机会研究文献回顾

       (一)理论背景

       创业管理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2000年前后，有些学者依然认为创业管理属于战略管理的一个分支(Zahra & Dess，2001)。另外，有些学者则认为创业管理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应将创业管理视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吸取来自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予以支撑(Sorenson & Stuart，2008)。近15年来，国际杂志上发表的创业研究文献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有相当一部分杂志开辟专刊来深入探讨创业问题。创业领域3本享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e(JBV)，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ETP)和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SEJ)，影响因子都在稳步增长。可见，创业研究已经成为管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

       尽管创业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管理领域学者的关注，但由于是新学科，学术界对创业管理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至今依然争论不休。20世纪90年代前，许多的研究者从创业者特质论的角度描述为什么有的人更能发现创业机会(Low & MacMillan，1988)。直到2000年，Shane和Venkataraman提出创业研究应该包括谁(who)以及什么因素(what)如何(how)影响机会发现、评估和利用，才使得“创业机会”的争论逐渐有了新的共识。所谓创业机会是指形成新的手段、新的目标或者新的手段一目标的关系，以达到引入新产品、新服务、新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的可能性(Eckhardt & Shane，2003；Shane & Venkataraman，2000)。从此之后，大量研究从资源、制度、环境、认知等视角来探究创业者如何发现或者识别创业机会(Shane，2012；Mitchell et al.，2007；Mitchell et al.，2002；Zahra & Dess，2001)。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中针对于西方成熟经济背景的为多。即使是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比较多的是在做实证比较的“what”，而不是提出“why”和“how”的问题解答，(Bruton et al.，2008；Si et al.，2015)。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制度、市场和文化体系上与西方成熟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使得中国情境下创业者创业活动面临着不同的创业资源、制度与环境，产生创业机会的途径也会有所不同。因此，针对国内兴起的创业实践，提出一些理论启示与参考显得特别重要。

       (二)研究文献

       本研究依据严格的期刊选择和文献筛选标准，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系统收集和分析，旨在严谨论述创业机会来源和产生过程这一创业领域的核心问题。对于国际顶级创业管理类期刊的排名和影响力，学术界具有较为一致的认识(蔡莉等，2011)。因此，本研究重点选取了创业领域3本标志性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JBV)、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SE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ETP)和管理学顶级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SQ)、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SMJ)、Organization Science(OS)、Journal of Management(JOM)、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JM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IBS)以及关注中国管理研究较多的两个杂志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APJM)和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MOR)。

       在上述国际顶级期刊中，本研究通过关键词选取、文献检索、文献甄别3个过程甄选出创业机会的相关文献作为本文分析的基础。首先，作者把“创业机会”作为文献选择的基础，检索了2005年以后发表的基于创业机会研究的文献，共检索得到55篇相关文献。由于定性研究能够更好的解答“创业机会来源”这一问题，作者进一步甄别了基于案例分析的创业机会研究文献，最终获得了16篇有关创业机会来源的案例文章，其中，3篇是探讨中国情境下的创业机会研究文献，13篇是西方成熟经济体背景下的创业机会研究文献。与此同时，检索出的其余39篇文献，尤其是对创业机会构建这一来源有理论和实证贡献的文献(具体文献内容可想作者索要)。

       三、创业机会来源：一个整合的框架

       本文对16篇有关创业机会的案例做了归纳分析，发现有两种创业机会的认识论：一是采用客观存在论的方法来发现创业机会；二是采用构建论的方法来构造创业机会。创业机会发现论学者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如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创业者发现的是现实世界存在的机会。创业机会构建学者认为创业机会是可以被社会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创业者构建创业机会就好像艺术家通过想象创造出产品一样。这两种认识论为创业机会的来源和产生过程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创业者基于客观存在论的“印迹(imprinting)”过程，即创业机会的发现；一种是基于构建论的“众迹(reflexivity)”过程，即创业机会的构建。创业者发现或者构建创业机会后，经历一系列的创业过程，有可能把握住机会，并最终取得预期的创业绩效。机会发现与机会构建都可以通过填补市场的空缺为创业者带来经济收益，进而影响到行业价值链甚至多个行业的价值链，再产生出大量的新的创业与就业机会，进而影响社会层面的创业绩效。本文对创业机会从产生到目标实现的过程框架描述，请见图1。

