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平[1]2000年在《IMF的金融危机救援机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危机是生产和金融部门的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集中爆发的结果，对当事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重大的破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程度也更严重，常常超出了危机国家的解决能力；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使一国的危机会迅速外溢到其他国家，造成世界联动现象。为了减小金融危机对危机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冲击，对金融危机进行国际救援是必要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负责对金融危机进行救援的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所以研究IMF的金融危机救援机制以提高IMF对金融危机的救援能力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IMF的危机救援机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能够较为稳定地运转，但客观环境的变化对这一救援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IMF救援机制现状的分析，找出现行的救援机制的特点及存在的不足，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的对策，以增强IMF在金融危机的防范和治理中的能力，防止金融危机的恶化和在全球范围的传染。IMF的金融危机救援机制是指IMF对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实施救援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防止金融危机的恶化与蔓延，促使危机国家的经济迅速复苏，将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减小到最低程度。IMF救援机制由要求受援国家实施的稳定方案（stabilization program）、救援力度、反应速度等三项内容（后两项内容在本文中称作运作效率）组成，而IMF的理论基础、经济实力（财力限制）以及政治倾向性（决策机制）则是其救援机制的决定因素。本文先分析了救援机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稳定方案及其理论基础，再对制约IMF救援成效的另一个重要的非技术因素即运作效率进行了分析，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现行救援机制的特点和存在的缺陷，据以提出完善的方向和措施。按照“现状分析－特点总结－对策思考”的思路，本文的基本结构如<WP=3>下。为了对IMF救援机制的对象（金融危机）有一个正确全面的了解，论文的第一章剖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的特点。现代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货币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以货币为交易的中介（货币化）使社会总供求失衡、经济虚拟化成为可能。而在经济自由化和科技革命推动下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增大了现代经济的这种内在脆弱性，使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的程度空前地提高。在经济全球化中，资本流动成为引发金融动荡的重要因素，投机活动也是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诱因，并且危机传递现象普遍又严重。危机国家在通常的反危机措施不能阻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时，只有向IMF求助。IMF向危机国家提供短期融资以帮助纠正国际收支失衡，而其贷款条件（Conditionality）就是受援国家必须接受IMF提出的稳定方案进行经济改革。第二章分析了IMF稳定方案的内容及实施效果。IMF方案的出发点是实施国内紧缩以减少外部赤字和通胀率。IMF方案要求受援国采取财政紧缩、货币紧缩政策，进行结构改革，采取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经济措施。Polak(1997)指出标准的IMF贷款条件包括两个货币处方：制定国内信贷上限和外汇储备下限。IMF为了保证其稳定方案被实施，为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制定了实施标准（performance criteria）。从实践中来看，不同处境的国家采用稳定方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作者还采用了IS－LM－BP模型对实施方案的效果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得出稳定方案会带来利率的上升和产出的下降的结论，指出国际收支是通过资本项目而改善，解释了提高利率为什么不能抑制通胀，由于调整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导致社会动荡等。在第三章中，作者分析了IMF提出稳定方案的理论基础：国际收支的货币主义分析法。Polak(1957)为IMF提出了本质上是货币主义的金融规划模型（又称为Polak模型），M.S.Khan等人（1990）对Polak模型进行了扩展，但货币主义的传统未变。货币主义认为国家收支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重视对国际收支进行长期的一般均衡的分析，强调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因而国际收支失衡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WP=4>一个国家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时，货币市场出现超额货币供给导致货币流量失衡，进而引起国际收支赤字的出现，所以为了解决国际收支的失衡，一国必须采取紧缩政策。第三章中还分析了IMF的运作效率，运作效率指IMF对成员国的金融危机的快速反应机制和防止危机不断恶化与蔓延的救援能力，通过IMF的反应速度和救援力度表现出来。在国际经济事务的每一个领域，经济与政治问题是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Gilpin, 1987）。发达国家支配着IMF的决策机制，这必然会使IMF的运作效率从而使IMF的救援效果受到发达国家意图的影响。通过上面的分析，第四章总结出现行的IMF救援机制的四大特点。一是运用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作为其理论依据，但对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把握失准。二是稳定方案范围广、力度大，对受援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三是受发达国家利益支配，政治驱动性明显。四是受到自身财力限制，对金融危机的救援显得力不从心。由于采用IMF方案失败的国家远远多于成功的国家，IMF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意见。许多人从IMF的理论基础、稳定方案、运作效率、行动意图等不同角度进行了?
