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亮[1]1994年在《大动乱年代的艰难抗争》文中认为“十年一幕反修剧，万户千家长恨歌”。当年那场以“反修防修”为号令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坚持真理，与“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艰难抗争。最终正确战胜了错误，光明驱散了黑暗，历史从此翻过了新的一页。 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大动乱年代的艰难抗争，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第一部分为抗争的历史背景。这一部分从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描述了大动乱年代的主要历史特征。其中着重分析了在思想理论中占居统治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左”倾错误理论占居统治地位，这是大动乱年代的根本性历史特征，也是决定抗争的内容、方式和特点的主要因素。 第二部分为抗争的简要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一次完全错误的政治运动，因而整个“文革”期间始终存在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这里记述的只是其中几次主要的抵制和斗争。在这些抵制和斗争中，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既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通过这些抵制和斗争，大体上反映了“文革”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抗争的艰难历程。 第三部分为抗争的主要理论问题。这一部分论述了当时斗争比较激烈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即：是搞学术批判还是搞政治批判，是搞血统论还是搞阶级论，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要四个现代化，以及如何正确对待革命与生产问题。在这些理论问题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者与坚持“左”倾错误者之间斗争的核心和实质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抗争，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被严重搞乱了的理论是非。 第四部分为抗争的各种方式和特点。“文革”中的抗争是在民主与法制很不完善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抗争者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方式进行艰难曲折的抗争。这些方式中，既有公开的，也有不
李跃峰[2]2016年在《侠客美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侠客艺术及美学是包含在古典华夏美学历史中经久不息的文化潜流。相对于华夏大历史而言,侠的审美、艺术及美学无疑是处于边缘地带,但它在历史中积累了重要、丰富的审美经验,至今依然有值得深入研究的价值。从侠诞生的周秦之变开始,侠就被定义为“以武犯禁”(韩非子)的社会角色。在民间性的江湖文化史中,侠客的存在千百年来却以隐性的方式悄然影响着华夏审美心灵世界的建构,但无论是秦汉到清以来的大陆农耕文明的主流文化模式、还是近代新文化运动所表征的近代中国民间文艺流变,以及在20世纪冷战与后冷战国际格局下的革命文艺风潮,对侠文化乃至侠客文艺的美学思考,在大部分时段内都是被压抑或处于有意或无意的忽略状态。但20世纪以降的民间小说、市民文学、乃至文革期间的“样板戏”等都无法回避潜藏在民间侠义审美传统中那种的深刻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美学元素,那种在前现代漫长历史中养成的侠义人格心理,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美学受众。由于新的文化媒介的出现,当代侠客文艺更是将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发挥到极致,并显现出某种前沿性艺术特质和现代性文化的建构力量。这不仅源于好莱坞的艺术工业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失序后重建的剧烈变迁中,侠的文化实践及其思想形态都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到新的文化与艺术精神的重构过程中,并显现为中国精神的指标性符号之一。20世纪的侠客文艺的演变似乎再现了他某种历史性生成机制,又一次成为当代最为耀眼的艺术门类之一。包括侠义文学、戏剧、武侠与以及演员个人命名的功夫电影,乃至网络虚拟空间的江湖话语和武侠游戏,玄幻、仙剑、穿越小说文本的流行等等,都在时代深处叙述着一种独特的无意识英雄崇拜和审美心理经验,具有无限延展的衍生文化形态,成为全球化时代华语世界可通约的艺术语言。由此也造就了侠客艺术的迅速嬗变,彰显了文化中国历史中另一条潜在的、延绵不绝的艺术线索并引起美学的自觉和反思。中西现当代艺术也恰恰在这里展开了对话与交融,在好莱坞的工业机制里诞生了与东方侠客艺术和美学特质有着某种类似性的功夫片。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文学,李小龙、成龙式的极具个体色彩的功夫电影在徐克、李安、张彻、吴镇宇等导演的推动下,将一种来自远古轴心时代的侠客美学模式穿越式的再造为一种大众艺术的影视美学,实现了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传统媒介与现代数字技术的动态的、跨媒介文化整合。那种来自历史的文化阐释力无疑深深影响了时代艺术的展开路径。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先秦社会侠客诞生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基因序列,指出这种轴心时代诞生的初步理性化的周秦文明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侠客与侠义文化的开始形成也建基于此一历史基点,其文化之源甚至可以上溯到神话时代。虽然两汉以后侠的人格形态及文化被主流社会所压抑,但先秦士文化的养成和西周封建的解体为侠客的文化生成奠定了历史性根基。虽然汉武帝以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叙事中侠客的身影日渐星希,包括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社会文艺发展,都将其置于主流文化书写之外,只能以小传统模式长期居于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带亦即民间江湖社会,成为亚文化边缘群体中闪光而游移的小传统。但关于侠客的艺术与美学思考在中国历史中却从未中断,尤其在民间江湖社会获得丰厚的沉淀,且历久弥新。