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和丁玲的“左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转论文,研究所论文,文学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的创办是第一次文代会的产物，它的建立几乎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文协)的成立同步。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新生政权的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学工作的重视。 从1950年10月到1957年11月，文研所(后更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文讲所)开办七年，先后开设四期五班，共培养了二百七十九名学员。从文研(讲)所创办培养文学新人的结果看，其中较为知名的作家不少，但尤以文艺干部较多，其运行结果和体制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 文研所是丁玲一手创建的。自从来到延安，丁玲一直在保持着一个“左转”的姿态，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文研所，是这种姿态的继续“深化”。文研所既给丁玲带来了巨大声誉一为新中国培养了自己的文学队伍，也带来了很重的灾难——因被怀疑培植自己的势力而被划为“丁陈反党集团”，其身上背负的著名的“一本书主义”和“挂像事件”就发生在她主政文研所期间。尽管如此，恢复名誉后的丁玲仍旧保持着对新政权高度认同的“左转”姿态。 一、全力创办文学研究所 据徐光耀在回复作协党组的“丁、陈问题”外调信时披露：“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玲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泽东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一番。”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不久即出任了新中国专门“培养作家的机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职。 那么，丁玲是如何参与创办文研所的呢？在创办文研所的过程中，她又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呢？丁玲很愿意在培养“共产党自己的作家”上尽心尽责，正与新生政权领导人的长远想法不谋而合。新生政权领导人对培养青年作家的重视，不能不说是有深远想法的。这其中一方面有延安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受到苏联的启发、影响。②在邢小群对一位老同志的访谈中，老同志在不经意间说了这样一句话：“丁玲创办文学研究所，解决了共产党培养自己作家的问题。”这句话起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在此之前中国有没有一定规模的作家群？其二，这个作家群是不是适应新政权的需要？其三，新政权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培养作家的机制？ 从丁玲的角度，她当时未必想到这么多，但是党的领导人能够支持她去创办文学研究所，不能说没有考虑过这些原因。③ 在创办文研所这个工作上，丁玲是不遗余力地在推动着并亲自参与的，她不仅做了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还具体指导工作人员拟定各项举措，制订招生计划。文研所成立以后，丁玲不但亲自请教师，还亲自上台讲课，力所能及地参加文研所的各项活动。丁玲讲课很受学员的欢迎，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讲课风格也让学员们大开眼界，如沐春风。与讲课比较起来，丁玲到文研所谈得最多的还是学习总结和学期报告。 文研所成立不久，1951年3月12日，丁玲参加文研所成立大会并讲话。她说，成立理论批评小组是从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同志们的兴趣和实际的需要成立的。“搞创作也要理论，没有理论就等于没有思想。现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的还是理论，单靠感觉是不能创作的。专门成立小组，是更有意图地进行学习，并不妨碍将来的创作。不是说搞理论的就不能搞创作，更不是说搞不来创作的搞理论。”④从丁玲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她是很重视文研所学员理论修养的，并因此特别强调文研所学员的理论学习。 十天后，丁玲到文研所讲课，题为“关于左联”。在这次讲课中，丁玲重点谈了她亲身经历的一些“左联”的事情，也谈到了其他问题，比如她说，作家是长期劳动养成的，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更不是听一个两个报告，读一本两本书，就可以解决的事。人家花几十年练顶坛子，我们就缺少这种精神。以前觉得鲁迅的小说不如杂文，觉得叶圣陶的语言虽然很好，但没有味道，是中庸之道的样子。……我不喜欢巴金，为什么别人那么多人喜欢呢？我们就要研究，要懂得那些读者，扩大自己的眼界。巴金的《家》电影演出时，下雨还满场，全是青年男女，而且看了还哭。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作为文学专门家应该了解巴金。⑤ 7月31日，丁玲在文研所作第一学期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启发报告。她谈道：这学季讲的是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以前所讲所谈都是思想问题，是我们对文艺的看法，过去怎样，现在怎样，这是应该总结出来的。是不是样样都要总结呢？例如语言问题……不是，而是要总结我们同学中思想上有了哪些进步。