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8-0038-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面临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转型的巨大冲击。为巩固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中国全面推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在这一外交路线的指引下，处理大国关系逐渐成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一环。同时，通过正确处理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加速了走向世界的进程。毋庸置疑，在中国大国战略的调整过程中，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始终起着指导性的作用，而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的成功调整又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改革开放中中国处理与大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提供了保障，推动中国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拟对近年来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调整做某种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对中国大国战略调整的指导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方位外交中大国战略调整的新思路
自20世纪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之后，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变革，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致使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同时，其他传统大国的影响力也在加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上升，新兴大国的崛起令国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在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其中调整大国战略成为关键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全方位外交下的大国战略调整是在下述一系列外交新思路的引导下层开的。
（一）提倡新安全观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逻辑的持续存在，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1](p.328)根据这一思想，中国以改革开放的新姿态努力推进全方位的外交，并且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中国积极主张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共同安全。新安全观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是中国在构建新世纪国际安全结构和全方位外交中调整大国战略的理论基础。
1996年4月，中俄等五国首脑会议在上海召开，讨论边境地区的军事互信问题，创立了上海合作机制，成为中国考虑新安全观的契机。1997年3月，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同年4月，中俄进一步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主张以对话协商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1999年，江泽民再次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内容，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2]并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再次予以强调。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全面阐述了新安全观：“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3](p.184)2002年7月31日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中国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文件》指出：“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文件》还明确地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4]
新安全观具有以下重要内涵：第一，新安全观主张综合安全，即不仅包含传统的军事安全，而且包含经济、科技、环境等诸多方面，经济安全尤其重要，非传统安全得到重视。第二，新安全观强调的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不片面追求一国的绝对安全，只有加强与他国特别是其他大国的合作，才能获得共同安全。第三，安全的威胁之一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四，达成安全的方法是相互信任、合作对话。总之，各国人民应该携手努力，“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5](p.47)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转向重视综合安全、推进大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提高相互信任，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大国间协调。
（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在探索新的国际形势下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准则问题。邓小平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为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提出新型的外交理念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6](p.48)实际上，这既是对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和大国关系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在新形势下通过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之后提出的中国外交政策新理念。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不畏强权，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但是，在新形势下，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还需通过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来稳住阵脚，并由此而能运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式来处理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关系。
首先，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希望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交往过程中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并且尊重各种不同的文明，而这恰恰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前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指出要“尊重世界多样性”。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中，不应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而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会合点，在对话与合作中加深双方的信任和了解，协商解决分歧。
其次，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反对霸权主义相互关联。在国际关系中，民主和霸权是相互对立而不相容的。国际上的事情、大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商量着办，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干涉别国内政。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坚定地指出：“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5](pp.47-48)
第三，国际关系民主化要维护世界的和平。这与树立新安全观紧密联系。胡锦涛指出，各国在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5](p.47)要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大国必须首先在安全问题上避免猜疑和敌视，避免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来解决分歧。一旦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得以实现，就可以从根本上保障各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信任，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由此可见，新安全观是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前提，后者又可为前者提供持久的保障。
总之，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有利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协调大国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同时，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是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具体体现。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更是积极提倡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应该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5](p.47)国际关系民主化因此也正在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共同要求和集体努力。
（三）强调大国是关键