杨国庆[2]2007年在《从亚洲金融危机看美国金融霸权》文中研究指明国际金融危机背后隐藏着各国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二战以来影响最大、破坏作用最深的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美国的金融霸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金融霸权界定为具有某种优势，获取巨大收益，同时须承担相应责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优势、收益与责任之间的平衡说来看，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清楚地表明美国的金融霸权是不完整的：它存在明显优势，攫取了巨大的收益，却逃逸了应该承担的责任。由美国相对国力的下降所引发的责任与收益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已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样牢固，并使它往往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美国在利用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缺陷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破坏了它所建立并努力维系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由美国霸权优势、收益与责任的不均衡带来的亚洲金融领域中所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持续动荡，给亚洲危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对美国金融霸权责任逃逸行为的反应，亚洲国家在危机之后开始进行货币合作，以便为本地区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从上述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亚洲国家积极推动亚洲货币合作的实践来看，本文认为在“霸权缺失”、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地区内国家联合起来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以维护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将是今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全文共约20万字，分为导论、主体和结语三部分，其中主体结构共分六章。本文各部分主题与主要思路如下：导论从问题的提出和意义、文献综述、论文结构、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几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章建立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围绕金融霸权理论展开论述。内容包括霸权理论、金融霸权理论、美元霸权及其他相关理论概念的梳理和界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金融霸权界定为优势、收益与责任的统一；第二章阐述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与发展的原因。本文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国际根源是美国金融霸权。亚洲金融危机中反映出来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处于脆弱地位，并且在危机处理中美国主导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工具——“华盛顿共识”又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第三章具体探讨美国金融霸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本章认为美国金融霸权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对它的依赖性。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通过控制国际金融救援机制和国际资本流动增强了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并借以巩固自己的金融霸权地位；第四章具体分析美国如何利用自身金融霸权优势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获益。本章着重探讨美国的金融优势地位使其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获取三个方面的收益：政府的国际政治收益、政府的国际经济收益和国内金融机构收益；第五章着重探讨美国的霸权责任逃逸。本章认为美国金融霸权为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稳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满足需求。其责任逃逸体现出当今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的缺陷与霸权国国内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第六章着重探讨亚洲国家对美国责任逃逸的反应，并对亚洲货币合作的运转和前景作出预测。本文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国金融霸权走向衰落的预兆；亚洲国家货币合作的实质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区域内国家自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举措。本文通过以上分析，在结语中提出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四点思考。
欧阳永[3]2008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救助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国家间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相互依赖也使一些领域内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在国际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成为国际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为了减小金融危机对危机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冲击,对金融危机进行国际救援是必要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负责对金融危机进行救助的最重要的机构。IMF的金融危机救援机制是IMF对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实施救助的动态过程,主要由救助方案、救助力度、反应速度等三项内容组成,该机制对20世纪发生的几次重大金融危机都进行过救助,在这些救援行动中,救助方案对恢复受灾国的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因此,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危机救助机制对深入理解IMF对金融危机救助的实际效果,以及探究其救助的国际政治动因都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全文论证的对象就是IMF的金融危机救助机制,要论证的中心问题是阐述国际机制的国际政治理论,并结合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更好的理解该机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言部分是阐述本文研究所要交代的前提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的意义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危机救助机制的研究现状等。