从《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里，讨论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为害人民的东西。 丁玲还特别重视学员的实践经验，强调学员要深入生活。在这次启发报告中，她特地谈到了学员要“下去”的问题：为什么要下去？下去做什么？经过学习之后，思想提高了。下去是自己看。但我们学得怎样，实践一下，演演习。不要希望太高，认为只要下去一次，回来就可以写长篇。应该这样看，是去呼吸新鲜空气，是去开阔一下眼界，多接触些人和事物。是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⑥。8月11日，丁玲在文研所作第一学期第二学季学习总结发言时，再次重点谈了学员要“下去”的问题：这次下去不是要求回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而是老老实实到群众中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统一起来，为他们做些事。……我们以前是关门写作，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意见，而且首先就不愿和群众接触。但在那时就受到了批评。……因此，下去即使搜集材料，也是为了要把问题弄清，而不是为了回来编故事。⑦ 可见，丁玲是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的，她主张学员下去要学到真东西，而不是走过场。丁玲反对文学创作上的功利主义，但同时也提醒作家要拿出好作品、大作品，以创作实绩说话。比如，她在1951年11月14日给第一期第一班学员作创作动员报告时说，一年来，我所培养青年作家的方法、道路是对的，没有脱离政治、群众。但成绩是没有的。我们并没有说马上要成绩，但成绩却还是要的。今天缺乏作品。今天的情况是要东西。没有成绩是脱离今天社会的要求。因此，搞创作的一定要搞出东西来，而且要求写大的东西，分量重，主题意义大。……这次要求写作是任务，也是考验，对大家都是考验。集体的搞，有重点的搞，希望大家争取做重点。我们要争取写出一个剧本来，1952年上半年上演。写出几篇好的小说和报道来。⑧ 在强调做出成绩的同时，丁玲时刻不忘文研所的办学宗旨，那就是培养政治素质过硬的文学新人。在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培养形塑上，她一向是十分重视和一再强调并下大气力去做的。 1953年6月30日，丁玲为第一期二班学员作学习总结报告。她说，办第一班时，目的思想上是明确的。但办法上有缺点，有人缺少自学能力，但为了照顾，也收进来了。办第二班，目的也是明确的，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各文艺部门需要的文艺干部。大学刚出来的，不一定马上就能适应工作。我们就是补一课，补思想改造、确立人生观的课。⑨ 丁玲给一期二班学员上课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你们虽是科班出身，还要努力学习业务知识，掌握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编辑本领，毕业后当个好编辑，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她说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科学的世界观，才能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作去伪存真的认识，然后写出的作品才会有思想有灵魂；其次要有生活。生活从哪里来？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观察他们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言行，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怎么做，自己不做旁观者，自己的言行和群众相对照，自然就有了收获，这就是生活。做一个好编辑，当他审稿时，也离不开前面说的那两点，才能看出所审作品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只有用科学的世界观才能透视作品的思想性，作品没有思想深度是没有生命力的，如果缺乏生动鲜活的生活描写也不会打动读者。⑩ 丁玲与文研所的关系密切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范畴，就连她的秘书都是从文研所学员中选拔的。曾经担任过丁玲的私人秘书也是文研所学员的张凤珠回忆： 一天，徐刚忽然找到我，对我说：丁玲想找一个秘书，所里研究一下，认为你去比较合适。他又说：文学研究所本是为那些长期在战争中，有过一些创作实践，但没有系统学习过的人创办的，你不属此类人。希望你能接受这一安排。五十年代，对组织的决定似乎没有什么要商量的。但我确实没有心理准备，只感到忧喜交集。给一个大作家去当秘书，对她无疑会有更多接触和了解。但秘书都需要做些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丁玲原来的秘书陈淼是华北联大的学生，曾参加文研所初期的筹建。他对我说：丁玲已不再担任中宣部和作家协会的职务，秘书工作比较简单了，无非管管文件，给读者写写回信。陈淼又说：丁玲是很豁达的人，虽然身居领导岗位，对身边工作的人非常平和随便，终究是作家嘛，你不会感到拘束。(11) 就这样，文研所学员张凤珠成了丁玲的私人秘书。 然而，丁玲与文研所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厄运。 二、主政文研所的厄运 这些厄运大多数与丁玲主政文研所有关。 首先到来的是肃反运动。1955年肃反运动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确定要“整顿党的文艺队伍”，以“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为由开展了对丁玲等的批判。在周扬的指导下，刘白羽具体组织了对“丁陈反党集团”的审查工作。