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俭《史通训故》编纂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惟俭论文,史通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4)01-0052-06
王惟俭字损仲，明代后期祥符(今河南开封市)人，以博通经史百家、书画古玩，被当世称为“博物君子”[1]，其史学代表著作即《史通训故》。从表面形式上看，此书是一部注释唐代史家刘知幾《史通》之作，书首自序也主要是谈注释的问题，因而从问世迄今，学者们都认为他是为注释《史通》而写作此书。但综合考察所见资料即可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可惜学界至今无人探讨。此外，其书与郭孔延《史通评释》的关系及二者优劣的问题，也存在着一些未发之覆，有必要进行专文析论。
一、《史通训故》的撰述宗旨与撰述经过
王惟俭在自序《史通训故序》中说明了其书写作缘起及相关情况，其文云：
余既注《文心雕龙》毕，因念黄太史(黄庭坚)有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复欲取《史通》注之。中牟张林宗(张民表)年兄以江右郭氏(郭孔延)《史通评释》相示，读之，与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之例注焉，历八月迄功。然此二书讹处甚多。嗣从信阳王思延(王延世)得华亭张玄超(张之象)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数处极快人者，故此书之校，视《文心》为愈。往见李济翁《资暇录》，云李善注《文选》，有初注、再注以至四、五注者。苏子由(苏辙)注《老子》，亦自言晚年于旧注多所改定。今余此书，曷敢以为尽是?聊以备遗忘，为他日削稿之资耳。[2]247-248
此序简明扼要，分四层交代了作者注释《史通》的基本情况。一是撰作缘起。王惟俭在刊刻《文心雕龙训故》后，想到宋人黄庭坚曾将《文心雕龙》与《史通》相提并论的话，遂欲取《史通》注之。但从他所引黄氏之语可知，他是转引自明代杨慎《丹铅余录》卷十三或《丹铅总录》卷二六《琐语类》、《升庵集》卷四七《老泉评史通》，而非黄庭坚本人之《山谷外集》卷十《与王立之四帖》(之二)，黄氏原话并非如此。二是注释体例及写作时间。在王惟俭决定注释《史通》之后，其好友张民表将郭孔延《史通评释》相示，他发现郭注与自己的想法“多不合”，这更加促使他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撰写一部《史通》注释之作，于是他就以过去注释《文心雕龙》的体例来注释《史通》，并于八个月后完成《史通训故》初稿。三是校勘修订。王惟俭以郭孔延刻本为工作底本完成初稿后，文字讹处仍较多，恰好他从友人王延世处得到张之象刻本，感觉此本“大善”，于是就以之续校刊定。四是对己书的期盼。作者最后以李善注《文选》和苏辙注《老子》都曾反复修订的情况为譬喻，说明其注释绝非“尽是”，只是“聊以备遗忘”，以为后人他日“削稿之资”，这表现了王惟俭的谦虚精神。
在王惟俭刊刻《史通训故》的过程中，其好友纷纷为此书写作序跋，为后人提供了更多有关此书撰作的信息，可惜学界一直未予注意，因而一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其中张民表在序中说，王惟俭以《史通》“世无善本，学者不传”，遂“既训刘氏《文心》成，复训是书”，最后署为“万历辛亥岁春三月己未”[3]。这一是说明，王惟俭写作《史通训故》，也有整理出令世人可读之《史通》“善本”之意。二是告诉我们，该书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月己未之前已经完成。王惟俭自序中只说他是在八个月内完成初稿，后来又有修订，但并没有明白说出具体的工作起讫时间。查其《文心雕龙训故》，卷首自序所署日期是“万历己酉夏日”，书末有其手书“识语”一则，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三日”，则全书刊刻完成，必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二十三日之前。由此可知，王氏《史通训故》始撰时间最早是在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以后，历时八月完成初稿，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己未之前完成定稿。
