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人的精英群体（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人论文,之二论文,华裔论文,群体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当代美国华人社会及其精英群体的多元化
1965年，出于人道主义家庭团聚的理由和吸纳高技能劳动者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目的，美国通过了一项废除以前区分不同国别，歧视性的移民限额制度，并于1968年实施了能使中国移民以平等的机会移居美国的新法例。中国移民的年定额数由105人增至20000人，而且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移民申请审核可不受数额限制。另外，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移民也可分别获得年20000人和5000人的定额。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华人移居美国的历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美国华人社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一个来源单一、人群关系密切、社会网络窄小、以非永久定居者为主的社区变为来源多样、人群复杂而关系疏远、社会网络扩大、以永久定居者为主的社区。华人的数量主要通过移民方式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 正值排华高峰期， 华人数量曾降至20000以下，由少量商人精英和大多数男性劳工所组成， 男女性别比例高达1 485∶100。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华人数量已逾两百万，男女性别比例反转为99∶100。
（一）人口结构的变化
美国华人在人口结构上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族群及来源地、空间分布及社会经济地位。华人已成为亚洲各国移民美国的最大群体，而且华人也是美国最多元化的少数民族之一。从来源地看，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同时也有大量来自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及其后裔。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华人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大陆，23%来自台湾地区，13%来自香港地区，其余来自世界各地。在同一来源地中，也有不同的类别，大陆人中分广东人和“北方人”（除广东省以外的其他各省人）。在今天的中国城中，讲白话及台山话的广东人已不占多数，福建人和来自越南的华人已占很大比重。在台湾人和香港人中，从政治与文化上也可分为两类：两地的土生者和国共内战中逃出大陆者及其后代。来自不同地域的华人间存在着很多差别：文化方面，他们并不全都拥有同一语言或方言、同一宗教信仰、同一生活习惯、同一行为方式和同一饮食风格；政治方面，他们并不全都认同同一祖国及政治意义上的同一中国概念，这通常引起了他们之间的偏见和疏远；经济方面，贫富差距更是显而易见。
从空间分布来看，华人已不再聚集于西海岸和东北海岸几个大城市中的封闭华人社区里，相反，他们广泛散居于市区、市郊及一些以前没有华人涉足的多种族裔居住区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中国移民不在市区落脚，他们大多散居在新兴的“世界村”。这些“世界村”的特点是多国居民共居一地而无任何一国居民占大多数，它代表了一种与以往民族聚集完全相反的趋势，且仍在繁荣和增长中。在这里，华人移民虽不占多数，却往往有较高的教育和收入水平，他们积极地创造着本民族经济。但是，这种新的移民居住方式，似乎与通常移民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融合于主流社会的现象相悖。
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华人中既有大量的低技能劳工、小商人和小业主，也有高技能劳动者、专业人士、跨国企业经营者和政治、宗教流亡人士等。199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不同来源地的居民在教育、收入和职业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就华人而言，25岁以上的移民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有31%、台湾地区62%、香港地区46%具大学本科以上学位，而全美国的平均水平则为21%；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移民中有40%没有高中学历，而台湾地区只有8%，香港地区只有18%， 全美社会平均为22%；在16岁以上的劳动人口中，29%的大陆移民、47%的台湾移民、41%的香港移民，居管理或技术性岗位，高于美国社会的平均水平（25%）。家庭收入方面，大陆移民平均为每年34 000美元，台湾移民为34000 美元， 香港移民为50000 美元， 而全美平均家庭收入为每年30000 美元。大陆移民贫困率为13%，台湾为12%，香港为7%， 美国的平均水平为10%。