       (一)创业机会新观点概述

       客观存在论的观点认为创业机会先于创业者的意识存在于客观环境，由慧眼独具的创业者发现(Shane，2012)。例如，微软就是在大型计算机统治的时代发现了小型计算机的市场机会。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就好像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得到新的发现一样。然而，新的创业机会研究认为创业机会很难独立于创业者而存在(Alvarez & Barney，2007)。尽管某些客观的环境条件(例如技术进步、政治或监管环境以及人口转变)影响创业机会，但是，创业机会最终取决于创业者的创造性想象以及社会化技能等内在因素，而不是仅仅依赖外在环境因素。当乔布斯推出苹果手机时，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这样一款手机。而乔布斯却能创造性的发明一款消费者尚未意识其需求的产品。创业者不仅需要创造性想象，同时还需要社会化技能，促进市场与社会接受产品。当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之后，他付出巨大努力使大众接受这一从未出现在市场中的产品。从这一角度而言，创业机会存在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或文化环境，受助于创业者想象与社会化技能的互动，通过创业者概念化、客观化以及实施3个过程来完成创业机会构建的过程(Tocher et al.，2015；Wood & McKinley，2010)。创业机会的构建是创造性想象与实践(effectuation)(Sarasvathy，2001；Sarasvathy et al.，2008)或创造性“拼凑”(bricolage)(Baker & Nelson，2005)的产物。

      

      

       图1 创业机会：一个整合框架

       (二)创业机会发现

       16篇案例中，4篇文章是基于客观存在论逻辑，体现了一种“印迹”过程，即创业者所经历的客观环境，都会在创业者身上留下创业印迹，影响着其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例如，Mathias等(2015)通过半结构访谈与档案分析，分析了25位创业者在转型时期的成长经历。作者认为，创业者所经历的外部环境是创业者身上持久印迹的重要来源，而印迹会影响创业者在未来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作者还指出其他可能的印迹来源，包括创业者身边的重要人物(家人与朋友)、创业者的工作经验、兴趣爱好等。Jaskiewicz等(2015)同样使用半结构访谈与档案分析，对德国酿酒业的21家家族企业进行研究。作者认为，这些家族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是能够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将创业理念与创始者精神系统性地传承给接班人。与Mathias等的观点类似，Jaskiewicz等(2015)认为创业机会的持续得益于家族内部创业精神的印迹。而McKeever等(2015)聚焦于高度融入当地情境的居民如何识别创业机会。虽然并未引用印迹这一构念，但是他们指出创业机会是个体与社区密切联结的结果。地理环境以及与当地人口长期融合使得某些居民更能发现创业机会。Breugst等(2015)通过对8个创业团队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团队成员对首次股权分配的公平感知将对团队互动以及创业成功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在股权分置的初始阶段，团队成员感知到的公平对创业风险具有重大的印迹影响。假若团队成员认为利润分配是公平的，成员之间将会营造信任凝聚的良好氛围，增强积极有效的成员互动，从而帮助创业团队取得成功。但是，假若团队成员认为利润分配是不公的，成员之间将会丧失信任凝聚，减少积极互动。

       上述4篇文章采用“创业机会存在于独立创业者之外的客观环境”这一假设，4篇文章共同指向一个相似的“印迹”过程：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感知差异来自创业者所经历的环境。印迹赋予某些创业者发现他人忽略的创业机会的特殊想法感知，因而造就他们想法与机会的连接。

