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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是《金瓶梅》中仅次于西门庆的重要人物，对这一形象的把握关系到对整部小说的理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想更好更完整地把握这一人物，就必须从各种角度和各个侧面，由表及里地进行透视。这是个复杂长期的研究过程，本文暂从作者的介入方式入手进行论述，以期使问题能够深入下去。
一
在小说的艺术王国中，人物形象是作家孕育、创造出来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人物形象与作家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换句话说，无论作家本人的主观意识如何，当他一动笔进行创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不可回避地对他所塑造的人物进行了介入。作家的介入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表现在小说文本中有的是十分明显的，有的却非常隐蔽。这种介入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可以是理智的也可以是情感的，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潜意识的，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哲学的，等等。既然作家不可避免地要介入人物形象，且他的介入又如此复杂，那末我们考虑这一问题时就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
金学家们大抵都特别注意到了《金瓶梅》作者某些评判式的介入。这种介入是一种理性的介入，它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态度和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代表了作者塑造这一人物的意图和倾向性。因此，要把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不能忽视作者的这种介入。
《金瓶梅》的第1回从议论情色二字入笔，并用项羽、刘邦的故事印证“丈夫心肠如铁石，气概贯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结果“豪杰都休”的观点。这段议论似乎给全书定了个基调，暗示了全书的倾向。然而，作者还认为份量不足，在议论了情色之后，又用如下一段话来概括全书：
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敷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
潘金莲还没有出场，但通过作者这番评判式的议论，她的影子早已被勾画了出来。由于作者以鲜明的态度直接介入进来，小说似乎就有了一条明晰的线索，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价值判断的尺度和对作品、对人物的一种解读方式。因此，这种介入同时控制了小说文本和读者两个方面。上面的引文在某种程度上为潘金莲这一形象进行了规定。它不仅仅是个抽象评价的问题，它的力量在于使潘金莲的性格刻画无法摆脱这一规定。
假如作者介入的立场、态度和评判的尺度始终如一、一贯到底，那末问题也就变得简单了。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作者并非总是采取同一立场和同一态度，且他的评判在价值取向上也并不完全一律。于是问题复杂起来。也许可以这么说，正因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倒使潘金莲的形象避免了单一和苍白，使她有可能变得更为丰满。例如同样在第1回，小说叙述到张大户趁主家婆不在家暗把潘金莲收用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写道：“美玉无暇，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一片惋惜喟叹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同时也是鲜明的评判，它诉诸人们的理性。作品接着写张大户倒陪房奁把潘金莲嫁给武大。这时，作者再次直接介入：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凑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