另据近年一些调查资料，以华裔为最大比重的亚裔美国人家庭平均收入远高于非洲裔、美国印第安人和拉丁美洲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相等或略高于欧洲裔移民及生在美国的白人。可以说华人的整体经济地位已有大幅度提高，但两极分化的情况比较严重，特别是在大陆移民中间。不同的社会背景也使华人移民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富有和具有高技能的移民通常绕开中国城直接居住在白人中产阶级社区内，而较贫穷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则生活在中国城或其他贫民区里。另外，当代华人移民主要来自城镇，大多抱着永久定居的目的。结果是，像一个个从中国搬去的小村庄那样老旧、贫寒、狭隘、脏乱的中国城也演变成了一个具有新的都市气息、跨越地界和国家的民族社区。
（二）华人社区传统权力结构的变化
华人社区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老一辈精英群体对社区社会事务和经济生活的垄断。他们自己制定律例，决定行为准则，对那些违规与冒犯者施以列入黑名单，当众羞辱和谴责，集团孤立和排挤，甚至体罚威胁等惩处手段。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普通大众的利益。有些领导人虽然作为有损社会利益的事，但仍能安坐其位。公共权力和资金的滥用得不到监督和制衡。另外，过去中国城的管理没有制度，权力多半集中在家族、亲缘、地域组织和半官方的中华公所及其领导者手里，普通社区成员正当权益的维护和个人问题与困难的解决须依赖于这些组织和这些“大人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华人社区及其成员的急剧变化，老一代精英们的垄断局面被逐渐打破了。老一代社区成员是构成传统权力架构的基础，但生老病死等自然原因大大销蚀了这一基础，而且那些长期做生意、较富有的成员多面临退休或迁到郊区居住了。他们的子女并不想在唐人街里继承父业。新的生意人成份背景复杂，小业主与传统社区组织关系并不密切，对同乡会之类组织兴趣不大，大一点的商人们多倾向于跨国生意或公司业务，且能获得海外资金或银行借贷等其他资金来源，并不像过去的商人们那样倚重于老一代精英和他们把持的社区组织。至于中国城里的新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城市，不太可能像老移民那样来自同一个县或同一村庄，与各种传统社区组织联系不多，他们把中国城当作一块跳板，最终还是想融入更大的社会里去。另外，各种新兴的服务机构和民间组织也满足了华人移民们定居、发展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了更实用、约束更少的帮助。
尽管老一代精英们的权力和影响已大不如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已成了昨日黄花。由于根基很深，中华公所和它的各种附属组织仍然控制着一些唐人街的地盘、财产和资源，而且台湾国民党政权继续为他们提供着经济和法理上的支持。中华公所的总裁仍然是唐人街里的无冕市长。另一方面，中华公所也调整了它的服务功能，将目标由短期居留转变为永久定居和同化。为满足新移民及其家庭的要求，中华公所建立了成人英语夜校、少儿汉语学校、职业培训中心，举办了各种社会服务和就业推广活动。
中华公所还通过与各种新的民间组织进行合作来维持其影响。政治方面，中华公所和其他传统社区组织越来越接受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实践，越来越深地介人中美之间关系，已经基本改变了它们原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持的反对立场，并积极地与中国大陆发展政治、经济关系。老一辈精英们也不再从血缘、地缘等狭隘利益出发，而是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试图整合各派系华人的力量，在美国和中国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举出两个代表性人物的事例。年逾八旬、 人称“七叔”的Bermy Eng， 是纽约两个最大堂会之一“协胜堂”的永久顾问，80 年代曾是纽约唐人街的“教父”，1985年当选为北美中华公所永久名誉主席。他在调解华人各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化解“台湾派”和“大陆派”之间的矛盾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当局之间都有良好的关系。他还利用其声望和影响，改革了堂会成员不得竞选社区公职的惯例，并促进了社区的其他各项改革。另一个有代表性的精英人物Eddie Chan，从香港到台湾，又从台湾到美国，现在是“安良堂”的执行会长，致力于推进堂会的现代化，并运用其庞大的财力协助华人在美国社会参政议政。他还是“华人福利联合会”的主席，这是一个新的民间组织，与纽约政治精英有联系，以争取华人移民的权力和平等为宗旨，也动员亚裔美国人一同反对歧视要求平等，他积极游说美国国会放宽对中国移民的限制。在80年代，赞助了里根／布什的总统选举及大小各类地方性政治活动。他对提升华人政治地位所作的努力使他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华人精英分子。
上述两个事例说明，老一辈华人精英群体的地位和作用虽然面临着华人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它们自身也经历了一些变化（诸如相对地位降低了，权力减小了等），但它们及时顺应时局变化，主动调整了自身的功能、目标和定位，给它们的组织机构注入了新鲜血液，因而它们仍然是当今华人社会最富影响力的群体。
