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阶级斗争沉寂的现状及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斗争论文,沉寂论文,发达国家论文,现状及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04)01-0040-05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两大对立的基本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由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人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奴隶，众多的工人沦为赤贫者，甚至连奴隶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因此，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异常激烈。然而这种情况并未一直持续下来。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形势从资本主义达到成熟阶段后趋于缓和，迄今没有激化的迹象和革命的形势，资本主义仍在稳定中向前发展。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怎样沉寂下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本文试对此略加分析。
一、发达国家阶级斗争沉寂的现状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很多著作中，描绘了当时无产阶级的地位以及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指出：工人阶级的地位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线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1]资产阶级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工人进行“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2]，因而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述不同处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4]这种对抗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而且，这种剥夺剥夺者的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6]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财富、生产力高度发达，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应当是非常激烈的，是应该早就要发生“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的，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国家的罢工斗争、工会活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
1.关于罢工斗争
第一，罢工浪潮回落。罢工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斗争方式。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始终将罢工作为自己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重要斗争形式。二战后，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有所发展，连绵不断。从1945年到1959年，参加罢工斗争的总人数已达1.5亿人。1960年到1970年，参加罢工斗争的总人数达到3.6亿人。[7]但是，进入20世纪80、90年代，由于工人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改善以及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工人阶级罢工的浪潮有所回落。这些国家的工人罢工活动由强趋弱，罢工次数日益减少，罢工规模日趋缩小，罢工时间日趋缩短。例如，1970年美国和英国的罢工次数分别为5716次、3906次，1993年分别降到35次、211次；1970年，罢工人数分别为3305千人、180千人，1993年分别降到364千人、38.5千人；1970年，罢工工作日分别为66414千天、1098千天，1993年分别降到3981千天、64千天。[8]
第二，罢工的原因并非是“不能生存”，而是要求“生活得更好”。例如，1987年，美国全国服务人员工会开展了“为看门人争正义”的全国性运动，要求工资待遇平等；1989年，意大利三大工会共同组织了100万人参加的罢工斗争，反对政府削减医疗费用开支；同年，英国的混合机械工会和德国的五金工会还在各自的国家发起了争取35小时工作周的罢工斗争；1994年，意大利三大工会联合发起了80多次罢工运动，反对政府修改养老金制度等。[9]显然，这些罢工斗争与早期的工人罢工是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明显不同，而是在生存已不成问题的前提下，希望有个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第三，罢工的目标不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提出一些经济方面的要求。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罢工多半都只提出一些经济的要求，而且是雇主有能力满足的经济要求。一旦要求得到满足，罢工即结束。过一个时期，再提出新的经济要求。正如德国工会领导人所说：“我们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并且引以为傲。我们绝对不是革命家，也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我们只是想进行内部改革，使其包容社会主义精神，建立社会主义色彩的市场经济。”[10]显然，这种罢工斗争虽然可以迫使资产阶级做出一些退让，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调整，但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冲击。
2.关于工会活动
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在战后几十年中，成为工人与资本家集团相抗衡的重要力量，成为对当代资本主义构成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战后，西方各国的工会化程度一般都在50%以上，即工会会员人数占经济自立人口的50%以上。[11]但是，工会并不想颠覆政府，也不想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它只是不断给资本家和政府施压，不断强迫资本家和政府接受它提出的条件，但它却始终只坚持让政府进行微调，以维护社会稳定。工会提出的要求绝不超过微调的界限。正因为如此，资本家和政府出于稳定局势的考虑，不得不重视工会的微调要求。所以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没有工会负有责任感的、以全体人民福利为目标的态度，我们国家今天就不可能这么好地屹立在世界上。没有工会的富有批评的、向前看的合作，我们大家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经济、特别是政治方面普遍稳定的联邦德国之中。”[12]显然，这种工会组织不能起到资产阶级掘墓人的作用，反而成为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工具，像一只幸福而被保护的羔羊，在资产阶级的政府和企业雄狮身旁躺下了。
3.关于社会主义运动
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不能不涉及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作用。社会民主党最初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这一性质发生了变化，但从多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仍旧属于一般劳动者的党，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社会中下层居民的利益。西欧社会民主党公开宣称：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1980年，法国社会党还通过了《社会主义草案》。战后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在“限制资本主义坏的方面”，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步产生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西方社会民主党至今未能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民主党相比，共产党的力量在西方国家要弱小得多。以美国为例，美国共产党战后在“冷战”和麦卡锡主义时期受到空前严重的镇压。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事件，更使它受到重大的打击，美共因此而成为一个很小的没有什么影响的组织。虽然少数人离开美共，另外组织新党，如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进步劳工党，但终归是昙花一现，旋即解体。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境况可能好于美共，但也普遍未能带领本国无产阶级走出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