       (三)创业机会构建

       然而，并非所有的创业机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创业机会的出现不可能不依赖于创业者(Alvarez& Barney，2007)。某些创业机会出现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的外生性，而是创业者在实践中不断地思考他们所进行的实践的能力以及创业者创造性想象的能力(Sarason et al.，2006；Suddaby et al.，2015)。这体现出创业机会产生另一种过程——“众迹”的过程。在6篇描述创业机会构建的案例中，Santos和Eisenhardt(2009)通过研究数码服务、电子商务等行业的5家新创企业，发现创业者之所以能成功占据初始市场，靠的是共同构建市场机会和组织的边界，其中的3个过程分别是自我诉求、标定界限以及控制市场。Jennings等(2015)通过研究超级游艇行业中创业者的行为，指出创业机会能够诞生于设计者、拥有者与管理者的情绪激发。因此，Jennings等的文章支持了创业机会“构建论”，同时说明了组织情境内个体行动者构建创业机会的方式。Alvarez等(2015)通过分析韦克菲尔德海产品公司如何在大宗商品市场中完成合法化，将创业成功归因为创始人的愿景与精力。指出众迹重要性的文章还有Singh等(2015)对创业失败的研究。创业失败促使创业者顿悟或者获得更深层次的人生见解，有助于创造新的创业机会。Marion等(2015)运用人类学方法对14家创业公司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创业的成功源自企业建立跨组织网络的关注度。文章认为，创业机会是核心企业清晰聚焦跨组织网络组成的产物。创业机会来自关键网络的成员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以及创业者意识到创业机会的构建需要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凝聚。即便某一创业项目以失败告终，新的创业机会还会从跨组织网络之中涌现。

       上述6篇文章体现了构建论逻辑。而创业机会“众迹”这一构念，认为创业机会并非一定预先存在等待被发现，创业机会可以通过创业者对社会环境、顾客和市场的迭代思考与理解，来构建创业机会。事实证明，我国近年来诸多的创业机会是创业者构建出来的，典型代表莫过于阿里巴巴集团构建出来“双十一”购物节。

       (四)创业机会发现+构建

       中国的打车市场软件——滴滴打车和快递打车，发现了出租车市场存在着尚未满足需求的创业机会，同时又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出来市场机会。从6篇创业机会发现+构建的案例中，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创业机会的产生兼有发现与构建二者的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归纳出3方面的研究视角。第一，创业者特质及其行为视角。Dyer等(2008)对创新型创业者的扎根研究发现，他们具有4种特殊的行为习惯，即质疑、观察、尝试以及将某些创意想法与自身外界网络保持交流，通过这些行为创业者能辨认(包含发现和构建)出创业机会。在这一研究视角下，创业者特质的研究再次有兴起趋势(Miller，2015；DeNisi，2015；Shane & Nicolaou，2015)，正如Miller(2015)提出的：“我们要系统的搜集和更好的分析健康、积极以及社会上有教育意义的创业者特质”。

       其次，从资源利用的视角来看创业机会发现+构建，例如，Si等(2015)对义乌创业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在早期极端贫穷的情境下，义乌地区资源缺乏，因此农民一般因为没有机会而迁移到资源丰富的地方去发展。然而，农民没有按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模式去创业。他们发现资源是可以再生的，资源再生可以产生创业机会。最初，这种创业模式就是义乌农民创造的著名的“鸡毛换糖、以物易物”的商业模式。义乌农民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将不同的生产资料等从外地带入义乌，逐步以不同阶段的商贸模式发扬推广，通过破坏式创新把握了市场中潜在的机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义乌这个创业典范城市的形成。与Si等(2015)的义乌的案例研究发现类似，Baker和Nelson(2005)发现29家资源贫乏的企业，为解决新问题和开发新的创业机会，企业可以通过整合手头现有资源，将有限资源创造性利用以开展创业活动。