第一部分剖析了救助机制的对象,即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包括全球化的内涵、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特点。第二部分阐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救助机制的基本情况,这一部分提出并界定了危机救援机制的概念,同时介绍了危机救助机制的内容、特点。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国际政治理论两个流派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金融危机救助机制的相关理论,并提出了一些见解。第四部分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作为案例,考察了金融危机救助机制的运做情况,从而进一步丰富与完善笔者的分析模式。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总结部分,根据笔者的分析模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危机救助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做了一翻简要的分析
刘亮[4]2013年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全球化、特别是国际货币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研究探讨的热点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以后,东亚各国进行了深刻反思,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努力探索如何通过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达到防范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发展之目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货币合作作为区域性货币体系的构建安排,对于改革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区域性货币(日元、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更新、更深层次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提出、分析并解决东亚货币合作的以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考察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阶段、层次及深化货币合作的动因等；二是分析东亚进入深层次货币合作所需的条件,并考察东亚现已具备的基础和存在的障碍；三是根据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和条件,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与前景。本文立足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2008年后各国热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参考国际货币合作相关理论与实践以及分析东亚现有的经济条件和已有的合作安排的基础上,东亚地区进行深层次货币合作的动因、条件、障碍,研究东亚进行汇率机制协调等深层次货币合作的路径,并简要阐述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应发挥的作用和担任的角色。本文认为：“清迈倡议”的提出,东亚区域各国、各层次对话机制的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是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得到的代表性成果。但在短中期内,东亚地区难以实现区域内单一货币流通的构想。东亚货币合作现阶段的主要方向是构建区域“货币锚”(anchor),建立区域内汇率协调机制。东亚地区进行有效的汇率协调需注意以下问题：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和外围条件；区域内各经济体在国家战略和合作意识方面的分歧,尤其是中日在货币合作策略、货币合作范围上的不同界定；东亚短时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由于受到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贸易开放度各异、经济周期并非完全同步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深层次的东亚货币合作可通过由次区域到全区域的方式逐步展开。短期内,在次区域内部,以初步汇率合作为核心进行区域汇率机制协调、实现低层次的经济政策磋商；长期内,构建汇率稳定机制,深入推进区域内货币合作,实现汇率制度、经济政策的深度协调。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提出论文要研究的基本问题,阐明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因、条件、路径等东亚货币合作的关键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对东亚货币合作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指出货币合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货币合作主要是汇率合作机制,广义的货币合作还包括微观金融领域的货币政策制定、金融市场中的货币政策传导等,本文对这几种合作都有所涉及,但着力于研究汇率机制层面上的货币合作。同时,第一章还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及尚待解决的问题。第二章对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在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部分,重点回顾两种理论基础：一是金融危机与东亚货币合作。主要包括金融危机理论和金融危机与东亚货币合作关系理论。后者作为研究重点,主要讨论金融危机与东亚货币合作的相互推动关系。二是最优货币区理论与东亚货币合作。作为研究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理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贯穿于本文研究过程。国际货币合作实践部分主要讨论国际货币合作历史中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经验为研究货币合作提供了规律性思路,而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作为最为成功的货币合作实践为研究东亚货币合作提供了实践经验。在国际货币合作的实践部分,加入关于拉美国家美元化的分析,主要目的在于：东亚地区目前尚无法摆脱在国际贸易、投资等领域对美元的依赖,研究拉美国家美元化的原因有助于理清东亚货币合作过程中美元作用与拉美国家的差异；研究拉美国家美元化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拉美国家的去美元化倾向,有助于在区域货币合作研究中正确考量美元在区域货币篮子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章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和动因进行分析。现有的东亚货币合作主要集中于第一阶段的危机救助和监督领域,对于第二阶段的汇率机制协调和第三阶段的货币同盟建设则鲜有涉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清迈倡议”(CMI)、东盟监督机制(ASP)等区域性监督救助机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亚洲债券基金、共同外汇储备库等机制性救助载体。对于汇率合作,目前东亚地区只在信息协调与监控、储备库资源协调等方面有所进展,实质意义上的汇率合作尚无明显进展。