本文第二部分意在更为深入地揭示古典侠客艺术与美学的内涵,并梳理其内在结构,揭示其历史流变生成过程；同时也深度阐释了与中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亚文化传统一一江湖文化的关联。江湖不仅有侠客,而且还是传统中国游民社会的重要空间。但在先秦以来漫长的历史时空内,他们和各类民间亚文化群体、游民社会是被皇权庙堂社会压制或忽略的存在,但也是永不屈服的梁山泊好汉们的江湖所在。它漫长的年代里积淀出一种强大的亚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结构,侠义精神逐步为各民族、各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并在悠久的文化实践中具有了一种文明的潜在动力机制、和隐性心理基因。江湖与庙堂的互动构成了文明内在的隐性文化潜流。尽管历史上华夏文明遭受了来自大陆文明体系内在的江湖文化与草原文明的反复砥砺,但作为特定地域内一个相对隔绝的文明整体,借助先秦时代诞生的儒道文明的文化整合力量,由秦至清的天下秩序却能够克服大陆文明体系内在的几乎所有危机。侠义文化的实践成为大转折时代普遍的社会选择,并逐步渗透到上层社会文化中,在汉魏以后的民间文化中诞生了唐传奇和游侠诗、边塞诗、江湖诗派、水浒戏、侠义文学等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美学与侠义艺术题材。侠客的精神不断照亮古典文明高峰期的旷达与勇敢精神,成为华夏民族心理深度积淀和自我文化意识的一部分。第三部分将阐述近代在海洋文明冲击下侠客文艺历史与近代侠客美学的变迁。近代以来,尤其是晚清之际全球化变迁格局刺激了华夏精神的全面复苏,近代侠文化与美学意识的苏醒也是其一。近代以西方为代表的海洋文明的介入使得华夏文明体固有的内在运行模式遭受根本性的挑战。正面的交锋失利,但东西边缘的对立与融合也悄然展开,侠文化的历史潜质再次得到发掘,由此而来的海洋与大陆文明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有晚明清初至民国以来的整个近代史,侠义精神成为抗击封建皇权专制和抵御外辱的重要武器,而与此相关的文化与艺术的变迁则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尤其是20世纪以来近代商业社会和市民阶层的形成,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介的兴起,已然改变了侠文化的传播与成长模式,把侠客文艺变为新时代的最具广泛性的大众艺术门类。第四部分重点阐释现代侠客艺术与美学在港台地区的兴起,并进而阐述了当代侠客美学的一般意义。近代随着大陆边缘脱离了天下庙堂核心秩序的约束,昔日位于大陆边缘的东南沿海如香港、澳门等,其底层民间社会有机会自我成长并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法权体系相结合。借助中国传统与地缘的力量,侠义文化变得逐步强大起来。美苏冷战和后冷战格局下的香港和近代形成的海外华人社会获得了民族文化共鸣,港澳地区作为历史上岭南文化余脉,其隐性江湖文化的抵抗基因天然地具有抵御殖民文化的抗争基因,侠客文化获得意外的成长空间。以粤语文化区为主体的边缘地带既脱离了传统庙堂的羁绊,也部分架空了外来“主流”(西方殖民文化)的入侵,并与革命话语产生交集。尽管是一种有待提高的民间形态,但这种传统民间自组织特色的江湖社会与文化已然空前强大发达,凭借历史传承和华人世界特定接受心理结构建立了现代性文化叙事空间。漂泊的城市游民、功夫英雄、侠义警匪片、古惑仔故事等小传统民间叙事以一种泛侠客文化符号出现于高度国际化的商业空间,成为民族的、喜闻乐见艺术形式,且逐步由非主流成为主流,从边缘走向中心。但如此的侠显然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回归而是面向未来的自我更新,一定意义上也延续了五四精神启蒙之余脉,具有特定历史阶段的自我反思意义。本文第五部分最后力图阐释侠客美学的当代意义,由于特定政治、文化、地理原因,作为一种成功的大众文化范式和艺术实践,侠客艺术与美学为20世纪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提供了走向现代性的独特启迪,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之外的开启了文化与艺术的现代性思考的新边疆。它延续了五四乃至由近代革命救亡而带来的启蒙之思,某种意义上也修复了20世纪因空前的人类暴力而分裂的华夏文明,成为21世纪“两岸三地”现代性艺术和思潮可通约的文化与艺术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再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的“一致性”并延伸到新的媒介文化领域。迪斯尼制作的《功夫熊猫》、《花木兰》和李安的《卧虎藏龙》这样的新媒介作品,成为好莱坞工业力量与中国的“侠时代”共舞,产生了奇妙的跨文化对话和文本融合,在拥有不同文明历史完整性的文化体系间相互交织,铸就了独特的现代华夏艺术奇观。无疑、近代全球化所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构变迁既引发了古典中国的解体,也引发20世纪以降中国雅俗文化的重构、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互动。这样的历史大幕远未终结,侠客艺术与江湖文化的再度兴起既表证着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广义上也可视为近代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两大文明交织碰撞的继续,这种源自中国历史的抗争性文明力量在20世纪殖民地中国以及港、澳及世界华人圈中率先成为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之一,既具有抗衡殖民地文化的天然基因,也具有普适性文明基础,最终被西方主导的世界艺术市场所接纳,并再次将此类昔日边缘文化浪潮以主流的方式、反馈至海峡两岸的华人主体社会之中,绽放出某种本文所理解的后现代特色的文化奇观。如此的侠客艺术与美学几乎脱离了它历史上留给中国人的直观印象,他的艺术性存在不仅突破了传统儒释道的美学解释体系,也走出了20世纪与冷战相关联政治美学话语的框架,甚至成就某种后现代文本符号和可通约的世界语,具有了广义的世界性文化魅力。这种隐藏在小传统体系、源自先秦乃至更为遥远的中国历史中的艺术与文化密码显然存在着我们尚未思考的美学内涵。