       第三，从组织形式和制度环境视角看机会发现+构建，创业者常常在组织化和制度条件不足的领域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Trist，1983)。例如，Zhang和White(2015，forthcoming)对中国(其案例样本包括江苏、江西、浙江、河北等省)的太阳能光伏私营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虽然太阳能光伏产业很有前景，但私营企业的创业者们需要非常努力去建立组织形式的合法性，同时满足制度环境合法性以获得政府和消费者支持的境地(Bruton et al.，2010；Zhang & White 2015，forthcoming)。20世纪60年代板球运动虽受不少观众青睐，但由于比赛时间太长，上座率并不理想。Wright和Zammuto(2013)研究发现.要想改变规则和赛制，除了要创业行动者在创造机会时满足经济的可行性，还要满足政治可行性，把获得的新资源后投入到策略目标中，使得旧有制度的“看门人”瓦解，才能在成熟领域市场中创造机会成功。Tan等(2013)对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家具产业集群分析发现，位于网络边缘的企业倾向于遵从体制要求，模仿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而位于集群中心的企业能权衡好制度压力和竞争差异化之间的关系，既能利用网络资源予以创新又能改变制度环境。可见，位于网络中心的企业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发现创新机会，同时又受到构建论的影响，主动的推动制度环境变化构建创业机会。总之，发现论与构建论并非完全对立，客观上存在创业机会既可能是被发现出来的，又是被构建出来的，即发现与构建是兼容在一起的现象。

       四、创业机会多路径来源的比较

       前文阐述了创业机会发现、构建以及发现+构建的3种来源。接下来，本文将在认识论(印迹VS众迹)、时间观(聚焦VS发散)、分析层次(微观VS宏观)、环境(稳定VS可锻)、参与主体(大众VS精英)、先行要素(制度VS创业者)等6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明晰机会发现与构建的主要特征及适用条件(见图2)。

       (一)印迹VS众迹的区别

       印迹与众迹的第一个区别是二者在描述创业过程的主观或客观程度。印迹的首要重点是客观要素的机会识别，一般认为在均衡的市场，产品或服务的推出需要通过对市场需求的调研及感知，评估和发现机会。Kirzner(1997)甚至认为企业家在非均衡状态下凭借警觉性(aIertness)便能发现机会。因此，基于印迹论的创业者视外部环境要素为创业经历的决定因素。外部环境包括奖金与激励的分配(Breugst et al.，2015)、过去的职业经历(Wright & Zammuto，2013)、过去成功创业经历的复制(Jaskiewicz et al.。2015)与社区联系的强度(McKeever et al.，2015)。相反，众迹论倾向于描述创造机会的主观要素。Jennings等(2015)强调情绪在构建创业机会时扮演着重要角色。Singh等(2015)同样观察到情绪(创业者失败经验)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印迹和众迹在对创业的能力要求上有差异。印迹要求创业者拥有对客观环境的注意力或警觉性以发现机会的能力。而众迹则需要创业者主观的感知环境并在内心世界进行相应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迭代地思考如何打破环境束缚，达成更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安排。有关印迹与众迹的过程示意图如图3所示。

       印迹与众迹之间的关系并非剑拔弩张。首先，二者之间存在相同的潜在假定，即人类对环境的认知假定——不论是印迹还是众迹，都是建立在对环境的观察上，创业者需要把改变的信号(如个体接触的新信息、新条件)形成有意义的信念(Grégoire et al.，2010)。其次，二者均认为对社会系统的认知是创业机会的基础组成部分。换言之，二者均是假设创业机会产生于行动者(个体或组织)创造性感知社会系统的能力。再次，遵循上文提到的发现+构建机制，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机会的产生是发现和创造相互融合的过程。Sarasvathy等(2001)认为，两种认识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在不同情境条件下发生事件。Garud和Giuliani(2013)认为发现与创造可能同时出现，只是因为环境条件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程度的发现与创造成分。Zahra(2008)认为机会发现和构建可以整合在一起，且机会构建常常出现在一个新兴行业出现的早期，且随着企业的成长，机会构建会慢慢与机会发现相互补，而形成良性循环。创业者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情境下偏向印迹的认知，而另一时期或情境偏向的是众迹的认知，因此发现与构建的创业机会产生与印迹与众迹精妙的协调有关。