（三）华人经济区及新精英群体的崛起
当代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并没有引起中国城走向衰落，却使其向周边正在衰落的地区扩展。华人移民不同的来源地、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族群关系和全球市场化力量等因素相互交织，促成了一些新的华人移民聚集地的出现，我们且称它为华人经济区，这是些中产阶级华人比较集中的社区，通常位于新市区或郊区，商业设施和生活服务、居民住宅相混合。它们也是以华人为主兼有其他种族的社区，也可看作为新的华人社区（旧华人社区如中国城，几乎百分之百由华人组成）。这种新华人社区是开放的、国际化的，大批富有的中国移民和工商界人士进驻其中并建立他们的各种业务和公司、工厂、商场和办公楼宇等，形成了中华民族特色十分鲜明的民族经济区。
蒙特利公园市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华人经济区（新唐人街）。它本身是构成洛杉矶县的84个市之一，该市有近13万平方公里，建筑密度低，住户稀疏，距洛杉矶的中国城仅十多分钟车程。20世纪50年代，它是一个战后发展起来的典型的小卫星城，85%的居民是中产阶级白人。来自台湾和亚太地区的华人移民和投资者带着大量的资本，从70年代初开始进入并扎根该市，从而导致了其整个70年代的急剧转型。仅仅10年时间，该市就从一个白人居住区完全变为一个多民族的“世界村”，及美国第一个以亚太裔人口占大多数、华人商业密集的新移民城市。其中华人和华商比重最高、影响最大，使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全球定位的，以迅速膨胀的华人、华侨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新型商业中心。白人居民所占比例由1960年的95%，下降到1970年的51%，继而下降到1980年的26%，再下降到1990年初的12%。而与此同时，亚裔居民却由1970年的不到15%增加到1980年的34%，再增加到1990年的56%，到1999年已达80%左右。
新的华人商业、居住地与旧唐人街之间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对华人精英群体多元化和新精英群体的崛起作了最好的描述和验证。首先，华人群族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更加多元化了。例如，蒙特利公园华人社区的创建主要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台湾投资者和专业人士的大量移入，但当社区初步形成后，它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华人，特别是那些具有中产阶级背景、不会讲广东话、对旧中国城里浓厚的广东文化气息不能完全接受的华人。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进入该社区的移民已超过了台湾移民，而大陆移民中，讲普通话的又超过了讲广东话的移民（含香港移民）。由于家庭联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许多劳工阶层的华人也慢慢地被吸引过来了。华人来源很广、成分复杂，曾明显占优势的台湾资金、台资企业和台湾人对当地政治的积极参与，使蒙特利公园有了一个“小台北”的俗称，但目前中国大陆移民的气势上升更快。人口构成的多元化，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并改变了社区的传统组织形式，使各种新的精英群体得以产生，原有的精英概念变得模糊了。在蒙特利公园市，很难清楚地说哪些人是精英，哪些人不是，因为没有哪一个单一群体能够完全控制社区事务。
其次，社会网络变得更加广泛，超出了传统的家庭、亲缘和家乡局限，不仅与主体华人社会有密切的联系，还与美国主流社会有多种多样的联系。民族性除了用于参与本地政治活动、动员和团结华人整体力量以外，并没有成为各种族群组织建立的基础。在蒙特利公园市，很少有组织以家族、亲缘和家乡来命名，相反，大量跨越地区、民族甚至国家的以产业、商贸为基础的行业性组织和以职业为基础的专业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至于来源地组织的地理范围已至少扩大到省和大城市一级，而其他社会性组织（如宗教、政治、理念、科教、学术、人缘）等也已大大拓宽了它们的范围。在蒙特利公园市，华人组织的密集度与旧中国城一样高，但其形式、范围更广。没有哪个组织像中华公所那样具有绝对性权威，也没有其他的垄断性组织。
再次，民族经济更加多样化和全球化。移民们所带来的有形资源如资金、技术、人力等，与他们的无形资源如国际性人际关系、国际市场通道和外部资本来源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巨大力量，创造了一种新的移民经济形式——跨国企业经营和本地经济发展中的海外投资。这种经济形式改变了传统民族经济的运作方式，促进了相对孤立的民族经济与外部经济体系的对接，使蒙特利公园市的华人民族经济走上了一条非传统的路子。尽管这里的某些商业活动与旧中国城的相似，比如“夫妻店”餐馆、食杂店、礼品店和其他小规模服务业、作坊式生产业等，但大多数新涌现的企业是现代化经营、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这些企业涉及范围很广，从美国味十足的超级市场、金融保险机构、房地产业服务、汽车经销服务、高科技生产领域，到餐饮、旅游、货品仓储、分销、包装、运输、广告、医疗保险，再到法律、财会、移民、教育、翻译及其他咨询服务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确实，蒙特利公园市及其邻近市区已成为美国一个跨文化、跨种族、跨地区的华商生产服务中心和华人经济活动中心。