大国关系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时期，尤其是冷战时期终结后，为了稳住阵脚，中国的外交政策把大国关系放在全方位外交中的关键性位置上。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战略布局也可概括为“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外交工作时，把发展与发达国家即西方大国的关系放在了关键的位置，党的十七大同样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置于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位置。这充分表明，经过冷静观察之后，中国沉着应对大国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并且根据自身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同世界其他大国利益交汇日益增多的事实，有所作为地与世界各大国更多地协调，共同处理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
“大国是关键”的外交新思路不仅与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思想相关联，而且与邓小平始终倡导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相一致。[7](p.36)因此，在具体的外交工作中就需要“把握好‘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之间的关系”。[8](p.370)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因此，在推进全方位外交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同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对于营建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其中首先是对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改善发生直接作用，同时也十分有益于夯实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认同和接受，于是，处理和协调好大国关系就成为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另一方面，抓住大国这一关键点，才能更好地搭建多边舞台，并能在多边舞台上成功地推进全方位外交。当前，世界正处于国际转型和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关头，中国依然需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既要全面深化与传统大国的关系，又要营建或重构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以有利于改善整个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四）推行“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路线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解决好和平与发展两大课题是当今世界的根本要求。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又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路线。这首先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思想的继续肯定，即确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致使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乃至世界大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打不起来，甚至可以避免。而提倡“合作”，则是抓住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形势之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正在探索各种合作之路：从政府间国际组织到政府间的合作，从官方到非官方的各种合作，从双边到多边的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合作途径。虽然在国际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始终并存，但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促进良性竞争，避免恶性竞争，因此，和平与发展为合作创造了条件，合作又能推动和平与发展，三者互为作用，共同前进。[9](p.319)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大国“合作”的愿望：“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5](pp.48-49)胡锦涛总书记在强调和平、发展、合作的中国全方位外交理念时，将“与大国的合作”放在首位来陈述，既说明了大国战略在全方位外交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合作是中国大国战略调整中的重点。同时，胡锦涛所强调的与邓小平所提出的外交思想——“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0](p.241)——高度一致。
二、确立与美国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全方位外交新思路的指导下，成功地进行了大国战略的调整，协调、改善和推进了与各大国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中美关系的调整。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接见美国政要时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1](p.350)江泽民出任总书记之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会晤讨论，逐渐达成了双方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中美关系，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说，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能否实现和平崛起，能否成功地推进全方位的外交，中美关系是最大的试金石。因此，如何妥善地处理中美关系考验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胆略和智慧。
1997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与克林顿总统决定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关系虽然经过一定的波折，但仍然在不断向前发展。2002年，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小布什成功地进行了元首互访，推动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提出中国要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他说：“27年前，中国领导人决定拥抱全球化而非自我隔绝于世界之外。”“美国两党的七任总统都认识到了这一变化，并致力于帮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成为其中的完全成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发展经济。”“今天，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从臭氧问题到核不扩散，中国都是桌上的牌手。中国实现了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11]2006年3月，“利益攸关方”这一新概念被写入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同年五角大楼所发表的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从而成为美国行政当局的新共识。这表明：首先，美国看到中国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并初步接受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其次，美国已经意识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完全不同，没有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提出挑战，也不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更无意与美国争霸；最后，美国更深刻地认识到，同中国合作对美国有利，因为中国已经通过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不管“利益攸关方”的含义如何，它至少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更趋务实，并拟以此新的定位与中国打交道。
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对“利益攸关方”作出了积极的回应。2005年11月，胡锦涛在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美关系已超出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2006年4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应美国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美期间，胡锦涛强调，发展中美关系是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需要。因此，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小布什也认为，对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中国和美国都是利益攸关方。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伙伴”的双重定义，把中美关系推向了新阶段。如果说以前的中美关系还比较关注双边问题的话，那么现在不仅关注双边问题，而且扩展到各个地区问题和全球问题。随着中国成长为国际体系内的重要大国，中美在全球都有活动的会合与重叠，双方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因此，需要透过新安全观，通过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追求与传统大国不同类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在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中针对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提出调整大国战略的新思路，因此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冷静观察、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稳住阵脚、因势利导，不仅妥善处理了最困难的中美关系，而且与其他大国也普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很好地做到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1996年4月，中国与俄罗斯决定建立和发展两国“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针对第三国，不带结盟性质，其主旨是争取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这种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同时不是排他性的。此后，中国相继同法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新世纪中国的外交新战略。首先，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构成了中国与大国合作的巨大网络，更加平衡，更加全面；其次，中国与其他大国所建立的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都是面向21世纪、面向未来的。因此，这种“伙伴”的外交战略并非权宜之策，而是着眼于未来的长期性构想。