      

       图2 创业机会：机会发现与构建比较研究

      

       图3 印迹与众迹的示意图

       (二)聚焦VS发散的特征

       强调创业机会发现的文章认为，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是通过聚焦关键事件一步接一步深入分析事件特征，探索、聚类与筛选相关因素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将随着时间对创业者的创业实践形成明显的影响。Breugst等(2015)以及Mathias等(2015)的文章明确指出，创业者早期经验中关键事件将在创业者的整个生命历程之中起着重大影响。Jaskiewicz等(2015)也叙述了关键事件对于塑造发现创业机会的重要性。McKeever等(2015)认为关键事件源自创业者与当地社区的长期互动形成的发现机会的敏感性。这些文章都提出了关键事件对于创业者的重大影响。而且，这些文章采用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早期事件在界定机会或培养创业者感知机会的敏感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强调创业机会构建的文章则认为，创业者通过发散的途径对众多因素一步接一步深入分析因素特征，最终形成一种多因素组合的模式。这些文章并未视时间为线性的、确定的。相反，时间对创业者的影响是迭代和无尽永前的，其目的是为了逼近所需目标或结果，创业者与环境不断调整并适应彼此之间的关系。Singh等(2015)的研究表明，某些创业者甚至需要通过反思、内化与学习克服关键时间的负面影响。Jennings等(2015)也描述了游艇拥有者、造船厂与设计师相互之间的互动随着时间出现反复与改变。作者们并未着力辨别创业过程的某一关键时间，相反，他们关注由一系列细小的正在进行的互动串成的集体学习过程。

       创业机会发现论的观点包含一系列关于时间的角色与影响的假设。在这些文章中，时间拥有独立的、片段的影响。在时间的作用下，路径依赖出现，关键事件在此经受着促进或限制识别机会能力的影响。机会构建的观点则视时间为迭代反复的，而非确定的。创业者与环境的实时互动随着时间流逝催生了创业者与创造机会的环境两者之间交互的共同改变。

       (三)偏微观VS偏宏观的分析层次

       强调创业机会发现的研究倾向于较微观层次的分析。本文所引述的两篇分别来自Breugst等(2015)和Mathias等(2015)的文章聚焦于个体与团队层次。而McKeever等(2015)的文章关注的是社区情境下的个体创业者，Jaskiewicz等(2015)的文章则将分析单元定为家庭。与之相较，强调众迹是创造机会的关键因素的研究倾向于采用更为宏观的分析层次。尽管涉及个体或组织的分析，4篇分别来自Santos和Eisenhardt(2009)、Alvarez等(2015)、Jennings等(2015)、Marion等(2015)的研究文章着重分析行业或制度层面的创业活动。但是，Singh等(2015)的文章是例外，文章的分析单位是个体创业者。

       总体上说，创业机会发现通常从微观层次(个体或团队)研究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倾向于关注客观有利的外部环境要素。而当涉及机会构建(包含发现+构建)时，研究者多从组织域或行业的层次观察世界。研究者眼中的创业更加动态、可变与主观，而个体、团队、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机会发现与构建在分析层次体现的差异有时也并非完全相互对立。从目前的案例来看，更多地体现出立足于创业者如何推动资源、组织形式以及制度变迁，实现组织绩效的提升。Wright和Zammuto(2013)、Zhang和White(2015)、Waldron等(2015)和Alvarez等(2015)的研究都是如此。