最后，华人政治活动转向西方代理式政治，而不像传统的中国政治。蒙特利公园市不是中国城，它本身是一个独立城市建制，有自己的市政府，大批有良好经济基础的华人涌入，通常会被本地美国人看作为一个威胁并予以自发地抵制，但这种自发的抵制却反过来强化了华人的民族意识，激发了华人移民参与本地主流政治的热情，使华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不断增长。过去，广泛的本地联系和来自白人的支持对参政者是十分重要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华裔商人和职业人士的支持变得更重要。今天，华人的政治基础已超出了蒙特利公园市，扩展到了邻近地带的多个华人和亚裔聚集城市，扩展到了那些支持华裔和亚裔在洛杉矶、加州和美国全面发展政治力量的人群中。80年代该区域亚太裔民主政治俱乐部和其他的民间政治组织的形成，进一步增强了华人的政治基础。这些政治性组织动员所有美国籍亚裔多加投票、鼓励那些没有入籍的居民归化入籍并支持亚裔政治代表。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多族裔化极大地促进了蒙特利公园市及邻近城市的政治多族裔化。
在上述背景下，社会经济地位、出生国别和代际的差别就成了政治分歧和精英群分化的关键因素，包括蒙特利公园市在内的各华人社区精英群因而分化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精英群体，他们多是年龄较大、国外出生、从商起家，与中华公所等传统社区组织联系密切。第二类是新的“社区服务精英群体”，主要由年轻、在美国出生成长的职业人士和大专院校毕业生所组成。前者自认为是“文化经理”，力图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维护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以及民族社区的自我管理，为此宁愿少一些与外界的互动，牺牲一些来自外界的协助，其保守性使他们更倾向于中国城那样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者则关注于诸如种族之间关系、公民和移民的权利、个人与族群平等和整个社区的福利等问题，由于受到民权运动的启发，这些新一辈社会服务精英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桥梁”与“中介”，试图把主流社会的标准和规范引进民族社区，使社区迈入主流社会。
在新的华人经济区里，精英群体分类中的第三类是那些经常跨国、跨洋的企业家和商界人士以及各类高级专业人士，他们自喻为“空中飞人”。这是一个高度混合的群体，他们富于资源，受教育程度高，了解中美两种文化，掌握中英两种语言。像传统精英群那样，他们依赖于族群力量和两国、两地社会关系，极力维护他们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他们又像社会服务精英那样，具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强烈愿望，但主要在经济方面。他们站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沿，是太平洋两岸经济往来的信使和媒介。他们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感不仅在于经济目的，还有其文化和政治目的。
蒙特利公园市有两个事例可反映上述三类精英群体之间的政治分歧。Samuel Kiang出生于中国，曾是工程师、工商界律师，在跨国交流精英群和传统社区精英群的大力支持下，于1992年当选为蒙特利公园市市长，其就职典礼引来了洛杉矶中华公所、南加州华人联合会、三家主要中文报纸及其他各华人社团，特别是海峡两岸官方代表的参加和祝贺。由于Kiang积极支持带有华人民族主义色彩的商业发展和移民活动， 投入了不少社会和政治资源来平衡传统社区精英群、跨国交流精英群及其他各族裔群体之间的利益，他被指责为狭隘民族主义分子和民族中心主义者，只为自己的利益团体服务，想把蒙特利公园市变为只有华人的城市等等。
另一活跃于蒙特利公园市的Judy Chu是第二代华裔美国人，是社会服务精英群体的代表。 她集大学教师、 心理学家和社会公仆于一身，1988年获选为市长，她思想比Kiang更开放些，顾及到各民族、 各种族群体的利益，推进市内所有居民之间的融合和互动。其支持力量并不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当Kiang 被认为支持双语教育和占主导地位的华人利益时，她却被认为是反对双语教育和支持已有基础的白人居民利益。由于她的多元民族观，一些主要的华人报纸批评她不会讲汉语，华人社区里甚至批评她“反华”，把她看成“外人”。
在加州，除了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外，位于旧金山附近的硅谷高新科技工业区，已聚集了占人口比重很高的华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营销人员和生活服务人员。那里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壮大的更新型的华人经济区，一个新的华人技术精英群体正在那里形成。
五、社区外精英