在货币合作的动因方面,从现实和理论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现实动因主要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IMF救助缺位导致金融危机迅速扩散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等)的发展推动东亚货币合作,欧元区的成功实践对东亚地区的示范意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是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力之一。理论动因方面,本文阐述了货币合作的金融稳定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收益成本分析,并指出进行货币合作对区域的收益大于丧失铸币税、货币政策独立性等成本。第四章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和基础进行了OCA分析,并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东盟等区域战略利益主体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持不同态度的战略考虑。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性方面,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劳动力流动水平已有较大提高,但主要靠产业发展推动,而非自发的市场行为,劳动力流动占比尚未达到欧元区成立时的水平；资本流动性不高,区域内开放度各异。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上,从股票市值占比、固定资本形成、债券市值等指标来看,东亚地区资本市场已趋于对称,但各经济体内部金融市场规模和发展速度仍有较大差异。在贸易一体化程度上来看,东亚国家整体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高于欧元区成立之前各国的水平。但区域间对外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客观上要求各国加强汇率稳定协调,以便适应一体化发展要求。在宏观经济结构和相似性方面,东亚各国在经济增速和经济周期上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同步性,但区域内各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仍有较大差异,且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并不收敛(convergency).在各国博弈方面,日本试图推动东亚货币合作建立日元为基础的亚洲共同货币,美国则出于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和地缘政治考虑,一直反对东亚地区内部进行各种形式的“排它性”合作,希望以“亚太地区”范围进行合作。中国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适应国内企业对外贸易、投资对汇率稳定的需求,但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仍是立足区域,发展国内经济,加强与区域内各国的经贸联系,并未对货币合作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东盟各国与日本仍存在历史芥蒂、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并不希望两国成为区域货币合作的主导,然而又存在着通过东亚货币合作提高危机救助和防范能力的现实诉求,因此,东盟实施“模糊表态”战略,引入美国、日本、中国等主要战略利益主体,企图在各国战略博弈中制衡各国,实现自己主导的区域合作。各国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也成为东亚货币合作在短期内难有突破性进展的重要障碍之一。第五章从实践角度,提出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具体途径。东亚区域金融合作首要目标是完善东亚信息共享和援助机制,中期建立东亚汇率稳定机制,长期建立共同货币区。东亚地区已在信息共享和危机援助方面有所进展,近期应逐步加强和完善。本文重点讨论东亚货币合作中汇率协调机制的构建。汇率制度选择取决于各国经济规模、对外依存度、产品和出口结构等因素。东亚目前各国汇率制度不尽相同,要进行汇率机制协调,首先应选择合适的“锚”。东亚地区并不具备拉美国家90年代时进行美元化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美元作为东亚进行货币合作的唯一货币锚并不现实。日元走弱、人民币尚未区域化、国际化,也无法承担货币锚角色。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可以采用SDR+货币篮子作为名义锚,并通过逐步降低货币篮子中美元、欧元的比重,最终实现SDR+区域内货币(人民币、韩元、日元等)为主体的货币篮子。东亚进行汇率协调可分五步进行：第一步建立汇率制度、汇率波动的政策对话；第二步通过各国货币对美元有更大的弹性实现汇率制度的正式协调；第三步采取正式但是松散的汇率政策协调；第四步和第五步实现正式、强化的汇率政策协调。第六章阐述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定位与策略。从中国视角来看,在比较中日货币竞争力与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的基础上,阐明我国参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基本原则和定位。并在对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进行评析的基础上,给出中国推动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政策建议。目前中国应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专注于在经济领域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长此以往,经济利益将会克服政治紧张情绪,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时随着经济实力增长、战略目标转移,加快深入东亚货币合作便可水到渠成。
卢文刚[5]2001年在《国际关系中的金融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安全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二战后的40余年里，战争是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相应地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上升，经济安全开始在国家安全中居于主导地位。而9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国家安全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更重大的课题，即维护金融安全。本文正是以这样的国际环境为研究背景，以新的视角探析金融安全对国际关系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并探求维护未来国际关系中金融安全的战略对策。 本文以一国的金融安全为分析主体，主要分四部分进行阐述。第一章简要阐明金融安全的内涵、特征和相关理论；第二章分析国际关系中金融安全的战略地位及其重大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制约金融安全的基本要素：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国际制度非均衡以及国际行为体相关政策等；第四章首先探讨了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战略对策；包括制度上的、政策上的、技术上的、危机处理中的以及建立危机救援机制等。并在分析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状况的基础上，预测了21世纪初影响中国金融安会的主要国际国内因素，揭示了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分析了中国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提出了新世纪初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战略思路。 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2）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3）比较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4）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上述各种方法交叉使用，以便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不同方法的透视与分析。