       (四)偏稳定VS可锻造的环境特征

       在外部环境包括的要素方面，机会发现的创业者涉及的往往只有人、经验/经历、技术及它们之间的“硬”的关联(Mathias et al.，2015)；而机会构建的创业者则要“软”的多(Suddaby et al.，2015)。Santos和Eisenhardt(2009)认为创业者的实力(尤其是创业者影响环境中其他人的软实力)对企业成功构建市场至关重要。他们认知外部环境要素的同时，会结合他们对技术变革、对正式制度的监管及对制度环境接受度的思考(Singh et al.，2015)，通过众迹认知来锻造环境，让大众接受新的产品或服务。也就是说，众迹认知的创业者不仅受经验影响，还受可渗透(permeable)、可锻造(malleable)的环境影响(Suddaby et al.，2015)。创业者在发现个体—机会的连结时会不断的反思社会系统，这些反思(reflection)又反过来作用他们的创业行为，因此社会与制度属性会深深地影响创业者所塑造的机会。创业者与机会的二元性关系不是独立分开的，而是相互依赖的(Sarason et al.，2006)。当下中国的环境正在形成一手抓大众创业激发市场活力，一手抓万众创新抢占发展制高点，推动形成百舸争流、奋发有为的改革开放新局面，环境的可渗透性和可锻造性将使精英创业者大有作为。

       (五)大众创业VS精英创业

       创业是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整合资源和协调团队三者有机平衡，实现创业目标的过程(Tim-mons & Spinelli，1994)。在机会发现视角下，创业对创业者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机会的识别、发现能力，不确定性的应对与把控能力以及团队的领导力等。而相对于发现创业机会，发现+构建以及构建创业机会对于创业者的要求更为苛刻。他们通常有质疑、观察、尝试以及将创意进行网络化交流的行为习惯(Dyer et al.，2008)。此外，他们还需拥有社交技能(Fligstein，2001)以及说服大众接受产品或服务创新的演讲技能(Suddaby & Greenwood，2005)，以寻机推动制度创业(Mutch，2007)，实现创业目标。

       边缘的创业者(marginalized entrepreneurs)进行行业级别的机会构建虽可能成功，但相较于精英创业者(elite entrepreneurs)依然有不小困难(Waldron et al.，2015)。知识走廊、正式权威、社会关系以及无层次的资源(discursive resources)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必备的(Wright & Raymond，2013)。大众创业从创业开始到创业目标，整个过程相对来说具有比较混沌的特征，创业是否成功也比较多地取决于创业者的敏感与警觉性的杰出程度与创业者是否走运。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大众创业较适用于机会发现，而机会构建则需要由具有创业精神和社会化技能的创业精英主导更容易取得成功。

       (六)制度先行VS创业先行

       对于创业机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因素是创业和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创业是否是制度变革的产物，或是制度的生成引领了创业，还是创业可以先于制度?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Alvarez & Barney，2008)。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在中国，改革开放37年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业经济快速向服务经济转变，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政策上的成功取得的，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时期各种商品物资按计划生产、供应，很难满足市场需求，消费市场基本处于供小于求状况。因此，政府在体制上做了很多调整与变革，客观上为具有创业精神的创业者提供了创业机会，激励最初的创业者去评估发现机会创业。创业者在填补市场空白的同时，获得了经济收入，此机会发现属于印迹的过程。因此，改革开放的成功从创业机会的角度来看，是制度先行创造的巨大政策红利，推动了创业者的发现并利用创业机会，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然而，现阶段制度先行的红利日渐式微，中国的发展将转为仰仗释放改革的红利(李克强，2014)。从创业机会视角看，机会的大量出现，必须依靠集体的意义建构过程(process of collective sensemaking)(Alvarez & Barney，2010)。成功的机会构建需要创业者调动资源、发现顾客的潜在需求，解除环境中的束缚条件等，这也就是制度创业行为(DiMaggio，1988)。这些束缚条件除了正式的制度，还包括社会、文化的情境(Eisenstadt，1980)，更重要的则是依靠创业者独特与创造力的市场需求感知，以及频繁地感受到外部的“震撼”(如技术的突破与监管不连续的矛盾)(Suddaby & Greenwood，2005；Alvarez & Barney，2008)，并能把这些感知与制度情境铰接(articulated)在一起(Suddaby et al.，2015)，如此便形成众迹的过程。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创业机会构建更多的将是仰仗于创业者的意义建构的能力与创造力，制度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Li et al.，2006；周其仁，2002)，并且能引领机会与制度的共同演进构建(co-creation)(Sun & Im，2015；Alvarez et al.，2015；Zhang & White 2015，forthcoming)。无论是义乌、成都还是中国各地的私营光伏企业创业者，我们发现3个中国情境下的案例均不同程度体现出这一特征。创业者是否能够在客观和主观均不断变化的创业情境背景下理解与把握创业机会，关系到创业者的成功创业，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否可以如期达成目标。