张喜贵[3]2009年在《六朝羁旅诗研究》文中指出本课题选择了中国抒情诗歌最重要的母题之一羁旅诗进行研究。本研究应属于文学的本体研究,即文学的内部研究,其中有着一个明确而又集中的问题意识:羁旅。六朝时期,许多诗人由于流寓、逃亡、贬谪、宦游、行役、被留等原因而羁旅他乡,从而出现了大量以羁旅为题材的羁旅诗歌。羁旅诗进而也成为了六朝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诗歌类型。其中涉及到的诗人之多、诗歌之多,对后代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本论题将探讨羁旅诗歌中所流露出的故乡意识、家国意识、群体意识、诗学意识等问题,揭示过去羁旅诗研究中未能开垦的领域。探讨羁旅诗在六朝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对重点作家的羁旅方式、特定境遇下诗人独特的生存处境以及诗人的创作心态等加以剖析,这对于中国诗学的整体认识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对六朝羁旅诗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六朝羁旅诗歌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羁旅诗为中国诗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诗学价值应该说超出了许多其他题材的诗歌,可以说在羁旅诗中凝聚着诗人最鲜活的生命热情和最丰富的人生智慧。对此加以研究,正好可以弥补六朝诗歌专题研究与类型研究上的一项空白,既开拓了六朝诗学研究的新领域,又丰富了诗歌类型研究的新课题。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绪论中先对文学中的羁旅现象加以剖析,认为正是羁旅这一视角为六朝诗歌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从中可以窥见羁旅者眼中的风景,可以体味羁旅他乡之人的羁旅处境,然后对六朝羁旅诗的百年研究作一整体回顾。第一章先对“羁”与“旅”两个词的文化意义加以剖析。其次又认为羁旅并不是一个人发出的声音,而是历代诗人共有的吟唱。再次讨论类书对六朝羁旅诗类型形成的意义。最后是对羁旅诗概念的界定。第二章先对羁旅诗歌进行溯源,主要论及《诗经》、《楚辞》、《苏李诗》、《古诗十九首》中的羁旅与羁旅诗,然后探讨六朝羁旅诗产生的原因,一为动乱的时代,二为文人的流寓。第三章主要为羁旅诗人的个案研究,重点选取了建安诗人王粲,晋代诗人陆机,宋代诗人鲍照以及由南入北诗人庾信、王褒。可以说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相对独特的羁旅类型。第四章为讨论六朝羁旅诗人的羁旅意识,羁旅他乡刺激了诗人原本平和的心态,羁旅也激发了诗人内心的不平之感。一个作家的羁旅与非羁旅文学,同一作者羁旅前与羁旅时期的文学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集中体现在羁旅诗人的羁旅意识上。这其中包括羁旅诗人的离群之叹,深沉的回归之念,诗人生命的困顿体验,诗人角色的变迁,诗人的怨旷之悲几个部分。其中表现出的是羁旅诗人生命的沉沦与抗争的过程。第五章讨论羁旅诗歌的抒情方式,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为登高而望的方式,二为以典故来抒怀的方式,三为以声音来引发羁旅之情的方式,四为以悬旌与飘蓬来抒情的方式。第六章讨论羁旅诗与中国诗学的关系。认为羁旅是诗歌创作驱动力,羁旅诗歌是感伤的诗歌以及六朝羁旅诗对唐代诗歌的影响等。羁旅使许多六朝诗人寄居他乡,从而形成一种特定的生存形态。对羁旅诗歌加以研究,某种程度上就串连起了作家出生地、生长地、仕宦地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唤醒了诗人以前不曾意识到的故乡意识与他乡意识。从而可以立体地考察作家在时空转换过程中诗人心理的变化。本研究着重展示六朝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关注诗人离开故园之后在异地的生存状态。羁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的纯文学研究,还要加进文化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内容,所以在本文中更强调各种文化因素对羁旅诗歌的渗透与影响。羁旅和诗人构成的是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正是因为二者的互相结合,才可以创作出动人心魄的诗作,反之,羁旅一旦结束,诗歌亦归于平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需要羁旅。
田璐[4]2016年在《内蒙古汉语反思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革”结束后,与国内文坛同步,内蒙古文坛迎来反思小说创作潮流,众多作家参与其中,并涌现出了大量优秀之作。本文将内蒙古汉语反思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从小说的主题构成、人物形象、结构和叙事等方面论述内蒙古汉语反思小说的本质特征。论文由五部分构成。引论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概述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一章分析内蒙古汉语反思小说的四大主题,即反思畸变的情感、省察民族和宗教政策、批判恶化的生态环境、审视惯性思维,并分析上述主题出现的原因。第二章探析内蒙古汉语反思小说的人物形象,即对立复杂的干部、绝望中奋起的知青、坚韧豁达的普通百姓三大类人物形象。第三章探究内蒙古汉语反思小说的结构和叙事特征。结构上,分析其追忆往事的外在结构和二元对立的内在结构,悬念、巧合、以意象构成基本线索等多种结构技巧。叙事上,分析其全知视角和内视角这两种叙事视角,阐明其注重心理分析的叙事手法、情理兼具的语言特点和沉郁激昂的叙事风格。结论指出内蒙古汉语反思小说丰富当代反思小说和反映地区历史变迁的双重价值,并探讨其在抒情程度、认识深度和文体形式上的局限。
张志明[5]1995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文中提出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由局部夺权发展到“全面夺权”，直至全局失控的严峻情势下，历尽磨难后才靠军队“支左”与多种力量的平衡而建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 革命委员会经历了由鼎盛、平复和衰亡的历史嬗变过程。在鼎盛时期，它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类似于军事管制的机构；在平复和衰亡时期，它逐渐演变为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构。最终为地方人民政府所取代。 打破“文革”前政治体制后新建的革命委员会，不仅没有克服原体制中的弊端，而且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适应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同时它也承担了管理其他社会事务的一些基本职能。 革命委员会的产生除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还与“文革”前业已形成的体制、政治文化和思想理论中的弊端和错误有着深层的社会历史联系。 反思革命委员会的历史教训而知，唯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深刻变革，才能逐渐实现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超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发育、完善和确立，无疑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昭示了光明而广阔的发展前景。