这段文字，同情、不平的态度更为明显，作者评判的标尺已从“虎中美女”的一极滑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极去了。潘金莲9岁卖到王招宣府上，15岁以后又被转卖给张大户，18岁被张大户“损坏”，后来又被迫嫁给了武大。这一段叙述是潘金莲正式出场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自童年起潘金莲就过着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她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权势和财富左右着她的一切。潘金莲悲惨的命运，逼得作者不能不把立场移到这位女性的一方。于是，作者评判的价值取向不一致便不可避免了。通读小说还可以发现，这种不一致不仅表现在潘金莲的出场，而且可以说是贯彻始终的，直到她“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
潘金莲被一顶轿子抬到富商西门庆之家，环境改变了，但是她的命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门庆除了有正头娘子外，家中还有五妾，此外，家中的通房大丫头、伙计的老婆、行院的妓女也都是西门庆淫乐的对象。这一严酷的现实摆在潘金莲的面前，使她陷入另一种困境。这时，她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忍气吞声、心如枯木，彻底屏绝一切欲望；另一条是不安现状，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潘金莲选择了后者。后者实质上是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是很软弱、很可怜的。例如小说的第12回，西门庆梳笼李桂姐，约有半个月没回家，丢得家中妻妾“都闲静了”。所谓“闲静”，实际是反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焦躁不安。在诸妻妾中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潘金莲了。于是潘金莲与小厮琴童私通了。这时，作者不失时机地介入进来，完全是一种谴责的口吻：“一个不顾纲常贵贱，一个那分上下高低。一个色胆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个淫心荡漾，从他律犯明条。”这种谴责所依据的尺度是延续久远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规范要求。假如孤立地评判私通，它具有某种合理性。问题是评判事物的正确性只能从事物的一切联系中来把握。因此，当潘金莲私通琴童的事泄露之后，由于孙雪娥和李娇儿的告密，西门庆怒不可遏地鞭打潘金莲。这时，作者又以另一副面孔站了出来说：“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一评判实质上已经逸出了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阈限，是从感性的社会实践而获得的某些印象逐渐向理性升华而形成的判断。这一评判明显地表明，作者的立场、态度、同情向潘金莲的一方倾斜过去了。
作者对潘金莲形象所作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评判，一直贯穿到潘金莲的死。西门庆去世之后，潘金莲又被王婆子领走。这时武松遇赦回家，武松要为哥哥武大报仇，假意说是要娶潘金莲家去照料迎儿。第87回写吴月娘听到这消息后，便“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明”，吴月娘和孟玉楼说：“往后死在他小叔子手里罢了。那汉子杀人不斩眼，岂肯干休！”这虽然不是作者的直接介入，但至少侧面反映了作者评判的价值取向。吴月娘的叹息，实际上也是作者的叹息。接着是潘金莲被杀的经过。《金瓶梅》比《水浒传》在这方面写得更详细，而且也更加突出她惨死的神态。对她的死，作者用了如下的比喻：“好似初春大雪压折金线柳，腊月狂风吹折玉梅花。”这一比喻实际上也是一种判断，说明“金莲死的好苦也”。至于那首悼诗，虽然突出的是“报应分明在眼前”，但同时也包含了“堪悼金莲诚可怜”的叹惋。作者两种相反的介入态度仍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对潘金莲形象的两种介入立场和态度以及评判的两种价值取向，实际上表明了作者对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在认识上的二律背反。作者一方面从传统的道德律令出发，把潘金莲视为“虎中美女”、祸水，从而劝戒人们“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四贪词》）；另一方面又从人生欲求的感性认识看待潘金莲，同情她的苦难遭遇，承认她追求自己生活的自然合理性。于是，同一个艺术形象就引导出了正反两个均能成立的命题。同一个潘金莲呈现出命题的二律背反，这决非作者的本意。对于作者来说，二律背反是在无意识中出现的；或许他根本就不打算消解这个问题，他只是由着笔势毫无拘束地发表议论、加以评判，他关心的并不是逻辑的系统性而是形象的生动性。作者对潘金莲认识的二律背反，导致了对这一形象的双重规定，使这一人物性格的刻画无法摆脱这一规定，从而使作者最初给全书所定的基调和暗示的倾向性发生了一定的变易。正因为这样，作者笔下的潘金莲才有可能从某种道德标准的图解中跨越出来，诀别了扁平人物行列而进入圆整形象之境。