       五、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对创业机会的来源与产生过程进行了探索，以及基于已有创业研究文献对创业机会进行深入剖析，分析了创业机会多种模式产生背后的认识来源与产生过程及其适用条件。大思想家胡适要求人们做研究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创业管理研究要求我们用具有世界共享性的研究方法，与世界上前沿的理论发现来研究中国的创业问题。本文正是根据这一宗旨来做这一研究的。具体地说，本文认为，对于中国的创业者来说，应该非常清楚：创业涉及很多内容，但它的核心是创业机会。目前的中国经济学家不是基于创业机会来研究创业的，同样社会学家等也研究创业，但他们也不是基于创业机会、以创业机会为核心来研究创业的。然而，从国际前沿创业研究来看，重要创业问题的研究是紧密联系创业机会这一核心来进行的。对于创业机会认识来源，本文应用了印迹与众迹的概念，并认为印迹与众迹是“创业者是发现机会还是构建机会”这一争议的关键机制与核心构念。也就是说，提倡“发现论”的学者将印迹视为能够解释某些创业者比其他创业者更能发现创业机会的关键认知机制，而提倡“构建论”的学者将众迹视为能够解释某些创业者更能构建机会的核心构念。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认识论—创业机会来源—创业绩效”的研究框架，更进一步提出来发现+构建创业机会的模式。本研究认为未来对于创业机会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业机会的多路径：发现、构建以及发现+构建

       在这方面，目前并没有很系统的研究。但是，3篇探讨中国情境下创业机会的案例表明，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制中，创业机会的产生的来源可以是多路径的。创业机会是可以发现+构建二者兼而有之的，创业机会的发现+构建要说明的是机会发现与创造是可以兼容的。在创业实践中，传统的创业者通常是利润搜寻，进行精细的成本—收益分析后再进行创业。他们仅仅需要从商的智慧和对抗市场的风险(Li et al.，2006)。成功的机会构建则需要创业者调动资源、解除环境中的束缚条件以对他们的利益有利，这也就是制度创业行为(DiMaggio，1988)。制度创业者是“不仅发挥着熊彼特意义上的传统企业家的功能，而且在他们的事业发展过程中帮助建立起市场体制的那些人”(Li et al.，2006)。制度环境已经不简简单单只是制度创业者行动的“背景噪音”(background noise)(Bruton，2010)，环境变量对于创业行为已经不是简单地普遍被理解为控制变量了(Zahra，2008)。精英的创业者有目的的行动与实践正在作出一些改变，去锻造束缚机会构建的环境，创业者需要去打破那个“能动嵌入性悖论”(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Seo & Creed，2002)。从创业机会的视角，逐利的创业者是否愿意因为机会的形成而思考进行制度的演进和变迁?Alvarez等(2015)的答案是累积性的创业行为(accumulated entrepreneurial action)会让创业者进行终极的嵌入而共同构建创业机会并与制度共同构建演进。

       (二)机会构建与制度创新引领大众创业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式的创业热潮、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基于互联网的创业热潮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已经逐步形成共识，就是成功创业是中国社会进步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中国前期的创业推动经济发展的经历，也使中国政府与民间更清楚地认识到创业不必一定是制度变革的产物，创业可以先行。过往的普遍理解中，创业精神在制造机会多样性、驱动市场过程中体现了个体的解释力。比如Casson(1982)认为“创业者是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做出明智决断的人”，稀缺的资源掌握在垄断者手中，从这个角度理解，发现机会进行创业是精英的事情。但是与此观点相反，Kirzner(1978)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而并不仅仅是生意人或冒险商人的特殊技能。就个体都具有目的地行动的能力这一点而言，所有人都可以是创业者(Sarasvathy et al.，2010)。