前面所述的精英群体都是以有一定地理界限的华人社区和民族背景为主要活动舞台的——不论是旧华人社区还是新华人社区。但还有另一个人数更多、构成更为复杂、成就更为突出、社会影响力更大的精英群体，其活动舞台主要不在华人社区，而在极为广阔的美国主流社会，因而我们称之为社区外精英。
自华人社会将目标由临时居留转为永久定居以来，一直在鼓励其成员，特别是其第二代进入主流社会。但社区和各移民家庭始终对其后代在主流社会的同化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高度赞扬那些爬上更高级社会阶梯、拥有体面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维持着白人中产阶级以上社会生活方式的子弟同胞，视他们为精英，引他们为荣耀；另一方面，却害怕他们完全同化而变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担心他们完全忘记了中华文化而脱离于华人社会，更害怕他们反过头来改变华人社区的旧权力框架和传统生活方式。据我们观察，社区外精英中只有一小部分（早期移民的后代）是从中国城起家，顺着传统的从处于社会边缘的封闭区向主流社会慢慢同化的道路，获得社会精英身份的。大都分社区外精英从来就未与中国城等华人社区有过密切联系。这里，我们将社区外精英大致分为三个主要群体来作一简要介绍。
（一）以流亡的旧中国贵族及其子女为中心的群体
这一群体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共内战期间从中国大陆逃离至美国（有些辗转至香港、台湾地区，后又到美国）的政治难民及其后代，及同期一些滞留未归的中国留学人员。当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节节败退时，美国敞开大门接受了当时中华民国的大批包括军政人员、外交官员、 学生学者在内的难民。 1952 年的一项特殊的 MCCarran－Walter移民与国籍法案，使大约30 000名中国人获准定居美国。这些人中，只有大约5 000 名是官费或政府交换学生和学者，他们或在学习，或在工作，但暂不愿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其他大多数均为旧中国社会精英成员，包括高级军官、高层政府官员、外交人员、大资本家和大企业主，以及其他上流社会成员。他们从中国带来的丰厚财力或者在美国获得的优良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使他们不必要在中国城驻足，而是直接进入了美国中产阶级行列。虽然政治难民当中多数人在刚到达美国时面临着地位向下滑落的处境，但凭着其强大的经济和人际资本，他们克服了社会结构性障碍，保住了中等或更高社会地位。从那时起，这一群体就很少与中国城及其社区组织接触，但由于同为中国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成功立足与发展却为华人社区所称道。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人物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著名的科技教育界领导人田长霖；著名华人企业家、王安实验室和王安电脑公司创建人王安，现美国最大的电脑公司之一——联合国际电脑公司总裁、经济收入最高的美国华人王嘉廉；华尔街金融家、美国罐头公司总裁Jerry Tasi；原美国白宫高级官员陈香梅、蔡杰里，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当年由于政治原因在美国滞留不归的精英们，现在反而积极与中国大陆维持联系。
（二）以60年代以来留美学人为中心的群体
该群体主要是一些高级专业人才、科学家，工程师等，他们多数生于国外，但学成于美国，并在美国社会做出了成就。他们以学生身份奔赴并留在美国主要赶在两个浪潮中：一是1965 年移民法案， 另一个是1990年的移民法修正案（注： 1965 年美国移民法案中的第三类优先和1990年移民法修正案条例中的第二类、第三类雇主提名，特别拨出移民配额给那些高技能专业人士和有杰出才能者，以满足美国经济发展需要。）。在第一个浪潮里的几乎都是台湾学生，特别是那些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到美国求学的台湾学生，他们大都出身于中上社会阶层，由于严格的考试筛选和有限的赴美求学机会，那些到美国留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多半是台湾优秀大学毕业生。据估计，最有名的台湾大学约有70%至80%的毕业生离开台湾到了美国。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有将近150 000台湾学生到美国留学， 使台湾学生成为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他们在各自的专业完成学业后（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由于当时台湾发展机会较少，大部留在了美国。80年代以来，台湾和亚太地区经济蓬勃发展，使台湾学生掀起了令人关注的回归潮，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滞留美国。