此外，张民表序中还谈到了他对刘知幾的认识，“刘子玄目洞千秋，手裁万化，决断无疑，于义进退，各厌其心，虽证事少乖、制词多靡，乃得失自在，取舍由人。信史家之砥砺，述者之夷庚也”。王惟俭在自序中并没有对《史通》直接发表个人评论，但他编写此书的目的既然是为自己撰史而先从《史通》取鉴(详见下文)，又在编写此书过程中曾与张民表“商订”[2]251，因而张民表对《史通》的这一评论，或许也可以代表王惟俭的观点。
王惟俭同年陈九职的跋语，从宏观方面对其注释工作进行了说明和评价，其文云：
小司马损仲以颖异成其该博，……既取《文心雕龙》注之，兹复有《史通》之纂述。校雠璠摩，发凡立例，删赝订讹，旁援互证，抉秘补漏，提要括繁。事详而核，辞赡而雅，条分而贯。上下数千百年理乱兴衰之迹、臧否得失之林，一一如指诸掌，用力斯已勤矣。[4]
所谓“校雠璠摩”，是指王惟俭对《史通》文字的校勘。“发凡立例”，是说王惟俭注释《史通》有自己的体例。“删赝订讹”，是说王惟俭纠正了郭孔延《史通评释》中的一些错误，后来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卷首《例言》第二则也有类似说法[5]435。“旁援互证”，是说王惟俭在注释过程中采择史料比较广泛。“抉秘补漏，提要括繁”，是说王惟俭的具体注释方法。“事详而核，辞赡而雅，条分而贯”，这是评价王惟俭的工作成效。陈氏的评论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他曾参与《史通训故》的“商订”[2]251，因而其所述基本上反映了王惟俭的工作实际。至于称王书使“上下数千百年理乱兴衰之迹、臧否得失之林，一一如指诸掌”，则显然过于虚夸而有失真实。
对于考察王惟俭注释《史通》工作的内在宗旨，更重要的还是自署“年弟”的薛永宁的跋语：
明兴以来，载笔不乏，至于纪传之体，独郑端简公(郑晓)《吾学编》耳。吾友王损仲思欲删润一代之大典，故于《史通》一书深所究心，其训注该博，信史家之龟鉴也。损仲渊雅卓荦，异日著述，必将与龙门(指司马迁)、兰台(指班固)分镳共驰。此无俟余言。[6]427
这告诉我们，王惟俭之所以训释《史通》，不只是王氏自序中所说的注释《文心雕龙》之后，想到黄庭坚曾将《文心雕龙》与《史通》相提并论，遂取《史通》而注之；其更深层的原因，乃是王惟俭欲撰著一部纪传体明史，“故于《史通》一书深所究心”，也就是要以《史通》中所讲的史学理论为自己写史的指导原则，以便写好自己欲图撰著的这部明朝当代史。薛永宁认为，有了《史通》的理论指导，加上王惟俭个人“渊雅卓荦”，则其日后所成纪传体明史一定可与《史记》、《汉书》“分镳共驰”。前述张民表序言，也曾称扬王惟俭“他季著述必有可观，且将方驾龙门，联镳长广”，与薛永宁推崇之意正同。无论二人对王惟俭的推重是否属实，但薛永宁作为其好友，并也曾参与《史通训故》的“商订”[2]251，则他所说的王惟俭之所以写作该书的缘由，应该不会有误。由此可知，王惟俭是为了从《史通》中借鉴修史的原则和方法，才要撰著《史通训故》的，“既注《文心》，因念黄太史”云云，虽然也是缘由之一，但更多的只是表面上的虚词客套之语，其真实目的，还是为了撰著一部明代纪传体史书而从《史通》中寻求理论借鉴。
综上所述，全面考察王惟俭自序及其与修诸友序跋可知，他主要是为了撰著一部明代纪传体史书而进行《史通训故》的编撰的，目的是从《史通》中为自己撰写史书寻求理论借鉴，并非仅仅是为了注释《史通》。其最早写作时间是在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以后，八个月完成初稿，此后又有修订，到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完成定稿。他在开始工作之前拟定了撰写凡例，工作内容包括对《史通》的校勘和注释，同时还有针对性地纠正了此前郭孔延注释的一些错误。
二、《史通训故》的体例、内容与学术成就
(一)《史通训故》的体例
《史通训故》二十卷，逐篇对《史通》全书进行注释和文字校勘。按其自序，王惟俭是以自己过去注释《文心雕龙》的体例来注释《史通》的，因而《文心雕龙训故·凡例》也就是《史通训故》的体例。但令人遗憾的是，研究者至今无人对此进行梳理。
《文心雕龙训故》共有凡例七条[7]，除第五条是专门针对《文心雕龙》者外，其余各条都适用于《史通训故》的写作。
第一条：“是书之注，第讨求故实，即有粤语伟字，如‘鸟迹’、‘鱼网’之隐，‘玄驹’、‘丹鸟’之奇，既读斯书，未应河汉，姑不置论。”是知其工作宗旨仅在“讨求故实”。具体到《史通》一书，就是对其中的人名、书名、史实、典故等作出注释，说明《史通》各篇引事用典之出处所本，以便顺利读懂原书；至于其他在理解上不会有较大出入的词语，则不加注释。
第二条：“故实虽烦”，但世所共知、耳熟能详者，如“舜、禹、周、孔之圣”以及子游、子夏等人之贤，“世所共晓，无劳训什”，不再加注释。