从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牵连到陈企霞与丁玲的关系，共举行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从第四次会议开始，会议就集中揭露批判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有七十多人参加，除了作协党组成员外，还有部分党员作家，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单位的人，周扬出席这些会议并讲了话。9月30日，会议结束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一个《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报告指出“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从批判丁玲的内容看，作协对丁玲的批判，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艺报》问题；另一个就是文学研究所问题。 关于第一点，据徐光耀在回复作协党组的“丁、陈问题”外调信时披露，丁玲创办文研所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文研所并不是丁玲的“独立王国”。恰恰相反，文研所是党所创办、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丁玲来当文研所的所长不过是受党的委托罢了。对此，丁玲自己在《辩证书》中作了如下说明：“文研所虽是由我建议，但是经过党组多次讨论，领导上决定建立的。我听到许多同志的反映，觉得过去在战争时期读书太少，我也确实觉得他们需要读书，就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读书，才向党建议的。”(12) 而关于“一本书主义”的前前后后，其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徐刚在1956年7月给作协党总支、中宣部党委、中直党委的信中说：“第一期的学员怀疑是丁玲在第二期讲的，第二期怀疑是第一期提倡‘一本书主义’，在这里长期工作的工作人员认为是没有这件事。去年我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曾揭发说：‘丁玲说：开文代会也好，办讲习所也好，主要是为了创作。现在需要的是十个作家在这几年内写出十部好作品来。——开文代会的小组会真没意思，不如逛北海公园去。——作家骂批评家是最没出息的。’以上的话，是在二次文代会期间，一天晚上，在学员羽扬、孙肖平屋内讲的，屋内有七八个学员。如果从以上的事推论出宣传‘一本书主义’，我认为是不实际的。丁玲同志在一二期的讲话中都提到：‘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我觉得这话是对的。”(13) 另据学员赵郁秀回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前夕，老所长丁玲来到学员宿舍看望大家。丁玲说，有些争论我看是没趣的，这次会上我看大家就研究研究怎样能写出一本好书来，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丁玲以徐光耀的《平原烈火》为例，说，再想写出一部那样或比那本更好的书，就要下去生活，读书学习，再攒足那些劲儿。(14) 对此，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在访谈中说，所谓“一本书主义”，就是丁玲无论当文学导师，还是在多种场合给学员讲话，都说，要想当作家，就得拿出书来。她的意思是，说到底，作家的身份是凭作品来确立的。她并没有说，有了一本书，你就有了本钱。(15) 如此看来，丁玲所提出的“一本书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文艺报》却发表专论《斥“一本书主义”》，提出：“一本书主义”论者“斤斤于腐臭的个人目的，自然不屑于去积极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和认真帮助文艺青年”，他们甚至“还要以自己的论调在文艺界和青年作家当中进行拉拢和宣传，以革命的招牌掩护着他们资产阶级的野心，同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争夺地盘和群众”，“如果不以文艺的党性原则来彻底打垮‘一本书主义’及其类似的论调，那我们的事业就有可能完全变质”(16)。把一个不确的文学论断，如此上纲上线，显然是那个特殊时代使然。把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上升到“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争夺地盘和群众”，这是反右派运动和“文革”话语的预演，其目的是无限拔高被批评者的罪行，以彻底将其打垮。 至于丁玲在文研所搞个人崇拜的事，牵扯到一个挂像事件。据张凤珠回忆：1953年夏的一天，逯斐来丁玲家做客，她们谈话中间，丁玲忽然把我叫到上房，问我是否看到文研所会议室挂着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的照片？我说，看见了。她说，你回来为什么不向我讲呢？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需要讲的，便没回答。她让我立刻去文研所找田间把她的照片拿下来，我说，先打个电话吧？她同意了。我在分机那边刚刚拨通田间电话，丁玲已在这边抢先说话了，我只好放下听筒。第二天，她让我去文讲所，看看她的相片是否已拿下。她大约是看出了我脸上的疑惑，便解释说，这样挂像不好，不应该这么挂，为什么不挂巴金、老舍的？都是副主席嘛！至此我方领悟。(17)后来传达她的问题时，这一条就被说成她搞个人崇拜。 不管是否符合事实，可以确认的是，作协对丁玲的批判与文学研究所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那么，当丁玲的“对手”们在“行动”时，作为丁玲的同事以及她的学生——文研所的学员们在这次批判中究竟又表现如何呢？我想这将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考察。 首先是“逃避派”，代表人物是田间。文研所学员徐刚从头到尾参加了作协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批判，根据他的回忆，文研所时期的秘书长、文讲所时期的第一任所长田间，因为此前自杀未遂而没有参加会议。