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柳宗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柳宗元在忠君事君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情操方面与屈原保持了一致。在此基础上，他的辞赋创作继承了屈赋暴露黑暗、鞭挞邪恶的批判精神，保持着屈赋慷慨悲歌、激愤哀怨的情感格调。在艺术形式上，柳宗元发展了屈赋的比兴手法，创立了一种熔辞赋、寓言、杂文于一体的新型讽刺赋，对赋体形式的革新和辞赋体物抒情方式的丰富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足以使柳宗元成为自宋玉之后能把屈赋真正学到家的“骚学独擅”者。
关键词 柳宗元 屈赋 继承 发展
一
文学是人学。风格即人。大师们如是说。因此，一个作家要学习另一个作家的风格，首先就必须学习他的为人，他的立身行事，他的道德情操，等等。柳宗元的学屈，正是首先抓住了学习屈原的人格、志趣这一基本点。他首先把屈原当作一个为君为国忠心耿耿、刚正不阿，为理想事业奋斗不息、百折不挠的榜样来学习。柳宗元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所欣赏的正是屈原这种忠贞不贰的品质。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1〕， 主张“以忠孝为干橹，以信义为封殖”〔2〕。 他之所以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并且在斗争中“不顾虑以周图”、“谗妬构而不戒”， 其动机也是“欲操术以致忠”〔3〕，“理亡国之刓弊， 愈膏肓之患难”，“佐荒淫为圣主，保夭寿以长年”〔4〕。在阅读古书时， 他常常是“睹直道守节者即壮之”〔5〕。他的“三吊古文”， 就是基于这一情感而写的对古代忠臣节士的颂赞，“敬吊忠甫”，是它们共同的主题，元人祝尧说“子厚三吊古文皆本于骚”〔6〕， 这不只是谓其形式上的运用骚体，而更重要的是颂忠壮节这一内在精神与屈赋的神似。而在古代的忠臣节士中，他最敬慕的就是屈原。因此他的《吊屈原文》写得最为情真意挚，凄恻感人。他热情赞扬了屈原在那个“牝鸡咿
兮孤雄束咮”的黑暗年代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唯道是就”的“凛凛”正气。因此当别人对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妄加非议时，只有他能表示理解。他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志趣与追求，既不是“利”，也不是“达”，而是忠于楚王的“道”和“义”，是对楚怀王的“悃愊”之诚、“不贰”之忠，是不忍立视楚国“颠坠”灭亡的爱国热肠。
在《吊苌弘文》中，他又借对周灵王时的忠臣苌弘的吊赞，表达了他自己对李唐王朝的耿耿忠心。文章表示，尽管这个社会的现实是“奸权蒙货兮忠勇以刘”，但他决不“图始而虑末”，“誓不偷以自好”，而要“知不可而愈进”，“谋贞臣与为友”。他还进一步从伯夷、比干等古代“死忠”的“贤者”身上，确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和归宿。贬谪之后，他虽然受尽了精神的折磨，但始终没有忘记“思贡忠于明后”〔7〕。他拿笔作武器，揭露社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 对永贞革新之后的黑暗政治痛加抨击。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既已被黜，不能直接参与朝政，“思报国恩，惟独文章”〔8〕，“沦弃既死，言与不言， 其罪等耳；犹冀能言，有益国事”〔9〕。 他就是要用他那支锋利的笔去暴露现实的黑暗，“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10〕，“传其事以为官戒”〔11〕，从而达到他“报国恩”、“益国事”的目的。这种写作的功利目的，与屈原的结情陈辞、遗夫美人也是相通的。
