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第三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漫漫其修远兮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文化与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吾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6月14日至16日， 由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会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评胡国亨“大孔子学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举行，这是继北京和兰州之后召开的第三次相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研究和文化比较的方法论、“大孔子学说”、新保守主义和新批判主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值得对其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深入探讨。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会主席胡国亨先生认为，现代化作为西方文化的衍生物，在本质上是个体化与外在化结合的过程。概括地说，现代化有五个基本特征：（i）把自然化约为数学科学；（ii ）机械科技及专业化；（iii）上帝的退隐及主体化的突显；（iv ）试图建立一全球性的文化模式；（v）把艺术领域变换为感性经验。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带来了大规模的市场竞争、急剧的科技发展及大量新消费品的涌现，同时也给西方社会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例如生态环境的破坏、民主政治的失调、个人主义根基的破坏、智性基础的削弱、人格分裂、个人与社会的严重疏离等，从而导致对社会不可还原及修补的破坏。如此下去，人类很快就会走向灭种的边缘。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或可舒缓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的破坏与困局。除非我们对人类存亡的问题漠不关心，否则不能不慎重考虑孔子以德为本的价值观的战略意义。
对胡国亨的看法，与会学者作出了二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意见认为，西方文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基本精神可概括为自由、民主、平等、市场、法治和科技六个概念。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借助于这六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生态环境破坏、社会危机、两极分化、吸毒等只是西方文化表层的东西。而且西方文化早已认识到自身的弊病和危机，并一直进行着自我改造、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其实，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并非西方文化独有的问题，并非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之前，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存在着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建基于农业和专制之上的，因而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它既没有创造出现代化的物质成果，也没有创造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必须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只有在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下，才能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未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是没有现代价值的。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应从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看问题，不能简单地否定传统文化，认为自己延续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是错的。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并不一定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必需的。西方文化的快速传播，与西方社会的殖民主义政策密切相关，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就一定具有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人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决不能是全盘西化，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中国应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病，创造出比西方现代化更优越、更完善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越是走上现代化之路，就越需要研究自身的传统文化，以彻底清除自鸦片战争以来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的文化自悲感，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气魄宏大的历史眼光，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优越性，即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统一。西方文化虽然也讲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统一，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重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主要是从科学认识、实用功利和宗教三个方面讲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讲生命存在、审美与自然的有机和谐统一；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统一是在个体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契约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个体只有通过群体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它强调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互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优越性，对于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弊病，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为对立的二元来讨论是不科学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缺了中介，是不能放在一起来谈的。因为传统文化是个空间概念，着眼点在分隔中西，涉及血缘、地缘和种族的差异，它的理解根基是人生、种族差异论；现代化则是个时间概念，强调的是中西文化的趋同，是超血缘、超地缘和超种族的，它的理论根基是普遍人性论。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放置在一起来谈，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基点，这就是中国人切身关世的现在。具体地说，就是生当其世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的需求，是势所必至的现代化的需求，是市场经济的需求。只有有了这个基点，我们才能根据现实的需求，来观照古今、中西文化，实现古今、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创造出能指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现代文化。
二、文化研究与文化比较的方法论
文化研究与文化比较的方法论，是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与会学者就这一问题广泛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具体的文化形态是十分复杂的，而任何文化研究和比较方法都存在着不完全性、残缺性、抽象性等局限。在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时，不应停留在抽象的原则比较层面，而要关注具体的分析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既存在可比的一面，又存在不可比的一面，应有限制地运用比较方法，切不可一味追求文化研究和比较的普适模式。要超越文化研究和文化比较中的自然主义视野，引进历史主义的眼光，重视文化发展中的偶然性、特殊性、不可重复性即不可比较的一面，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文化比较和交流。这一文化研究和比较的原则，可以称之为“有窗户的单子说”。
