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因素分析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密集型论文,发达国家论文,启示论文,产业转移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产业结构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发达国家，这个转变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的。在亚太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最先是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美国所淘汰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又将其转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经过10—20年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也经历了一个缩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向外部打开了大门，以优惠条件吸引外商前来投资，使亚洲四小龙及美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找到了地域广泛、劳动力丰富而价格低廉的我国沿海地区。至今这种转移仍在不同层次上继续着并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加入WTO后， 我国成为世界上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外商投资中有近三分之二是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较集中的领域，在制造业的投资中，外商大量投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加工组装生产环节。我国制造业优势的提升和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的维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
一、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特点
（一）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等重要指标逐步下降
根据发达国家、后起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工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其共同特点包括：（1）农业劳动力比重降至30％以下且绝对量已开始减少10年以上，农产品商品率上升到70％以上，农户开始了企业化经营。（2）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到35％以下，人口城市化比重上升到55％左右。（3）农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到15％左右，对国民经济的积累作用已大为降低。无论是美国、英国、法国还是日本、中国台湾，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时均具备了以上三个特点。相比之下，目前我国大陆无论是农业人口比重，还是农业劳动力比重，都大大高于产业转移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转移。
世界经济曾掀起四次产业结构调整与传递的浪潮，使发达国家和东亚各国逐步卷入这一浪潮。战后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每次参与的国家及地区传递、调整的内容不同，因而自然地形成整体范围不断扩大，并呈现多层次追赶的整体性转移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因而首先拉开了产业转移的序幕，成为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国际性产业转移浪潮中的主角，并带动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进入60年代，日本已和美国一起，充当第二次结构调整和传递浪潮的主角，并且之后日本一直在东亚充当结构调整和传递的发源地，对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结构调整及其连锁变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7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结构调整和转移浪潮中开始充当中介和“二传手”的角色，既吸纳日、美转移出来的产业，又向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这种作用不仅得到强化，而且越来越具有部分替代日、美的作用，直接推进东亚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在战后掀起的国际性产业转移和传递浪潮中，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东亚充当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并非孤立，而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作为转移、传递源头的日、美在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存在能及时吸纳其历次调整中转移出来产业的国家及地区，否则难以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日、美转移出来产业所造成的该产业国际市场空缺等，是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产业结构走向高度化的重要因素。同样，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要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其转移出来的产业也必须存在能及时吸纳的国家，反之，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如不让出部分轻纺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调整就会遇到困难。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使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之间得以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转移。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演进过程中，主导产业转移和更替不同步
由于历史与现实条件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演进轨迹和结构转换的时间与形态呈现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在各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演进中出现的主导产业或重点发展工业的更替状况非同步现象（见下表）。
表1 后发达国家及地区20世纪不同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演进的过程和重点发展的工业
由上表可知，不同国家不仅在不同时期伴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演进出现不同的重点发展工业，而且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重点发展工业内容也是明显不同的。这种结构演进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映的是主导产业部门转移和更替的非同步性。
（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国际性波动和连锁型变动的模式转移
从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转移的历史可以看出，美、日发达国家不断通过产业调整，把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四小龙”进而向东盟国家转移，而“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利用这一机会引进并转移自身的结构，由此追赶比本国处在更高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因此，这样一个动态的国际性波动和结构的连锁型变动成为目前国际性产业结构转移模式的重要特征。这种相互依存的整体性结构，随着东亚区域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内部各层次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追赶的发展机制。美、日首先把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而亚洲“四小龙”在该领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追赶美、日；接着美、日把逐步丧失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传递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亚洲“四小龙”则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传递给东盟国家，美、日也把部分尚未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传递给东盟国家。这样亚洲“四小龙”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追赶美、日，而东盟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追赶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已在钢铁、汽车、石化等领域展开与美、日的激烈竞争；并已开始大量吸纳美、日的微电子等高科技投资，而且在这些领域追赶美、日；同时也将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化工、机械等转移到东盟和中国大陆。因此，在欧、美、日及东亚各产业结构体之间展开的这种多层次追赶和产业转移，使得国际性产业结构整体呈现出连锁型变化的特征。