二、发达国家阶级斗争沉寂的原因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沉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角度看，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无产者与资产者分野的不确定性
在新科技革命冲击和知识经济影响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没有先进科技武装的有形资产随时都有惨遭淘汰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昨日的无产者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有产者，昨日的有产者也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无产者。工人阶级家庭的成员有可能因较好地掌握了一种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而成为富有阶层，而有些资产者则可能因企业的技术落后而在竞争中破产，丢掉资产阶级的地位。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出身于贫民家庭的人也可能凭借自己的优秀管理才能一步步干到资产者的位置，而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也可能因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的限制而成为普通的雇员。
这样，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各阶级的流动性越来越大，那些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有34%长大后保持了父母同样的收入水平，而64%的孩子长大后的收入落到了这一水平之下，这其中甚至有11%的人是全社会收入最少的。[13]而有些穷人家的子弟由于自身的努力或才干则成了富有者。在当代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虽然没有消除，但阶级关系已有很大变化。阶级、阶层的界限不再那样清晰可辨、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兼容、模糊不定。另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新一代知识型劳动者活跃在经济舞台。他们受雇于人，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和资本，但由于他们具有较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获得了较高的劳动报酬。目前，在美国硅谷的20万年轻的科技大军每天从事着研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创造性劳动，同时也迅速地富起来。如微软公司有雇员1.6万人，其中有2000雇员是百万富翁，很难说清他们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这种阶级界限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得阶级斗争的主体、动力和对象难以确定。而进行阶级斗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确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一首要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阶级斗争也就无法展开。
2.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多层次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工人阶级缺少科学文化知识，主要是体力劳动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人大都拥有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脑力劳动者为主。在工人阶级知识化和脑力劳动者无产阶级化的双重作用下，一方面，绝大多数工人成为知识分子，如美国绝大多数工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这样的工人1989年达到劳动力总数的46%。[14]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生产过程，成为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受雇于生产部门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还不足10万人，到1968年达到140万人，20世纪80年代已达上千万人。[15]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工人阶级不仅仅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而且是复杂的脑力劳动者。然而，这样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显然不如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一般来说，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主要取决于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三个方面。脑力劳动工人阶级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阶级相比，其革命性的强弱不一样。从经济社会地位看，脑力劳动工人阶级地位比体力劳动工人阶级地位高，如果说改变现状的要求与自身地位成反比，那么体力劳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显然要强于脑力劳动工人阶级。从与先进生产力的联系看，脑力劳动工人阶级，尤其是科技人员比体力劳动工人阶级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其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使之具有远大的前途。体力劳动工人阶级总的来看，已走过其极盛期，逐步退到了历史舞台的边缘。从组织纪律性方面看，体力劳动工人阶级现在强于脑力劳动工人阶级，但从长远看，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传统产业的衰落和新兴产业的分散化，加之工人阶级构成的复杂化，产业工人的组织纪律性已不如从前。
而且传统产业工人数量大大减少，他们在新技术革命中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在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其影响力在缩小。而正是他们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依靠力量。可见，知识经济时代所发生的阶级结构的变化，极大地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依靠力量。这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减少，而且表现为质量的下降。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结果是排挤直接劳动者，使之沦为失业者，往往导致他们在对待技术进步方面趋于保守，从而使他们丧失了新生产力的代表者的地位和锋芒，从而使依靠产业工人队伍的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不能不受到影响。
3.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
由于历史基础、市场经济及竞争因素作用的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兴起了新科技革命，跨出了向知识经济迈进的脚步。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提高，不仅大大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也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改善，从而使国内矛盾尤其是国内阶级矛盾有了不同程度的缓和，社会相对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否定了过去不管工人死活的野蛮的制度，昔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种工人连奴隶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的状况基本上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占人口80%以上的居民都能过上生活有保障、医疗有保障、失业有救济、养老有保险、儿童有照顾的优裕生活。