李巍[6]2012年在《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文中指出从清迈倡议的启动到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东亚经济进一步深度整合以及美元危机所催生的现实需要,相比于其他地区货币合作的快速推进,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进展总体上仍然难以令人满意。文章指出,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的货币秩序,都体现为一种国际政治安排,它有赖于国际政治领导力的发挥;东亚货币秩序的建设不是经济整合的自发产物,而是区域政治领导者积极推动的结果。因此,对东亚货币合作的解释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入。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基础经历了从日本单一主导到中国和日本共同领导这两个发展阶段,其成效分别体现为清迈倡议的启动和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东亚货币合作政治基础的嬗变及区域政治领导力的强弱变化,既可以解释东亚货币秩序业已取得的进展,又可以解释这种进展为何难以令人满意。而未来东亚能否建立一个真正独立于美元影响的区域货币新秩序,取决于中日之间能否有效发挥共同政治领导。
黄颖[7]2007年在《从《清迈协议》到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文中认为1997的金融危机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改革,这是对金融危机所做出的强有力的反应。可是最近亚洲金融合作的动态让我们发现除了现存机构的弊端之外,金融市场的一些不稳定问题仍待解决。另一方面,IMF在危机处置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正是《清迈协议》诞生的直接原因。亚洲各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地区间的安排会比现行的国际体制更有优势。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危机的发生,《清迈协议》在2000年诞生了。《清迈协议》可以为受灾国提供额外的短期资金援助。通过BSA和回购协议,可以为防止未来的危机建立一道防火墙。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地把这种双边的互换机制向多边合作模式转变,这就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需要建立一个足够稳定的信用机制来抑制货币的流动并重建市场信心。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停滞不前的同时,建立AMF的建议将更有希望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最后,我们通过考察国际上现有货币基金的成功案例来证明AMF的建立是同样可行的。同时,我们还探讨了AMF的地区优势,以保证AMF与IMF相比在东亚将更具其有效性。而且我们还吸收了IMF在职能、机构设置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AMF的成立提供力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AMF的成立是切实可行的,而建立AMF以及进一步推动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将不再是亚洲人民的一个梦想。
姜恩瑛[8]2017年在《韩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研究》文中指出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韩国都是主要的受害国之一。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主要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同时被动地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了全面调整,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10年的努力,韩国提升了金融机构的财务健全性并使得产业升级得到延续。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韩国也未能幸免。但是韩国政府在这场危机中应对状态良好,比较快地走出危机的阴影,其经验值得总结和研究。相对而言,对韩国危机产生的原因与处置危机的方法分析在1998年前后有大量研究,甚至延续至今。但是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韩国的表现如何,文献并不多见。20年中经历两次危机,应对危机的策略和结果有很大的差别,进步有哪些?韩国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较少。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两次危机中韩国的内外政策、金融救助政策、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对比,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从中得到启示,对此后韩国和同类国家针对金融危机的防范和处理提供参考。本文的结构如下:第1章为导论,对两次危机的背景进行了描述。第2章为文献综述,讨论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渠道以及现有文献对韩国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和对韩国应对措施的评价。第3章和第4章考察了韩国在两次危机前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的内外政策和应对措施,识别政策和策略的进步。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吴奇志[9]2010年在《经济全球化下金融危机的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几个世纪以来,金融危机一直伴随着人类的金融发展史。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科技革命的迅猛推进和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此背景下,金融危机发生及其国际传播的频率越来越高,其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宽,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金融危机的治理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而,关于金融危机治理的研究也极具现实价值。本文主要从参与金融危机治理的各类治理主体及其行为的角度来对金融危机的治理进行研究,共八章。本文的第一章绪论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首先讨论了金融危机的定义,并简要回顾了几百年来金融危机的发展历史。然后,讨论了金融危机治理的涵义,指出应当从危机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的角度对金融危机进行治理,即根据金融危机处于潜伏、爆发、扩散和解决等不同发展阶段的状况和特征而选择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同时,在金融危机的治理中,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往往决定着治理决策的制定、以及治理政策、措施和手段的选择,从而对治理的效果有着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金融危机治理主体及其行为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然后分别简要介绍了金融危机的国际治理与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的含义。