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因素分析
（一）人类劳动器官由体力到脑力的延伸是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客观因素
人类躯体本身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增强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必须使劳动器官得到延伸。劳动器官的延伸，首先是体力的延伸，一些简单的劳动工具被发明创造出来。接着制造工具的工具——各种机器也逐渐出现，人类体力的延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体力劳动在主要生产领域获得了很好的替代。在体力得到延伸的同时，人们也考虑对脑力劳动的替代。计算机的发明，首先使一些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智能型工具的出现，又开始在向更深地替代脑力劳动进军。
劳动器官的如此延伸轨迹，使得人们付出的劳动比例中，体力劳动的比例越来越低，而脑力劳动的比例则越来越高。据统计分析，在低机械化程度的条件下，生产中体脑劳动支出比为9∶1，在中等机械化程度的条件下，生产中体脑劳动支出比为6∶4，在全盘自动化条件下，生产中体脑劳动支出比为1∶9。与劳动器官延伸相对应，在早期使用简单工具的阶段，体力劳动在生产进程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主要的产业仍然依赖于劳动力要素，因此，反映为在此经济发展阶段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人类体力延伸的深化，开始进入了机器生产的阶段，在生产过程中对体力的使用逐渐减少，而对机器的依赖程度则逐渐增加。而机器等生产资料则都可表现为“资本”。因此，按对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而言，代表此阶段主要的产业也都逐步进入了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阶段；随着劳动器官从体力延伸向脑力延伸的转移，生产过程中对体力的依赖进一步降低，而对脑力劳动的要求则有所提高。人类生产过程对脑力劳动依赖度的提高，促进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极大发展，这就使发达国家先进入了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时代。
（二）产业生命周期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轨迹
产业生命周期是指某一产业的动态转移进程，对于一定历史时期或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任何一个产业均经历了形成、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基本阶段，直至被经济中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的产业所替代的过程，这一进程即是产业发展过程。产业发展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阶段：第一，产业形成期。这是新产业刚刚形成时期，产业增长较快。第二，产业成长期。在初步形成之后，就进入了产业成长期。这是新产业快速增长的时期，增长速度达到顶峰。产业成长表现为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比重上升等特征。第三，产业成熟期。成熟期的典型特征是产业发展在此阶段的速度将大大放慢，相比之下，在产业形成期或成长期的速度则较快。第四，产业衰退期。一个产业经历了成熟期之后必将进入产业衰退期，从而促进新一轮的产业发展。
（三）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与整个产业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必然联系。发达国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与发展中国家发生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投资，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成长起与发达国家技术构成相似而价值构成不同的重合产业部门，因此，发达国家在这些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丧失，不得不将这些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这些部门的出口产品在它们整个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就会下降。工业化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轻纺工业部门（主要是英国），最先进行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的是轻纺工业部门，工业制成品中出口比重最先下降的是轻纺工业部门。这类部门先从英国扩散到欧洲、美洲，继而扩散到日本、印度、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散到东亚“四小龙”，70年代后扩散到东南亚国家。因此，工业化史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有趣现象：轻纺工业出口比重下降之时，正是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比重上升之际。之所以出现这种规律，是因为轻纺工业的转移需要更多的纺织机械设备和其它轻工业机械设备，以及由它的后向联系所引起的钢铁冶金工业设备和由它的前向联系引起的运输机械设备。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最终产品带动中间产品，消费品带动资本品，投资带动贸易的基本道理。随着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的迅速增长，新一轮的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也就开始了，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必然注意产业创新，用更新的技术装备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部门，由此自动化电子设备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人们的生活需求也为生产家用电器设备和电子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高新技术产业群也就应运而生。人类工业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发达国家创造出新的产业，通过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不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历史。
（四）技术进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根本推动力
在工业内部，技术进步也是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根本力量，无论是重化工业化、深加工度化还是知识技术集约化，从根本上说都是技术进步造成的。具体来说：一是为适应新能源的出现而进行的设备更新和新能源的利用，导致冶铁业、采煤业和早期机器制造业的兴起。19世纪，随着电力部门的建立，各种电力和机械部门相继产生。20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导致了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蓬勃发展。二是随着能源利用的转移，一些新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普遍采用，也促进了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发展。以电力使用为例，电力机械取代了笨重的蒸汽机驱动的各种机械；而电机的发明，则推动了汽车、飞机和拖拉机制造业的兴起。三是能源利用的转移，新生产工艺的采用，为原有产业的改造提供了可能。如电力使用所带来的电力机械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为轻纺工业、采矿业、冶金业、运输业等产业部门的改造提供了先进技术手段和物质保证。
从深层次来看，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机理就在于它导致了不同产业生产效率上升速率的差异。一般来说，技术进步快的产业，生产效率上升快，反之则慢。生产效率上升快意味着投入减少、成本降低、收益增加的速度加快。各产业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效率不同而产生资源移动。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生产效率上升的差异表现为重工业比轻工业高，加工工业比原材料工业高，新兴产业比传统产业高，所以产业结构呈现出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趋势。
（五）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