       浙江义乌等地的成功创业也证明，创业的力量在民间。大众创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李克强总理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要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有自主创业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中国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精神蔚然成风。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来看，前者的要义是强调能动性而非结构，社会体制随着个人行为的变化而变化，而外部因素对个体的影响范围有限(哈耶克，2003)。与之对应，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所有个体倾向或行为能够也应当从社会的、结构的、文化的或者制度的现象中得到解释。在当下的中国，互联网+、大数据下的精英创业者发挥其能动性，突破非结构化与混沌。我们期待现时的中国出现更多的创业在先，创业不必跟着制度变革走的创业实践。我们期待创业机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为创业行为预设的创业前提(pre-determined)，而是通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的创业者与其他的行为人(actors)一起通过社会构建而达到的社会产出(outcome)(Alvarez et al.，2015)。而这些被构建出的创业机会将影响整个行业的价值链甚至整合多个行业价值链，创造出大量的新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形成“大众创业”的整体主义浪潮，其所影响的创业绩效也将是社会层面的。发掘出的更多的潜在民间的创业力量，势必将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并进一步倒逼政府解除种种体制上的束缚，释放改革红利。如此使之更符合目前的大众创业的趋势，使创业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经过相互调适后得到更好的匹配，发挥大众创业真正的主体能动性。

       (三)定性研究方法的贡献

       以往创业的研究如管理学科其他分支一样偏好采用基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定量方法。定量研究方法促进了知识积累，但是却无法发展一套本土化的创业理论(Suddaby，2014)。研究者曾批评用于创业研究的方法有限且过度依赖定量方法与实证思维(Suddaby et al.，2015；Miller，2011；Van de Ven & Polley，1992)。Aldrich(1992)指出：“尽管一再呼吁摆脱对调查问卷等相关方法的依赖，但是，在创业研究领域，多数研究者依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创业问题。”便于操作且容易获得合法性是定量研究获青睐最主要原因(Miller，2011)。然而，我们认为定性研究者在提出宽泛开放问题的同时，始终关注研究现象。因此，定性研究在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方面比较有助于针对性地探索与研究中国创业的“核心谜团”问题。再者，定性研究多是归纳推理，因此，它更适于进行新的构念分类以及提出新的理论构念。综合以上原因，研究者应当更多地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研究创业问题。通过定性的现实追踪或从历史资料和民族志中搜寻(Wright & Zammuto，2013；Alvarez et al.，2015；Mckeever et al.，2015)创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与互动，研究创业机会的源起、发展和转变等可能是经验研究的一个可行方案。

       本文聚焦创业研究领域的新兴谜团“创业机会的起源”，回顾与应用创业的经典定性研究文章来建立研究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明确了创业的核心是创业机会，对于大众创业避免盲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进一步阐释创业研究的核心谜团“创业机会从何而来”，并从认识论的视角阐释了有关创业机会的印迹与众迹问题：一是以不同方式阐述印迹的独特作用，或者说是社会和历史环境对于限制创业者感知和界定创新机会的深刻影响；二是从个体或集体层面阐述众迹对于培养创业者克服印迹限制能力的平衡作用。本文更进一步提出与说明了发现+构建创业机会的模式，以及产生创业机会的多路径来源。这可以帮助我国创业者进一步认识创业机会这一核心问题。另外，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研究创业。由于我国很多创业问题目前处在研究的初期阶段，因此，定性研究方法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宏观层面的研究动机使得本研究力求联系我国目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力求用新的创业机会的研究理论指导我国的万众创业。显然，管理实践需要管理理论指导，创业实践也不例外，本研究希望可以通过对创业，尤其是创业机会的理论阐释，来帮助政府与民间更好地理解大众创业，把握各种创业机会，使中国的创业从大众创业走到成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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