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测验在中国的应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测验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测验的修订和分数解释等方面详细分析了西方心理测验在中国应用时的问题，从而指出：由于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编制中国自己的心理测验势在必行。同时，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在修订和使用西方的心理测验时必须重视并且努力采取措施来缓解应用西方测验时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 西方心理测验 文化差异 应用问题
西方心理测验于本世纪初传入中国，并逐渐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和广泛应用。此后，随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同时应中国社会各方面之需要，中国心理学家自己编制的一些不同领域的心理测验已经完成。然而，西方许多著名的测验或量表仍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的教育、医学、人事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的心理测量工作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多年来，当西方的心理测验应用于中国的理论研究或实践中时，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尽管人们一直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上它们至今或多或少依然存在。
测验修订过程中的问题
（一）语言差异问题
测验修订的第一步是文字的翻译。由于中国与西方在语言体系诸如字的结构、句法结构、语法习惯、选词择字等等各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必然为测验的文字翻译工作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1.字、词频率差异问题
同一测验或量表在不同文化中使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测验用语的熟悉程度不同。具体来说，有些字（词）在英语中是低频罕见字（词），译成中文后就可能成为高频常用字（词），或者相反，于是导致词汇难度的变化，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测验的难度变化。
2.数字发音的差异问题
在某些数字测验的翻译上，虽然数字的开头与构成并未变动，但数字发音在中国和西方却完全不同，从而也会导致测验难度的变化。李丹等曾做过学龄儿童的记忆广度测验研究，选用韦氏儿童智力测验中国修订版的背数分测验。结果表明中国儿童记忆广度优于美国儿童。但在结果分析时，不能不考虑中文和英文的数字发音问题：中文的数字发音是单音节，而英文的数字发音多数超过一个音节，于是，记忆同样长度的数字系列，英文输入的字节往往多于中文。
3.文字含义的差异问题
英文中有些字词在特定环境中有特定的意义，有时很难用中文准确表达，甚至有些文字表面上看很容易译成近义的中文，但对于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被试却可能蕴含不同的特定含义。因此，测验的翻译工作有时很难准确进行。
（二）测验题目特征问题
西方测验中的一些题目和中国的文化、风俗、习惯等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对中国的被试不完全适合或完全不适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试的选择方式和态度取向，也影响量表本身的效度。具体问题表现在：
1.测验题目的同质问题
在引进西方测验并加以修订时，测验项目的同质性极难保证，表现在测验项目在不同文化中使用时的含义同质、翻译同质、被试熟悉程度的同质及其与文化背景相关程度的同质等各方面的难以实现。
2.测验题目的适应性问题
在某一特定文化中建构的测验项目，极易遗漏中国文化中认为有意义的现象与行为特征，甚而有的项目会将存在于某一文化但并不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的概念及其操作定义强加于中国文化。
3.测验排序问题
测验难度可能受到题目排列顺序的影响，而题目顺序或测验分量表顺序等的排列又难以保证对不同文化的被试都同样适合。
（三）测验的效度问题
郑日昌等曾做过创业者态度倾向的跨文化研究。他们选用罗宾松创业态度倾向量表（以下简称EAO），对美国、中国、 韩国和泰国的创业者进行评定，结果发现：美国的创业者在创新性、成就动机、自信心和控制欲等方面均显著高于非创业者，但同样的结果却并没有出现在中国、韩国和泰国的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可见：EAO 是在美国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制订的，它在特定背景下具有令人满意的构想效度，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其他国家却并不普遍适用。EAO 在不同国家所表现出的效度问题可以概化到许许多多中国引进的西方测验上。
上述所有问题都对中国引进西方测验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西方测验必须修订后才能用于中国社会。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将原测验原文翻译搬用，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将原测验做过多的修改变动，又将使测验面目全非，因而无法进行二者之间的信度和效度比较，更不利于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
测验结果分析解释中的问题
（一）语言体系的差异问题
以中文与英文在构词方式上的差异为例：常用汉字只有三千左右。当儿童年龄逐渐增大时，会掌握越来越多的常用字，由于这些常用字信息量极大，构词能力极强，凭借这些常用字通过汉语固有的灵活、多样、简便的构词方法，可以构成数以万计的双音节词汇，更不用说三、四音节的词汇了。且构成词汇的常用字，其原义保持不变，因而当人们听到或看到某一词汇时，往往可以从单字原义推知词汇的大致意义。而英语中虽也有复合词，但为数有限，而其词根、词首和词尾等所起到的构词作用远不如汉语中的单字。因此相对而言，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中国儿童掌握了一定量的汉字后，口头词汇的扩充速度就要快于学英语的儿童。
桑标等在对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修订版进行上海市试用常模的修订时，比较了中美儿童的测试结果，发现6 岁以后中国儿童的词汇测验成绩显著优于美国儿童。对此结果的解释，恐怕不能单纯归因于二者语言能力的差异，而应考虑到英汉构词的差异。
（二）教育模式问题
各国有各具特色的教育模式，而不同的教育模式对儿童的智力和个性会产生很大影响。上述桑标等的研究结果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模式的差异：中国的小学教育比美国更注重词汇教学，更强调从音、形、义诸方面训练儿童整体上对词汇的理解和把握。
叶仁敏等以《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对中美的跨文化比较中，图画册的结果表明：美国学生在流畅性、独创性、变通性和精致性四个指标上的所有数据均高于中国学生，且差异显著。这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模式的差异问题：美国社会、家庭和学校对孩子各方面的约束要比中国少，而比中国更多地倡导独立性和独创性。测验中主试也发现，中国学生在作画时有太多的拘泥，花很多的时间在画的好坏上，怕画得不好，怕画得不象，怕出差错，橡皮和尺子等工具用得过多。
（三）传统观念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古老丰富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因而国人有许多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影响着他们的人格和认知的各个方面。陈仲庚等曾做过大学生心理控制源结构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表现为机遇控制定向，而美国学生则有更强的内控定向和权威者定向。这一结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深层文化结构的影响：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往往会把对人或事物的知觉理解为对“天”的知觉，“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深蒂固，即使是具体的或人为的事物，他们也往往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天意”或“机缘”；而在美国社会，竞争意识贯穿于个体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就造成他们对个人能力和他人能力的信赖，则其控制源的定向也表现为倾向于个人能力或他人权威。
此外，在上述测验修订过程中所出现的并且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同样会影响到测验的结果，因此，在测验结果的分析与解释中，也应注意这些可能的问题，避免对测验结果作出过于简单的解释。
综上所述，西方测验用于中国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差异客观存在的问题。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两种可能途径：一是消除文化差异，二是编制出一系列中国自己的测验。然而，就目前来看，一方面，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技术的进步，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一些先进的教育模式和文化观念逐渐引入中国，中国一些文化精粹也开始对西方产生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中西双方的文化差异是在逐渐缩小，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种差异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另一方面，中国的心理学是要进步，但中国的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心理测量技术毕竟有限，这使得中国自己的测验编制工作艰巨异常，短期内不可能取得完满成功。此外，跨文化心理学也需要能用之于跨文化研究的心理测验。因此，西方引进的心理测验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泛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上述种种应用问题便不容忽视。中国心理测验工作者在引进和应用西方测验时，一方面要求心理测量专家和语言学专家共同参与测验修订工作，尽可能地克服测验的文化偏向问题；另一方面应要求测验使用者在分析与解释测验结果时，要充分考虑到现时期文化差异因素的影响， 慎重给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