这四个基本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前后衔接的逻辑递进关系。在第二部分中,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及其意义,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与国际传播给各有关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有时甚至造成国际经济的动荡和国际关系的紧张。但是,现行金融危机的治理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行金融危机治理的各治理主体的自利动机和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而使得现行金融危机治理机制存在着制度结构上的缺陷。在第三部分中,介绍了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在第四部分中指出了本文的几点创新之处,即:第一,对金融危机国际治理及其机制进行的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有关研究,探讨金融危机国际治理机制的形成机理、内容、积极效应、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其进行优化等;第二,指出金融危机治理的各类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对于金融危机治理机制的绩效具有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对金融危机治理的各类治理主体及其行为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对金融危机国际治理机制进行深层次的分析;第三,在分析方法上,本文提出了一个由治理主体行为的经济背景、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治理主体行为的制度与资源约束条件、治理主体行为的最大化特征等四个部分构成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类具有自利特性和有限理性的金融危机治理主体在现行的制度与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并用以作为分析参与金融危机治理的各类主体及其行为的基本研究方法;第四,本文提出了金融危机全球治理的有关思路,即通过引入金融危机治理的新兴主体——全球公民社会组织,优化金融危机国际治理的治理主体结构,并借此改变和完善原有的其他治理主体的动机和行为,促进它们在金融危机治理中的合作行动和提高合作的程度和层次,从而实现金融危机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的优化。本文还从几个方面论述了金融危机全球治理的可行性,并提出了深化和完善金融危机全球治理机制的一般策略和具体措施建议;第五,本文还从全球伦理的角度讨论了对金融危机进行全球治理的伦理价值,并论述了金融危机治理的新兴主体——全球公民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全球伦理价值观与全球伦理准则构成了其在金融危机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权力)的主要来源。本文的第二章对有关金融危机治理的研究进行了归类介绍和评论,指出:关于金融危机及其国际传导的成因的研究为金融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国际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其中一些观点如关于信心和预期的观点等对于金融危机的治理尤其具有现实价值;关于危机管理的有关思想给我们以启迪,即应当依金融危机的全生命周期(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对其进行国际治理;涉及金融危机国际治理的有关研究尤其是从国际机制层面对金融危机治理进行的有关研究尽管并未明确提出对金融危机进行国际治理的观点,但其一方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启发,即应当对金融危机国际治理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有关全球治理思想的思想和研究对于完善金融危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应当推动现行金融危机国际治理机制升华为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机制。本文的第三章旨在分析参与金融危机治理的不同治理主体的行为。在本章中,首先区分了现有的四类不同的治理主体(国家/地区主体、区域性主体、多边性主体和微观主体),并分别分析了其在金融危机治理中的作用,指出在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条件下,国家/地区主体在金融危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有所减弱,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多边主体的作用不断加强。然后,本文提出了一个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治理主体的行为的经济背景、治理主体的自利特性和有限理性、治理主体行为的约束条件以及治理主体的最大化行为特征等)的、用以探讨治理主体行为的一般分析框架,并用之分别对上述四类治理主体的金融危机治理行为(包括自助行为、求助行为和援助行为等)进行了一般性分析。本文还专门对金融危机国际治理首要治理主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作为自利行为者的IMF非常注重自己的声誉、极力维护自己在金融危机治理领域的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且其决策过程和文件档案尽量对外界保持不透明;作为有限理性行为者的IMF的危机治理决策失误较多且危机治理决策往往比较迟缓;而受到治理资源(金融资源与智力资源等)局限的IMF在危机治理时往往“惜贷”和索要很高的贷款条件,并且其危机治理计划往往长时间一成不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分析了IMF与其他金融危机治理主体的关系:其与美国的关系是双向委托代理关系和主仆关系;其与危机发生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是治理资源与治理行动的供求关系,但却是类似于完全垄断供应者与竞争性需求者之间的极其不对等的关系;其与区域性主体之间既存在着互补关系,也存在着竞争关系。第四章分析了金融危机治理的国际机制及其相关内容。本章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了金融危机国际治理的形成机理,即共同利益(包括国际金融稳定的国际公共品属性、工具性相互依赖的存在和情势性相互依赖的加深)为危机治理的国际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互助原则的建构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动力,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和议题网络等的存在促进了金融危机治理国际合作机制的形成。然后从金融危机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危机国际治理机制的基本内容,即事前治理机制(包括金融风险的国际监测机制、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和技术援助机制等),事中治理机制(包括金融援助机制、经济稳定机制和技术援助机制等)以及事后治理机制(包括经济恢复机制、发展援助机制、技术援助机制以及援助资金偿还与退出机制等)。