佘正松[6]2005年在《中国边塞诗史论（先秦至隋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塞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流派,源远流长,影响深巨,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局限于作家作品或唐代时空,缺乏对其产生、成长之发展“史”的研究,故本文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乃撰《中国边塞诗史》(先秦至隋唐)。 本文分为四大部分,约40余万字。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就边塞、边塞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边塞诗的起源和发展,其社会价值、研究状况,以及相关的诸多理论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以期为综合研究扫清理论障碍。 正文共三编,第一编以原始歌谣、《诗经》及《楚辞》等其他文献中所收录或引述的先秦边塞之作为对象,追溯先秦边塞诗从萌芽到成型的发展脉络,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边塞诗的重大影响,既表其筚路蓝缕之功,又具正本清源之效。第二编以秦汉、魏晋六朝的民间乐府和北朝民歌、大量的文人乐府为主要对象,考察并展示边塞诗在魏晋六朝由“缘事”向“缘情”转变,民间乐府向文人乐府过渡,作者众多,作品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的成长过程,以明其承上启下之地位,起衰中立之功效。第三编分初、盛、中晚三章,展示边塞诗在长期自身发展的雄厚基础上,与唐代特定的时代风云相际会,厚积薄发,到达顶峰的盛况,以及由盛转衰的不同变化,以期从“史”的角度勾勒其盛衰起伏之因由,为现实提供有用之借鉴。 总体而言,本文主要有以下特色: 1、以盛唐边塞诗为座标或重点,下及中晚唐,上溯至先秦两汉,以明边塞诗发展之源流,以探其变迁之轨迹,以呈其底蕴之深厚,以拓其研究之视野。长期
李慧勇[7]2010年在《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政治学,离不开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在当代中国众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中,始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核心的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可视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从“重新整合”与“文革”发展进程、改革启动及中国政治、行政发展的关联度来看,它又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本文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角度,以“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为中心事件,以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互动为主题,以政治事态发展、机构与人事变动、高层政治格局中力量对比为线条,在探究中央行政体制重整政治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整过程、重整后的构成和运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的转变和发展,从来都是各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本文认为,“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及运行,不仅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社会的趋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统治和进行政治管理、促进中央行政体制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与运行乃至中国政治、行政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深远意义。同时,受“文革”指导思想和“文革”路线方针的限制和影响,它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打上“文革”的时代烙印和痕迹。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客观评价、全面分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中国政治、行政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对其任意的拔高和扩展。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周恩来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本文结合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前后的政治活动,对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角色限制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得出结论：“文革”后期,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对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是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种筹划和政治交代。他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其作为一代政治伟人在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讲究策略、灵活决策的高超政治韬略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政治品格。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奠基人,周恩来在领导和管理政府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行政管理思想和行政体制改革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建国后中央行政体制运行,尤其是“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它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本文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另外,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特殊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了中央行政体制的顺畅运行和正常调整。