第三条文字较多，但意旨只有一个，就是讲注释时按照避繁从简的原则来处理具体内容。作者指出，如果注释时“人详其事，事详其篇，则杀青难竟，摘铅益劳。故人止字里之概，文止篇什之要，势难备也”。这与郭孔延在《史通评释·凡例》中所说的“注书序作书之旨并其作者”、“注人序其爵里”[8]表面上相同，但在实际注释时，郭孔延往往有非常详细之处，有时还在注释文字之后紧接着加以“延按”性的考证评论，以致显得有些繁琐枝蔓，而王惟俭则始终坚持避繁从简的原则，因此相对郭孔延来说，王惟俭确实简略有余，但由此也出现了一些“伤于太简，未免遗脱”[5]435的现象。不过，王惟俭的目的即在从《史通》中为自己撰写史书寻求理论借鉴，并非是专门为《史通》做一部注释之作，因此他为避免“杀青难竟”而采取简注速成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正是这一撰述宗旨决定了他避繁从简以速成其书的写作原则。
第四条：“诸篇之中，或一人而再见，或一事而累出，止于首见注之。其或人虽已及，而事非前注者，方再为训什。”某人某事，只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注释。后面其人再次出现时，只有与前注事件不同，才会再加注释。这是避免重复的正确做法。
第六条：“训释总居每篇之末，则原文便于读诵。至于直载引证之书，而不复更题原文者，省词也。”在《史通训故》中，大部分篇章的注释“总居每篇之末”，少数篇长者则分成多个内容单元，在各单元之后紧接着写出本单元的有关注释。但他为了“省词”，竟也和郭孔延一样，直接写出注释文字，而无该注释的名称性标题(“不复更题原文”)，这对阅读和检索都不方便。
第七条：“是书凡借数本，凡校九百一字，标疑七十四处。其标疑者，即墨□本字，以俟善本，未敢臆改。”在七条“凡例”中，只有这最后一条是讲文字校勘问题，可知其全书内容是以注释为主，而以校勘为辅。在《史通训故》中，王惟俭是用张之象本《史通》来核校郭孔延评释本《史通》的，其中校字千余，比《文心雕龙训故》多些；有疑问者则“墨□本字，以俟善本，未敢臆改”，这是客观求实的缺疑态度，值得肯定。
(二)《史通训故》的内容与学术成就
1.校勘
王惟俭在《史通训故》卷首写有如下一则文字校勘识语：“此书除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外，共校字一千一百四十二字。”显然，这是王惟俭对自己校勘总成绩的简单概述，既交待了他对《史通》篇章整理校勘的贡献，又交待了他对全书中零散性文字校勘的总数量。
我们先看王惟俭特别提出的“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贡献。王惟俭在自序中曾说：他感觉郭孔延评释本《史通》讹处甚多，而张之象刻本《史通》则“大善，有数处极快人者”，于是就用张本加以校勘。联系上面校勘识语，所谓“数处极快人者”，当即是指“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事情。
但清代四库馆臣将王惟俭《史通训故》与郭孔延《史通评释》比对相校，发现事实并非如王氏所自称的那样。他们在《史通训故》提要中写到：此书“惟《曲笔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其《因习》、《直书》二篇并与郭本相同，无增入之语，不知何以云然”[9]。现代史家蒙文通等人也曾将二书比对勘校，指出：“实则《补注》、《因习》二篇之增补，自郭而不自王，《曲笔篇》一百九十九字之增入，亦自郭而不自王。损仲之说不审，《提要》之语亦失于检核”[10]。蒙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郭孔延在根据张鼎思刻本《史通》完成《史通评释》初刻本后，通过李维桢的帮助，得到张之象刻本《史通》，特别是得到了其中卷五《补注》、《因习》两篇全文，遂据而补入，并以张本校补全书，形成《史通评释》修订再刻本。既然郭孔延也是依据张之象本校补，则王书出现“《因习》、《直书》二篇并与郭本相同”、《曲笔篇》文字增入“亦自郭而不自王”的现象，也就毫不奇怪。是则，《因习》、《直书》、《曲笔》三篇文字，王惟俭全是直接继承了郭孔延的校勘整理成果，而不是他所自称的皆为他个人所得。
但如此一来，王惟俭岂不成了掠他人成果为己有而又大言不惭的欺世盗名之徒?如果仅看二人校勘成果，自然会得出这一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王惟俭以博学著称一时，其友人刘不息在《史通训故跋》中也曾明称该书为“注悉”、“博奥”[11]；之后，著名文史学家钱谦益对当时文士“独许”王惟俭为“博雅”[12]，杰出诗人、博学家王士祯在告诫儿孙时，称《文心雕龙训故》、《史通训故》“援据甚博，实二刘之功臣。余访求二十余年始得之，子孙所当宝惜”[13]。这些高度评价，说明博奥、博雅之王惟俭“精于文献整理注释”，而从《文心雕龙训故》看来，他也没有“攘窃”先前各家成果，“是其独立完成”[14]。那么，他依《文心雕龙训故》来写作《史通训故》，应该也不会攘窃他人成果。王惟俭的性格是爱憎分明、原则性强，“于臧否处太分明”[6]427，由这一点来说，他也应该不会做出剽窃之事。更何况，人们只要拿来《因习》、《直书》、《曲笔》三篇文字，将其与郭书两相对读，即可轻而易举地发现全是直接继承了郭孔延的校勘整理成果，如此，他还要大肆渲染自己“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贡献，岂非拙劣、愚蠢到极点?