有资料显示，瑞典1988年双职工四口之家平均税后收入为19.5万克郎，单职工四口之家平均税后收入为15.1万克朗，足以满足四口之家的生活需要。职工每年享受两个月的假期，加上各种节日，一年有近100天的休息日，因而瑞典居民中有86%的人有过出国旅游的经历。几乎100%的家庭都有汽车、电话、彩电和别墅。绝大多数居民都享受医疗保障，免费就医，从而保证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卢森堡一个普遍的铁路电器工人家庭，一家三口人，家住300平方米的一座小楼，家里有汽车、车库、微机房、电气化厨房、取暖锅炉房等。[16]美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很高的。美国80%的家庭有银行存款，绝大多数家庭生活条件优裕。美国家庭的平均恩格尔系数，或者说吃在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4%。人们的生活消费，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每逢周末全家外出郊游，每年利用带薪假期到国外旅游，这在美国已非常普及。在美国，彩电、冰箱、电话、洗衣机、电炊具、自来热水器等几乎普及到95%以上的家庭。即使是相对昂贵的轿车也已广泛普及了。1990年，美国有9334.7万户，平均每户2.56人，每户平均有1.77辆车。无车家庭857万户，占家庭总数的9%，有车家庭占91%。[17]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大多数居民不是越来越贫穷，而是越来越富裕；生活不是越来越艰难，而是越来越优裕。总的来看，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各种社会政策的作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收入状况、生活状况以及社会保障条件等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一个世纪以前相比，确实是今非昔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成了项目十分齐全的、对于社会成员的整个生涯即“从摇篮到坟墓”予以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制度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合法居民提供了一个基本生活与发展所需要的保障网络，尤其是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工人更是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当然，西方国家也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这些穷人大都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其贫困问题属于另外一个范畴。如在美国，所谓“贫穷”，不在于缺衣少食和居住条件差，而在于同社会上其他一些人相比，地位不平等，受到歧视，缺少工作机会等。在美国，人们只要满足于温饱而又有计划的生活，活下去一般是不成问题的。美国社会虽有穷人，但已不像当年《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描述的那样，工人找不到工作就不能生存，即使有工作，因为工资日益下降，也难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一般而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问题，已不是单纯的“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问题，而是要求生活得更好的问题。如果资产阶级在工人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提高工人待遇，而提高工人待遇后还能赚钱；如果工人阶级在找不到工作时还能生存，而且只用三分之一的收入来糊口，家里在还有电视机、电冰箱，甚至小汽车，那么这两个阶级虽然对立，虽有斗争，但其对立和斗争，就不大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那样严酷、那样你死我活。
4.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改善
在西方发达国家，各国普遍注意改善劳资关系，推进劳资合作，因而对抗减少，对话和合作成为主流。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对抗的关系，也出现了阶级对话与阶级合作的关系。这种对话与合作的主要形式是集体谈判制度和共同决定制度。
194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费城宣言》中曾明确提出，要将“切实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和在不断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合作”作为努力目标。从此，集体谈判制度便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推开了。集体谈判制度是通过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间经过谈判，形成合同来确定劳动者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确定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一整套法律程序。毫无疑问，劳资集体谈判中存在着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但必须看到，劳资集体谈判不仅有斗争，也有妥协。与其说它是相互斗争的形式，不如说它是斗争与妥协相结合的形式。在集体谈判中，工人或工会的代表或多或少总要有所妥协，做出一些让步。同样，雇主或雇主代表也要做出让步，甚至比工人的让步更大。近年来，在西方推行的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中，还规定了雇员的“有利原则”，即在劳资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其他劳资规定，只能做有利于雇员的变动。集体谈判制度的推行，表明劳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集体谈判桌前，工人的代表不再是完全受制于雇主的“雇佣奴隶”，他们享有与雇主“讨价还价”、平等对话的权利。这就改变了以前雇主单方面决定一切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被压迫地位，保障了劳动者的某些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劳资双方的对立，推动了劳资双方的对话与合作。
共同决定制度是指企业职工同雇主及其在企业中的管理者共同决定企业的重要事务，职工代表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这一制度最先在西德推行，随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普及。共同决定有三种形式，即职工代表进入企业领导机构、职工通过企业职工委员会参与管理、职工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共体各国普遍实行共同决定制度，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否则即属违法；德国企业是监事会领导制，监事会中工人代表约占1/2到1/3。美国也规定工人参与公司、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共同决定制度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家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但它的确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使工人阶级具有了与资产阶级平等共处的地位。
随着工人阶级在生产中地位和作用的部分改变，工人与资本家的合作关系也逐渐多起来。1974年卢森堡发生特大经济危机，卢森堡总工会代表工人与政府、雇主共商对策，决定让5000名工人提前退休。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衣阿华州拉恩肉类加工包装公司曾濒临破产。工人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主动放弃休假，自动拿70%的工资，最后使企业摆脱了困境。[18]工人与资本家的合作关系可见一斑。
总之，二战以后，资产阶级在积累了巨额财富以后，为了使其统治更加稳定持久，不断进行了社会改良，改善了劳资关系，调整了分配关系。随着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诸项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权力系统中公共成分的增大，工人的基本生存越来越不成为问题，因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程度大幅度降低，规模化的暴力行动几乎消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改变了以往那种严重对峙、激烈冲突的状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大为缓和。
综上所述，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其背后的阶级矛盾的缓和，使得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社会主义的预想难以现实。资本主义发展到未来新社会的途径从现在的迹象看，很可能是通过社会自身的演变即通过非爆发式飞跃的渐变过程来实现。
收稿日期：200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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