本文在反思“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1.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使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进一步理顺党政领导体制,为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支持。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道路。4.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多方面培育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基础。5.从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推进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熊琦[8]2014年在《纪实影像中的中国乡村》文中提出纵观当代中国纪录片的主题脉络,不难发现城乡关系这一主题或隐或显地包含其中。本研究主题重点正是1980年代以来的纪录片中的影像修辞如何呈现中国的乡村及其背后历史情境的关系。第一章导论部分是整个研究的缘起,因而它还包含研究对象及其相关背景的概述和划定。由于本研究将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作为全文贯穿的线索,并将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纪录片中乡村形象作为本研究解析的对象,因而城乡关系将作为本文对乡村形象研究解析的出发点。由此,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将给出1980年代以来至今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比较重要的纪录片的整体性概述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第二章主要讨论1980年代一些重要的电视纪录片中的乡村形象呈现之流变,以及它与1990年代转向乡村底层的新纪录运动之间的承接关系。80年代是宣扬爱国主义的大型纪录片大量涌现的时代,出现了《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及政论片《河殇》以及衔接1980年代专题片时代与1990年代新纪录运动时期的《望长城》与《天安门》等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因此,本章将主要围绕上述这几个80年代的文本而展开。试图结合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动员与复杂的“新启蒙”思潮的时代背景,来阐释80年代电视纪录片中的中国乡村“构形”,并着重解析这几个文本的乡村“构形”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的延续性。第三章要探讨的问题在于1990年代新纪录运动“转向”非主流人群后,新纪录片对乡村“构形”呈现、以及它与1990年代的城市化、市场化改革之间的联系。89事件终结了80年代,但现代化进程却在“稍事游移之后”继续延伸。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正从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亦导致了“民工潮”的出现。这一1990年代开始突显的社会现实成为新纪录运转向之后所关注的对象,本章将这一时期书写乡村的纪实影像归为三个主题：苦难、女性与族群。这些主题与90年代的中国乡村变迁交织在一起,分别在诸如《远在北京的家》、《阴阳》、《回到凤凰桥》、《神鹿啊,我们的神鹿》、《最后的山神》等影片中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展开,而这些纪录片也是我在第三章中主要分析的文本。第四章探讨是“大转型”之下的影像乡村。90年代末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出现了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的局面。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乡村不仅被命为“底层”而且亦是以“无名者”的形象而出现的。本章将从“底层”的抗争、“底层”的政治与伦理以及现代性笼罩之下少数民族族群同化等几个维度来展开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独立纪录片对中国乡村形象呈现的影像实践的分析。第五章结语部分本文将在上述对三个时期纪录片中的中国乡村“形构”做一个统涉性的总结和观照,并指出文中的不足和接下来应待完善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赵爱华[9]2010年在《乱世与古小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探讨古小说中有关乱世的一些问题。在古代中国,治世和乱世是相互交替的两种社会状态。与治世相比,在乱世时期,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人思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历代小说家对乱世生活都曾多方面加以描述和表现,有的反思帝王政治,有的探究乱之原因,有的展现人民的悲惨遭遇,有的寻找生存出路。可以说乱世小说展现了乱世时期真实而生动的社会画面,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详实而可靠的材料。因此古小说中的乱世故事确实有分析和研究的必要。除去绪论部分,本论文共分十章。导言部分主要确定本课题的研究范围,探讨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意义。第一章整体介绍中国古代的乱世特征,梳理历代文人的乱世观。这样实际上也就为下文详细分析乱世小说的各个方面确定了研究的基本方向。第二章旨在探讨谶兆思想在乱世小说中的体现。通过一系列的谶兆故事表现不同时期的文人对谶应思想的具体理解和运用。第三章对乱世天定类故事作具体的归类和分析,探讨文人在天定观念外壳下的内心世界。第四章对有关帝王的乱世故事进行整理,分析文人对帝王政治的理解和态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所论述的内容都涉及到文人的乱世思想。第五章阐述唐末文人的乱世感触,他们一方面全面展现当时的社会乱象,另一方面又通过大量的寓言故事反思唐代的乱世历史。第六章分析宋代的盗贼问题,阐述宗教尤其是摩尼教与民间起事故事的内涵和时代意义。第七章具体分析乱世中的悲剧故事,展现人们在乱世时期的悲惨命运和道德选择。第八章和第九章是针对乱世悲剧故事而得出的两种故事类别。第八章主要分析乱中人们渴望得到救助的内容和方式,包括六朝的观世音救助、唐代的《金刚经》救助以及神鬼和道家神仙的救助,通过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施救主体,反映了各种经典和观念在不同时期的盛行情况。第九章涉及的是与避乱有关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内容阐述成仙、养生和佛教思想与乱世人们的心理倾向之间的关系。第十章是对乱世故事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成就进行分析,探讨小说家的写作方式和乱世小说的时代意义,从而对乱世小说作出总体的评价。