考虑及此，笔者以为，王惟俭自称“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贡献，应该是符合他的真实情况的，他没有抄袭郭孔延的校勘成果。但他的这三篇校勘成果却又真的给人一种源自郭氏的感觉，又该如何解释呢?这就涉及到郭书有初刻本与修订再刻本之别的问题了。王惟俭从友人处得到的郭氏《史通评释》，乃是郭氏尚未与张之象本《史通》相校勘的初刻本，因此，他在得到张本后，感到张本这三篇“大善”，“极快人”，遂据而“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但他不曾料到的是，早在他开始写作《史通训故》之前，郭孔延已经得到了张本《史通》，并据以补校其书，形成修订再刻本。可惜郭氏这一修订再刻本虽然行世，但王惟俭始终未曾得见，于是他这三篇的校勘成果虽然与郭氏再刻本相同，但他却总以为是自己独得之成绩，沾沾自喜之余，遂不免在全书卷首单独提出。蒙文通依照郭书修订再刻本，称王惟俭此说“不审”，确实如此，但王惟俭此说却符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欺世盗名。换言之，王惟俭与郭孔延对《因习》等三篇是各自独立进行校勘工作的，虽然时间有先有后，但他们都是依据张之象本《史通》来校勘的，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校勘成果相同的现象；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抄袭与被抄袭的关系，最多只能说是后来之王书暗合了先前之郭书。
再看第二个方面，王惟俭说，除上述三篇外，“共校字一千一百四十二字”。具体到《史通训故》四十九篇文章之中，他或在全篇文章之后，或在篇内每个内容单元之后，注明校字情况。如卷一《六家》分成六个内容单元，在“尚书家”之后注云“校八字”、“春秋家”之后注云“校二字”等等，而卷二《二体》只在全篇之后注云“校六字”。根据这些自注，总计四十九篇校字之和，共校一千零七十九字，比王惟俭在卷首所言“一千一百四十二字”少六十三字。联系上述卷首“校阅姓氏”也与正文所记校者姓名不相符合的事实，或许可以推断，这两处卷首所记都是王惟俭书稿初成时的情况，而在后来的修订过程中，王惟俭又对正文有所改动，校阅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忘记了在卷首作出相应调整，于是出现了卷首与正文不相符合的现象。
2.注释
《史通训故》以注释为主要内容。由于其工作有自己一定的体例，因此下面就以其书卷一《六家》的第一个内容单元“尚书家”的有关注释为例，并通过与郭孔延《史通评释》同一条目之注释做对比，既以见二人各自之注释，亦以见二人注释之异同，因为王对郭进行过“删赝订讹”的工作。
对刘知幾提到的孔安国与《尚书》的关系，是王、郭二书各自第一个注释的内容。王云：“《前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起家为汉武帝博士。”郭云：“孔安国，汉武时人。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王惟俭写明了释文出处，这是其长处，但真正释文内容只有一句“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而且末句“起家为汉武帝博士”也并不见于《汉书·儒林传》，应该是整合了《汉书·儒林传》与《史记·孔子世家》中“安国为今皇帝博士”一语而成，直接说成是出于《汉书·儒林传》无疑属于伪注；郭孔延未注出处，这是其短处，但全部释文除首七字外皆出自《汉书·儒林传》，资料可靠，其中孔安国整理和传授《古文尚书》的情况也都得到了全面反映，即使其传授都尉朝和司马迁的情况可以不写，但其整理之功则不能不写。因此，在这个注释问题上，王惟俭伤于太简，并存在伪注问题；郭孔延全书大都没有注明释文出处，属于全书体例之失，但此处引文并不难查到其原始出处，而且资料准确，内容全面。两者相较，笔者更倾向于郭孔延的做法。
第三个注释，二书都是对说过“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的“王肃”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注释。王惟俭认为是指三国时期魏国的经学家王肃，遂引《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之，释文内容将其学术著述情况介绍得也很全面，超出了凡例中所说的“人止字里之概”的范围，这是可取的。郭孔延认为是指南北朝时期的王肃，遂引《魏书·王肃传》注之，但既没有注明出处，释文亦“误”[15]，应该是指三国时期的王肃。也就是说，王惟俭纠正了郭孔延的错误，做到了后来居上。