二
作者采取评判式的语言对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介入，是一种外在的介入。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最容易辩认的介入。从读者的立场看待这种介入，就把它称之为作者的直接介入。换个角度，从小说的文本立场来看，这种介入则是间接介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通过作者对人物的语言和行动的描绘、对主角与关人物之间关系的揭示而完成的。当我们考虑到作者何以要这样描绘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而不是别的方式、何以要这样揭示他的关系而不是别的方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考虑的问题就是作者介入方式的问题。这种介入是一种隐蔽的介入，从小说文本的立场说，则是真正的直接介入、内在的介入。
说到《金瓶梅》作者的隐蔽介入，这就需要先把视线投射到这部小说之外，以明代长篇小说为背景来看他的艺术选择。如果认真回忆一下就可以发现，在《金瓶梅》问世以前的那些长篇小说中，女性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二三流小说且不谈，著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女性都不是小说的主要角色。这固然可以从题材本身的限制方面加以解释，然而题材的选择正表明作者的介入方式。《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孙夫人除了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作用了，性格是谈不上的。《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不过是男性化了的女人，并且她们又是传奇化了的人物，既谈不上有什么性格，又不具有女性特征。《水浒传》中的另一类人物，如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比上述人物略具感性化，且有女性气味。然而，她们的出现仅仅是为水浒英雄投奔梁山所服务的直接缘由，于是把她们一律漫画式地描绘成荡妇，并没有触及她们的内心世界。因此，《金瓶梅》以前的长篇小说世界，是实实在在的男性世界，甚至可以说是个无性世界。《金瓶梅》的问世，把一大批有血有肉有活力的女性带进了长篇小说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潘金莲随着这批女性、而且作为这批女性的班首，光采熠熠地占领了长篇小说世界一个不小的地盘，这就使她的形象格外生辉。笑笑生的这种人物形象选择，恰恰表明了他与以往的小说作者极不相同的介入方式，至少说明他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对女性形象的某种重视程度。
把女性形象推到长篇小说的显赫位置上，甚至推到主人公的位置上，是作者笑笑生自觉和不自觉的双重介入。不管作者出于怎样的考虑，也不管作者有怎样的评价态度，这种介入的本身就意味着作者已经感觉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可忽视的自身价值，她们有自己的情欲和追求，而那种一直处于男性附庸的地位值得怀疑。接下去的问题是怎样塑造女性形象。我们不能要求笑笑生在塑造女性形象时表现出完全脱离时代的进步思想，因此只要他没有全部按照封建道德对女性形象进行演绎，只要他在用封建道德这一标准衡量女性形象的同时又注意或感觉到了女性情感的巨大力量，那末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必然会使人感到新奇。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应当重视《金瓶梅》开篇对“情色”二字的议论：“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一节须知。”作者这段议论性的介入和他描绘潘金莲形象时的隐蔽介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潘金莲是个“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的人物。但25岁以前她的不幸遭遇，把她与情色完全隔绝开来。当她偶然碰到西门庆之后，她与情色间的隔墙才被凿通。于是蓄积了25年的情欲便像决堤之水一样流泄出来。笑笑生是借用《水浒传》中关于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作引子然后生发开来的，这两部小说重叠部分的差异正好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作者这种介入的线索。在《水浒传》中交代，知县派武松去东京是在“不觉雪晴，过了十数日”，回到阳谷县又交代“前后往回，恰好将及两个月。去时新春天气，回来三月初头”。