一个国家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科学地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制定出相应的扶植政策，就能够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循着高度化的方向演进，并大大缩短这一演进过程的周期。如果缺乏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和产业结构内在机制自发地演变，产业转移将会十分漫长。例如，英国的产业转移基本上靠内在机制作用，工业化花费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曾是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沉沦，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状态。造成这种停滞状态的原因，是英国受到了后起的德国、日本及其他国家迅速追赶上来的威胁。如果英国尽早将产业结构的重心转移到机械工业上，是可能阻止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的。而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依靠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作用，科学选择和优选发展重点产业，在重点产业的推动下，只用二三十年就使产业结构进入高度化阶段，并使日本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从时间上看，英国经济从1783年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实现工业现代化，大约用了150年，在此期间完成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转换，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移；法国产业转移的过程与英国大体相似，它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起飞，到20世纪40年代近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轻纺工业→基础工业→重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三次重大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工业化。由于韩国政府对经济实施有效干预，经过几年的恢复期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基本实现了重化工业化，可见政府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
三、借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国际经验，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地位仍然不可替代
历史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超越式的产业发展道路。认为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必须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情况一样，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在这种情形下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一方面使劳动力不能得到很好利用，失业加剧，另一方面也不能为经济发展积累足够的资本，优先发展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却因资本和技术的瓶颈制约而无法与发达国家相竞争，结果欲速则不达，反而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反，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严格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循序渐进地发展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国际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丰富而廉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充分的国际优势；70年代中期后，劳动力利用已较充分，相应地劳动力也不再廉价，同时国内资本经过不断积累已有一定规模，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起来，结果取得了产业演进的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
我国目前工业化尚处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较长时期内将占据主要地位，如果人为超越这一阶段，片面追求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可能出现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尚未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又过早丧失的被动局面。同时在当前技术水平下，相当部分劳动仍然无法被技术取代，即使取代，对于资本短缺，而劳动成本相对低的发展中国家，使用技术的成本往往高于使用劳动的成本。可见，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地位仍然不可替代，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次国际产业大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大分工，大力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选择政府干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模式
在没有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下，英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进程，才完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和调整。随后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和除英国外的欧洲其它国家选择一种由政府干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模式，完成产业转移的进程明显加快。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和升级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70年代的日本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府的积极干预，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才获得经济腾飞的机会。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包括引进外资、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1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为此，中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程中，政府应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一是确定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二是确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领域，协调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关系。
（三）政府应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公共服务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调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政府通过制订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调节经济结构，尤其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日本政府不但制订科学的产业政策，鼓励民间投资，还致力于制度供给；为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更多的企业家诞生等创造条件。法国和德国政府，一方面提供技术、资金援助，另一方面制定税收、法律、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引导和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快法国、德国工业化的进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需要制定配套政策和利用WTO规则。在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方面， 要建立“就业补贴”和“研究与开发补贴”制度，建立适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特点的贷款条件和审批程序，确定贷款的主渠道；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容易受到各种贸易壁垒限制，因此，政府要收集并学习发达国家的政策、法规、检疫标准、认证制度的变更情况以及商品的特殊技术要求，制定对策，保障产品顺利打入国际市场，在反倾销方面，对企业起诉和应诉进行法律指导，经费支持，推进《反倾销法》和《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的宣传、学习和实施，在必要时采取对应的报复性贸易措施，建立健全出口企业的行业性商会组织和法律援助机制。
收稿日期：2007—04—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课题《我国西部劳动密集型产业研究》（04XJY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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