总之，柳宗元与屈原这种忠于事君、刚正不阿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情操的高度一致，是使他的辞赋与屈赋产生密切联系并形成本质相似点的基础；再加上他生活经历与屈原的惊人相似，使他也具有屈原所抒发的那种激烈深沉的思想感情，因此他的辞赋学骚首先就高出他人一筹。由于他在人格、理想、遭遇、情感等方面都接近了屈原，因此只有他才能对屈原所抒发的那种激愤哀怨的思想感情把握得那么准确，理解得那么透彻。他在《吊屈原文》中说：“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喟叹兮，涣余涕之盈眶。”可见他在贬居的日子里，曾经昼夜与屈原的“遗编”为伴、手捧着它反复吟咏。正因为如此，他对屈赋那种大胆揭露现实抨击“党人”的批判精神，那种慷慨悲凉激愤哀怨的情感格调，以及那种比兴讽谕的艺术手法等，都融会贯通。因此他在自己的创作“参之《离骚》以致其幽”〔12〕时，就自然而然能够“无心而冥会”，能够将屈赋的精神内核和艺术技巧都“渗透到他的文学作品之中，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13〕，从而摆脱了他人学骚“引吭佯悲，极其摹仿”〔14〕的邪道，步入了学其本质精神的正途。
二
别林斯基说过：“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一个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生长自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的代表。”〔15〕屈原正是如此。作为一位大诗人，他从自身的不幸这一角度透视了全社会的苦难和悲哀，暴露了当时楚国黑白颠倒、“阴阳易位”的丑恶现实；作者自己，则往往以受害者和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对这种“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黑暗现实和那些“非俊疑杰”的“党人”进行揭露和抨击。这就使得他的作品打上了深刻的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具有极为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现实性。
柳宗元的辞赋，在思想精神上继承了屈赋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也特别善于象屈原那样通过抒发自己胸中的愤懑来控诉那个“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16〕的上层统治集团，揭露当时“视白成黑颠倒妍媸”〔17〕的黑暗政治，猛烈抨击朝中的巨宦权奸“食君之禄不畏厚兮悼得位之不昌”〔18〕的罪行和他们“幽形肩毒兮阴险诡异”〔19〕的天性，并真实地反映当时人情世态的炎凉与丑恶。柳宗元的政治观与屈原大致一样，非常注重人材的作用，主张举贤授能，认为“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20〕。正因为如此，他参加了以“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21〕的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可他们这些有匡扶辅弼之才的贤哲却恰恰败倒在那些无才无德的佞幸小人手下，受尽他们的迫害与折磨。因此柳宗元对这些“谗贤协恶”、“导君以谀”〔22〕的巨宦权奸嫉之若仇，恨之入骨，他在辞赋中对黑暗政治的揭露，便也集中表现在对那些反对革新的保守派以及朝中的各种奸佞之臣进行猛烈的抨击上。他的“十骚”及《起废答》、《答问》、《愚奚对》等作品，篇篇都是讨伐其政敌的战斗檄文，篇篇都是掷向各种奸佞宵小之徒的“匕首”和“投枪”。
《骂尸虫文》是他斥骂得最痛快淋漓的一篇。赋中对道士所说处人腹中的尸虫“伺人隐微失误辄籍记，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谗于帝以求飨”的卑劣阴险行径义愤填膺地骂道：
来，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阴幽诡侧而寓乎人，以贼厥灵。膏肓是处兮，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导人为非；冥持札牍，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危；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求味己口，胡人之恤！……这哪里是骂尸虫，分明是在愤怒声讨那些专靠告黑状以捞取资本往上爬的奸佞小人。唐宪宗时的权阉都是靠“伺人隐微失误”、镇压革新人士而发迹变泰的，此赋盖为此而发。