第二个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学者。在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前夕，中国政府就把派遣交流学生学者计划作为促进各项改革开放事业的手段而开始实施。在1978年至1991 年间， 中国大陆有190 000公费和自费留学人员赴世界105个国家求学深造，其中一半人到了美国（大约95 000人），而这些留美学生学者的回国率只有13%（注：这些数字系根据《中国教育》（1997年8 月 23 日出版）中披露的有关数据计算而来。1978至1991年间的95 000名中国学生学者赴美国，这个数字比较可信。 另根据美国移民局相关资料1979至1987年间共发出 62000个中国学生签证。）。像台湾来的学生学者一样， 这些大陆学生学者多数来自中国重点高等学校和重要科研机构，是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精华。由于多种原因——更高的货币收入、更舒适满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自由的职业选择，当然还有其他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等原因，他们中大多数在学业完成后没有及时回国，有些打算定居，有些打算工作几年再回去，有些想继续学习，有些在观望、徘徊。1989年的“六四”事件对这批学人的归留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美国1992年5月通过的参议院案，截止1993年， 约有六万多名中国学生学者及其家属已经获得永居身份（即所谓的“六四”绿卡）（注：美国参议院于1992年5月12日通过了一项代号为“S1216”特别政策，此提案于同年6 月22日获白宫司法委员会批准。该提案允许任何在1990以前抵达美国的中国公民申请将他们的临时保护性身份改为美国永久居民身份（见《中国公民能够留在美国》，载《美国国会季刊》，1992年8月26日）。）。 未回国的中国大陆学生学者中多数较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已在主流社会经济体系里拥有了较稳定专业岗位，或已独立地开展自营业务，其中许多人已取得良好的业绩，并自认为是美国华人中的精英分子。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当今大陆学生学者年复一年地滚滚而来并大量定居，他们中间确会产生愈来愈多的华人精英。
总的来看，第二个精英群体中的成员，不论是来自中国大陆，抑或是来自台湾、香港地区，其主要成就在于教育、科技和知识性产业中。他们已在美国的主要大学、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大公司的研究发展机构、跨国公司的生产技术部门、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及部分金融证券机构等领域占据了重要岗位。他们无疑已在美国社会取得了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地位。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已回台湾任要职）、朱棣文（来自香港）和著名医学研究员何大一等等。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必要与中国城及华人社区组织保持良好关系，但仍被包括华人社区在内的美国华人社会所认可。他们更热衷建立新的族群组织，如同学会、校友会、专业学会、职业协会等，他们与母国（或来源地）也有着很强的联系，但与中国城老一代精英的联系方式不同，他们不是与农村乡亲父老而是与城市里的政治、经济、学术机构建立联系，不是去从事慈善捐赠或寻根认祖而是去开展合作交流或从事更实用的商业活动。
（三）以早期移民后代为中心的群体
社区外精英中的第三个群体主要是那些或工作、生活在中国城，或已迁居白人中产阶级郊区的早期移民后代。由于获得了高等教育，第二、三代移民中已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群获得了专业资职，散居于白人中产或以上阶级社区，应能被视为美国华人社会的精英，但他们的精英地位却往往得不到华人社区的认同。这是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工作和生活上与华人社区没有多少往来，而他们中的少数人虽对社区涉入较深，但却往往直接挑战了社区结构的传统秩序。
这一群体甚至不用传统中华文化来限定他们的民族属性，而更愿意把自己的归属感确立在对中华文化间接存留的印象（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文化）和他们在美国的真实生活之间。在移民家庭和华人社区的生活使他们得以不断强化对祖籍母国的记忆，因为他们的父母从小向他们灌输民族的观念和根的意识，而且华裔亲友和华人生活关系网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断了解和记忆中华文化的强大基础。另外，消散不去的排华回忆和亲历过的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也在持续发挥着强化他们民族认同感的作用。