（一）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入21世纪之后，中俄两国开始努力建构新型的战略关系，明确地向世界显示一种新的国家关系模式。200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两国元首一致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深化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将是两国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方向。[12]200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5周年，在中俄两国首脑的共同倡议下，在中国举办了“俄罗斯年”活动，2007年在俄罗斯也举办了“中国年”活动。这是中俄领导人在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中俄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中俄的领导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加速发展的可靠保障，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撑。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将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推动中俄关系的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两国战略协作和互利合作”。[13]
（二）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与江泽民主席签署了《中法联合声明》，宣布中法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法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中法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来，两国领导人的接触更加频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两国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法贸易一直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2003年中法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达到133.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9%。此外，大亚湾核电站等诸多大型中法合作项目已取得可喜成果。中法正在实施的科技合作项目有近700个，涉及太空、航天、核能、交通、航空、农业、洁净煤和风能发电等许多领域。在教育方面，两国已有120多对高校和20多对中学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目前旅法中国留学生已近2万，在华法国留学生人数也迅速增长。两国还签署了“互相承认学历协议”，为中法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保证。2003年1月，中国在西欧开设的第一个文化中心在巴黎正式成立。同年10月，由两国元首倡议发起的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在巴黎拉开帷幕。2004年秋，丰富多彩的法国文化年在中国展开。“中法文化年”是中法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两大文明展开对话与加深理解的文化盛事。中法建交40年的历史证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不仅可以和平共处、平等交往，而且能够相互借鉴、互利共赢。中法两国必将进一步加强全面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以造福两国人民，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三）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998年4月2日，朱镕基总理和欧盟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伦敦举行了首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中欧之间愿意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通过这次会晤，中国与欧盟建立起了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该机制对双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第一次会晤中，双方领导人将中欧关系确定为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双方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中欧决定将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温家宝总理2004年5月访欧时，欧洲各国都旗帜鲜明地宣示中欧是战略伙伴。例如，中国—欧盟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是“战略伙伴关系”，中意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英关系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中国还同一些欧盟成员国建立了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欧均主张加强联合国作用和多边主义，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同或相近，双方加强磋商与合作，将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从双方的重要性来看，欧盟目前由27国组成，人口达4.8亿，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已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和贸易合作过去是今后仍将是，推动双方关系深入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显然，加强全面合作对于中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中日“立足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1998年11月，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了日本，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确认两国“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关系作出了跨世纪的明确定位，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日《联合宣言》指出：“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在维护、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双方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14]概言之，“和平”着眼于安全、“发展”着眼于经济，“伙伴关系”则并不限于两国之间，而被寄予了对世界和东亚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的期望。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执政之后制造出了一个“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的公式，[15]致使中日间的矛盾与摩擦呈现出风波迭起、风雨交加的局面，从而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政冷经热”成为小泉时期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
2006年，随着日本政府的更迭，中日关系打破了持续5年的政治僵局，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要求日本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内外压力促使安倍上任伊始即显示出与其前任政策的不同。安倍首相表示任内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在“慰安妇”问题上继续坚持河野洋平谈话的立场，并首选访华，提出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2006年10月8日，上任不到两周的安倍成功访问了中国。中日两国领导人就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达成重要共识。这次访问恢复了中断5年多的两国领导人的正常交往，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确定了今后双边和多边合作的主要领域，双方同意建立作为两国关系新的基本框架的“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邀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度访日，备受各方关注。继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之后，温总理实现了“融冰之旅”，进一步加强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与福田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日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同意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到新阶段，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发展到新的水平。中日关系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战略互惠关系呈现良好势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四、探索与发展中大国共同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和平崛起将成为新的国际现象，目前不仅中国，而且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着是否能和平崛起的考验。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合作，其中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如何相处是探索新兴国家共同和平崛起的重要途径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力迅速壮大。随后，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近几年来，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中印比较的热潮。一些西方学者根据其地缘政治理论，认定中印两大邻国必然相互妒忌、防备、猜疑、冲突，并心怀叵测地预言将来的中印对抗。同时，美国和日本均有拉拢印度来遏制中国之企图，印度也有人鼓吹建立“亚洲版北约”或“民主国家同盟”来围堵中国；相应的，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被某些人解读为“中国围堵印度”。然而，实际上早在1990年12月邓小平就提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并且“这是一个根本国策”。[1](p.363)中国和印度同属第三世界，只是目前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的大国，但是，中国永远不称霸和不当头的外交理念决定了中国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5](p.46)这就为中国与印度乃至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共同和平崛起打下了基础。