二书第四个注释都是关于《逸周书》的。王注云：“《前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注：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郭注云：“晋太康，汲郡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简书，《周书》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余。陈氏云：文体与古文不相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李仁父曰：刘向、班固所录，并著《周书》七十一篇，且谓孔子删削之余，而司马迁记武王克殷事盖与此合，岂西汉世已得入中秘，其后稍隐，学者不道，及盗发冢，乃幸复出耶?篇目比汉多同，但缺一耳，必班、刘、司马所见者也。书多驳辞，宜孔子所不取。抑战国处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显然，郭注详尽，王注则如其凡例所说“文止篇什之要”。这种不同当然是由二书的不同旨趣决定的，但王注伤于太简的弊病也很明显。
王书第七个注释是关于孔衍的：“《晋书》：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补中书郎，王敦恶之，出为广陵相。”这符合其凡例中所说的“人止字里之概”。郭书第二个注释为：“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也。晋中兴，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撰述百余万言。”郭注也是来于《晋书·孔衍传》，但未注明；其内容比后来的王注多了一句“撰述百余万言”，王注则比他多了被贬出的缘由，即“王敦恶之”。那么，两个注释哪个更好呢?这只能由考察《史通》原文来决断。《史通》说：“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显然，郭注“撰述百余万言”很是切题，而王注则没有这一内容，王注所增“王敦恶之”虽属实，但在这里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更直白点说，王注是减所不该减、增所不该增，属于两失之误，这可能是他主观上故意标新立异造成的缺失。
郭书第六个注释是关于“王劭”的，其全文如下：“王劭字君懋，北齐待诏文林馆。时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问劭，劭具论所出，一无舛误。入隋，迁秘书少监。劭在著作，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词义繁杂，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恶之迹堙灭无闻。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文词鄙野。然其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李延寿曰：劭究极群书，雅好著述，崇诡怪之说，尚委曲之谈，文词鄙秽，体统繁杂，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经营符瑞，杂以妖讹，为河朔清流而干没荣利，颓其家声，惜矣!”这段注释仍不注明出处，但可容易查知，它是截取《北史》卷三五《王慧龙传》所附王劭传及该卷末史论文字所成，其内容之丰富，对于读者了解王劭其人，可谓详之又详。与之相应，王书第八个注释也是关于“王劭”的，其全文是：“《北史》：王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齐待诏文林馆。隋文受禅，迁秘书少监。”这完全符合作者“人止字里之概”的凡例，相对郭注来说，则更是简之又简，但王劭“迁秘书少监”乃在隋炀帝继位之后，并非隋文帝时，这既可能是过于求简造成的疏失，也可能是直接删取郭注而稍加修饰造成的。在这条注释上，虽然二者一繁一简都是按照各自体例而来，很难简单论定孰优孰劣，但笔者个人更倾向于郭注。