此外，《宥蝮蛇文》借宥放“志蕲害物”的蝮蛇之题发挥，嘲笑那些“阴妒潜狙”、“贼害无辜”的阴险小人的可怜与可悲，并指出他们“必死”的结局。《诉螭文》以控诉“害江湄”的“怪螭”之名，鞭挞那些“膏血是利私自肥”、“妖猾下民使颠危”的吸血鬼和巧取豪夺之徒。《辨伏神文》从自己患病买了假药生发开去，提醒人们警惕“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讽刺那些表面冠冤堂皇占踞显位、实则腹内空空无才无学的欺世盗名之徒。《斩曲几文》以“斩曲几”来表达作者崇尚正直、憎恨诡曲的思想。《憎王孙文》则直接影射中唐革新派与保护派的政治斗争，作者借猿与王孙这两种品德、习性都截然两样的形象，肯定并讴歌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革新派人士“仁慈孝让”、“惟德是效”的优秀品质，指斥他们的政敌就象“跳踉叫嚣”的王孙一样，恃强逞暴，“排斗善类”，并指控了他们“盗取民食”、“毁成败实”、致使“居民怨苦兮号穹旻”的罪行。着眼于人民的利益，对那些吞食民脂民膏的统治者予以揭露和鞭挞，这是柳宗无创作的一个重要倾向。这种倾向与他“以生人为主”的政治思想息息相通，同时也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思想感情一脉相承。
如果说以上作品对恶势力的挞伐主要采取的是直辞指斥的方式，近于所谓怒骂的话；他的另一类作品好《愚溪对》、《对贺者》、《答问》、《起废答》、《乞巧文》等，则又主要以反言见意的方式予以嘲讽，近于嬉笑。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都以“愚者”自居，以自己“懵夫屈伸去就”的“愚陋”和那些“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进行对比，从而淋漓尽致地暴露并讽刺了那些靠投机取巧钻营求利而得势者的种种伎俩与丑态，尽情痛击了当时贤愚莫辨、忠奸颠倒的腐败政治。在《乞巧文》中，作者以仿效妇女的七夕巧作引子，通过描写自己刚正不阿而不容于世、“进退唯辱”的“大拙”，嘲讽那些“变形循势，射利抵
”的无耻“巧夫”，并由此展开对上层社会巧伪的人情世态、攀龙附凤、谄事权门、苟合取容、炫耀华词等诸般丑态的讽刺性刻画，对当时“世途昏险，拟步如漆”的黑暗政治也予以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最后，作者借天孙的口表示，他“宁辱不贵，自适其宜”，即使“贬名绝命”，也决不与“巧夫”们同流合污。文以“乞巧”始，却以“抱拙终身，以死谁惕”结，可见他的“乞巧”，实际上只是“借一‘巧’字，痛骂一场”〔23〕。其意旨与《卜居》的“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实乃同一机杼。《起废答》则以两个平时不齿于人的废物——“蹶浮图”和“病颡之驹”，因偶然的巧遇而一夜之间走红受宠的寓言故事，反衬作者自己的“一废不复”。但作者好象并无怨尤，而是很豁达地向人解释自己不能复起的原因，云云。但透过这些皮里阳秋的文字，我们却不难悟出：当时朝中那些突然煊赫、红得发紫的人物，原来也不过是些碰上好运气的废物而已！
三
作为一个以“国富强而法立”为志的“贞臣”，屈原在被流放之后目睹当时楚国“众芳芜秽”、“民生多艰”以及“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黑暗现实，想起自己“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的悲惨境遇，他常常是“太息”连声，“侘傺”不已，“忧与愁其相接”，甚至常常“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但他又决不肯变节从俗。为了坚持自己“好修”、“端直”、“内美”的人格与操守，他“宁溘死以流亡”，“虽九死其犹未悔”。因此，凄怆，哀愁，激昂，悲壮，“长于言幽怨之情”〔24〕，“歌之抑扬，涕泪满襟”〔25〕，等等，便构成了屈赋的情感基调和独特风格。它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天悯人之词，是诗人怀抱忠君报国之诚而又备受排挤屡遭打击、眼看楚国国将不国而自己又无可奈何之时发出的“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26〕。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那么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能使百世之下的读者无不受到感染，产生共鸣，得到陶冶。