据说，田间自己认为，他和胡风的关系很容易说清楚，他和丁玲的所谓宗派问题就很难说清楚。这被认为是田间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投降派”，这一派人物众多。曾参与筹建文研所工作，任文研所第一副秘书长，实际上是具体领导文研所工作的第一把手康濯在会上一再揭发丁玲的反党暗流问题，“在他的发言中似已承认中央文研所是独立王国”。1955年12月中央批发的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中说：“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指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些反革命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的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18) 马烽也参与了中央文研所的筹办工作，文研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第二副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党支部书记。批评文研所是丁玲的独立王国，马烽自然会感受到压力。他一开始对丁玲的批评还是非常和风细雨的，后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提高了批评丁玲的调门。 另据徐刚回忆，在批判会上，陈学昭揭发的材料最多，也批判得最激烈，“我感到她有泄私愤的味道”(19)。 随着时局发展，揭露丁玲反党并与文研(讲)所拴在一起的声势越来越大。大有将丁玲和文研所一并打倒之意。在这个节骨眼上，文研所如果再不彻底划清与丁玲的关系，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1957年9月19日至25日，文讲所专门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肃清丁玲“流毒”。在京的第一、二期学员、青年作者、曾在文讲所工作的同志共八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这个会议的规格很高，不但丁玲到会接受批判，而且中国作协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综上，“逃避派”也好，“投降派”也罢，被动“表态”也好，主动“交代”也好，在时代环境的逼迫下，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丁玲，似乎也没有过多地责怪她的同事和学生们。对此，李宏林在回忆文章《半个世纪的感悟》中谈到，50年代时的文研所学员在北京相聚，陈明谈到丁玲时说：“丁玲一直为办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事感到内疚。……丁玲痛心的是不仅以后她自己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她的许多学生也因为受到她的影响或为她说几句不平的话，也成了‘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丁玲总叨叨她对不起她的学生们，她怀有一种沉重的内疚呀！”(20)于此可见，丁玲之于文研所，之于她的学生们，其感情之热烈，即便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也是经受得住考验的。这就是丁玲，“飞蛾补火，非死不已”的丁玲。 三、平反后的丁玲与文研所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文革”结束，丁玲再次迎来生命的春天。197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宣干字)22号文，为丁玲恢复了组织生活。在组织层面为丁玲平反的同时，丁玲的学生们，也再积极筹划着为自己的老师丁玲和母校文研所“平反”。 就在这次文代会召开时，一些曾在丁玲创办的文研所、文讲所毕业的代表，想组织一个团聚的茶话会。大家的积极性很高，而且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文讲所是培养作家的园地，很多文艺骨干是文讲所培养出来的。很显然，大家要借助茶话会这种形式来为文研所正名。 参加这次茶话会的有和丁玲共同筹备创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田间、康濯、马烽、邢野、陈淼，有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吴伯箫、副所长公木，有任教任职的石丁、叶枫、古立高、西戎、李昌荣、逯斐、蔡其矫，有第一期毕业的王雪波、王谷林、王有钦、古鉴兹、孙迅韬、李纳、李若冰、陈登科、玛金、周雁如、胡正、胡昭、徐光耀，第二期毕业的王丕祥、王慧敏、邓友梅、白刃、刘真、刘超、玛拉沁夫、和谷岩、苗得雨、张志民、张凤珠、赵郁秀、胡尔查、贺抒玉、董晓华、缪文渭、谭谊、颜振奋，第三期毕业的有王剑清、达木林、吉学沛、李逸民、李学鳖、陈鉴尧、朋斯克、姚运焕、胡万春、张有德、敖德斯尔、谢璞，第四期毕业的马敏行、韦丘、刘岱、李虹、茵凤蒲、庞嘉季、康志强。这个阵容还是很强大很豪华的。在茶话会上，丁玲发表了讲话。她先说了两句笑话，说派出所是所，厕所也是所。接着她站起来说：“多谢党，使大家有了今日的团圆。我和大家大都有20多年没见面了，大家也可能多年不见了。1957年秋天，我到文学讲习所参加会议，坐的是冷板凳，是肃清我的‘毒’。几年前我还想，弄文字的事，得来生了。在过去的灾难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没忘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时间，相信历史，我们的遭遇是社会性的，不是谁把谁打倒的。”丁玲还谈到恢复文讲所的现实问题：“作家不能长时间脱离生活，学习时间长了不好，时间短了也不会有好的效果，一年比较合适。”(21) 丁玲所牵肠挂肚的，还是她一手创办的文研所。 