在坚持永远不称霸、不当头，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路线的基础上，中国努力探索中印共同崛起的可能性。“所谓共同崛起，并不是指两国的国力或发展速度都达到了同样的水平，而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中印作为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发展速度突出的代表，将共同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两国国力的差距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重要的是两国的发展是否都具有改变国际体系结构或均衡的前景。从这个角度看，中印共同崛起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命题。”[16]
中印共同崛起的理念具有事实的基础，尽管从时间上说两国的发展有先后。中印两国在国情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大，发展基础薄弱，资源相对短缺。这虽然使中印两国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竞争性的一面，但在应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方面却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如在应对发达国家农产品补贴问题上，两国完全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进行战略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体而论，在国际层次上的经济合作是中印共同崛起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中印同为发展中的大国，两国的共同崛起必将对现行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国际经济和贸易秩序。中印经济近年来的迅速增长都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各自拥有经济发展的优势。中国由于在制造业方面的领先地位而被称为“世界工厂”，印度则由于在服务业方面的快速发展而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国在硬件制造方面遥遥领先，而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拥有优势。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无论是中国制造的物品还是印度提供的服务，其买主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反映了中印两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发展差距。中印两国只有加强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的合作，才能尽快减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因素。[17]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5年成功访问了印度，宣布两国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制订了《中印两国经贸发展的五年规划》。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印文化的交流，这使中印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体现了中印两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是中印两国共同崛起的必然选择。中印两国的共同崛起将会使目前的全球力量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标志着“亚洲的崛起”。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所指出的：“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1](p.282)中印双方应具有新的安全观和发展观，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的客观利益，欣然接受双方共同和平崛起，共享和平红利。只有中印两国彼此尊重对方，真正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才会在亚洲和世界更有地位。总之，中国和印度有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只有暂时和短暂的冲突，只要坚持不称霸、不当头和非暴力的思想理念，中印两国的崛起迎来的将是对世界和平十分有利的亚洲世纪。中印探索共同和平崛起的道路，也为中国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巴西、南非、墨西哥等的关系寻找到比较准确的方位。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全方位外交新思路的指导下，中国的大国战略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新型伙伴和互惠关系十分有利于中国推进改革和开放，同时也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大国战略的调整，中国与新兴大国，其中主要是与印度之间的关系走出了一条新路，即探索共同和平崛起可能性的道路，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中国的这一系列全方位大国关系的调整构成了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重要一环，为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道路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确保了中国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继续改革开放，不断前进，成为全球化环境下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
（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调整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重要前提是因为拥有一系列外交新思路：在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中，树立起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中国坚决主张推进承认世界多样性、尊重各种不同文明、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的全方位外交既强调处理大国事务的关键性地位，又把握好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以及多边协调之间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路线。
（三）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全方位外交中大国战略调整的指导思想。首先，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当今世界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危险”等著名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宏观的理论基础。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调整新思路都建立在邓小平对世界局势发展和变化的宏观认识基础之上。其次，邓小平始终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及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的外交方略，指出了中国大国战略调整的正确方向。再次，邓小平所提出的“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是中国大国战略调整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下，中国才能在全方位外交中正确处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同时协调与超级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最后，邓小平所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方针，既是中国在全方位外交中调整大国战略的总体指导思想，又是为大国战略的调整所提供的具体可操作手段。
（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全方位外交中大国战略的成功调整也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毫无疑问，没有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中国的大国战略调整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成功调整，比如在处理大国关系中，提出新安全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并且在原有的“和平、发展”外交路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这样的重要内容等都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而与超级大国、传统大国、新兴大国建立不同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以及走共同和平崛起的道路，既是“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的具体反映，也是对这一系列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充实、丰富乃至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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