鉴于此，朱熹对后世之学骚者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27〕虽然朱熹出于对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的非议，对柳宗元的学骚之作亦有微词，但我们认为那是不公正的。柳宗元的辞赋，正是出于与屈原完全一致的悲天悯人之心而创作出来的悲天悯人之词。因此，倒是严羽比较公允地看到了柳宗元辞赋与屈赋情志、情调的相似点，认为“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28〕。事实正是如此。与屈原相似的报国理想与悲剧遭遇，使他与屈原心有灵犀，因此他“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29〕。正是从《离骚》（泛指屈赋）中他找到了自己与这位千载之前的伟人在感情上的共通点，也找到了表达这种感情的方式：“长吟哀歌，舒泄幽郁”〔30〕。他要求自己的创作要“哀如屈原”〔31〕。因此他的作品，特别是他“蕴骚人之郁悼”〔32〕而写的抒情写志的辞赋作品，明显地染上了屈赋那种呼天抢地、慷慨悲歌的色彩，而与朱熹所批评的那些“宏衍巨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33〕迥然异趣。他的《惩咎赋》、《闵生赋》、《囚山赋》等作品，简直可以看成《九章》的续篇。它们或抒发哀怨，剖白衷曲；或慨叹现实，表明立场。写出了他的理想、追求、奋斗与失败，写出了他愤懑、幽怨、苦闷、凄楚的真情实感，也写出了他不屈不挠、九死未悔的坚贞节操，明显地继承了屈赋慷慨陈情的传统，表现出与屈赋一脉相承的哀怨、悲壮的情调和风貌。特别是《囚山赋》，写他被拘囚在永州非人所居的深山牢宠之中的极度痛楚和迫切希望出山而不可得的深沉悲哀，格调低昂悲壮，感情激愤哀惋，真能使“览之发者为之凄恻”〔34〕。
柳宗元那类近于嬉笑的赋作，则又以故作旷达、安于现状的语气出之。表面看来，作者似乎感到安逸、满足，毫无怨言。然而，正如作者自己在《对贺者》中所说：“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可见这些作品在表面平静的背后隐藏着火山一般的愤怒与不平。它们的构思、立意与格调，也显然是承《卜居》、《渔父》一脉而来。
自己个人的不幸固然可哀，但对于想干一番“辅时及物”、“利安元元”之大事业的柳宗元来说，更可哀的还是国家和人民的不幸。因此他哀伤得更深沉的，是“斯民之增劳”〔35〕，是“吾党之不淑”〔36〕，是“骐骥之弃辱兮驽骀以为骋，玄虬蹶泥兮畏避蛙黾”〔37〕这种反常的政治。然而，柳宗元的悲哀还远不止此。在《闵生赋》中，他由自己的不幸、“吾党”的不幸，斯民的不幸；进而联想到了重华野死、屈子沉渊，悟出了“古固有此极愤”之理，从而大大深化了作品“闵生”的主题。
正因为柳宗元所哀伤的并不只是他一己的不幸，而更多的是“巨川将溃”、“大厦将崩”〔38〕的社会危机。因此素以“拯厥兆庶，绥乎社稷”〔40〕为志的柳宗元，也同屈原一样，并没有因遭受挫折而一蹶不振，悲观消沉；更没有改变初衷，服罪认输。他多次表示：
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感轗轲。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40〕知徒善而革非兮，又何惧乎今之人？〔41〕
这与屈原的“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是何其相似！这种为理想事业而矻矻追求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这种坚贞的节操，不屈的灵魂，不正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光大么？
总之，柳宗元的辞赋，大多笼罩着一种深深的哀伤氛围。这种哀伤，是对那个“奸权蒙货兮忠勇以刘”的时代的哀，是对“言不信而莫余白”的社会的哀，也是壮士被缚壮志莫酬的哀，是正义和崇高的东西被摧毁的哀。而且这种哀是与作者那种为了正义的理想事业宁肯终老穷荒也决不变心从俗的坚强意志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们也同屈赋一样，在令读者凄恻的同时，也让读者感到崇高，具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壮美。柳宗元辞赋在情感格调上与屈赋的神似，又使他远远超出了那些无病呻吟的学步效颦者，成为一个“独步骚坛”〔42〕的翘楚。