本章还特别分析了对金融危机国际治理的一些积极效应,即“规模经济效应”(即降低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治理成本和在集聚治理资源发挥决定性影响等作用)、“信心效应”(即在抑制恐慌、恢复或提升市场信心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资源引导效应”(即通过国际治理的“最后贷款人”效应对危机发生国家或地区所需要的金融资源等加以引导,使之能够留在或流入危机发生区域并为后者所利用,从而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危机治理的最终目的效应”(即将危机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尽量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该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稳定、内部团结与加强法制,保持其对外政策的可信度和连续性,并维护其国家安全)。第五章分析了现行金融危机治理所存在的缺陷,如金融危机事前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尤其薄弱、国际金融监管效果不佳、没有常备与稳定的危机反应机制、多边性主体采取治理行动的标准呈现双重性、多边性危机治理行动的效果不确定、一些治理主体本身的治理缺位等,并逐一讨论了其原因。再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现行金融危机治理的各治理主体的自利动机和自利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且一些治理主体本身的治理缺位,国际治理反而加重了一些有关治理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得现行的金融危机国际治理机制存在着制度结构上的缺陷。第六章的讨论着眼于引入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机制以克服现行金融危机治理机制的主要缺陷。本章首先分析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为引入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机制提供了契机,并讨论了金融危机全球治理的涵义及其伦理价值和现实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金融危机全球治理机制的新兴主体——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构成及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并运用本文在前面所引入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对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金融危机治理行为进行了分析,然后深入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金融危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即为金融危机治理引入新的治理理念、影响并改变其他治理主体的行为,优化金融危机治理的效果。本章还从金融危机全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国际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危机治理的有效性等三个方面着手探讨了金融危机全球治理机制的绩效。第七章提出应当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政治关联机制、将危机治理与价值创造有机结合起来等方式进一步强化金融危机全球治理的全球共同利益机制,同时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完善金融危机全球治理机制的一些具体措施建议,包括审慎对待资本账户自由化和支持危机发生国家或地区实施临时性的资本管制、加强对金融风险的国际监管合作、建立常备的和统一的金融危机全球治理反应机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相应改革以及加强有关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等。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研究展望。
栾彦[10]2012年在《全球视角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主权债务危机作为金融危机的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频繁发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是对危机国和全球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容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负面影响，迫使各国反思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财富分配方式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并加以改革，最终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目前，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研究还更多的停留在针对某一国家、危机某一方面的研究，且多为对21世纪前所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研究，难以反映21世纪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新规律。本文在对20世纪80年代后所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行纵向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21世纪初主权债务危机的新特征；横向地对冰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加以比较研究，并分门别类地对各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形成机理、传导机制、影响、救助等方面展开系统分析，归纳出本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新特征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设计出进一步完善主权债务危机的预警、防范与救助的对策措施。本文认为，主权债务转化为主权债务危机的主要约束条件是，危机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债务使用领域不当、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债务国只有将债务投资用于提高本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上才有利于规避主权债务危机。在21世纪初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债务危机存在着传导和蔓延更为迅速，更加长期化和日常化，具有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危机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者的负面预期的自致效应加大，危机国多为高福利和老龄化国家，且极易诱发其他次生危机等新特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诱因是主权信用评级遭调降或发生了主权债务违约。内部原因包括危机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债务结构不合理、政府无法缩减财政预算、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匹配、长期施行顺周期的经济政策、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和金融监管存在漏洞。外部原因则主要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投机家的推波助澜和欧元区的不对称性。而深层原因主要有资本主义国家推崇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导致了金融家的过度贪婪，美国投资银行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欧元区成员国选择扩张的财政政策时所蕴含着的道德风险等原因。