这与武松临行时所说的“多是两个月”完全相符合。在《金瓶梅》中，武松去东京的时候也是“撚指不觉雪晴，过了十数日光景”，临行时也说“多是两三个月，少是一个月便回”。但是，武松从东京返回到清河县却是“八月初旬”了。两书对照，显然是笑笑生的疏漏。问题是，笑笑生何以要让武松迟回五个月？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的，简单地说，作者有意要安排一段文字来突出潘金莲对西门庆难熬难忍的思念之情。只有武松迟迟不回，西门庆才有可能娶孟玉楼至家，嫁女儿去陈府，也才有可能使潘金莲“每日门儿倚扁，眼儿望穿”，“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是展示潘金莲性格、突出她强烈情感的重要部分。西门庆一个多月不曾到潘金莲家，潘金莲便失魂落魄，坐卧不宁。她几次让王婆、迎儿去找西门庆也没找到，就“无情无绪，闷闷不语”，又是打相思卦、又是弹琵琶倾诉衷情。由于心绪不好，她还用鞭子打了迎儿。这一系列描写都很好地表现了潘金莲情感的奔突之势。“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潘金莲的这些唱词比较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她的真实心理。读者会感觉到潘金莲的情欲非常强烈，而且是很正常、无可指责的。一个被蹂躏了25年的潘金莲、一个被压抑了25年的女性，当她一旦能同“可意的冤家”厮守在一起，她的情感会怎样呢？──这时，笑笑生也参与了潘金莲的体验。
笑笑生非常了解妻妾众多之家庭无法排除的矛盾。潘金莲一踏进西门氏家，就深深陷入了这种矛盾斗争的漩窝中。这是作者介入的结果。潘金莲未进西门氏家之前，作者就已暗示出后续故事发展的可能性。例如第6回写道：西门庆和潘金莲“情沾肺腑，意密如胶，常时三五夜不曾归去，把家中大小丢的七颠八倒，都不喜欢”。西门庆家中的矛盾已在不言之中了；潘金莲在永夜盼西门庆时所唱的“你若负了奴的恩情，人不为仇天降灾”，“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庙里和你把状投”，也暗示了她进入西门氏家将会采取的警示性言行。第9回交代潘金莲嫁给西门庆做了第五房之后，紧接着写了如下一段话：
这妇人一娶过门来，西门庆家中大小多不欢喜。看官听说：世上妇人，眼里火的极多。随你甚贤慧妇人，男子汉娶小，说不嗔，及到其间，见汉子往他房里同床共枕，欢乐去了，虽故性儿好杀，也有几分脸酸心歹。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认为一夫一妻是天经地义的，但同时又承认纳妾制。这种妻妾同堂的家庭关系，势必导致家庭总是处在明争暗斗的态势中。上面这段议论，尽管作者是站在维护封建家庭秩序的男性立场来说的，但他毕竟感觉到了这种矛盾的不可回避性。因此，无论潘金莲怎么做，家庭内的明争暗斗也不会止息。潘金莲刚来乍到之际，“每日清晨起来，就来房里与月娘做针指，做鞋脚。凡事不拿强拿，不动强动。指着丫头，赶着月娘一口一声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儿贴恋”。结果，月娘虽然喜欢了，但李娇儿等众人“都不做喜欢”。小说的许多后续情节便从这里发轫出来。有人说，潘金莲“为了争风夺宠，独占西门庆，她绞尽脑汁、大耍权术。在妻妾中兴风作浪，要尖咬群，心术用尽，坏事干绝”。且不说这种评论有多大的夸张成分，单就这种现象来说，在西门庆的妻妾中也决非潘金莲所独有。况且潘金莲的是非曲直，倘离开续妾的婚姻制度、离开封建社会文化背景、离开明代中叶以后现实的诸前提进行抽象的道德评判，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现代人的抽象评判，反过来倒可以证明远在近四百年前的笑笑生介入潘金莲形象的深刻性。
笑笑生既然把潘金莲推到西门庆的妻妾之中，那末潘金莲的“争风夺宠”就是避免不了的，而这又恰恰是作者的一种选择。因为笑笑生多少是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看他笔下的人物的，而没有像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那样，紧闭着眼睛，让一群佳人和一个才子结婚却不会出现麻烦。与其说潘金莲争宠，倒不如说是妻妾们争宠更恰当。妻妾们争宠是造成妾制家庭风波的主要原因。这种类型的家庭一天不解体，这种风波也一天不会平息。因此，当我们使用争宠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不知不觉地采取了一种大男子主义的立场，或者说是采取了赞成妾制的立场。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以法官的身份去评判争宠的是是非非，那无疑就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维护者了。笑笑生当然不会否定封建婚姻制度的，但是他至少感觉到了妾制的弊端。他写潘金莲争宠恃宠，客观上说明潘金莲只能是男性的附庸、她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地位。尽管她有争宠的优越条件，例如她的美丽容貌风流压倒了其他妻妾，她还能弥补自己的某些不只来强化她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第29回所写：“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他，以夺其宠”。然而，她真正的最大本事不过是施展风月手段而已。在女性享受不到自己独立的人格地位的情况下，任何手段的争宠也不能完全改变她们不幸的境遇。