四
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发展创造，主要表现在对比兴手法的运用和赋体形式的革新上。
比兴，作为一种艺术手法，主要指寄情于物，托物以讽。但这种艺术手法往往是和讽喻之旨寄托之义联系在一起的。如刘勰继承王逸的观点，解释屈赋的“比兴之义”，即为“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43〕；他批评汉大赋“兴义销亡”，也主要是指它的“讽刺之道丧”〔44〕。因此，“风”“骚”并称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丰碑，主要就在于它们这种“讽兼比兴”、敢于揭露黑暗现实批评不良政治的优良传统。在这一点上，柳宗元辞赋正是屈赋的杰出继承者。他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比兴特征，认为“比兴者流”即文学作品的指归是“导扬讽谕”〔45〕。他称赞沈起的作品“博我以风赋比兴之旨”，“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宝甚厚”〔46〕。实际上，这正是他自己的创作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也是他自己的诗文和辞赋创作的一大特点。从讽谕和比兴的认识出发，他创作了一系列寓言式杂文，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寓言形象。就辞赋而言，他的“十骚”及《瓶赋》、《牛赋》、《起废答》等作品，都是体物写志、讽兼比兴的典范。
但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言，柳宗元这些作品的比兴与屈赋的比兴是有所不同的。屈赋的比兴，往往是借众多生活中常见的足以引起美感或丑感的事物，如香草、美玉，或恶禽、臭物等，组成一个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比兴体系，以寄寓作者彰善瘅恶的象征意义。因此在屈赋中，本体和喻体都同时出现（就整篇作品而言），它更近似于刘勰所谓“环譬以托讽”〔47〕的“兴”，即通过反复曲折的托物比喻以寄托其讽谕之旨。而柳赋的比兴，则更近于刘勰所谓“蓄愤以斥言”的“比”〔48〕；或者更确切些说，它很近似于比喻中的暗喻。它侧重在“寓”，即完全以物代人，因而往往通篇作品都只有喻体，没有本体。他常常在一篇作品中只取喻一种事物或互为对比的两种事物，着重向纵深开掘，以发掘其类似于人的品质，寄寓其美刺褒贬之意。因此，柳宗元这些托物以讽的赋作，实际上是一种咏物赋。这种咏物赋以屈原的《橘颂》为其先声。但就题材的性质或取喻的对象言，柳宗元的咏物赋同于《橘颂》的只有《瓶赋》和《牛赋》。而他的《骂尸虫》、《宥蝮蛇》、《憎王孙》等“文”及《起废答》等作品，都取材于迷信传说，或生活中没有、也不必有的事物，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寓言性质的题材。柳宗元运用这些寓言题材，以讽刺喜剧的手法，塑造了一批品行似人的寓言形象，如专告黑状的政治暗探“尸虫”，“阴妒潜狙”的“蝮蛇”，“幽形扇毒”的“毕方”，因侥幸而走红的废物“病颡之驹”，等等。柳宗元把这些寓言题材引入辞赋，并加以精心雕刻，从而大大拓宽了辞赋的题材范围，丰富了辞赋的艺术形象和表现技巧。再就他们所表现的内容、作者的态度、作品的客观效果而言，它们又与鲁迅所谓类似于“匕首”和“投枪”的杂文毫无二致。因此，柳宗元的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咏物赋、寓言、杂文三位一体的东西；或者说，它们是柳宗元运用辞赋的形式，以咏物的手法，寓言的题材的写的一组有韵的杂文。这种作品在屈赋中是看不到的。《卜居》、《渔父》虽可以说是杂文的胚芽（不是滥觞），但它们既没有用寓言性题材，也没有用咏物的手法。因此，柳宗元的这些咏物赋，实际上是他祖法屈赋的比兴传统而又加以发展创造的结果，是柳宗元对屈赋发展创新的突出表现。这是一种容量极大、战斗性极强的全新的辞赋，是柳宗元对辞赋艺术发展变化的一大创造和贡献。自他之后，这种咏物式的讽刺小赋迅速发展，到晚唐时达到创作的高峰，产生了大量刺世嫉邪的短制佳构。元人袁桷曾说：“赋有三变：自后汉之变为初，柳子厚之赋为第二，苏、黄为第三。”〔49〕仅从讽刺小赋的创立而论，柳宗元也是当之无愧的。