据毛宪文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她主持恢复后的文讲所的“教学业务”时，每期第一堂课都请老所长丁玲讲课，尽管当时的丁玲很忙，应付很多烦琐的事物，但她仍然排除了许多干扰，按照毛宪文安排的时间去授课。她授课之前，常常询问毛宪文本期的学员情况：他们发表了什么有影响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对眼下改革开放的态度如何等等。她认为讲课要有针对性，要确实有助于青年作家的创作才行。在听毛宪文汇报时，丁玲认真地做笔记，像个小学生一样，令毛宪文十分感动。 丁玲时刻不忘文研所创办初衷、文研所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每次讲课都站在政治的高度，为学员指点迷津，提醒他们端正创作态度，不忘写作的根本使命。1984年3月，丁玲给文讲所第六期学员授课时以“迷到新的社会生活里去”为题，以切身的体会论证了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作家不能脱离生活，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才能写出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考察丁玲与文研所的关系，“左转”也好，“右转”也罢，有一条无法否认，丁玲为造就一支能够自觉实践毛泽东文艺方向的队伍，无论是从文研所对招生对象的选择，还是培养模式的建构，丁玲都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这些探索和尝试，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从机制上看，它改变了新文学诞生以来作家产生的模式，建立了培养作家的制度”，“它培养出来的作家，作为体制中人，就应该实践它所规定的方向，因而很难作为自由个体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现在看来，文讲所主要承担了两个功能：一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确实提高了一部分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的艺术素质，比如陈登科，他在进入文讲所之前差不多是一个文盲，当然他有很好的艺术天赋。后来他们都在文化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二是文讲所为后来各地的作家协会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在50年代和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出身于文讲所的作家中有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22) 从培养的结果看，中央文学研究所(包括更名后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培养的学员，在以后三十年左右的中国文艺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至有人称文学研究所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文学干部。在这些文学干部中，有相当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丁玲和文学研究所，不仅培养出了为新体制所需要的作家，而且培养出了维护新体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丁玲对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确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3)。 假如丁玲没有面临后来的厄运，如果让她继续把文讲所办下去，她会办成什么样子？有人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张凤珠回答：丁玲“绝对是按《讲话》那样培养作家，把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她领导文艺也得执行左的一套”(24)。 ①徐光耀：《“丁玲事件”之我经我见》，见《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③(13)(18)(19)(20)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6、7、58-59、163-164、166、189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④⑤⑥⑦⑧⑨王景山：《我所知道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和所长丁玲》，载《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⑩毛宪文、贺朗：《丁玲——伟大的文学教育家》，载《武陵学刊》2010年第1期。 (11)鲁迅文学院编《文学的日子》，内部资料，251页。 (12)周良沛：《丁玲传》，4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4)赵郁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鲁迅文学院编《文学的日子》，内部资料，369页。 (15)(24)邢小群：《关于丁玲——张凤珠访谈录》，载《文史精华》2001年7期。 (16)《文艺报》1956年第2期。 (17)张凤珠：《陈年旧事》，鲁迅文学院编《文学的日子》，内部资料，253页。 (21)鲁迅文学院编《文学的日子》，内部资料，219页。 (22)丁东等：《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32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秦林芳：《丁玲的最后37年》，70、7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