以上就是笔者对王、郭二书第一篇的部分注释所作的简略比较。笔者无意将二者分出高下优劣，事实上，由于作者与读者的旨趣、知识底蕴等各不相同，也很难简单论定二者高下，因此也就不再多加举例。从上述各例看来，二者注释是各有优劣短长的。王惟俭作为后起之秀，确实纠正了郭孔延的一些错误之处，并明注释文出处，工作更加规范严谨，但他为速成其书而追求简略注释的方式，却也使他的一些注释伤于太简，有时还出现为了表明与郭注不同而删所不该删的情况。郭孔延所作注释，内容比较丰富，往往还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考证评论，但也有过于繁细之处，而且还存在一些错误，又不注明释文出处，因此，郭注不为后人满意是正常的，王惟俭要继之而写成具有自己一家言的注释之作，也是无可厚非的，而其工作确实颇有成绩，这毋庸讳言。但如果仅从注释内容繁简的角度说，笔者更倾向于内容详细的注释方式，而从清代以来注释《史通》的情况看，浦起龙《史通通释》、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张振珮《史通笺注》等著作，基本上都是采取了详细注释的方式，并没有采用王惟俭的简注方式，浦起龙、张振珮还在许多注释之后写有考证评论性的“按”语，这也是采用了郭孔延的做法。此无他，详细注释对普通读者阅读《史通》来说，能够提供更多的便利。
清代学者对王、郭二书也多有评论，有些内容颇能补充笔者上文简略讨论之不足，因此也引述于下，并稍作分析。
黄叔琳在乾隆十二年(1747)刊刻《史通训故补》，他在自序中说：《史通》“综练渊博，其中琐词僻事，非注不显，注家王损仲本为善”[5]430。既指出了为《史通》作注的必要性，也肯定了王惟俭《史通训故》的价值，而对郭孔延《史通评释》则根本不提。在其书卷首六则《例言》中，黄叔琳对王、郭二书多有比较性评论，其中第一则从文字校勘的角度指出二书都有讹误；第二则从注释的角度对二书进行了评论，认为郭注“援引蹖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纰缪。后损仲更注《史通》，名曰《训故》，依据正史，选择精严，远胜郭书，然伤于太简，未免遗脱”；第三则、第四则是列举王注失误。总之，黄叔琳之书正是为了“增补王氏所未备”[5]435，但他对王惟俭的工作尚能优劣并举，对郭孔延则只有批评而看不到些许长处，未免有失公正。
比黄著晚五年，浦起龙主要根据王惟俭注释本《史通》完成并刊刻《史通通释》，他在卷首自序中说：“(《史通》)其设防或褊以苛，甚者佹辞衅古以召闹，臆评兴而衷质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大梁王损仲粪除(郭孔延)诸评，世称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讹焉何正，脱焉何贯，未见其能别彻也”[16]。浦起龙对王、郭二书都有评价，但显然更轻视郭孔延对《史通》的评论，虽然他本人也对《史通》多所评论。对于“世称佳本”的王惟俭《史通训故》，浦起龙明确指出了其缺点所在。不过，浦起龙是专门对《史通》进行注释和评论工作的，因此他必须对《史通》中“蒙焉”、“讹焉”、“脱焉”的内容进行“别彻”的工作，但王惟俭并非是专为注释《史通》而写作其书的，因而采取了简注而速成其书的方式，自然也就难以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别彻”工作，这与浦起龙是绝然不同的。
黄、浦之后，四库馆臣也对王、郭二书有所评论，他们先在《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九《史通评释》中说：“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故王维[惟]俭以下注《史通》者数家，皆嫌其未惬，多所纠正焉”，继又在同卷《史通训故》中说：“是编因郭孔延所释，重为厘正，又以华亭张之象藏本参校刊定。……孔延注本，漏略实甚。维[惟]俭所补，引证较详，然黄叔琳、浦起龙续注是书，尚多所驳正。盖刘知幾博极史籍，于斯事为专门，又唐以前书今不尽见，后人捃摭残剩，比附推求，实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辗转相承，乃能赅备，固亦势所必然耳”。他们对王、郭二书持各有优劣短长之评价，虽然并不具体，但符合二书的实际情况，比径直否定郭书成绩的观点要公正得多。他们还说，《史通》一书“实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想要以一己之力为《史通》作出完善之注释，绝非易事，需要众多学者“辗转相承，乃能赅备”，并认为这是“势所必然”。揆之以浦起龙《史通通释》之后，近现代以来又出现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吕思勉《史通评》、程千帆《史通笺记》、张舜徽《史通平议》、张振珮《史通笺注》、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等多部互相补充而不能彼此取代的研究力作，则四库馆臣“辗转相承，乃能赅备”之言，确属不易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