柳宗元既注重从内在精神上学习屈赋，因此他的辞赋在形式上对屈赋因袭模拟少，而发展创新多，真正做到了韩愈所说的“能自树立不因循”，“惟古于词必己出”。他既能取熔屈赋，又能博采众长，因而别开生面，不象其它拙劣的学骚者那样机械模仿。在他的30余首赋作中，只有《天对》仿效《天问》的四言句式和那种古奥的语言，此外真正的骚体赋只有古赋中的《佩韦》、《解祟》、《惩咎》、《闵生》、《梦归》、《囚山》六赋和《招海贾文》、“三吊古文”；而且这些作品虽然用的是骚赋的句式，但在表现手法方面，又与屈赋多有不同。如果我们将柳宗元的《惩咎赋》与屈原的《涉江》作一比较（赋长不录），便不难发现，虽然同样是描写自己的美好理想、人格，以及这种理想、人格在现实中被毁灭的悲剧遭遇，屈赋着重以“奇服”、玉饰以及“青虬白螭”、“高驰不顾”等瑰丽的想象来予以比兴象征，显示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柳赋则主要以凝重、峻洁的语言直抒胸臆，句句写实，字字言情，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特征。柳宗元其他抒情短赋与屈赋艺术风貌的不同，也大致如此。
至于他的“十骚”，则更应如刘克庄所言：“虽托名曰‘骚’，然无一字一句与骚相犯。”〔50〕《柳河东集》的编辑者刘禹锡大概也是由于看到了这10首赋在思想精神上与楚骚的一脉相承而把它们别为一卷，并命名为“骚”的。这10首赋在形式上十分活泼。就句式言，它们以四言诗体赋为主，杂以五言、六言、七言。《憎王孙文》的韵文部分是骚体，但句式变化多端，自一言至七言不等。又柳宗元这一时期受佛教影响较大，读了不少佛经，因此这10首赋除《招海贾文》、《斩曲几文》外，其余都模仿佛经先述其义，后作偈语的结构形式，在正文之前都有序文。序用散体，赋用韵文；序文主要交待写作缘起，大多是讲一个生动的故事或传说，正文则就此展开评论，予以抑扬。这样韵散结合，相得益彰，从而大大增强了辞赋作为一种抒情文学的生动性与趣味性，避免了自汉以来辞赋纯铺张扬厉以写物或搜肠括肚以言情的枯燥呆板之弊。但也偶有序与正文意思重复之处，是其微瑕。再就表达方式和技巧的借鉴而言，则更是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如《乞巧文》主要吸收了奏章的写法，而以柳子向天孙“乞巧”为其结构框架，正文部分也以描写为主，且多反语，从而使作品更加活泼有趣。《骂尸虫文》、《宥蝮蛇文》的正文部分主要借鉴了《左传》、《战国策》中所载说客的谴责性外交辞令和后世檄文的写法，而又以诙谐讽刺的手段描摹物态，刻画形象，从而使作品的形象性和趣味性大大增强。《招海贾文》脱胎于屈原的《招魂》，但摈弃了那种四方上下的旧套，代之以海阔、兽猛、氓蛮、水险、石怪、泊广等险恶景象，构思与表达方式都较新颖。所有这些，都足以见出这10首赋在形式上并没有为屈赋所囿，而是别开生面，表现出极强的创造性与灵活性。
注释：
〔1〕《寄许京兆孟容书》。
〔2〕〔4〕〔20〕〔38〕〔39〕《愈膏肓疾赋》。
〔3〕〔16〕〔36〕〔40〕《惩咎赋》。
〔5〕〔7〕《佩韦赋》。
〔6〕《古赋辨体》卷十《吊乐毅文》。
〔8〕《献平淮夷雅表》。
〔9〕《唐饶歌鼓吹曲十二篇序》。
〔10〕《捕蛇者说》。
〔11〕《种树郭橐驼传》。
〔12〕《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3〕北大版《比较文学译文集》第38页。
〔14〕〔23〕林纾《柳文研究法》。
〔15〕转引自武尔贡《苏联的诗歌》。
〔17〕《瓶赋》。
〔18〕《吊屈原文》。
〔19〕《逐毕方文》。
〔21〕柳宗元《故尚书户部侍朗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
〔22〕《梁丘据赞》。
〔24〕程廷祚《清溪集》卷三《骚赋论上》。
〔25〕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十一。
〔26〕〔27〕〔33〕朱熹《楚辞后语·目录》。
〔28〕《沧浪诗话·诗评》。
〔29〕《游南亭夜还序志七十韵》。
〔30〕《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
〔32〕〔34〕《旧唐书·柳宗元传》。
〔31〕《与扬京兆凭书》。
〔35〕《囚山赋》。
〔37〕〔41〕《闵生赋》。
〔42〕《历代古人像赞》。
〔43〕〔44〕〔47〕〔48〕《文心雕龙·辨骚》、《比兴》。
〔45〕《书扬评事文集后序》。
〔46〕《答贡士沈起书》。
〔49〕《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答高舜元问》。
〔5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答陈卓然书》。