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提升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国国际论文,地位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国际地位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以抗战大国和四强之一成为其重要成员国。1943年1月，中国政府分别同美国和英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法理上取得国际平等地位。1945年4月，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取决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树立起爱好和平和维护正义的大国形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中国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明显分野、逐步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之际，对国家历史走向实行正确选择的结果。中国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来，并以自己艰苦卓绝的抗战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重，才使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一种可能。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中国树立起爱好和平和维护正义的大国形象，并在后来成为反法西斯阵营四强之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建议国民政府实行抗日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鲜明地提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5～356页。）。1938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进一步提出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概念，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随即，他又从中国内部、敌国内部、国际三个方面论述了反日统一战线的大格局，指明：“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这里所说的“天罗地网”是一个形象化措辞，其实就是后来所建立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历史的实际考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早阐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张的政党，由于它是与国民党并列的中国两大政党之一，其政治主张必然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国内外影响。抗战初期，实施这种影响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通过来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对此，中共非常重视，从速训练了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栒邑等重要地区进行整顿，以便外国记者参观摄影。驻西安的红军代表也采取相关措施，以保护和安排外国记者去延安参观。抗战爆发不久，中共还成立了由朱德担任主任的海外工作团，后又建立以朱德为书记的海外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日本大举进攻南洋时，如何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在军事上争取与英美同盟军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等问题。中共的这些做法，从直观的视角看是在扩大共产党和延安的影响，但把它放到国共合作抗战的大背景下审视，其影响已经不限于中共自身，而是整个中华民族，这对于中国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抗日大国，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力主实行抗日外交，积极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对国民政府走向抗日，最终融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有力推动。卢沟桥事变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页。）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存在两种方针的问题，即坚决抗战还是妥协退让，并提出与坚决抗战方针相适应的一整套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抗日外交而反对媚日外交。国民政府却举棋不定、延宕不决，既对日本抱有幻想，又对苏联心存芥蒂，迟滞了中苏结盟的进程。对此，中共尽其所能，促进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积极化。中共《解放周刊》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批评国民政府在对苏关系上的错误，指出：“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没有弄好。在远东，苏联是日本最有力的强敌，而苏联是能够而且最愿意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然而主要因为过去中国南京政府不愿意和苏联接近，使苏联欲积极帮助中国也不可能。”（注：李凡夫：《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解放周刊》第22期。）由于中共和国内正义舆论的压力，也因为国民政府急需苏联军援，才于1937年8月21日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形成两国联合制日的同盟。
中共还注重把握各种机会向英、美、法等国家介绍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其同情和支持。仅1937至1938两年间，毛泽东就先后会见了美国《每日先驱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贝特兰、美国国际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以及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等人，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抗战的多方面问题，阐述了中共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请他们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抗战，呼吁援助中国抗战。贝特兰后来写了《中国危机》、《华北前线》等著作，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和中共打开了一扇明亮清晰的窗口。斯诺撰写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于1941年由美国兰多姆公司出版，使大洋彼岸的人民得以目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英勇业绩。为加强国际宣传，1938年4月至5月间，周恩来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该机构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联络。周恩来特别指示宣传组同志：对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都邀请他们参加，及时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保持联系等（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17页。）。周恩来还亲自会晤过美国驻武汉总领事戴维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其他一些中共负责人如叶剑英、博古等也利用在国统区工作的机会积极开展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中共所开展的这一系列工作有利于西方民主国家了解和同情中国。从实际情况看，美、英从1939年初开始，相继同中国签订了一些贷款协定，让中国来购买工农业产品，修建运输线等。不久，法国国民议会援华集团也同意拨款400万法郎，并准备将法国储存的价值约1亿法郎的医药用品送往中国。这些都说明英、美、法对华政策的某些积极化，这无疑与中共的影响和推动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和推动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对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1941年以后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随着形势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指出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为此，中共的任务就是要“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6页。）。7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提出这样一个判断两大阵线的标准，有利于澄清当时党内和国内对英、美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认识上一些错误观念，加快推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与会的有来自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缅甸、蒙古、台湾、印尼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汉、藏、回、苗、彝等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130多名代表，他们与来自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的2000多名代表聚集一起，商讨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问题。大会通过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代表大会宣言和简章，选举产生了一个由37人组成的执委会，决定同盟总部设在延安。这次大会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随后又对德、意宣战，这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大营垒的最终分化。12月9日，中共中央就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48页。）同日，中共中央还就建立更加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指出：“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51页。）。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无疑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为此积极努力的成果。