当各类成因相互交织和作用就形成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与传导机制。其形成机理包括货币危机、黑天鹅事件的冲击、金融过度发展与房地产金融化、道德风险、政党竞争以及欧元区不符合最适度货币区标准所形成的主权债务危机。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的六大渠道来实现的，如债权人渠道、银行渠道、实体经济渠道、贸易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心理预期渠道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危机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银行业、资产价格、金融产品价格、通货膨胀率、实体经济及国家政权和声誉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同时危机又在提振出口、挤出资产价格泡沫、反思本国过高的福利政策、重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等方面为危机国提供了宝贵的机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则在于，其迅速的蔓延到了欧元区的“夹心国家”和核心国家削弱了欧元区的经济实力，降低了欧元的金融地位，暴露了欧元区的深层次问题，使投资者对其前景看淡。对英美等国来说，危机加强了其在欧洲的债务损失和风险暴露，使投资从欧洲撤离，并提振了美元和美国的金融霸权。对我国而言，危机则是冲击了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诱使国际游资迅速涌入和撤离，提高了金融风险，致使外汇储备账面缩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对我国的海外贷款造成负面影响，迫使我国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等难题。危机对全球所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使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升级，加剧了危机国的社会矛盾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摩擦。防范主权债务危机的措施则主要有，维持本国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合理性，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匹配性和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实力并增强偿债能力，加强金融监管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及提高区域货币联盟的持续发展等。本文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救助政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短期内危机国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以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二是危机国政府在中期实施财政整顿政策，以达到增收节支的目的；三是危机国政府在长期开展经济结构调整，以提高偿债能力。其中，长期内加强经济结构调整的是救助成败的关键。并对危机国在三个阶段的救助政策和效果进行比较研究，推测出各国走出本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先后次序。在对危机国的救助方面，欧元区和欧盟都采取了加强成员国财政协调和注入流动性的措施。但欧元区更侧重于创建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基金、发行欧元债券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欧盟则倾向于加强财政金融监管、降低信用评级机构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应使危机国的财政整顿与经济复苏相协调，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与外部救助相匹配，拓展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的融资渠道，设立欧洲货币基金，构建欧元区的退出机制并最终建立欧洲经济政府，以改善当前的救助效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和我国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对全球的启示在于，要打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垄断现状、各国都应保持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福利水平、构建主权债务危机的防范、预警和救助机制、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避免流动性过剩并改革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则在于，应努力提高债务管理水平、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外汇储备管理水平及金融监管水平。本文还在提炼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规律基础上，构建出了主权债务安全预警指标体系（SDEWI）。通过该预警系统可以有效预测我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概率,并提炼出影响我国主权债务安全的具体指标。这将有的放矢的提高我国对主权债务的管理水平。最后，本文指出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未来可能的五个发展路径，并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主要包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引发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的重大变革，或将诱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使之向新兴国家蔓延，全球的贸易摩擦或将升级，投资者可能分化为保守和激进两个极端类型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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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美国金融霸权[D]. 杨国庆. 复旦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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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研究[D]. 刘亮. 武汉大学. 2013
[5]. 国际关系中的金融安全研究[D]. 卢文刚. 暨南大学. 2001
[6]. 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J]. 李巍. 当代亚太. 2012
[7]. 从《清迈协议》到建立亚洲货币基金[D]. 黄颖. 厦门大学. 2007
[8]. 韩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研究[D]. 姜恩瑛. 山东大学. 2017
[9]. 经济全球化下金融危机的治理研究[D]. 吴奇志.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10]. 全球视角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研究[D]. 栾彦. 辽宁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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