陈敏[10]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原来重大偏离的方向回归正确轨道的历史过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特殊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总体把握。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选择。不转折,极“左”错误就无法彻底的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回归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开辟。然而,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开启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这一转折的过程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既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又要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原因所在,揭示中国共产党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重大偏离向正确轨道转折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开辟。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揭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及其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论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揭示“第二次结合”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重点分析了偏离的具体表现,偏离所带来的危害,偏离的原因。其次,从纵向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揭示转折的艰难。论文从转折的契机、转折的开始、转折的推进、转折的实现四个阶段逐次展开。一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及其障碍,包括思想障碍、组织障碍和政治障碍;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重点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阐明党通过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四方面的拨乱反正,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四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再次,从转折过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接着,从横向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必备条件,包括思想条件、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进一步论证转折的艰难。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理论的正本清源;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解放老干部、提拔年富力强干部、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创造组织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条件。最后,从转折过程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思想激烈交锋、正确和错误理论交织、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构成这一时期的特点。转折时期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启示有: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从转折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转折、飞跃的交替中发展;系统阐述了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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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侠客美学研究[D]. 李跃峰. 武汉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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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蒙古汉语反思小说研究[D]. 田璐. 内蒙古大学. 2016
[5]. “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D]. 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 1995
[6]. 中国边塞诗史论（先秦至隋唐）[D]. 佘正松. 四川大学. 2005
[7]. 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D]. 李慧勇. 南开大学. 2010
[8]. 纪实影像中的中国乡村[D]. 熊琦. 复旦大学. 2014
[9]. 乱世与古小说[D]. 赵爱华. 南开大学. 2010
[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D]. 陈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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