二、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东方战场的民族伟力，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创造了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东方战场的民族伟力，彰显中华民族反抗强敌入侵的高度的民族自觉。民族觉醒尤其是广泛而深刻的民族觉醒并非出现民族危机就能形成的，还要具备更重要的内部因素，这主要就是本国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启蒙和引导。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除此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表现为一个渐进过程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则是已经产生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由自发水平上升到自觉水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呈现出一种高度的民族自觉。这种高度的民族自觉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它以民族利益为重，以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使国共两党泯恩仇外御其侮，展现了高尚的民族精神和卓绝的民族智慧。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主导性作用。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率先举起抗日救国大旗，提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共明确提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契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全面抗战一爆发，中共即发表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随即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7)，第4页。）并迅速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共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了国共两党靠拢的进程，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得以实现，从而造成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注：《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7页。）。陈毅这首带有伤感却又充满理智的五言诗，正是中共顾全抗日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真实写照。中共置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于不顾，在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上作出正确的历史抉择，充分表明它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的先驱，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凝聚起不可战胜的民族伟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凝聚的民族伟力创造出东方战场的奇观，给世人以中国是民族之林强者的深刻印象。日军在全面侵华初期就遭受重创，其所谓“在一个月内打垮中国”的狂妄计划不得不宣告破产。英国《泰晤士报》盛赞中国抗战业绩说，这“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注：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48页。）。瑞士《新苏黎世报》也发表评论说：“中国现在充满了不少过去所不敢想象的奋发图存的激情。所有居民都沉浸在这种气氛中。”（注：转引自《中国人民的战士——外国报刊述评》，《真理报》1938年6月19日。）中国抗战对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使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呈反向变化。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这样评论：“到1937年底，国际形势清楚地表明，日本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相反，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提高。”（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0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开辟的东方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惟一战场。中国军民独自苦撑，持久抗战，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民族凝聚力的轴心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及其开辟的敌后战场成为抗战中坚，与正面战场密切配合，形成持久抗战的巨大威力。从1938至1945年，中共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达到58.8％至75％，（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这使日军“一天天地淹没在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注：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马黎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71页。）。
中国抗战所展现的民族伟力还在于它对日军的牵制有力支援了苏军和英美盟军的作战。苏德战争爆发前后，日本曾一度以为北进时机到来，想集结兵力对苏开战，但此计划终未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在华兵力难以抽调。1941年6月间，日军曾提出一份《准备南北对阵》的方案，其中规定：以日本内地2个师派往满洲，使满洲、朝鲜兵力达16个师，作为基于阵容对苏警戒；而当对苏进攻时，则抽调日本内地5个师和在华4个师增派满洲，使在满洲、朝鲜的兵力达25个师；另从中国抽调6个师作为总预备队，中国作战面要适当缩小。但在实施这一方案时，日本最多只集结了16个师85万人(一说70万人)，而这一兵力只能形成防卫和警戒，进攻则远远不足，因为此时苏军兵力一直保持在20至25个师，如果日军要发动进攻，需超出苏军兵力一倍以上，即起码达到40至45个师，而这对于兵力已被中国战场所牵制的日军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难怪杉山参谋总长此间断然否决了松冈外相等人立即对苏开战的主张，哀叹：“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第1册，张宝祥、赵宝库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3页。）日军北进计划的中止，缓解了苏军在东线的压力，使其得以在1941年抽调8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增援西线。1942年7月，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西线形势再度危机，但因东线无战事，苏军又从远东抽调8个步兵师增援西线，（注：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5、149页。）这对于粉碎德军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攻势，进而赢得整个苏德战争的转折，都至关重要。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也有力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太平洋战场以海战场为主，但日本的7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却深陷于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直到1945年拥有100余万兵力的日本陆军最大的战略集团中国派遣军，在中国军民多年的打击和消耗下，既不能回援太平洋和日本本土，又无力进行大陆决战，只得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毛泽东早就断言：“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5页。）
中国抗战能够赢得胜利，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从根本上得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凝聚民族伟力的最好载体。毛泽东指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力量调动和组织起来，形成空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由此而产生的民族壮举正如日本学者井上清所说：“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并不象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蒋介石政权为敌的。”“对日本来说，这次战争的对手其实并不是蒋介石或汪兆铭，而是中华民族。”（注：《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第267、271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凝聚的民族伟力，决定抗日战争必然走向胜利的结局。