另有学者认为，在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时，必须对现代化的标准问题进行探讨。我们目前所说的现代化，是一个体现着西方中心论的命题。其实，除了西方现代化之外，还应有其他的现代化标准，不应用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价值。论者通过对“选择医学（Altenative Medicine）”这一案例的分析，指出中医与西医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科学精神，它们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不能用西医的范式来评价中医的科学性。在当今科学为金钱服务，民主受金钱操纵的时代，对西方科学和民主的价值认识绝不能简单化。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面对中国知识界普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和西化的现实，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人生的达观态度和中庸精神，既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又反对文化国粹主义，而采用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综合创新”精神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文化在整体上的不可通约性，因此任何一种文化研究和文化比较方法，只要能就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某一方面进行合理的研究和比较，就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在所有文化研究和比较方法中，立足于人性的尺度和视野的文化比较研究，有其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人性的存在。具体地说，文化研究和文化比较的人性尺度和视野是：对一种文化的价值评判，必须依其是遮蔽还是敞亮了人的生命存在而作出；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比较，必须依其在多大程度上遮蔽或敞亮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而展开。论者认为，为了展开对文化的人性研究和比较，必须具备一种文化对话的眼光和视野，以建构一种复调文化图景。
还有学者指出，在目前的文化讨论中，有很多人持文化多元论，但却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西方文化的确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但我们必须具体分析这一元的实质和特点。相对世界文化的其他元来说，西方文化这一元可以说是一个癌瘤，它会无限制地增长，直至吃掉世界文化的其他元。因此，在倡导文化多元论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和研究文化的防“癌”机制，以遏制西方文化无限制地吞没世界文化的其他元。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化元，是尚没有被西方文化完全吞掉的大文化元，有机会发展成为另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文化。因此，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在目前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
有的学者则特别关注文化比较和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围城”现象，即跨文化的隔阂与屏障，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偏见与文化误解。论者认为，造成“文化围城”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必然存在的排他性与互斥力、文化偏见与文化歧视，是造成文化隔障的本体论与社会政治根源，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认识水准、思维模式、情感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差异，则是造成文化隔障的认识论与价值论根源。深入开展文化比较研究，合理处理理解和解释的关系，对于克服和超越文化隔障，是一件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
三、对“大孔子学说”的评价
对胡国亨在《独共南山守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大孔子学说”如何评价，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话题，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一部分学者高度评价了“大孔子学说”的忧患意识，并且认为：（i ）“大孔子学说”与一般人对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持赞赏态度不同，对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作了相当深入的批判，这种批判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ii）“大孔子学说”对孔子思想的多方面深入挖掘，不是在一种自夸自大的心态上展开的，而是以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进行的，因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价值的肯定，无论对于克服目前国人的文化自悲感，还是对于深化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都颇具启发意义。（iii ）“大孔子学说”强调不应是中国单方面地接受西方文化及现代化，而应是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同步实现现代化与世界化，具有积极的意义。（iv）“大孔子学说”强调把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区分开来，在结构上也是合理的，因为与儒家学说不同，孔子的思想是开放的。就孔子思想的实质来说，它不仅是道德主义的，而且是审美主义的，是一种审美道德主义，在当今人格分裂的社会，这样一种和谐的学说是十分必需的。
另有一部分学者，则对“大孔子学说”提出了诸多批评意见。这些学者认为，（i ）“大孔子学说”在运用进化论批评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的价值时，只注意到了进化中遗传的一面，而忽视了变异（突变）的一面，而正是变异才是进化最内在的能动原则，才是导致文化多元性的根本原因。（ii）“大孔子学说”十分推崇孔子的道德自主思想，认为它比西方的自由思想更胜一筹。其实，我们根本无法抽象地在西方文化的自由思想与孔子的道德自主思想之间区分高低优劣，而只能从文化的实际结果来评判它们的优缺点。显然，孔子的道德自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起过好作用，孔子所说的道德自主由于没有形式的保证，最终只能陷入伪善。（iii ）“大孔子学说”通过揭示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的种种弊病，来证明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破产，以证明“大孔子学说”能为人类未来提供一个扎实丰盛的文化资源基础，这种论证方式是有缺陷的。（iv）“大孔子学说”强调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区分，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这样做既看不出儒家学说与孔子思想的内在关联，也不能很好地批评对孔子思想的种种错误偏离。（v ）“大孔子学说”把孔子抬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不恰当的，且“大孔子学说”对孔子思想的世界意义的限定不甚明确，这很容易导致一种新的文化沙文主义。
在会议最后的回应性发言中，胡国亨比较了进步主义和中庸主义两种文化范式。他认为，进步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概念，其实只是一种幻觉，西方文化所设定的一系列进步指标，例如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社会组织和制度管理和控制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能力的提高，人类认识和创新能力的增加，人类社会逐步迈向文明状态等等，其实都不能说是真正的进步，因为所有这些所谓的进步，都有着非常巨大的负面影响和代价。实际上，就人的本性和现实生活而言，其结构是矛盾的，例如个体与群体、灵与肉、人身上的兽性与人性、个人的人性与社会组织、现在与未来等等，都是一种矛盾的组合，在它们之间无所谓什么进步，而只能是在矛盾中取其平衡，而中庸则是风险最小的平衡原则。“大孔子学说”提出摆脱人生现实矛盾的中庸原则，对于超越西方进步主义文化范式的束缚，引领人类摆脱片面、贪婪的心态，是十分必需和有意义的。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理论层面看，还是从实际层面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都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这是一项十分艰巨且意义深远的学术工程和社会工程，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劳动。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各种学术声音应保持平等的对话、交流和争鸣。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不断深化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