但这一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精英群体毕竟与在国外出生的同辈不同，他们热衷于政治性和泛民族化的活动。例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们在美国西海岸和东北海岸的大学校园里成了“亚裔美国人运动”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与代表等问题上一直对主流社会施加着影响。由他们所建立的美籍华人联盟（OCA ）是唯一的全国性美籍华人政治宣传性组织，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在24个州设有40个分支机构，在香港也有一个分支，其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并不完全限于华人。它的宗旨是：促进华裔和亚裔美国人在民间和国家事务上的积极参与，争取社会正义、平等机会和公平待遇，消除民族偏见和无知，提高亚裔的社会地位，保存和发扬华人和其他亚裔移民的优良文化传统。它同时也声明，并不参与美国的任何对外政策事务（包括对中国和台湾地区）。近来，该组织正关注于一个美国官方意在通过所谓中国间谍罪案（指控一个华裔科学家为中国大陆从事间谍活动）而怀疑华裔美国人是否忠诚的论调及其负面效果。另一方面，各华人社区和其他华裔专业人士团体经常批评OCA与多数华人沟通过少， 在保障华人权益方面做得还不够。从政治上看，这一精英群体试图割裂他们与华人社区传统族群网络和祖籍国的联系，他们试图抛开一个由于他们的父辈和他们的形体特征而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外国人”包袱，因而需要持之以恒地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在经济上，这一群体倒是主动走进本民族社区，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特别是经济关系。该群体中的许多人，在知名学府完成了学业后，回到其父辈出来的地方，设法建立相互关系，并利用其双重文化技能来寻找、捕捉商机。与前两类精英群体相比，该群体似乎对从政、经商和社会服务兴趣更浓，因而其成就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主要代表人物有：骆家辉（现华盛顿州州长）、吴仙标（前特拉华州副州长）、莫虎（前纽约市警察局长）、杨致远（美国雅虎电脑网络公司创始人）等等。
（四）一个特殊群体
除上述三个精英群体外，还有一个群体有必要提及。这是一个散落于美国华人社会的群体，本身并不团结，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群体，严格地说在美国还没有站稳脚跟，在华人社会还算不上精英。但这群人来美国前已经成名，或已成为某一领域的精英，其成分很复杂，但都是专业人士，其专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政治活动、宗教、体育、美术、音乐、影视艺术等，主要来自大陆（也包括少量辗转或直接来自港台）。在美国，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缘人，由于语言、文化、民族等原因，他们不能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也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群众基础丧失和缺乏实用价值等原因，也不为华人社会所广泛认可。他们来美国或出于政治原因，或出于追求西方生活，或出于追波逐流，他们在美国或继续勉强从事老本行，或已改行谋生计，或已退职隐居，他们准备在美国或定居，或徘徊观望，或临时居留。总之，这是一个措置失落、已不成气候的特殊群体。
结束语
自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华人的生存与发展谱写了一部不断变化着的历史，与此同时，在旧的中国城、新的华人经济区和华人社区以外先后浮现出了各具功能与特点的精英群体，它们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社会与历史在美国华人社会孕育了老一代和新一代精英群体，并赋予它们不同的角色和使命。老一代精英诞生于外部社会的排斥、地理范围上的隔离以及来自居住地主流社会和来源地原属社会的双重封闭，而新一代精英则形成于对民族社区、主流社会及母国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双向沟通。老一代精英在社区事务上拥有绝对权威，那些侨领完全控制了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而新一代精英的影响力虽能扩散到各种社区组织、民间团体、各阶层、各行业和各社会网络，甚至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但他们在华人社会的权威是有限的，对社区事务的影响是局部的。老一代精英通过帮助社区内没有力量的成员而获得了自身力量，却使那些成员永久地处于缺乏力量的地位。老一代精英的影响力源自于他们没有融入更大的社会，相反，新一代精英通过融入更大的社会而获取了权力和影响，但他们与主流社会和国际社会更多地融合，却不仅导致了他们自身民族观念的降低，也大大降低了他们在华人社区的作用和影响。无论新老精英群体，内部冲突都在所难免，但早期临居的定向和外来的排斥给了他们无比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现代华人社区和华裔人口的多元化以及向主流社区的不断融合却在某种程度上销蚀了民族的凝合力，因而导致了精英群体间的不和谐及多中心等问题。
总而言之，华人在美国已是一个较显眼的少数民族，在亚洲各国、各族裔移居美国的人口中，华人是最多的。但华人终究还是少数民族，因为包括华裔在内的整个亚太裔美国人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4%。 美国华人的地位和形象已有大幅提高，但仍然不是一等公民，虽然涌现了不少精英人物和精英群体，但在政治上华人地位甚至还比不上黑人，还须不断努力去为自己争取平等权益。本文所讨论的是在美国的华人精英，而不是全美国的社会精英，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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