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其谈话和电文中多次表达他对中国的敬佩之情，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注：《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中译本，第345页。）。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遭受德国空军狂轰滥炸的危急之中发表演说，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注：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25页。），盛赞“中国人民之奇异实力”（注：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1942年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斯大林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为鼓舞苏联人民的士气，同样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注：《中国外交史》下册，第625页。）。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已成为反法西斯国家首脑和人民心目中效法的楷模，也自然赢得抗战之中国所应具有的国际地位。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抗战初期就说过：“中国的胜利将会带来治外法权的废除和我们与这个国家关系的彻底重建。”（注：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这说明，国际社会是以实力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而民族凝聚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对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最好载体，有力地支撑起中国作为抗日大国的地位。
三、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为中国获得真正平等的国际地位指明正确的道路
抗日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力，也撑硬了国民政府的腰杆，促其加紧外交上的努力，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1943年1月，中美和中英新约的签订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国民政府对此作出重要努力，应予肯定。同时，也要看到并肯定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废约努力所予以的积极支持，以及它长期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对废除不平等条约作出的重大贡献。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定，指出：“最近中美中英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美英放弃了在华特权。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页。）2月4日下午，延安各界举行了庆祝新约大会。当时延安正值风沙弥漫，仍然万人空巷，锣鼓喧天，盛况空前。朱德、林伯渠等中共党政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通过致全国电文，对新约签订表示衷心祝贺，号召为争取最后胜利和建设自由平等富裕之新中国而斗争到底。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所属地区放假3天，来扩大宣传。中共在国统区的主要媒体《新华日报》从1942年下半年起就以大量篇幅刊载中英、中美谈判新约的报道。新约签订后，《新华日报》更是连续进行报道，从1943年1至5月，共发表消息、短评、社论、文章及有关资料100余篇，阐发新约的意义，陈明中共的立场，推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入发展。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更主要的是以它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为废约作出了重要贡献。20年代初，当中国尚有许多人士迷信“威尔逊宣言”和期待“列强援助”时，中共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就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明“帝国主义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事实上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鲜明地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和行动口号。中共在1922年6月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法权，清偿铁路债款，完全收回管理等要求，“此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之嚆矢”（注：《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为达此目的，中共积极倡导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通过了新的政纲，规定“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表明中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已成为民族联合战线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的口号。此后民族斗争即掀起高潮，相继爆发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北伐战争，汉口、九江租界得以收回。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宣传、组织和实行以民族革命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并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动了全民族抗战，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四强”之一，获得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与平等新约之签订。中国共产党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它是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倡者，是这一主张始终不渝地坚持者。”（注：《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
如何看待废除旧约和订立平等新约，实质上涉及到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中共当时就指出，废约“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人民，唯有人民，乃是这一光荣史诗的作者”。还指出，新约缔结，“这是谁的成功？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首先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我们衷心地崇拜我们伟大人民的力量底雄伟……人民——这是中华民族求得自由平等的力量的源泉和保证。”（注：《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这是用唯物史观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从近代中国历史看，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一直是主要矛盾。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残暴，中华民族中的败类自慈禧太后、袁世凯、北洋军阀、国民党中的不抵抗主义者，直到汪精卫的卖国求荣；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解放斗争，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直到全民族抗战。近代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前进的。正是由于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才使帝国主义永远无法灭亡中国，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终究会取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功。人民对于废约斗争的意义更突出地表现在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开辟了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伟大意义的东方战场，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英、美对中国刮目相看。人民斗争又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不仅为民族解放不懈奋斗，而且为这一奋斗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中共诞生以前，曾有过屡仆屡起的民众自发斗争，但成效不大。中共诞生以后，才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及其实践，才能改变以往那种民族觉悟程度不高、组织散漫的、目标不明确的自发斗争，形成具有高度民族自觉的、目标明确的、全民族的团结奋斗，以致发动全民族抗战并取得废约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肯定国民政府废约成果的同时，还指明了中国获得真正平等的道路。平等新约废除的只是治外法权等特权，而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计达三四百个（注：张振鹍：《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已经形成一个体系。更重要的还在于，新约签订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未赢得民族独立。中共当时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不仅如此，中共还指明：“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8页。）这就阐明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两个要素：独立和富强。独立是前提，富强是关键。取得对日战争胜利只是解决独立的问题，此后还需要通过建设来实现国家富强，增强国家的实力，否则还是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地位。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对签订平等新约问题进一步作了科学总结，指出：“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5～1086页。）这就为中国争取独立和平等、提升国际地位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才真正屹立于世界东方，跻身于强国之林。
四、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公意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为中国以团结民主的大国形象展现于世界舞台作出贡献