事实上，作者赋予潘金莲争宠的手段和力量是很有限的，相反，作者倒总是不断地让潘金莲陷入屈从、孤独、尴尬的境地。潘金莲为了换取西门庆的欢心，她不得不做一些她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同意西门庆收用春梅、给西门庆和李瓶儿私通打掩护，容忍西门庆与惠莲苟合等等。甚至妓女李桂姐为了报复而逼西门庆剪潘金莲的发绺，潘金莲也拗不过，终被“齐臻臻剪下一大绺来”。因此，潘金莲的实际处境正如她对西门庆说的那样：“奴凡事依你，只愿你休忘了心肠，随你前边和人好，只休闪了奴家。”（第12回）一个如此标致又伶牙利齿凡事都想掐个尖的女性，在西门庆家庭中的地位不过尔尔，何况缺乏竞争能力的孙雪娥、李娇儿呢！笑笑生未必会沿着这一思路思考下去，然而读者却能够从他所塑造的潘金莲形象中看到更多更深刻的东西。
三
尽管笑笑生的真实姓名无传，他的生平事迹更不得而知，但是他所创作的《金瓶梅》在传抄期间就引起了当时的进步文学家袁宏道、谢肇淛、冯梦龙等人的高度重视和共鸣。这一事实说明了笑笑生与袁宏道等人是心心相印的。明代中叶以后，“心即理”的王阳明哲学日益走向感性化，作为王学继承人的李贽更进一步提倡私心、童心，反对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这种思潮有力地影响了当时的一批文学家。袁宏道主张诗歌应表现“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序小修诗》），冯梦龙提倡“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汤显祖认为“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哲学思潮对文学领域的渗透。这股不小的哲学──文学思潮也有力地影响了笑笑生。前面引过的笑笑生关于情色的议论，就是这股思潮的反映。因此，不难理解作者何以要淋漓尽致地展示潘金莲从生理到心理的强烈欲求。
对性满足的强烈追求，是潘金莲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抽掉了性描写，那末潘金莲这一艺术形象也就不复存在了。性欲，在马斯洛的需要等级表中列在最低的一个层次里，但也是人的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需要。因此，潘金莲追求性满足当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她的追求和满足之间有个很大的距离。25岁以前，她根本与满足不沾边；遇到西门庆之后，只能说她有时得到了满足。然而，总的来说，西门庆在仆妇、妓女、贵妇人的身上下的工夫倒比在潘金莲的身上下的工夫多。
性欲成为潘金莲整个欲求的核心，她的许多行为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或者是紧紧和这个核心相联系着的。她试图勾引小叔子武松、与女婿陈经济通奸、与琴童和王潮儿通奸，都是性欲没得到满足的表现。另外，她屡次拿丫头秋菊出气、唆使西门庆打孙雪娥、挑拔宋惠莲与孙雪娥的关系、加害官哥儿、逼死李瓶儿等等，大约都与她的性欲有些联系。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难道不正说明潘金莲对生活的要求是多么低吗？潘金莲的要求低下，并不是她个人的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控制系统造成的，是女性整体地位规定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制约的产物。笑笑生细致地展示出潘金莲以性欲为核心的欲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市民意识。然而，正如市民意识缺乏牢固的根基而显得十分单薄和脆弱一样，笑笑生的这种展示也是单薄和脆弱的。强大的传统思想力量始终束缚着笑笑生，使他不能对潘金莲的性欲和需求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因此，在他带有津津玩味的笔调展示潘金莲的性欲和性交场面的同时，又不断回归到传统的伦理轨道上来。
笑笑生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后世戴震的思想深度。戴震曾指出：“举凡民之饥寒愁愁，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曰：‘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些见解倒能更深刻地揭示潘金莲形象的社会文化本质及其深刻的悲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