联合国是根据1943年10月签订的《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的精神而建立的旨在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国际性组织。1944年8至10月，四国又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拟定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并建议这个组织取名为“联合国”。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决定由中、苏、美、英四国发起成立联合国。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代表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制定联合国宪章。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创建。会议召开前一天，恰逢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5页。）
中国共产党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曾遭到国民党方面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阻挠。中共据理力争，阐明大义。在2月18日举行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阐述国共谈判方针时，强调中共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同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对中共要求作进一步说明，指出：“现在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也不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域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出席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的代表人数只应占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国民党代表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党派的代表，如此方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否则绝不能代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03页。）2月19日，赫尔利复电，以中共未被承认代表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政党为由拒绝中共提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远东中国》，1945年卷7，华盛顿1969年英文版，第235页。）。对此，《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参加旧金山会议问题，“国民有权过问，人民要求公开的、民主的准备！人民要求象英美一样的有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代表！”（注：《赶快准备啊！》，《新华日报》1945年3月5日。）赫尔利的“理由”既违反了民意，又不符合国际惯例。3月7日，周恩来又致函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重申如欲使中国代表团代表全国人民公意，则必须包括国民党、中共和民盟三方面的代表，并提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3人为中共代表。中共义正辞严而又合情合理的要求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并得到罗斯福的认同，他于3月15日致电蒋介石，主张中共应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3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代表团名单，计10人，其中国民党方面4人，中共和其他两个党派各1人，无党派人士3人。中共代表为董必武。中共要求国民党再行考虑增加其代表名额，但未被同意。国民党这种做法受到中共和民盟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对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意义重大。这一点，罗斯福要比蒋介石看得更清楚。他在给蒋的电报中说：“本人愿向阁下表明，将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或团体的代表纳入中国政府代表团，我估计并无不利之处。事实上，这一做法可能会有独特的好处。无疑，这将在会上造成极好的印象，而且阁下这种民主姿态将会证明是对阁下统一中国工作的切实帮助。”（注：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外交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85页。）民国资深外交家、代表团成员顾维钧就竭力主张代表团应有广泛的代表性。他说：“我们应该摒弃内政上的歧见，以一个团结统一的阵容，出席旧金山会议；须知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509页。）问题很明显，如果中国代表团由国民党独揽，中国在国际上就不会得到一个团结的形象、民主的形象、大国的形象，而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更谈不上什么大国地位。3月26日，蒋介石回电罗斯福，对其建议表示“甚感”（注：《抗日战争》(外交卷)，第1186页。）。这或许是蒋介石迫于罗斯福的压力，或许他真的有所醒悟。从中共来看，它要求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大会，并不是出于党派之争和党派之利，而是从人民利益和国家大局来考虑的。正如董必武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我虽系共党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中国代表中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诚是极好之象征。”（注：《中国代表团到达旧金山》，《中央日报》1945年4月26日。）中共在争取代表名额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就多次阐明中共能否与会关系到能否真正代表人民公意的问题，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代表是“分裂之举措”（注：《抗日战争》(外交卷)，第1184页。）。3月27日，中共又就要求增加其名额问题指出：“为着更能显示中共与敌后解放区在今天中国政治上所占之比重，为着更能代表敌后解放区九千余万人民的意见，为着真能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为着表示国民党真心愿意团结一切抗战力量，我们认为有再行考虑增加中共及敌后解放区的代表之必要。”（注：《旧金山会议我国代表团》，《新华日报》1945年3月27日。）这些都体现了中共坦荡的政治胸怀和着眼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大局意识。4月6日，董必武赴会途中在重庆出席中国民主同盟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表示，对国民政府关于会议代表的决定，中共中央是极不满意的，而中共代表所以出席，完全是出于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和委曲求全的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注：参见杨瑞广：《人民的使者——记董必武同志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片断》，《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1日。）。董必武作为中共的惟一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就是要使中国能够以团结统一的阵容展现于国际社会。
中共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努力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大国形象。董必武奉行代表团关于只讨论有关整个中国问题的准则，淡化党派角色，突出中国代表的身分，妥善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显示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睿智。顾维钧评价董必武为人和蔼可亲，通晓国际事务，在整个会议期间表现很好。他后来还在回忆录里写道：“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俄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总是缄默不语。他是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似乎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的利益而来的印象。”（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10页。）董必武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都要找顾维钧商量，与代表团关系融洽和谐。顾维钧还说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认为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大会这种重大国际场合给外界留下的这些良好印象，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6月26日，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董必武与其他中国代表分别在宪章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历史的瞬间向世人昭示着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尊严，也记载着中国共产党对创建联合国的历史性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为主要任务的民族解放战争，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复杂的历史因素造成的中国国际地位问题，只是在中华民族前行的历史轨迹上奠定了一个辉煌的坐标，其中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回眸历史的烟云，会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中国共产党当年阐发的历史真谛，从而更加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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